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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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之十)


何 新 

    
                                       三

    论投资效益递减规律。
    投资效益递减规律,是市场经济中又一个极重要的规律。
    人们一般总是认为,投资与收益会按相同比例增加。即生产(投资—生产力)规模越大,收益也会成比例地增长。
    但经济学家早就观察到,经济收益与生产投入并不能永远保持同比例的正增长,相反,在任何一个经济领域中,当投入扩大到某一点时,增益将逐渐停止增长,甚至发生衰减。这就是效益递减规律。
    17世纪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1768年)曾以农业中的这样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个规律:
    “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如果添加一个劳动力,农产品产量就会提高。而若增加第二个、第三个劳动力,还会使产量增加一倍、两倍,甚至增加四倍或十倍。产品产量增加的比例,会大于投资增加的比例”。
    但产量增加的比例将会达到一个最大限度。当达到这一限度后,如果我们继续增加投资,产品产量也会增加,但增加量会减少,而且总是越来越少。直到这样一点:“无论投资如何增加,都不会使农产品产量有任何大的提高了。”
    也就是说,杜尔哥发现,农业中的产量,可以随劳力投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但这种增长是有一个极限的。他描述了农产品产量先是递增,进而达到最大值,然后增量减少的变动规律。这就是“效益递减”规律;投资效益并不随投资规模的盲目扩大而递增,而是在达到某一临界点后,收益遭减。
    这里要注意:收益递减,是投入达到相当规模后才生效的。在此之前,收益与投入成正比关系(即规模愈大,增益愈大)。
    我个人认为,农业学大寨运动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无视了农业中的这一规律:盲目在有限土地上投入巨大人力,导致经济效益递减。
    现代经济学家从无数的经济事实中,再次确定了这一规律的存在。现代经济学家把产量随投入增加所能达到顶峰点,称作“边际产量”。
    对于一定规模的有限市场,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大,收益(利润)的增长在达到一个峰值(边际收益)后,将趋于衰减,直到接近于0。如果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已趋近于零位,而资本投人仍在增长的话,那么这个部门的利润率就会越过零位而继续下滑,成为负数,——这不仅表明这个生产部门,已对市场发生过剩,而且意味着将有企业由于无利可图,而在这个市场领域中破产。
    人口危机问题的实质,也与效益递减规律有关。马尔萨斯捕述了人口按几何级数倍增,而消费品(资源)按算术级数线性增长的“收益递减”。后来人类技术水平的提高,开拓了新的资源,因此使这个规律被遏制。
    但是在当代条件下,人类正面临新的人口危机。因为尽管新技术是集约或拓展资源的,但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力提高,在规模上又是更大程度地消耗资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在一个有限的资源系统内,无限增长的人口,终将导致可用资源的相对缩小。
    对于市场有限性的规律,新古典经济学家由于相信萨伊定律,是不承认的。但对于效益递减规律,他们却是承认的。对这个规律,萨缪尔森《经济学》曾作如下表述:
    “收益递减规律:相对于其他不变投入而言,在一定的技术水平,增加某些投入将使总产出增加。但在达到某一点之后,增加相同的投人,而增益的产出会越来越少。”
    也就是说,生产力与经济效益并非总有正比例的关系——不是生产力愈高,经济效益愈高。而是在生产力达到某一水平后,生产力的再投入,将不导致更高水平的产出。
    为什么市场经济中会发生收益递减规律呢?新古典派经济学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在市场经济中,发生效益递减、利润递减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市场有限:
    在讨论市场有限规律时,我曾指出香烟行业的例子:在市场约束下,香烟业生产力的递增,反而导致各厂家利润水平和效益的下降。这正是效益递减规律的一个事例。
    由于市场未能随生产力的增长同步增长,必然造成投入增加,市场相对缩小,因而投资效益递减。以致投入愈高,效益愈低。这表明市场有限性是造成投资效益递减的原因之一。
    既然市场是有限的,因为人们的货币是有限的,因而购买力是有限的。那么国家是否可以通过多发行货币,创造出足够巨大的市场购买力,使得新投资所创造的新产品,能够被市场无限扩大而吸收?
    这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老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早有答案,而答案是否定的:不能!政府可以创造货币(资金)——但政府不能创造自然资源。在一个资源有限的经济系统中,货币投入的盲目扩张,会对有限资源造成高度紧张的压力,使得资源昂贵化。直到消费者难以承受,直到生产部门无利可图,从而使生产进程被破坏,经济循环被中断——即爆发经济危机。
    这里还特别要指出,投资盲目扩增,将造成“乘数效应’;即初始投资每增长1%,连带刺激引起的投资需求将以几何级数(即2,4,8,16,32……%)倍增。将使有限的资源和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不再能承受,最终将酿成以倍数升级的通货膨胀(奔马式膨胀),而导致重大危机。

