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思想对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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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化思想对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启示


杨利英 

    

    毛泽东文化思想博大精深,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在新的战略机遇期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毛泽东文化思想中的正确理论仍然是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毛泽东从哲学角度对文化定义的科学论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重要方针,对更好地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文化“走出去”是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毛泽东的“文化”定义是文化“走出去”的理论基石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建立在对文化的本质及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整体考察之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毛泽东从哲学角度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随后进一步阐发这一观点:“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这一经典论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文化的性质归根到底决定于它所反映和服务的经济和政治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论断,讨论中国文化问题,必须坚持这个基本观点。
    毛泽东关于“文化”的科学定义,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明确地将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并阐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以及社会结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毛泽东上述观点的依据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同时又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也认定有一定的反映与被反映、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这就在承认经济基础最终决定和制约着政治和文化的前提下,又要承认一定时期的政治对文化也有某种决定和制约的作用。这个观点也表明,作为一定政治和经济反映的文化,受到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制约,而一定的文化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这是毛泽东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也是探察文化现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理论武器。
    毛泽东文化思想不仅是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样也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根据毛泽东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作用于文化领域,而文化领域内的改革开放也必然影响和反映于政治和经济。因而改革开放不仅限于经济、政治领域,更是全方位的开放。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我们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全方位开放必然包括文化领域的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加速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和愈益突出的地位使文化“走出去”成为提升中国综合实力的重要国家战略。
    2006年9月,国家制定《“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制定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尚属首次,《纲要》指出文化发展的重点之一是:“抓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拓展文化发展空间,初步改变我国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纲要》的实施将成为文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随后,文化部出台《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进一步强调:“实施文化创新、人才兴文、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人类一切有益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推动理论和观念的创新、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方式和方法的创新。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一战略是由我国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全球经济和文化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也深刻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思想中所定义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紧密联系及相互作用的本质。
    二、文化“走出去”是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综合创新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化原理同中国文化发展实际相结合,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思想,解决了文化发展中的中西、古今这两对矛盾,创造性地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解决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取向问题。而这一方针对于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关于古为今用,毛泽东有着深刻的论述:“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1960年他再一次明确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 
    中华文化要“走出去”,首先就要做到“古为今用”,要将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具有积极意义的精华部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吸收和借鉴,把尊重历史和适应现实有机结合起来。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要从今天的现实情况和需要出发,研究其在当今的价值和意义,借鉴和吸收历史文化遗产中有益的成分,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和新文化相互交汇、融合,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使有价值的、有用的东西成为创新的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使全新面目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华文化全面走向世界,扩大中华文化的覆盖面和国际影响力。
    毛泽东对“洋为中用”也有着独特的见解:“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这一观点生动地阐述了“洋为中用”就是要以中国为中心,结合中国国情,实现中西文化的有机结合,而不是对西方文化的盲从。
    毛泽东曾谈到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虽然说的是研究党史,但实际上对于解决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问题同样是适用的,为文化的综合创新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原则。毛泽东在1945年重申:“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 建国后,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但他指出,这种学习是“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洋为中用”的原则要求中华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坚持科学态度、科学精神。面向世界,对外交流,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优秀成果,达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目的。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对待古今中外文化关系的问题上,是立足于“今”和“用”的基础之上,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以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和是否有利于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标准来决定取舍的。这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文化在“走出去”过程中需要坚持的正确的指导理论和基本方什。
    三、文化“走出去”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继承发展
    1956年毛泽东正式提出“双百”方针:“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这一方针进行了论述,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什。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随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发表讲话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这一方针承认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事实,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正确对待不同于物质生产世界的人的精神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双百”方针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一方针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毛泽东对于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持这一方针的,他曾指出:“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并对此有过生动的阐述:“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双百”方针体现了文化的开放性这一普遍性原理,对于正在实施的文化“走出去”战略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中华文化需要面向世界对外开放,既是文化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方向。无数历史证明,越是开放的文化,就越能容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促进本国文化的发展,封闭孤立的文化必将停止不前。如果没有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会失去丰富的世界文明资源,就没有了发展的动力,因为人类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中华文化只有全面“走出去”,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基点,与世界其他民族异质文化进行交流,通过吸收与借鉴各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先进文化,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形成自己的特色,才能促进中国文化的繁荣。
    文化“走出去”的本质正如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所指出的:“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的画卷。世界是一座丰富多彩的艺术殿堂,各国人民创造的独特文化都是这座殿堂里的瑰宝。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历史经验表明,在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应该积极维护世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使人类更加和睦幸福,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这一精辟论述可以说是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对“双百”方针所作出的深刻解释,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中国文化必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获取自身发展的无限生机和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文化的高度发展和繁荣。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10期《湖北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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