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资本垄断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理论思潮研究中心主任何秉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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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资本垄断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理论思潮研究中心主任何秉孟


 

    
    ▲(采访者简称▲,下同):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策源地、肇始者是当代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自2007年7月美国发生所谓“次贷危机”,到2008年激化为全面的金融危机;紧接着,金融危机迅速传递至美国的实体经济,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经济全面衰退;至2009年,美国的全面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像瘟疫一样蔓延至全世界:各国金融机构接二连三陷入困境或破产,股市纷纷暴跌,全球贸易量急剧萎缩,各类公司、企业成批倒闭,数千万乃至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加入失业大军,各国实体经济先后陷入深度衰退,全球经济遭受的损失将达数万亿甚至十多万亿美元;而且,危机持续两年多,至今仍在发展……可见,这是一场二战以来,甚至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灾难!面对这场严重经济灾难,学术界、理论界乃至经济、政治各界的许多人都在反思:为什么一贯吹嘘其“经济基本面健全”,并据此动辄对他国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的美国,成为这场严重经济灾难的制造者?据我们了解,自20世纪末开始,您一直追踪研究美国经济、所谓主流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以及美国经济和金融危机,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或病根,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
    具体说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的这场严重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所以会发生,是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沉疴经年、病入膏盲的集中表现。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开始的,至今已500余年。在这五百多年中,它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和自由竞争、私人企业垄断、国家垄断等发展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始,世界资本主义、特别是以美英等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进入发展的新阶段,即逐步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过渡。
    20世纪中叶,人类从第二次世界人战的废墟中爬了出来,饱受战乱摧残的各国人民,面对饥寒交迫,强烈渴望和平、企盼发展。亿万人民群众的这种强烈意愿和呼声,推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成为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恢复、发展的“黄金期”。但凯恩斯主义也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规律。进入70年代,资本主义即陷入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所谓“滞胀”,就是高失业、经济停滞或低增长与高通胀同时存在。比如,在1973—1982年间,美国的失业率最高达9.1%(1975年),1982年失业人数达 1220万,创历史高峰。欧洲共同体的失业率达 10%,英国甚至高达 13.4%(1982年),整个“经合组织”失业人数达到 3050万人,接近 30年代大萧条失业4000万人的水平。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美、英、法、德、意大利及日本等国1975—1979年间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6%,比60年代的6.6%的增幅下降60%多;1979—1982年,美国工业生产持续下降或停滞了44个月,欧共体各国则下降或停滞了30多个月。与此同时,物价却飞涨,消费品物价年均上涨率60年代为3.7%,1970—1974年年均上涨7.9%,1975—1979年更达10.l%。一般说来,经济停滞或萎缩、高失业、高通胀等现象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行的不同阶段交替出现的现象,前二者多发生在经济周期的萧条—危机阶段,高通胀多出现在经济复苏—高涨阶段。此次出现的经济停滞或下降、高失业与高通胀同时存在的所谓“两高一低”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现象。
    深入剖析 20世纪70年代“滞胀期间”“两高一低”同时存在这一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导致这场长达10年的“滞胀”危机的重要的直接原因。二战之后,经过50年代、60年代相对平稳的发展,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增长,科学技术日益进步,资本的技术构成,从而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资本利润率也趋于下降,比如美国,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平均利润率为17.5%(1869—1897年),在私人企业垄断阶段,资本平均利润率为13%(1898—1940年),在国家垄断阶段,资本平均利润率为11.9%(1941—1982年)”;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又导致固定资本投资疲软,以美国、联邦德国和日本三国为例,在60年代,其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分别为4.5%、8.5%和 17.9%,70年代则分别为 2.1%、3.4%和 2.l%;为维持较高资本利润率,国家垄断资本利用其垄断地位,扭曲市场法则,强行推高物价;驱动经济复苏的另一只轮子——社会消费,因为劳动者大量失业及高通胀而持续低迷。正是这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两高一低”的“滞胀”轨道中挣扎、爬行。
    通过以上分析,关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20世纪70年代长达10年的“滞胀”危机中,尽管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经济现象,但它仍然是由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引发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而且,由这一基本矛盾所决定的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是导致长达10年的经济“滞胀”的直接原因;第二,经过战后五六十年代长达20来年的恢复、发展的“黄金期”,以美英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的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大幅扩张,加上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国内市场已满足不了国家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就是说,国家垄断资本力图突破国界,寻求在更广阔的空间、市场上攫取更高额的利润。因此,这场“滞胀”危机,在一定意义上是主导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近40年的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她已经适应不了国家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资本为提高竞争力以获取超额利润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实体经济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从而资本的有机构成也不断提高,导致资本的利润率趋于下降。从1965—1973年,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了43.5%,1978年又比1973年降低了23%“。而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什么领域利润率高,资本就会向什么领域流动。金融领域、资本市场虽然风险大,但存在着通过高杠杆操作、通过投机获取高额回报的机遇,于是吸引具有冒险天性的资本纷纷向金融领域、资本市场集中,使金融垄断资本迅速扩张、膨胀,并开始了由“圈地”(办实体企业)向直接“圈钱”的蜕变。