                                      四

    相对成本递增规律。
    生产力的快速增长,依赖于资源及基础设施供给能力的增长,有经济学家曾指出:存在这样一种倍增比例关系,生产力每增长1%,则资源及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应该增长2%以上。
    但事实上,情况往往相反:生产力增长的速度,总是远高于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供给能力的增长速度。因此一般来说,随生产力规模的不断扩大,一方面市场空间相对缩小,导致利润下降。另一方面,经济规模扩大,又导致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不足,从而导致商品价格上升,最终因生产成本上升侵蚀利润,使经济效益下降。这一事实反映了市场经济中的第三规律:相对成本递增规律。
    亚当•斯密叙述过如下的事例:
    “每年原来只需要1000吨鱼的市场,如扩大到需要10000吨鱼,那么,为供给此市场而增加的劳动量,也要超过10倍,否则就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因此劳力的价格(工资)、捕鱼工具的价格都将比以前大大提高。鱼的真实价格,也会因成本上升而上升了。”
    相对成本递增规律是收益递减规律的一种逆表述。“实际上,收益和成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随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收入中成本将递增。在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后,成本增长的速度将快于利润增长的速度,致使生产者无利可图,导致投资困难而引发经济危机。“工资侵蚀利润”,正是相对成本递增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
    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是劳力、资源、技术。如果三者能无限供给,则市场经济将永远能正常保持流动。然而事实是,这三者都是有限物。并且这三大要素的增长速度(除劳力外),总是慢于生产力(投资的增长)。这就是在经济中相对成本递增规律发生作用的原因。
    19世纪,西方工业国在本国经济发展中都遭遇到这一问题。当时它们用掠取海外殖民地,即寻觅新的廉价资源和市场的办法解决这一经济增长中的难题。
    然而在20世纪,殖民地先后独立。后来在世界各国普遍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进程中,世界现有资源,已愈来愈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国际工业生产力的需求?
    这就导致了国际间经济资源(包括市场)日益相对昂贵化,并导致国际间工业利润率下降。这是当前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原因,也是各国当今普遍遭遇的一个重大难题。
    近年亚太经济高速发展的秘密,关键在于中国人力储备的充裕和中国原来国家控制下资源的解放。这种解放促成了中国经济十年来的较高速成长,并带动了环绕中国的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黄金时代终会结束。一方面中国国内资源对于高速成长中的经济现已呈现明显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已使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劳力价格日益昂贵化。
    我国经济所面临的最大凼境,是欲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而国内资源和技术不足。
    当我们试图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寻觅国际能源和技术时,由于中国经济能力、特别是出口能力的增长,会侵夺其他工业国的市场,因而这一目标与发达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相抵触。因此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必然会不断遭受发达国家的挤迫和打压。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试图以国际资源弥补本国资源的不足,资本品(包括能源)进口需求的扩大,又将导致外汇需求的扩大和价格上升。从而导致本国货币贬值:这将成为刺激国内通货膨胀的又一因素。
    自然,如果推进经济增长的资源和技术要素,具有无限供给的可能,随取随有,成本递增规律就不会发生作用。但事实是,在任何市场中,经济要素的供给可能性都是有限的。因此投资过大造成的需求扩大,终将导致它们的供给价格上升和成本上涨。
    当成本上涨超过利润的上涨时,效益递减规律就一定会发生作用。
    成本递增和效益递降规律发生作用,可以有多种表现形态。通货膨胀形势恶化是初期的症状,最根本的威胁是会打击生产进程,导致经济危机。
    当前,在我国经济中,所谓“经济过热”,其实质就是由于成本递增规律在起作用。在基本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方面,供给能力趋于极限,供不应求。因而价格节节上涨。并因此推动产品成本上涨,劳力价格上涨和物价上涨。(导致成本推动通货膨胀)
    就当前整个世界经济看,当代面临的所谓地球资源有限性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等,归根结底也就是各国经济,目前都普遍面临着一个在经济中相对成本也在不断提升的问题。

