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得人如天上月——怀念雷加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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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得人如天上月——怀念雷加同志


马尚瑞 

    

                               人走了,留下思念

    雷加同志于2009年3月10日下午3点去世,享年94岁。他留下的不仅仅是十几部著作、四卷《雷加文集》,还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思念。此时此刻,他几十年来辛勤耕耘的业绩和为人表率的形象,都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80年代中期,我协助他编辑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无论去东郊垂杨柳副主编李纳同志家商议工作,或去后海中国艺术研究院开会,我们都是从右安门他的住处骑车结伴而行(我们是近邻),他从来没有想自己是可以要车的高官。
    一个令人崇敬的人走了,人们总会回顾他的往事,寄托自己的思念——
    延安抗大校园记得他,在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愚蠢的鬼子兵,毛主席在台下观看,会场里爆发出笑声一片;
    陕北的老乡记得他,同住一个窑洞、同使一把锄头、同吃一锅饭;
    东北丹东造纸厂群众把他关心职工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往下传……。
    北京日报当年的一个青年记者记得他,“文革”中下放到同一个村子里,每月发工资后,雷加都给他20元,叮嘱他寄给乡下的母亲。那时的20元,可买120斤面。
    一个有腿疾的干部应记得,雷加把自己坐的汽车让给她,他自己骑车上班。
    人们记得,“文革”中他捐了积攒的5000元(一个作家2700元在西单买了个不错的四合院)。妻子说:“孩子多,留点吧?”他说:“捐了,最珍贵的不是钱。”

                                 最珍贵的是尊严

    人最珍贵的是生命,但更珍贵的却是尊严;有了它,站在人面前就像一座山。
    雷加 1917年出生。16岁时是沈阳冯庸大学预科的学员,他看到校长冯庸先生架飞机升上天空,自己的心也一同飞上蓝天——“航空救国”就成了他最大的心愿。但是,九•一八的炮火响起,将他的梦想撕成了碎片——日本兵的卡车开进了学校,砸烂了同学书橱、掠走了学校的飞机和枪弹。
    作为一个少年,他毅然跟随冯庸大学的师生从沈阳乘火车奔赴北平,寻求抗战的机缘。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雷加和冯大的同学,以志愿者的身影出现在上海郊区的海边,挖战壕、筑工事,手上磨出血泡、汗水湿透衣衫——为了不让日寇爬上祖国神圣的海滩。
    “我们抗战,官僚们却与敌人友善,去南京请愿!”革命者一声吼,爱国青年包围了前门火车站。警民对峙中,忽然“卧轨”号令响,青年横卧铁轨前。
    夜降临,北风寒,被薄衣觉单;铁轨之上说正义,敢以热血表肝胆。
    “小兄弟,害怕吗?”身边的大哥问雷加。
    “怕,但大家给我壮胆;缆绳拧在一起,就能系住大船!”
    “小兄弟,想家吗?”大哥问。
    “想,夜里寒风吹得身上冷,但离开了这里,会感到孤单!”大哥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表示称赞——被人信任、尊重,饥了不觉饿,冷了不觉寒。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雷加已把文艺当作一支火把,要把人们的思想的火花点燃。他筹办了一份刊物叫《薇蕨》,可惜未能燎原。但一个人只要用行动书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誓言,本身就是一首动人的诗篇。