    毋庸置疑,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发生的原因,由于立足点不同,看法迥异、甚至完全相反。例如,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掌门人哈耶克及其在英国伦敦学派、美国芝加哥学派中的弟子们认为,“滞胀”危机所以发生,是因为凯恩斯主义主导的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以及政府开支过大所致。他们在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大肆鼓吹他们一贯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美英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美国共和党里根和英国保守党撒切尔夫人先后上台执政,将凯恩斯主义扔进了历史博物馆,把新自由主义捧上了美英主流经济学的宝座,并推动美英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开始了全球扩张的灾难性远征。
    ▲:看来,20世纪 70年代的“滞胀”危机,倒成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机遇。
    ●:您说的一点也不错。所谓“危机”,本来就是“困局十机遇”。综观历史,每当“重大危机”,人类社会皆处于十字路口:代表进步的力量,如果把握住了“机遇”,将推动人类社会前进;代表没落的力量,如果抓着了“机遇”,将把人类社会拖向倒退。70年代的“滞胀”危机,留给历史的恰恰是后一种情况。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走出了“滞胀”危机的漫长轨道。人类社会在经历长达近10年的“滞胀”危机劫难的过程中,催生了对人类社会后来的发展颇具影响力的三件大事:其一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其二是我在前面已经提及的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这“四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而成为美英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至20世纪90年代初,以“华盛顿共识”出笼为标志,新自由主义最终蜕变为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其三是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崩溃,取而代之的是要求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资本流动及资本运作“自由化”,加上美元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当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既大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同时又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以及金融与资本市场的虚拟化和病态膨胀提供了技术支撑;新自由主义则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当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为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提供了最重要的杠杆或平台。这三者的媾和,成为拉动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的“三驾马车”。
    正是在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三驾马车”的拉动下,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不断加剧资本向大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中的趋势。以美国为例,资产超过50亿美元的工业大公司,1955年只有8家,到1970年增加到22家,15年增加了14家,增加了将近2倍;到1980年更增至52家,同1970年相比,10年之内增加了30家,翻了一番多。100亿美元以上的巨型公司,1955年有2家,1975年增加到11家,20年增加了9家;1980年增至19家,5年增加了8家。在“滞胀”后期,资本聚集速度明显加快。与此同时,银行资本也在加速集中,不仅大银行兼并中小银行,还出现强强合并,产生了一批空前巨大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到1977年,美国最大的50家商业银行资产达6684亿美元,存款为5212亿美元,分别占全美国1万多家大小银行总资产的56.8%和总存款的55%:其中美洲银行、第一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制造商汉诺威信托银行、摩根保证信托银行等5家最大银行的资产和存款量,分别为3224亿美元和2464亿美元,占50家大银行的总资产和总存款的比重均超过42%;而雄居首位的美洲银行,拥有资产949亿美元和存款758亿美元,占5家最大银行资产和存款总量的30%左右。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期间,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国际化步伐大大加快。在“滞胀”期间,由于美国国内经济长期萎缩低迷,固定资产投资不振,迫使金融寡头把闲置的、过剩的金融资本输往国外,并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致使美国跨国银行在海外的势力迅速增强。1954年,2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99家银行控制的国外分行共1200家,美国占10%;到1977年,世界最大的50家银行共在海外设分支机构3000家左右,美国占37%,所占比重增长近2倍,分支机构数由120家左右增至1100余家,增长近10倍;1979年美国在海外投资新建和合并企业资产总额中,银行所占比重为43.3%,比制造业的资产额要高出两倍多。美国的许多大商业银行都是在70年代的“滞胀”期间发展成为庞大的跨国银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在70年代的“滞胀”期间加速蜕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英国等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及其控制的跨国公司获空前扩张,至20世纪末,全球跨国母公司已多达6万余家,它们控制的海外分支机构有50多万家;这些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技术贸易的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以上。由此可见,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厚基础,超级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已经具备足够的实力把全世界作为其运作的舞台。这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转变。
    ▲:这里涉及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或历史分期问题。我们知道,任何历史进程的新阶段除了有其本身特定的指标特征之外,还必然有某些重大事件作为其标志。在您看来;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转变,还有哪些重大标志性事件?