                                      五

    我国国民经济中实际存在的收益递减和成本递增现象。
    据我观察,收益递减和成本递增规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均已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以下是我近年所做的一些调查:
    表一:安徽滁县水稻产量与投入资金关系表
                            1980年 1990年  增长率(%)
    水稻亩产量(斤)         500    1000      100
    每亩投入资金             35      110      214
    从上表可以看出,10年间,每亩水稻的生产资金投入增长两倍以上,而水稻产出仅增长一倍。产出没有随着投入的增长而相应成比例增长。 
    表二:黑龙江友谊农场粮豆亩产成本与收益对照表
                                 1980年1990年  增长率(%)
    粮豆每亩综合成本(元)        31      98      216
    亩产量(公斤)                121     175     44.6
    每亩收益(元)                43      123     186
    从上表可以看出,粮豆每亩综合成本1990年较之1980年增长216%,而每亩产量仅增长了44.6%,每亩收益增长仅为186%。投入要素的增长率大大高于产出要素的增长率。
    表三:哈尔滨某电机厂销售收入,成本与利润增长情况表
                 1980年 1992年  增长率(%)
销售收入(万元)  10000  40000     300
销售成本(万元)  4000   24000     500
销售利润(万元)  3000   1000       -66.7
    从上表可以看出,企业销售收入1992年和1980年相比增长了300%,成本则增长了500%,而销售利润反而下降了66.7%。有人可能说这只是一个工厂的特殊例子,不能代表其他企业的情况。下面我们把全国预算内工业生产企业的几个数字列示如下:
    表四:全国预算内工业生产企业有关指标比较表(单位:元)
                           1980年  1990年  增长率(%)  平均年增长%
每百元销售收入的销售成本     72.3     86.1      19.1          1.76
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的利润     72.3     2.7       -83.8         -16.6
    (资料来源:国营企业财务统计资料1980年、1990年)
    从表中可以看出,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每百元销售收入中的销售成本,在1980年至1990年的10年中,约增长了19%,平均每年增长176%,而每年销售收人实现的利润,则呈下降趋势,总降率约为83%,平均年下降约16%。这是国营工业中已非常典型地存在成本递增和效益递降规律的例证。

                                       六

    为什么中国民间储蓄不是市场的有效需求?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不存在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因为民间存在大量的货币储蓄。这种说法典型地表明了我国某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无知。
    韩国前国家银行行长,被称为韩国经济复兴设计师的经济学家朴圣相在一本书中曾讨论过类似的问题。他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是对创造供给的投资项目,存在着巨大的资金需求。在我主持编辑韩国第一个投入产出表(1960年)之后,头脑中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以发放货币带动投资刺激需求,这个投入——产出分析的主要原则,是否适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
    随着疑问的增加,我回忆起了凯恩斯对于‘萨伊定律——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观点的批评。
    进入我脑际的另一个疑问,是关于‘储蓄即是投资’这个等式。显然,这个等式对于持有国际硬通货的发达工业国是成立的。一般说来,只要能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工业化国家储蓄的货币,就能够在国内外市场上购买到资本品。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上述情况不可能实现。与发达国家相反,发展中国的国内货币并不是资本,除非它能在周际市场‘换回’实物资本设备。
    韩国的经济经历表明,储蓄的货币并不能被用于购买资本品,因为国内当时还生产不出足够的资本品。外汇的短缺又给韩国经济计划中需要资本的项目带来了困难。发展中国家需要考虑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使账面上的货币资产转化为实物资产。
    发展中国家生产资本品的能力很小,至少在其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是如此。因此,工业化国家货币收入中的资本硬通货,同非工业化、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软通货是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以当地通货形式保存的货币资本,不能作为可投资资源,尤其在积累生产性资本品的过程中更是如此。
    因此,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的原因不是由于低收入导致的低储蓄,而是由于生产资本品的能力有限。(这种缺陷可以通过发展国际贸易得到一些弥补。但进口需求的剧增,则会导致本国币值的急剧下降。)
    我始终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缺乏不是源于储蓄水平的低下,而是因为生产资本品的能力不足。这也许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货币储蓄含义的一种基本差别。就此而论,当代宏观经济学并不适合韩国的实际。”
    遗憾的是,对于以上的道理,中国的一些参与宏观决策的经济学家却根本不懂。我个人相信,韩国经济之所以出现奇迹,首先就是因为它有一批较好的经济学家,敢于根据本国实际蔑视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教条。

