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旗易帜的路线图——《改革历程》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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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旗易帜的路线图——《改革历程》读后


何丹辛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今年5月印行了赵紫阳的《改革历程》一书。出版者称这是根据赵紫阳生前30个小时谈话录音整理成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为该书写了序。杜在序中说,他参与了赵紫阳谈话的录音工作;在吹了赵紫阳一通之后说,要“向赵紫阳学习,继承他的遗志”。赵紫阳原来的秘书鲍彤为该书写了导言。鲍在导言中说:“赵紫阳留下了一套录音带,这是他的遗言”,“以文字形式公之于世是我的主张”,接下去也吹了赵紫阳一通。
    赵紫阳的这本书,极力为自己涂脂抹粉,把自己打扮成中国最彻底最正确的改革家。美国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该书的代后记中居然说:中国“改革的设计师,实际上不是邓,而是赵”。
    赵紫阳在书中大谈改革,并且说:“痛定思痛,改弦易张”。那么,他究竟要的是什么样的改革?他所说的“改弦易张”是什么涵义?

                           政治上推行西方议会民主制

    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时,赵紫阳说:“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赵紫阳还强调:“总之,西方议会制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民主形式。……所以在中国目前条件下,首先必须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他对邓小平同志坚持党的领导持抵触和反对态度,说“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因而他讲的民主……不过是空话”。赵紫阳提出,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要“开放党禁”,即允许成立各式各样的党派。他还认为,“台湾、韩国这些国家和地区,他们由原来那种体制逐步转变为议会民主制度,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这里,赵紫阳把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或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贬之入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捧之上天,这就清楚地表明,赵紫阳在政治上要改弦易张地进行的“改革”,就是要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
    我们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积60年之经验,我们清楚地懂得,中国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是万万使不得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在政治上就是要实行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专政的对象只是极少数阶级敌人,这对于胜利了的人民来说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传家的法宝。对于人民,人民政府则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时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帮助人民,教育人民。这些年来,我们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法宝正愈来愈放射出夺目的光焰。实践证明,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党制度。
    赵紫阳所推崇的西方议会民主无非是三权分立、多党制那一套。其实,“三权分立”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制衡和权力分工,参与制衡的每一方都是某个方面的财产集团的代表,不是人民的代表,甚至不是多数人的代表。他们之间彼此掣肘、相互拆台,对人民并无好处。至于多党制,一党在台上,一党在台下,貌似热闹异常,“民主”非凡,实质上无论谁在台上,实行的政策大同小异,都不会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因而西方有人讥之为只有一个党,即财主党。近年来,西方民众对选举热情淡漠,投票率下降,这也多少反映出多党制并不那么美妙。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照搬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造成严重的政局动荡和武力冲突,这也是前车之鉴。
    赵紫阳还主张“军队国家化”。他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军队国家化问题也要解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缔造的,建军80年来一直是党指挥的,同党血肉相连,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中坚力量,是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党领导军队,是中国历史形成的,是现实的需要。党指挥枪的原则绝对不能动摇。

                          经济上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谈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时,赵紫阳说,开始“我对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实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心中无数”,但后来知道可以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使“中国经济中市场经济成份一天比一天多,所占比重一天比一天大,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也在一天一天地由量变到质变”。
    显然,赵紫阳不是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要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两者性质迥然不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强调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这些年来在我国泛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鼓吹的便是这一套。赵紫阳主张,对于国营大中型企业,要完全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从计划、价格、企业机制甚至所有制,逐步进行改革”,这不是明摆着要实行私有化吗?他还说:“现在来看,基本上提出了把企业推向市场和企业的产权改革的问题。一个是市场问题,一个是产权问题。涉及到企业法人的问题,触及到企业里面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这就表明,他直截了当地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列为他所要“改革”的对象。难怪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称赵紫阳是他所见到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好的经济学家”了。但是,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前些年,西方一些人在俄罗斯、东欧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肆推销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后果。俄罗斯实行所谓500天计划,以“休克疗法”搞私有化运动,瓦解了俄罗斯原有经济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导致经济急剧倒退,国家实力大大削弱,财富集聚在极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出现动荡,人民生活大大下降。赵紫阳要在我国搞这一套,当然会引出许多问题和困难,激起党和人民的抵制和反对。于是他把西方式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他说,“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如果我们不朝着这个目标前进,那么中国市场畸形状态,不健康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解决”。赵紫阳把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使两者相辅相成。