    ●: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没有标志性事件就不会有历史分期。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转变,也不例外。标志着资本主义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转变的重大事件,先后发生在 20世纪 70年代到 21世纪初的 30多年间,这些标志性重大事件至少有:(1)以“滞胀”为特点的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致,“滞胀”成为资本主义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大转弯的第一个历史拐点。“滞胀”既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总结,又是资本主义进入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的历史序幕。(2)新自由主义的勃兴适应了当代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发展的需要。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后,新自由主义更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3)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全球市场同时又成为全球工厂,从而为资本主义进入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奠定了最深厚的物质基础。(4)长期以来缺乏可贸易性的“服务”实现了贸易国际化,使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实现了全产业控制,从而把资本主义在产业层面上推向了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5)因特网作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的技术和经济密网,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技术。(6)“9•11”事件为全面建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体系提供了历史借口,使美国掀起了一场实现“政治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乌托邦浪潮。(7)2007年爆发于美国并很快蔓延、祸害全球的近百年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表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腐朽性已达于极点,它可能标志着国际金融资本垄断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收官”阶段。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相比较,必然具有一些新的基本特征。在您看来,这些新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
    ●: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加速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不仅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同时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他主要矛盾。从美国近二三十年的历史进程来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运作过程中,已逐步呈现出了同国家垄断资本既有某种联系、继承,又有显著差别的若干基本特征。
    特征一,经济加速金融化,金融资本成为经济乃至政治的主宰。所谓经济金融化,用美国著名左翼学者塔布的话说,既是经济上的,又是政治上的。集中表现在:社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因此推动金融资本(金融企业资本十虚拟资本)相对于实体经济企业资本迅速膨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由于实体经济企业的资本利润率趋于下降,面对激烈竞争,实体经济企业不得不通过并购等手段“做大” 自己。而实体经济企业要完成“并购”行为,必须向银行贷款融资。金融资本垄断寡头正是利用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运行的血液和命脉的特殊地位,逐步实现了对实体经济企业的操控,并越来越多地占有实体经济企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攫取的剩余。据有的学者研究,20世纪70年代,美国金融部门所获得的利润尚仅仅是非金融部门所获利润的1/5,到了20世纪末,这一比例就上升到了70%左右。另据美国学者统计,整个美国金融行业在2004年所“创造”的利润约为300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国内所有非金融行业所“创造”的利润则为5340亿美无,就是说,美国金融行业“创造”了美国所有国内企业利润的40%左右。而在40年前,也就是20世纪六十年代,金融行业所“创造”的利润不到国内所有企业所“创造”的利润的2%。”