                                      七

    论反市场规律的“萨伊定律”。
    尽管以上所讨论的市场规律,似乎是极其直观的,是可以被大量市场经济中的经验事实所印证的。但是,远不是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理解和承认这些简明的规律的。
    例如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基石之一的“萨伊定律”,就是不承认市场有限这个规律存在的。萨伊(1776——1832)是一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自己是亚当•斯密自由主义学说的继承人。
    萨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萨伊定律”,这个定律与我们上面所叙述的市场有限性规律恰恰相反。
    萨伊认为:“市场不是有限的。一种产品一经产出,就能给价值与他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销路。”他提出一个命题:供给自然创造需求。换句话说,需求与供给在市场经济中是自然均衡的。萨伊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自动均衡机制,凼而不需要宏干预。这个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或生产会自行创造销路的命题,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被称为“萨伊定律”。
    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总供给、总需求能够自然实现平衡。这一理论与30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历史不符,更与当代世界市场竞争空前激烈的现实不符。
    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凯恩斯曾以最尖锐的笔调批评过这个伪科学定律。并且正是从这一点上,凯恩斯与新古典学派分道扬镳。
    萨伊理论的根本弱点,就是他否认市场规模有限。他认为市场可以随生产力规模扩大而无限扩大,因此投资无论怎样扩张都不会引发危机。根据萨伊定律,生产力可以脱离市场约束而无限增长。可以说正是萨伊定律,描绘了一个虚构的理想:一个现实经济中不存在的供求自动均衡,一个无危机的自由市场乌托邦。为了追逐这个虚幻的乌托邦,一系列前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民族工业的国内市场,正在沦为西方发达工业国开拓市场空间的依附性经济。
    尽管全部市场经济史——特别是周期发作的工业经济危机,以事实表明“萨伊定律”是荒谬的,但这个定律却构成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石。又通过它的媒介,构成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80年代在美国流行的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其理论也是基于萨伊定律的。里根和布什经济政策的失败,撒切尔经济政策的失败,表明了80年代复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大失败。
    萨伊定律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主要通过新古典学派(如萨缪尔森的著作),市场自动均衡的乌托邦改革思想,深刻地影响了80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
    新古典派的经济学家考虑经济发展时,一个基本假定就是认为市场空间是完备的、无限自由容纳的。因此,他们看不清,也不理解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机制。在不考虑市场容纳度的情况下,他们假定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这个理论,是误导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走上崩溃道路的“休克疗法”的根源。
    近五年来,匈牙利的科尔内改革理论在中国被经济学家广泛推崇:这一理论提出了“短缺经济”这一著名的概念。但这一理论作为新古典理论的一个分支是不懂上述经济规律的。
    多年来,按照这一理论进行“改革”的匈牙利经济已经失败,以1992年憎况与1980年相比较:匈牙利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水平12年来下降10%,投资率减少30%,工业总产值下降33%,农业也处在危机中。(匈牙利《人民自由报》1992年12月24日文,见《参考资料》1993年1月28日,13页、58页)这正是一个坏理论会引导经济愈搞愈坏,致使国家和人民陷入困境的实例。
    (1993年2月5日)

                               第四十篇  关于滞胀

    传统之价格理论,认为物价是流通货币量之表现。流通货币量增多,总需求扩张,价格上涨。
    流通货币量减少,总需求收缩,价格下跌。
    市场之货币总量,在流通中分解为三部分,一为消费货币量,一为投资货币量。一为储备之货币量,即过剩之流通资本(所谓“流动性过剩”),此即“热钱”之来源。
    在简单市场经济中,人们购买消费品是为了直接消费。投资则是间接消费。
    热钱购买消费品,不是为了消费,而是投资、套利;此即“囤积居奇”。期货交易的本质就是囤积居奇。因此在现代资本市场(而非消费市场)经济中,本质上不是消费需求决定价格,而是资本供求决定价格。
    理解这一原理,才可以解释所谓滞胀现象。
    传统观点认为,总需求(投资与消费)决定价格指数,两者成正比。总需求愈高,物价愈高。总需求收缩(经济停滞),则物价下降。但是在现代经济中还有一种情况,即总需求收缩(经济停滞,生产能力过剩),而物价仍持续上涨。目前世界经济、中国经济中都发生这种情况。原因就是价格水平并非由简单货币供求关系,而是由流动过剩资本转入基础商品(能源、粮食)投资的期货炒作所带动,导致物价普遍上涨。
                                      (2008年3月 10日记)

                             附录  实用经济学大纲

    什么是经济学?
    古汉语“经济”一词源自《晋书》:“阐敷王教,经济远略。”隋王通《文中子 礼乐篇》:“经济之道”,其义为“经邦济时”(《大唐创业起居录》)。
    经济学,英语之经济economy源于希腊文economy,economical,其语源为“家政”,料理家政生计曰“经济”,故色诺芬尼称经济学为理家之学。
    严复译economy为“计生(生计)学”。日本人神田孝平(183—1898)译Economics为“经济学”。19世纪翻译还有富国学、理财学等。
    1903年,日人杉茶三郎在京师大学教习,开设《经济学讲义》。
    经者,经理,济者,助济。经济是研究资(资源)、财(财金)、物(物品)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学术。关于财货之生产、流通与分配之学。
    目前,经济学是人文科学中唯一接近可发现可验证的规律性和规范性,从而可以建立数学模型定量分析的学术。
    经济学有三个层面:
    1.实用经济学(斯密,自由主义,微观经济学,理财经济学,市场经济学)。
    2.国家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政策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体制经济学,研究致国家富强的经济政策,李斯特,国家主义)。
    3.国际经济学(对立的民族国家市场及经济体系、国家间的经济竞争)。
    社会经济形态。
    1.直接配给形态(自然取给经济,简称自然经济,直接供求经济)。
    2.市场交易形态(间接经济,交易经济,市场经济)。
    经济规律。
    1.价值规律
    2.市场规律
    供需规律(消费)
    3.资本决定论
    资本定价规律
    4.货币规律
    5.流通规律(胀与缩)
    6、汇率利率、币值一体化规律(利润作为政策工具)
    7.效益递减规律
    8.资本规模递增规律
    9.利润率平均化规律
    10.资本规模决定利润流向规律(李嘉图分配律)