                          在思想上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

    赵紫阳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主张西化、资本主义化、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纵容甚至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
    人们记得,1979年初,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会议清理和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前一段时期“左”的错误。但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会上出现了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即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出现了右的倾向。当时,社会上也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露头。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到会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强调了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必要性,给冒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迎头痛击。这是十分正确的。
    对此,赵紫阳是站在那一边呢?赵紫阳在录音谈话中说:“在1979年3月理论务虚会上,他(邓小平)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就是在思想理论界思想刚趋活跃的时候,加在思想政治领域的一个紧箍咒”。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思想理论的指导原则,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充沛的精神动力;而赵紫阳却把四项基本原则看作是压制思想理论的紧箍咒。这说明,他一开始就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边。
    1987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中央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正在这时,赵紫阳接替胡耀邦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他辜负和违背党和人民的期望,甫一上台就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他在录音谈话中说:“一开始我就对这场斗争的性质、范围、重点、政策和方法,作了严格的规定”,说他当时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都用在这上面;“所以,‘六四’以后,他们批判我时说我一上台就为反自由化规定了种种限制,这倒是确实的”。
    在赵紫阳的阻挠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未能顺利展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一步泛滥。这是形成89年政治风波和动乱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支持动乱翻案

    赵紫阳的《改革历程》一书,除大谈改革之外,还为他支持89年动乱大做翻案文章。他顽固地否定邓小平对那场动乱的定性,竟说这种定性,是“由于邓多年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
    大家知道,我国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89年的政治风波和动乱,正是阶级斗争激化的结果。
    这一事件,是在国内外大小政治气候下造成的。当时,东欧几个国家正发生剧变,苏联在加速演变。西方敌对势力也力图促使中国演变。国内一些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与此配合,大肆散布攻击党和政府的言论,非法进行串连。他们插手学潮,煽动学生提出打倒党和政府的口号,并组织暴力活动,使一般性学潮演变成政治风波,进而演变成暴乱。暴徒们成立“敢死队”,用建筑工地上的大量钢筋做成凶器,还抢夺解放军枪支,殴打解放军战士,甚至将战士打死后吊在过街桥上。他们疯狂冲击党政机关,使社会秩序严重混乱,人民群众不得安宁。这期间,美国除通过《美国之音》等宣传工具煽风点火之外,还暗地派遣特工人员进行策动和支持。据美国独立新闻记者马克•佩里在名为《蚀》的书中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当时在北京设有5个活动小组,指挥部设在燕京饭店。他们“同民运领袖保持联系,提供各种设备和信息”。这实际上是一场要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颜色革命”。
    在这紧要关头,按照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和广大人民的愿望,中国政府断然采取措施平息了动乱。这是完全正确的,而赵紫阳是极力反对采取断然措施的。赵紫阳在书中追述说:“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通过对一些社会上关心的热点问题的改革,把学潮缓和下来,平息下去,并以此为契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显然,赵紫阳是要迎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需要,借机推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历史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赵紫阳做翻案文章,完全是徒劳的。


                 撤销赵紫阳职务的意义几乎不逊于粉碎“四人帮”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赵紫阳在政治上要推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要推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思想上要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在89年政治风波和动乱中,要迎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需要,促成“颜色革命”。有人说,赵紫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此言不虚。赵紫阳的《改革历程》一书,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是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自供状。他所说的要改弦易张,就是要改旗易帜。他的《改革历程》一书,可说是改旗易帜的路线图。如果中国按他的路线图走,势必西化分化,甚至在苏联解体之前就解体了。那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后20年的巨大成就,就谈不上庆祝社会主义中国诞生60周年。
    “四人帮”推行的是极左路线,是祸国殃民的路线,如果“四人帮”上台,推行极左路线,必然招致社会主义中国的崩溃。粉碎“四人帮”,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人民的正确选择,是中国之幸!
    赵紫阳推行的是右的路线,也是祸国殃民的路线。如果赵紫阳继续在台上若干年推行右的路线,也必然招致中国的崩溃。撤销赵紫阳的职务,也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也是人民的正确选择,也是中国之幸!
    可以说,撤销赵紫阳职务的意义,同粉碎“四人帮”的意义差可比拟。
    (《环球视野》摘自《中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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