仅仅40年,这一比重就增长了19倍!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借贷职能的资本从社会资本中独立出来形成金融资本,是为提高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效率,其收入——利息,来自生产资本所攫取的剩余价值,也就是从实体企业的剩余价值中分割出来的一部分。当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再也不满足于生产资本的“从属”、“配角”地位,逐步与实体经济脱节,完成了由服务于生产资本向主宰生产资本的异化,完成了“协助”生产资本“圈地”(办实体经济企业),并分割其部分剩余价值向直接“圈钱”的演化。正如塔布所说,“金融体系似乎己产生了一种新的、魔术般的‘货币─货币’循环,在此循环中,仅用货币本身就能制造出货币来,而无需实际生产的介入。”所谓“货币—货币”(G-G’)或者“货币<货币”(G<G’)循环中的“魔术”,除了金融寡头凭借其对实体经济企业的操控向实体经济分割尽可能多的“企业剩余”外,更主要的,是以各种手段、包括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推出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并通过高杠杆,或者相互间、甚或对广大中小投资者进行诈骗,将全球股市、基金债券市场变成同实体经济完全不相关的大赌场,不仅使经济关系越来越表现为债权股权等金融关系,甚至使社会资产也金融化而异化为金融资产。
    特征二,金融虚拟化、泡沫化。资本的本性就是要在循环中尽快增值。既然无需经过实体经济生产运作、仅仅货币自身循环就能生出更多的货币(G<G’),加上美国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实体经济领域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导致大量的社会资本涌入金融领域。据有关统计,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金融资产流量对GDP之比平均为257倍,1980—2007年这一比例迅速上升到418倍;不仅如此,近一二十年来,即使是非金融公司,其资产总额中金融资产也在迅速增长、所占比重越来越高。20世纪70年代,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资产之比为40%多,到90年代,这一比例已接近90%。
    金融资本本身井不创造剩余价值,货币循环(G<G’)所以能生出更多货币,全靠投机诈骗、高杠杆运作。正是这种在高杠杆运作中的投机诈骗能带来高额回报,给极具冒险性的资本以强烈刺激,不惜举借高于自身资产数倍、数十倍、成百倍的银行贷款去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股票债券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在这种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的货币循环中,出现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债务”成为重要的“发酵剂”:美国的各种所谓“金融创新产品”或金融衍生品,大都由美国政府债务、公司债务以至普通消费者的消费抵押债务等等包装而成;同时,要高杠杆运作,购买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又需要举借新的债务。正是在这种“举债”购买由各类债券包装成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恶性循环中,导致美国经济中由金融衍生产品(其中相当部分是“有毒” 的)所形成的虚假财富如脱缰之马急剧膨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的报告,目前全球的金融衍生产品总值已达596万亿美元,是全球股市总值65万亿美元的9倍,是全球GDP总量54.5万亿美元的11倍。其中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总值占全球的50%以上,已高达300多万亿美元,是美国号称的13万亿美元GDP的25倍。日本学者的上述估算应该说还是比较保守的,据2008年10月7日出版的《东方日报》所载之文称:美国市场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总值高达455万亿美元,占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值的76%,相当于美国号称的年GDP的35倍。文章援引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哀叹:“华尔街醉了,什么时候不再搞这么多花巧得令人头昏脑胀的金融产品,才算醉醒了!”但布什哪里知道,在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的主导之下,华尔街是不可能“醉醒”的!因为,美国的众多金融机构,都是由这种虚拟的、泡沫化的有毒金融衍生产品撑起来的。以美国最大的房产抵押金融机构房利美、房地美为例,其核心资产总共为750亿美元,但它们所发出的衍生金融债券竟高达52000亿美元,是其核心资产的近70倍,泡沫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可见,被有些人视为天堂的美国,就是建筑在这种虚拟的、有毒的金融衍生产品泡沫之上的。如果把这些泡沫都挤掉,美国还剩下什么?当然,不论是共和党的布什当政也好,还是民主党的奥巴马当政也好,都不可能动真格的去挤掉这些有毒的泡沫!
