浩然:我是受了伤的文艺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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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我是受了伤的文艺战士


曹鸿涛 

    
 
    1998年,因为一篇《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访谈,浩然受到来自各界的批评和质疑。
    如今,浩然先生已经作古,他更是再也不能说清楚自己了。就在各地作家纷纷缅怀浩然的同时,十年前的那场“浩然现象”之争,也再次被重提。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对浩然的评价和批评,仍纠缠在那些旧事上。作为一名作家,浩然并没有在这些批评声中获得客观的评价和有效的发现。面对这些想当然的批评和猜测,浩然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应该是心怀遗憾的。
    诚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不能遵循古训中“死者为大”的道德常理。但迄今为止对浩然的各种评价,要么是因为时代原因的全盘否定,要么是春秋笔法式隔靴搔痒地赞扬其为人,却很少能涉及其作品本身的气质与价值。正是因此,浩然作品的意义及其对当下文坛的启示,一直都被遮蔽和误解着。
    浩然在1998年要说清楚自己,后来他的观点被归纳为3条:(1)迄今为止,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2)我认为我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3)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这3条成为他后来广受批评的理由,而几乎所有的批评都将浩然在“文革”中受到的礼遇作为理由,认为他应该就此为自己的作品忏悔。
    就在浩然去世当天,笔者与他生前的好友、《北京晚报》原副总编李凤祥通了一个很长的电话。谈到1998年那次批评界对浩然的讨伐,李凤祥说,批评浩然的人,几乎都是并不认识他、和他也没有过接触的人,批评都是基于对那段历史的想当然。李凤祥从1971年开始与浩然熟识,交往30余年,对于当年的许多事情,他都是见证者。他向笔者讲述了“浩然要当文化部副部长”传言事件始末和浩然在“文革”中为保护北京作家所做的努力。
    重述这段历史,了解事实真相,对于我们调整批评的姿态有着积极的意义。也许仅从“文革”时期的创作看,浩然确实有“献媚”的嫌疑;但若是纵观浩然毕生的创作和他在作品中的立场,不难看出,他确实始终站在农民的角度,以一个农民作家的姿态在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称自己的作品“完全是出于我的创作冲动和激情”,并不为过。诚然,对于浩然作品中表达出来的思想,我们需要一分为二地看,但就创作激情的真实性来说,所有读过《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读者都会明白,是毋庸置疑的。
    面对批评,浩然曾分辩说:“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在1998年的那篇访谈中,浩然称自己是一个“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曾被误解为是对自己的吹捧。事实上,这样的批评是对其谈话断章取义的误读。从整篇访谈中不难看出,浩然所谓的“奇迹”,实际上指的是整个农民阶级翻身解放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
    在今天看来,这样的阶级情感也许有些不切实际,但对于浩然来说,这种感情无疑是真实的,强烈的,在建国初期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否则,他的许多作品也不可能在那个年代获得那么多的读者,甚至被称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作家。评论家白烨说,浩然是五六十年代作家的代表。
    历史已成云烟散去,迄今也没有谁准确说出浩然在“文革”中做过哪些错事,所谓“器重”和“礼遇”并不能构成我们要求他忏悔的理由。这一点可以用他在70年代末期之后30年内的作品来印证——如果浩然天生是个见风使舵、善于应景的作家,他不可能在近30多年的时间里仍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并在生活上始终保持着与农民和土地的亲近。当诸多农民作家都在转型写作其他题材作品的时候,他的目光仍停留在农民身上。
    浩然作为一名作家,一生坚持自己的立场,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始终都保持着独立的自我,这一点是值得今天每一个作家深思和学习的。那些义正词严地批判浩然“献媚”的作家们,今天同样在向商品社会和浮躁现实献媚,他们作为作家的独立性,已无从说起了。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0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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