               附录  墨子论货币及价值规律——中国早期经济学思想

    (一)《墨经》:“卖无贵,说:在贩其价。说:卖刀、籴(籴,谷物)相为贾(价)。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
    何按:所谓“刀、籴相为价”,意思是说:刀币和谷物相互反映对方的价格。(例如:说若干谷物值若干刀币,但也可以反过来说若干刀币值若干谷物。)
    “刀轻,则籴不贵”。意思是说:当人们减轻刀币的重量,则意味可购买的谷物量也减少。(因为单位刀币以单位谷物来表现价格,实际上是刀币的购买价格或购买力降低。“刀轻”,即货币贬值。)
    “刀重,则籴不易王。”反之,若加重刀币的重量,则意味谷价不能上升 (“王”)。(因为单位刀币的购买价格或购买力提高了,实际是货币升值。)
    “刀无变,籴有变”。假如刀币币值不变,则谷物的价格会因年景而变。
     “岁变籴,则岁变刀。”若谷物价格发生变化,则刀币的购买价格或购买力也要随之变化。
    很明显,墨者已把货币看成商品。并试图让货币以改变重量(即调整币值,相当于现代之利率调整)的方法来调整价格。
      (二)《墨经》:贾值[宜]则售,说在尽。[毕沅:贾直则售。]
    说:贾,尽也者,尽去其所以不售也。其所以不售去,则售。正贾(价)也,宜(值)不宜(值),正欲不欲。若败邦鬻室嫁子。
    何按:“贾值则售,说在尽。”意思是说:价格适宜,物品就能售出,关键是清货。
    “贾,尽也者,尽去不售,则售。”意思是说:作生意,就要卖掉存货,因此要排除导致货不好销的原因。使物品售出。
    “正价也,值不值,正欲不欲。”意谓:价格适宜不适宜,决定人们需要不需要。“若败邦,鬻室嫁子。”意谓国破家亡的人才会不计所值地卖屋嫁子。