    ▲:看来,美国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所搞的“金融创新”实际上是对“创新”的亵渎。
    ●:您的说法一针见血。国际金融资本垄断的第三大基本特征是,金融资本流动、金融运作自由化。金融行业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非常特殊的行业。这首先是因为,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心,是一个国家的整个经济体的血液和命脉。其次,还因为金融产品是一种特殊商品:作为一般商品,金融产品的流动,要求以市场为基础并自由流动;但作为一般等价物,也即作为商品交换结算工具的货币市场工具以及作为资产储备或转移资金、安排资产风险结构等的资本市场工具,它必须在国家计划的调控下,在国家有关法律的框架内,在国家有关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流动,以确保金融体系健康运行。最后,随着现代金融衍生产品的增多和金融产品的虚拟化,其流动性进一步增强,尤其是现代金融产品同当代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结合之后,其流动之迅速、流动量之大,从而形成的对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冲击力之大,常常出乎人们的想象。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的金融体制而未遭受金融货币危机打击的成功范例!
    对此,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执政当局心里十分清楚。也正因为如此,为实现其尽快增值的目标,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满足于仅仅主宰美国经济,而是要掌控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实现“全球一体化”即“美国化”,其重要杠杆之一,就是“金融自由化”。关于这一点,塔布在对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嬗变过程进行跟踪分析时指出:“因为金融部门已经取得了对(美国)其他经济部门的操控,实际上也取得了指挥债务人、弱势公司和(美国)政府的权力。由于它的权力增长,它可以要求在更大程度上不受管制,从而使得它进一步膨胀,并危及更大的经济系统的稳定性。”
    美国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推行的“金融自由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金融资本流动自由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加大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力度,要求各国改变境内外金融市场的分离状态,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等等;1990年出笼的“华盛顿共识”明确要求“放松对外资的限制”,这一切的要害在于,削弱他国的经济主权、金融主权,为其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自由进出他国“圈钱”、进而控制他国经济扫清道路。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推行“金融资本流动自由化”方面,美国当局历来实行双重标准:他们鼓吹的“金融自由化”,仅适用于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及其豢养的大大小小金融巨鳄进入其他国家的金融、资本市场,如果其他国家的资本进入美国市场,将会遇到法律的甚至行政的种种壁垒,受到严格的限制、审查甚至被拒之门外。近几十年来,美国当局在维护其“国家安全”的名义下,通过立法或发布行政条例,对其他国家的金融资本进入美国进行严格限制和严密金融监管,其法律的或行政法规的条款多达一千余条。
    美国当局推行的“金融自由化”的第二个方面的含义,就是主张金融运作自由化,取消金融运作中必不可少的监管环节。监管环节的缺失,使大大小小在货币循环中运用欺诈手段“圈钱”的金融巨鳄获得空前“解放”,正如您刚才所言,近二三十年来,“金融创新”被亵渎,成了“金融诈骗”;金融衍生产品大多被毒化,成了美国产另类“摇头丸”。正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充满欺诈、剧毒的金融、资本市场上演的一幕幕“圈钱”大比拼过程中,孵化出了一批又一批麦道夫、斯坦福之流的超级欺诈骗子,甚至连号称美国金融市场看门人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信用评级机构,在美国的充满尔虞我诈的金融大染缸里也被熏陶为专事出卖灵魂(穆迪高管:“我们为了赚钱,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同金融巨鳄们沆瀣一气、将大批“有毒债券”贴上“优质”、“ 3A”标记,去坑蒙全球投资者的制度性毒瘤。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美国推行的“金融自由化”的经典注释!
    特征四,实体经济逐步空心化。近二三十年未,美国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金融衍生产品泡沫化,仅仅是美国经济畸形发展的一个方面。美国经济畸形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实体经济逐步萎缩、国民经济空心化。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也就是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1990年仅为24%,2007年进一步下降至18%;制造业投资的增长率2006年仅为2.7%,投资额仅相当于GDP的2.1%。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美国的服务性行业(主要是金融行业)已占GDP的70%左右。在实体经济领域,除军事工业仍为全球之冠外,其余仅石油、IT、房产、汽车、飞机制造以及农业等产业还能称雄于全世界。但自进入新世纪后,先是  IT产业泡沫破灭受沉重打击,继而因“9•11”事件使飞机制造业遭重创;21世纪初为摆脱经济衰退,实行30年期购房贷款60年来最低利率以刺激住宅销售,营造了房地产业的巨大泡沫。2007年房地产因泡沫破灭而一蹶不振;在以此为导火线而引发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所剩为数不多的实体支柱产业汽车行业又遭重创,克莱斯勒、通用、福特三大汽车巨头因汽车销量骤降、经营出现巨额亏损——仅2008年第三季度这三家公司亏损共达240多亿美元、债务负担过重、股价暴跌至垃圾股边缘而深陷困境,克莱斯勒、通用两公司不得不先后申请破产保护,福特公司亦在考虑出卖所持马自达的股份以维持运转。至此,美国这个庞然大物稍有竞争力的实体经济产业已经所剩无几了,扳起指头数数,仅军工、石油、农业而已!
