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缘何成了两条道上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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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缘何成了两条道上的车


张文木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自主性与依附性“两条道路”的斗争。虽然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起点相同,由于两者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导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后果。

        中国与印度最实质的差别在于中国经过了彻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中印两国发展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1949年之前,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的道路就是依附性发展道路,最后导致的后果是:外资冲击中国农村,农民整个劳动收入远不足补偿生产支出,致使农民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随之而来的就是农业的萎缩和农村的解体。蒋介石集团的依附性发展道路为中国革命铺好了干柴,大量外资又为这干柴浇上了燃油,以致共产党到哪里,哪里就有大批的农民参加红军闹革命。这段历史让共产党人明白:依附性经济没有出路。中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而印度的近代发展道路恰恰相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根据自己的成功经验,不仅不允许印度有自主创新能力,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摧毁印度的自我选择能力,更遑论其革命的能力。20世纪40年代,尼赫鲁在英国的支持下和平取得了政权并使印度获得了独立,其负面影响则是庞大的私有产权被保留了下来。而所有制越复杂、产权继承的历史越长、分割关系越细密,国家发展的产权包袱就越重:为了发展,就必须补偿庞大的产权利益,并为此必然严重依赖外部资金,这就严重削弱了印度国家的独立自主和自我创新的能力。
    中国与印度最实质的差别在于中国经过了彻底的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一革命使中国整个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大为简化。土地集中到了国家和农村集体手中,这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1978年以后,中国转入市场经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其经济显示出远远强于印度的强劲发展势头。彻底的社会革命使中国摆脱了经济发展中的依附性质,而完全独立自主的经济制度又使新中国经济具有了没有经历政治革命的印度无法具有的创新品质。

                       依附性严重阻碍了印度的经济发展

    几乎是同时建国(印度1947年建国,新中国1949年成立)的印度与中国,其两者之间的差距始于中国1952年土改完成,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
    印度经济的依附性严重阻碍了其生产力的发展。最能反映印度经济对外依附程度的是对外贸易领域。印度为了外汇大量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以购回高附加值的商品,结果就是出口量越多贸易赤字就越大,从而形成“利润逆循环”现象。从1949年到2003年这长达50多年的历史中,印度外贸竟然只有两年顺差。印度外贸如雪崩一般越滚越大的赤字是其经济对西方技术和资本绝对依附关系带来的恶果。
    即使在美誉有加的信息技术产业领域,依然可见依附性对印度发展的阻碍作用。印度IT产业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经济自主推动而是由国际,尤其是由资本中心国家的经济需求拉动的。在所有出口项目中,西方从印度进口需求最小的是战略性IT产品,需求量最大的则集中于低附加值的配件型产品。这表明,国际资本中心国对印度IT产品的需求对提高印度IT产业的技术,尤其是有利于巩固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进步,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造成IT产业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原因又在于长期处于萎缩状态的印度民族市场,30%左右的贫困人口大大限制了IT产品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和IT技术的国内培育与开发条件。

             如果中国顺利实现第三次经济飞跃,印度将无法与中国竞争

    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理论分析,笔者对印度和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做出如下评估:
    第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相对于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二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经过五十多年的痛苦挣扎性选择,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第二,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那么在与中国比较时,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第三,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第四,对印度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在“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了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瓦解,并且是在不知不觉中瓦解。
    第五,今天中国用本国的资源支撑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后劲已十分有限了。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性、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思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第三次的飞跃。第一次飞跃的时候是从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飞跃是从改革开放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次将是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我们能顺利实现这次飞跃的话,印度与中国的竞争就会失去起码的前提。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8月25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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