                   附录  弗里德曼: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几点意见
   
    XX先生:
    在向您提出几点我相信是中国经济改革现阶段所需的关键几步的建议之际,我应该强调指出:我并非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也不熟悉。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同时,在近几十年中,又作为一个观察者,我曾经研究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每一个国家都相信自己的环境是特殊的。但历史证明,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都有一些共同的因素。这些共同因素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重要结论。为筒明起见,我叙述一下这些结论。虽然有点武断,然而我相信它们适用于中国。同时,我完全承认其他人远比我更有权来判断这些结论怎样才能最好地付诸实践。
    1.结束外汇管制.建立外汇自由市场,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
    三十多年以前,当我给印度财政部担任几个月的经济顾问时.我首次相信了这一政策的重要性。我提出的“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的建议未被采纳。从那时起对印度连续几十年的观察证明:印度随后发生的许多腐败现象、无效率、以及普通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任何重大改善,都直接产生于继续存在的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香港得到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从很早的二次大战后结束后的时期直到现在,不存在任何外汇管制。作为相反的例子,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这样一些国家发展失败的重要因素就是维持了外汇管制。
    2.结束通货膨胀。
    结束通货膨胀并避免它的复发,有一种、并且是唯一的一种方法: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率。在中国现在主要是要控制现金数量。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控制货币增长要求限制:(1)由货币创造所支持的财政赤字;(2)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给企业的货款数量,不管这些企业是国营、集体还是个人所有。
    使储蓄利率和货款利率确实高于通货膨胀率将大大有助于控制通货膨胀。现在利息率大大低于通货膨胀率,鼓励了无效益的投资,而且阻碍了人民进行储蓄。
    3.尽可能快、而且全面地放开对个别价格和工资的控制。
    许多国家都相信,可以用控制个别价格和工资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这种政策获得成功的实例,相反——许多国家通过限制货币而不是实施价格控制制止了通货膨胀。
    亚洲的一个例子是日本,1973年,当通货膨胀率和货币增长都达到了年率25%时,大幅度降低货币增长率很快就使通货膨胀得到制止。
    制止、至少是减缓通货膨胀,对于成功地放开价格和工资管制是必不可少的。为了鼓励生产供不应求的产品,抑制生产供过于求的产品,同时用自由市场价格向供求双方提供信息。为了确保能将商品供给最有效地使用它们的人们,自由市场的价格也是必需的。
    由于结束对价格和工资的控制而出现的一次性名义上的价格上涨不是通货膨胀,而且有利于减少通货膨胀,当然这要继续实行对货币控制的政策。名义价格虽然上涨了,但所支付的实际价格,包括货币、浪费的时间,有钱买不到东西的损失,等等,却下降了。1943年的德国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当时路德维格•艾哈德在一个星期天放弃了对所有货币和工资的管制。他选择在星期天干这件事是因为这一天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占领军当局不办公,因而不能撤消他的命令。而艾哈德确信,只要有可能,他们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同时,他继续限制货币供应。结果是戏剧性的。价格和工资一下子升高了,但货币变得值钱了。黑市消失了,人们不再使用香烟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酒这样的商品作为代用货币,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从此开始了。
    应该强调指出,当价格工资管制突然解除时,这一步骤的有益效果只能逐渐地显示出来。
    中国现在对许多产品实行的双重价格体制是对腐败和浪费发出的公开邀请。对原材料实行人为的低价不可避免地导致短缺、凭关系配给和贿赂。结果是原材料被无效益地使用。同样,对最终产品实行人为的低价也不利于它们的生产,并且需要国家进行补贴。放开工资和价格将以有力的一击使这一切全部结束。
    4.用分散化和私人控制来取代政府对经济和国营企业的集中控制。
    中国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成绩。用分散的市场控制取代官僚主义的集中控制的过程进行得越快、越广泛,得到的收益就越大。最重要的是要使对经济活动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收益由私人来承担。这是一种利用每个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繁荣、安定而改善自身处境所作的共同努力的最有效的途经。很清楚,这就是中国“责任制”的目标,它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应该并能够向前继续推进。
    70年以前,即俄国革命之前,甚至40年以前,即中国解放前,有能力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都合乎逻辑地相信,由为促进人民福利而献身的卓越领导人控制的集中计划,能够比由为了促进个人和家庭利益而进行的个人活动所协调的、显然是混乱而无计划的市场经济产生更好的结果。人们也相信政府看得见的手能比市场看不见的手产生更好的结果。
    今天,几乎没有任何人再坚持这一信念。道理很清楚:没有任何一个主要依靠详细的集中计划的国家能够为它的大多数人民谋得较高水平的繁荣。相反,每一个使大多数人民都达到了高水平繁荣的国家,都主要依赖自由私人市场来协调经济活动。
    单单利用市场是不够的。单有私有化也是不够的——正如印度、孟加拉国、墨西哥和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所表明的那样。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私人市场,这里“自由”的意思是公开竞争,包括国外和国内的各种资源,特别是,个人或小团伙应能自由创立任何企业,这些企业可以生产和销售任何一种为法律允许买卖的物品。建立这样的企业不需要任何官方批准。如果需要营业执照,那么应该只要付出中等数额的款项即可自动领取。也就是说,如果需要颁发执照,那么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税,而不应看成由政府决定谁可以干什么的手段。
    印度的例子再一次表明这一点是何等重要。在批准创立企业、经营旅馆、从事外贸经营等等方面的偏爱,产生了许多富有的买卖人和官员,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穷人。
    香港、新加坡、台湾、日本和南朝鲜(全都在远东)的经验说明,广泛使用自由私人市场使这些国家能够在30年中达到了美国花费了200年才达到的成就。亚洲国家已经能从西方经验中受益,已经能借用技术,同时受益于外国技能和投资,因而缩短发展过程。中国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最后,再提醒一句,谨防半途而废!我想起了南斯拉夫的例子。它第一个拒绝了苏联的计划模式,而代之以企业工人自治和有限的私人市场,这使它能迅速地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它停了下来,因为它没有进一步走向私有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它没能使财产权利成为可转让的(可买卖的)。结果是无休止的通货膨胀、社会动乱和经济困难。
    中国改革的最初几步已经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只要继续进一步依靠自由私人市场,中国完全能取得进一步的巨大成功!
     米尔顿•弗里德曼