    顺便指出,近几年来,美国号称其年GDP已达13万亿美元左右。现在看来,这也是一个为维持美元霸主地位而被注水稀释了的数字。进入新世纪后,在美国经济中,金融业占半壁江山。然而美国的金融业除美钞印制外,毕竟是虚拟的、泡沫化的,今年虚拟资产估值10万亿,明年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一旦动荡,马上会缩水至6万亿甚至更少。比如,据私募基金百仕通集团执行长史瓦兹曼统计,此次金融危机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即毁掉45%的世界财富。另据美联储2009年3月12日公布的资料,美国家庭的财富(房产、银行存款、股票资产减去债务)2007年第二季度为64.4万亿美元,至 2008年底剩下51.5万亿美元,一年多缩水 20%,仅 2008年第四季度即缩水9%。”到目前为止,美国的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还在发展,其金融系统近乎腐烂,信誉也丧失殆尽,金融企业大都亏损、缩水,美国的年GDP到底剩下几何,这可能是一个美国政府不愿正视的数字。关于这个问题,头顶“商品大王”桂冠的罗杰斯曾有一段精彩的点评:“我不会相信政府公布的任何数据,美国政府无论通胀数据或经济增长都讲了十多年的大话……我不会在意政府公布的数据。”
    ▲:您刚才的分析使我们大开眼界,被某些人极力鼓吹的金融自由化,是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服务的,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弱势国家来说,切不可轻信。
    ●:的确如此。从美国来看,国际金融资本垄断的第五大基本特征是,在所谓“效率优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下,美国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以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或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灵魂的新自由主义,是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榨取尽可能多劳动者血汗服务的。所谓“效率优先”本质是“资本效率优先”、“资本增值效率优先”。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之于“资本增值效率”,犹如水之于鱼;只有在不受制约的市场里,资本尽快增值的“效率”才能得以彰显或实现。然而,满足资本尽快增值的“效率”,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以广大劳动者的日益贫困为代价的。对于这一点,新自由主义者们向来讳莫如深,足见其虚伪性。但客观事实充分证明,“效率优先”是一种经典的“劫贫济富”政策: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人素质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工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也在增加,工人的工资本应相应提高,而事实上美国工人的工资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不断下降。1971年美国企业工人平均工资每小时17.6美元,至2007年每小时工资下降到 10美元,降幅达43%;如果将通货膨胀因素考虑进去,工人的实际工资降幅更大。
    正是在所谓“效率优先”政策的主导下,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近二三十年来,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 357:l。“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30年中,美国普通劳动者家庭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日 0*%的富有者的收入增长了4倍,占人口0.01%的最富有者家庭的财富增加了7倍。从2000—2006年,美国1.5万个高收入家庭的年收入从1500万美元增加至3000万美元,6年翻了一番:而占美国劳动力70%的普通员工家庭的年收入从25800美元增至26350美元,仅增长550美元,6年仅增2%。前者的家庭年收入为后者的1150倍,在这6年中,前者年收入的增加额为后者年收入增加额的近3万倍。
    美国政客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津津乐道:美国普通民众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其实,这是一个大骗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l%。”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且后者建筑在前者之上。这就是“效率优先”所构建的今天美国的社会现实。
    特征六,美国经济乃至国家运行的基础债务化。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前后,美国居民消费已经占到美国GDP的73%。”根据这一统计口径,如果再按美国声称的年GDP13万亿美元计算,2006年美国居民人均消费3万美元左右。而占劳动力70%的普通员工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2.6万美元,一个家庭按4口人计,人年均可支配收入当不足万元,远远不足以支付人年均3万美元的消费支出。这里的可能解读只能有二:一是正如罗杰斯所言,美国发布的数据有极大水分,其年GDP根本不足13万亿美元。即使按人年均消费支出高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万元)一倍进行匡算,美国的年GDP也只能在8万亿美元之下;二是即使按2006年美国年GDP8万亿美元计算,是年美国人均消费支出(8万亿×0.73÷3亿人)2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1万美元,消费资金缺口人均还达1万美元。这笔巨大的消费资金缺口靠什么填补呢?只能依靠借贷!