                                   唤春的杜鹃

    传说中的杜鹃,为了唤春,累得口吐鲜血,命归黄泉;一个以文艺为武器的爱国青年,其痴情也类似于唤春的杜鹃。
    苏俄文艺的火花,从日本折射到中国文坛;为了看个真切,留学东洋成了文艺青年追求的热点。雷加 1935年来到日本东京留学,意在寻找文艺的光源。他翻译了《高尔基四十年文学活动》,发现作家就是战斗中的一员。他参加了郭沫若出席的文艺青年集会,掌声未落,却飞来了鸡蛋……法西斯气焰已在东京蔓延,连房主也登记他的出入时间……东洋不是久留地,不得不又踏上归来的航船。他落脚文化古都北平,组织通讯社,想助燃抗日的火焰……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他来到卢沟桥采访,目睹了日本炮火毁坏的家园。前来现场的外国看客,染着红唇、描眉画眼、抱猫揽狗,像在游览;强国与弱国、富人与穷人,心离得是这样远。
    在寻求光明中,他遇到了盗火者,把他指引到红日高照的延安,成为抗日军政大学一名学员。他放下笔,准备走上前线。但不到一年,被延安文协选为派往前线采访的文工团员。他和战友穿越同蒲路、飞过敌人的封锁线……在群众集会上,他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自己和老乡都泪滴襟前。他自己不写诗,却常为诗人高敏夫调墨端砚,把抗口的诗句写满街头场院。
    在战争的硝烟中,他写出了《国际友人白求恩》、《一支三八式》、《黎明曲》,报告了抗敌前线的春天。从此,一支笔与他终生相伴。
    1939年春从前线回延安后,被任命为抗敌文化协会的秘书长。他没有留恋这个“官位”,1942年初要求挂职下乡,当了三年村官。此时的《揽羊人》、《沉默的黑怀德》等佳作,是他笔下真实的陕北家园。
    日本投降后,跋涉千里回故乡,挑起东北丹东造纸厂厂长的重担——新中国第一家造纸大厂,因贡献突出,东北人民政府授予他模范厂长称号,几年后被调到北京轻工部“做官”。此时,他开始构思长篇《潜力》三部曲,再次提出辞官。国务院副总理、轻工部长黄炎培先生扶杖来到他办公室挽留,但是,为了歌颂新生活,他要“笔”不要“官”。
    他刚刚脱稿《潜力》三部曲,传来了治理黄河的春讯。他像唤春的杜鹃,满怀豪情来到三门峡工地,还担任了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住工棚、跑工地,他收获了《工地的早晨》、《桃汛》等名篇。
    从三门峡回来,刚弹落身上的灰尘,又传来中国科学院科考队要考察西南四大雪山。他迎着春风飞去,1960年春随科考队出发,他背着行囊与队员一起过起了住帐篷、同煮饭的野外生活,征服了人迹罕到的雪山。
    他抱着对祖国山川的恋情,连同在三门峡的作品集成了《山水诗画》。出版社很快排出校样,但一个“跟风”的官员,以描写“风花雪月”为由,将书稿打入深渊。粉碎“四人帮”后,书稿才以《从冰斗到大川》书名与读者见面。
    “作家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作协不再保留专业作家。雷加回轻工部接洽,部领导欢迎老兵归队,安排他兼任办公厅副主任,为写作提供方便。但是在人事部门却遇到了麻烦——他的工资是文艺三级,接近副部级那一栏。他说:“将我改成行政十一级不就好安排了?”这样,为了深入生活、歌颂春天,每月就减少了几十元。

                                  为民不为官

    元朝的严忠济说:“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但无私的人并不恋权。
    1942年春,雷加辞去延安文协秘书长,去农村当了一名村官。日本投降后,他还在绥德乡下,听说延安组织了一支赴东北文化工作队——还要经过绥德这条路线。他找到地方领导,要求参加东干队……但他是下放干部,需要中央组织部的批准。为了回延安办手续,他迈开了双腿急行,当他返回绥德的近郊,体力严重透支,瘫倒在沙滩。
    “雷加,你怎么躺在这里?”画家朱丹与妻子李纳同是下放干部,出来散步相遇,使他避免了野外过夜的风险。
    “东干队走了吗?” 他睁开了眼。
    “刚到……”这消息像春风,吹开了他的笑脸。
    作家王愿坚生前与笔者聊天时说:“雷加从政的话,是很好的管工业的省委书记人选”。在一个人手中随便溜走的机遇,对另一个人来说也许就是终生的期盼。
    粉碎“四人帮”后,到了年过花甲,受老作家的拥戴和北京市委领导的委托,他再次出山,担任了北京市文联的秘书长、党组书记,去收拾一个文化烂摊。
    文联、作协搭建起新的架子,但如何开展工作,意见纷繁。他没有描写官场的计划,更没有想在官位上颐养天年,他第三次辞官,回到笔耕的乐园。
    在一次会上,肖军说:“别看雷加个子大,胆儿小。”大家笑了,雷加表情严肃,没有申辩。他懂得,真理有个成熟期,收获早了,又涩又酸。
    古人说“良马不念秣,烈士不苟营”,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赠言。
    我的寓所外有一池清水,不邀明月来,夜夜长相伴。此情此景,我就想起雷加同志,说近也近,说远也远。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11期《中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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