                               附录  回顾与反思
                  ——关于我在1988—1992年间的政治经济研究

    XXX领导;
    我在1988-1992期间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
    1.继1985年出版《诸神的起源》一书后,我继续从事在历史、考古、神话学等领域的研究。1989年出版《龙:神话与真相》一书,于香港出版《谈龙》一书。在书中考察了我国流传甚广的龙神话的起源及演变。此二书出版后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评论。例如著名古动物、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评价认为:“此书写得好,考证详实,这是目前我所见解释龙问题最好的一本书。”
    2.1991年出版《众神之颂》一书,书中对屈原的《楚辞》作了前所未有的全新研究和解释。此书在台湾被翻印,并已被译为日文及韩文出版。
    顺便说一下,近年我已破解1973年出土于湖南马王堆的帛书《周易》卦序。这一卦序与传统《周易》的卦序极其不同,发现后就成为一个谜,至今尚未被勘破。我将在适当时候发表我的这一成果。
                                      二
    但是我近年最主要的精力是集中在对我国国家发展、民族生存最紧迫的现实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上。已经出版的两卷《东方的复兴》,以及即将出版的《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汇集了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现择要略述如下:
    1.1989年3—6月,我国发生政治动乱。在动乱前一年,我根据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情况,已预测到存在发生动乱的可能性。1988年8月,我曾将我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及建议写成论文报告中央。(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11期刊载了该文)
    在这一组论文中,我揭露和抨击了国内外存在策划动乱和敌对势力。指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美、日发达国家战略利益不符。我坦率地批评了赵紫阳及其智囊团在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重大决策失误。同时,我针对当时赵的路线忽视农业的情况,向国务院提出恢复重视农业方针(“新重农主义”)、倡导科技兴农、防止农村发生急剧分化与警惕流民问题等政策建议。
    针对外交上当时偏重重视与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倾向,我建议以修复中苏关系、开展对苏互补贸易作为政治、经济的牵制及平衡因素。这些论文及建议,在当时(1987—1988年),均属于与主流思潮不同的新议。声音微弱,但仍受到一部分领导同志的关注和重视。(1989年统战部曾邀请我参加对当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评议)
    2.1989动乱后,我对我国面临经济、政治及国际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撰写了《潜在危机与形势预测》(1989.9)、《美中日关系的战略背景》(1990.4)、《论我国当前经济困难成因与对策》(1990.4)、《访日研究报告》(1990.11)、《关于海湾危机的几点看法》(1990.8;1990.1)等论文。这些论文均送报中央领导同志。有的在《动态清样》、《参考清样》、《内部参阅》、《内部文稿》等内刊上发表。
    我在这些论文中,对时局、形势及对策,提出了一些个人性的、但思想较独特的新见解,供中央领导同志作为决策参考。例如:在《潜在危机与形势预测》(1989)中,我建议将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宣传重点,转移到爱国主义而不是跨越阶段的共产主义上。在外交方针上,我建议淡化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注重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在《美中日关系战略背景》(1990.4)中,我预测苏联解体之势已不避免,判断美国有一个瓦解分裂中国的既定战略。因此我建议我国外交放弃与美国及早恢复关系的幻想。建议未来外交方针宜注重中国周边地区的缓和、安定,打破西方对我的封锁、孤立。当时我注意到冷战即将结束,美国、日本、西欧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将日益强化,因之建议侧重发展与日本、德国的关系牵制美国。建议缓和与越南紧张敌对关系,开拓西南边贸等。这些思想在1990年初时期的内外形势下提出,也是一种较孤立的声音。但此文当时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国务院领导同志曾委托秘书转告)。
    3.1990-1992三年中,西方一些记者、学者、外交官提出要求与我接触和交谈。在接受采访中,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改革开放问题、1989事件问题、人权问题及其他国际战略问题,我发表了一系列出自独立思考的新见解。
    其中包括影响较大、并轰动海内外的《与日本S教授谈话录》(1990.8)、此文分别在《人民日报》及《北京周报》全文发表。在世界上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报刊上被转载。尽管围绕此文在港台报刊上引起一场风波,但考虑到1989年动乱以后我国面临特殊的国内外舆论环境和政治气氛,公允地说,;此文对于转变国内外一些人当时对我国制度和1989事件的抵触情绪,对打破西方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孤立和封锁,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1990年期间,针对美国于1989事件后集中攻击我国政治制度中的“民主”问题,我发表谈话(与国费加罗报特派记者的谈话),揭露西方战略家试图以“民主”作为战略工具,在中国策动内乱制造政治分裂、民族分裂的阴谋(以多种文字发表于《北京周报》)
    在当时正因1989中国事件和东欧变色,举世都在欢呼全球民主新时代到来的狂潮中,这时揭露应当认为是冷峻而击中要害的。不仅得到第三世界舆论的广泛呼应(前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曾通过印度大使转达对我这一见解的重视和支持),而且人们可以注意到,事实上美国在关于别国民主问题上的高调也的确此后有所收敛。
    4.我与西方记者交谈时还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也并不是一种铁板专制,而是在君主制下存在一定程度的贵族民主和民权。因此民主对中国并不是只能照搬西方模式的西方专利。我认为,根据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中国需要的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而不是西化式美国化的民主形式。考虑到在1989—1990年前后,《河殇》一类主张全盘西化的宣传品,其蛊惑力仍未消失的社会背景,这种观点在当时是非常孤立而独特的声音,也是根据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一种新见解。这一论点在当时是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挑战,后来的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事实上,西方许多论者此后也承认美国式民主不适用于中国。