    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物资供给具有无限制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因资本盘剥的加重,广大劳动者的贫困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增长缓慢,导致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攫取主导地位之后,仅仅从生产资本那里分割更大一块“企业剩余”已无法满足其深不见底的欲壑,在“金融创新”的旗帜下,“G<G”的“圈钱”魔术式“经营”皇而堂之地登上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殿堂:股票、股市以及各种基金逐步去除集资之功能,与经济基本面脱钩,蜕变成了高杠杆运作以“圈钱”的大赌场;债券,对于国际金融寡头来说,成了资本市场上可以“一箭三雕”的新宠:一是鼓动借贷消费可暂时缓解因劳动大众贫困加深、社会购买力不足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危机;二是可从借贷消费的劳动大众身上进行再次榨取;三是通过将各种债券(包括坏账、死账债券)包装成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可对美国乃至全球投资者进行坑蒙诈骗,以转嫁损失。
    正是在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主导、推动之下,近一二十年来,在美国逐步形成了一种“负债经济模式”:普通民众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有学者据此责难美国人是超前消费,其实,这是一种误读。美国民众靠借贷消费,不过是为了维持一种较为体面的生活而己,是不得已而为之。据有关资料,美国家庭债务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1983年为 75%左右,2000年上升为 125%;美国家庭债务占其税后收入的比重,1980年为60%,2000年为110%。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众家庭已经是入不敷出了。所以,消费信贷急剧增长,从1971—2007年的2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了近20倍。这还不包含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如将两者相加,总共负债14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当然,负债最重的还是低收入者。
    不仅美国广大民众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美国企业甚至政府也靠举债维持经营或运转。2007年美国国债余额为10.35万亿美元。金融危机暴发后,2008年布什政府推出8500亿美元救市国债计划,为此国会不得不将国债上限提高至11.3万亿美元;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又推出  7870亿美元国债救市计划,国会又不得不为此将国债上限提高到12.1万亿美元。近期,也就是2009年8月7日,美财长盖特纳再一次向国会申请突破12.1万亿美元的国债上限,看来美国国债余额将直逼13万亿美元。这相对于美国政府发布的大大注了水的年GDP13万亿美元来说,美国国债率已高达100%,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债务率60%的上限。问题的严重性还远不止如此: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会保障欠账等内债加在一起,2009年美国的债务余额己高达55万亿美元;如果再把诸如“两房债券”之类的抵押债券、美国各大财团所发行的说不清是公司债还是政府债务等共计20万亿美元(2007年末美国国债协会SIFMA统计)债务统计进来,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将高达75万亿美元。而按 2007年的市场公允价格计算,美国的全部资产总市值约 76万亿美元。近两年,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部分资产大幅缩水,其资产总市值已远在其国家债务总额75万亿美元之下。这就是说,美国已经资不抵债,从一定意义上,美国比沦落到破产边缘的冰岛还要糟得多!
    ▲:由此看来,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不错,这正是我要得出的结论。
    以上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是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运行中的基本表现。它反映在资本主义的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进一步发展,企业内部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计划性同超越国界的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生产无限制扩大的趋势同劳动大众相对贫困导致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不足的矛盾在进一步激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从而腐朽性在日益加深。这一切表明,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绝非偶然,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日益加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结果;由于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触角已遍及全世界,美国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必然会祸害全球。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当前正在全球演化的这一场近百年来最严重的国际性金融危机,其根源是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环球视野》第316期,摘自2010年第6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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