    5.1990年底,中宣部负责同志(朱穆之、周觉)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建议我对人权问题做些研究。我较系统地研究了联合国有关人权问题的文件。我注意到联合国70年代文件在人权问题上重视经济生存权、发展权的提法,尤其注意到这一提法与近年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强调人权是个政治及意识形态权利的差别。由此我意识到,西方对于人权的关注,实际是对政治制度的关注。西方的真实目标是按照西方利益的需要,重新塑造他国的社会制度。
    针对此,我在1991年初与美国记者谈话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首先是温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提法(《论人权问题——答美国ABC电视台记者问》)。这一提法后来被广泛采纳,成为回击美国人权攻势的武器。
    1989~l992年间进行这些谈话和采访,曾分别在西方各主要大报如《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邮报》、《亚洲经济周刊》、《费加罗报》、《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东京时报》、《朝日新闻》、《信使报》、《Foresight》等及我国《北京周报》发表。产生了较强烈的国际影响。
    6.1990-1992年间,我曾接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外交学院等校党委邀请,就我国内外形势及坚持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问题,与大学生、研究生作过数次报告及对话。
    作这种内容的报告,在当时部分学生中存在对党和政府抵触情绪下,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当时由于“美国之音”及香港刊物对我的低毁,许多学生对我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存在误解。但通过努力,这些报告仍取得成功,终能得到学生的热烈支持和掌声,帮助国家作了对大学生的转化工作。
    7.应当指出,由于我于1989年后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为我国政权、制度和民族历史公开声辩,使我加倍受到国内外一些政治势力的敌视。一些“民运”势力指我是“知识界叛徒”、“政府走狗”,策动“把何新搞臭”。1989—1991年间,香港一些报刊,利用我在国内难以自我申辩和出境起诉,曾掀起一个以造谣诽谤为手段、极其卑鄙下流的人身攻击运动。
                                      三
    1991年秋,我调到政协工作。我近两年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国家改革开放需要,对我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
    1.1989年动乱后,当时国内发生严重市场萧条(“疲软”)和经济困难。海外一些人士曾预言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为此香港多时人心不安,银根不稳,股市疲软。1989年11月30日我在香港《明报》发表《中国经济近期会否崩溃》一文,论证中国经济虽遭暂时困难,但绝不会发生崩溃的理由。据《明报》编者告,此文在香港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以至影响“股市回升”。
    2.1990年以后,我国经济陷入困难。我在给领导同志的建议中,指出我国经济中亦存在“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衰退。我指出此次困难的原因与经济中资企循环不畅有关。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四项政策建议:(1)调低利率以刺激投资和消费。(2)扩大出口。(3)限产压库。(4)促进边境易货贸易(1990年5—8月)。而当时主流派的意见则恰相反,建议建立保值高息储蓄、囤积物资防止抢购、压缩出口等。
    我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过剩问题引起的经济衰退,这是一种极其大胆的理论新见解,并与近年在国内非常流行的匈牙利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理论相矛盾,亦与近年在我国经济学中影响极大的新古典理论相矛盾。
    这一观点提出后受到国家领导同志的重视,实际成为后来经济中实施限产压库、扩大出口等政策理论支持基础。但我的这一观点于1990年底在报刊发表后,却在理论界受到广泛的讥议(被指责为缺少经济常识。理由是中国这么穷的国家哪会有生产过剩?)
    通过近两年的经济发展进程的大量事实,证明我国经济中确实存在大量闲置和重复生产能力,存在大量的产成品积压(即生产过剩)。现在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当时我向国家领导同志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亦被实践证明对于摆脱当时经济衰退是有实效的。
    在国际关系方面,我近年也写了很多论文,多数均直接呈报国家领导同志。
    例如:我曾在1990年4月预测苏联即将解体,于1990年9月预测戈尔巴乔夫一年内将下台。于1991年初预测当年7—8月苏联可能发生动乱。在海湾战争期间,我对美国从事这场战争的战略目的,这次战争的全球意义及战争的进程和结束时间也均作了较客观的分析和预测。
    1990年秋我应邀访问日本时,曾会见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参议员宫泽喜一,归国后就日本对华政策动向,向国家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在归国后写的研究报告中,我在国内较早提示了世界上三大货币经济集团(美元、马克、日元圈)的崛起。
    1992年3月我应邀访问古巴,曾会见卡斯特罗。我向他介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情况,并建议他及早在古巴进行经济改革。否则古巴社会主义将很难长期生存。归国后我将古巴经济政策社会情况及发生政治不稳定的可能,向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
    在1992年、1993年初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中,我对我国对外开放新战略、意识形态改革、市场经济规律等问题作了新的研讨。我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了市场经济规律问题,认识到市场经济中存在四个基本规律:(1)市场有限规律;(2)投资效益递减规律;(3)相对成本递增规律;(4)市场经济波动规律。这些规律过去在我国是被忽视或否认的。我援引我国经济统计的材料证明了它们的客观存在。这一年我到一些省区进行了经济考查和研究,对当前经济形势、面临问题(例如关于农业问题,1992年11月),及时向中央作了报告。
    总之,自1988年以来,我在以上学术思想领域中,作了一系列新的、有些是开拓性的工作。取得了一批成果。当然,这些成果远非都是成熟的,更不是没有缺点失误、以至错误的。但是总的来看,可能是对国家和社会有益者多,也因此而受到一些领导同志的鼓励、关怀和肯定。我对此引为鞭策。
                                                                      何新
                                                                  1993.2﹒1
    (《环球视野》摘自《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华龄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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