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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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


张秀芹 刘爱莲 

    

     [摘要]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虚伪性与生俱来,并蕴含在它的所谓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普世伦理以及科技价值中立等之中。资产阶级逐利贪婪的本性决定其价值普世性的虚假幻象不会自行消失,它仍然会用异己本质的外观来掩盖自己的本质,并且求助于伪善和诡辩,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要从根本上揭示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

    党的十七大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当下仍然有一些人鼓吹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等是普世价值,并认为中国也应该置身于这些普世价值之中。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同,极具虚伪性和迷惑性,并蕴含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普世伦理以及科技价值中立等论调之中。只要不从根本上加以批判、揭示,西方价值普世性的虚假幻象就不会消失,仍然会用异已本质的外观来掩盖自己的本质,并且求助于伪善和诡辩,“不断同主流意识形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争夺着话语权,动摇着我们的共同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影响了人们信仰、接受、理解、知晓或不背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要从根本上揭示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
     一、经济自由遮蔽下的强制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虽然在形式上资本主义废除了人身依附关系,使人们获得了名义上的自由,但是,由于资本家垄断了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工人除了自己的人身自由之外,一无所有。因此,工人要想活命,除了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任凭资本家剥削之外,别无他途。这决定了工人除在资本家压迫下从事强制性劳动,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因而,资本家“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只关心他们的私利,并以此来牺牲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先前他们所鼓吹的自由、平等等天赋人权观念,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工人为了能够获得自身生存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生活资料,不得不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进行强制性劳动,这种强制性劳动是异化劳动,是扭曲的劳动,他们用双手创造的社会财富被无偿地剥夺,他们的劳动不是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的,他们的劳动不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而只是生存的手段,他们与他人关系是异化,这注定了他们的一生没有丝毫的幸福可言。“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它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宪政国家。但这个制度建立后却并没有带给人民自由、平等和人权。对内采用残酷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对外则通过殖民掠夺、武力扩张、贩卖黑奴积累了庞大的肮脏财富。“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革命中诞生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然而,推翻了王室、僧侣和贵族统治的资产阶级,立即成为新的特权阶层,成为被镇压和盘剥者的对头。美国独立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像英国和法国一样,美国也进行了原始积累。这期间,资本家对所有的工人罢工一律镇压。现在的“八小时工作日”和“五一”劳动节就是芝加哥工人用鲜血换来的。
    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不仅是一切异化基础和原因,而且是劳动异化的结果。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私有财产,异化劳动就不消除,所谓的经济自由只不过是资本占有者的自由,它的对立面是强制性,是经济自由遮蔽下的极端强制性。恩格斯曾针对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敏锐地指出:这个所谓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目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笼统议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强制性有了新的形式,其遮蔽更深,危害更加严重。例如,从1985到1989年,日本经历了美国针对它发起的金融海啸,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日本经济都没回暖。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了保持经济在全球的霸主地位,一方面,美国加快印抄,另一方面深度套牢其他国家经济,以更加隐蔽的强制手段维护其世界性的经济剥夺。
    二、政治民主遮蔽下的专制性
    民主作为国家管理形式,表示的是哪个部分人享有主权.它的对立面是对一部分人的专政,它属于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又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心灵生活的过程。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因此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无产阶级则沦为他们专政下的对象,没有任何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对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而言,说资产阶级民主虚伪,也就是说,他们在政治旗帜上写的是‘人民民主’,而在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却被排斥在民主之外,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本质上是通过金钱政治达到专政统治,是金钱的民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金钱操纵舆论、舆论操纵民主的“民主”。曾帮助1896年威廉•麦金利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马克•汉纳说过:“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记不得了。”美国一位作家兼评论家也说:“无论民主制度在理论上怎么讲,在实践上人们有时倾向于把它定义为标准化的商业情节剧。”在全球化时代,一方面是西方以从海外攫取的大量超额利润,在其国内建立所谓“福利社会”的“示范效应”,以从根本上增强西方所谓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投入大量金钱兴办各类媒体,在其国内特别是世界上大肆宣扬其“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拼命低毁他们企图颠覆的国家的执政者,用名目繁多的罪名指责发展中国家“独裁”、“专制”、“暴政”、“侵犯人权”、“自闭”等。然后,使其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新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及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畅通无阻,从而既达到西方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残酷剥削压迫的目的,同时又能用这些巧妙动听的语言掩饰它们残酷剥削压迫的实质。因此,美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已无需对外国进行直接的政治控制。它所追求的是将民主作为一种最佳的政治制度加以推广。”
    现在国内很多人所说的“普世价值”,潜意识中还是在向西方看齐。西方社会比较早地实现了工业文明,对个人权利和生命本身的尊重也相对更早一些,这是事实。但西方在承认普世价值存在的同时,也想通过话语霸权方式的表达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其所谓的“普世价值”。“事实上,它们并没有权利来认定或者在他国推动普世价值。稍具常识的人就可以看到,西方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多半并非真正为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命和权利,而是将普世价值变成了一种工具,这一点尤其需要警惕。”
    三、科学技术价值中立遮蔽下的意识形态性
    20世纪出现了多种消解意识形态的理论,如法国的雷蒙•阿隆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观点;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认为19世纪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经过时,力图消解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的各个流派,思想各异,但其主要倾向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对所谓压制人、束缚人的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行质疑与解构,其中就包括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消解。
    多种消解意识形态的理论产生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和认识根源,但主要基于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一方面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有力地推进西方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对政治批判语境转变为文化批判语境。西方科学技术领先地位成就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地位,西方国家的经济地位成就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地位,这使一些人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经取得最终胜利,再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力量可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批判语境转变为文化批判语境,表面上意味着政治意识的谈化,科技进步的合理和合法的地位与作用得到彰显。于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科学技术消解意识形态之争,保持“价值中立”。他们认为,科学所固有的事实判断和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价值判断之间是根本不相容的,价值问题是无真理性可言的,科学技术可以完全脱离价值观而存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导致阶级“趋同”和阶级“融合”,意识形态将消亡。实际上,这种批判语境的转换,隐蔽地实践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意志,具有“超党性”的虚伪性。主张意识形态的终结本身就是一个悖谬,它自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它所要求消灭是与自己对立的意识形态。它看到了“软权力”的思想、文化认同在实现国家利益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把意识形态从显性维度推移到隐形层面。“软性的同化权力与硬性的指挥权力同等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其权力被他国视为合法,则它将遭受更少对其所期望的目标的抵制。如果其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其他国家将更愿意追随其后。”
    科学技术“价值中立”之所以能够遮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能为当代资产阶级发财致富或重建其国家政治生活的合法化基础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力量。因为科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地以改善剥削和压迫的阶级对抗前提的,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和冲突,抑制了社会危机的大规模暴发及其危害的程度。就在于这种状态直接地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科学技术的有力带动下所获得的繁荣,迎合了民众的愿望,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同。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现在,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而统治的这种新的合法性形式,显然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可是,在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恰恰成为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尤其是科技技术“价值中立”论的意识形态性不易被人们所觉察,表现得最为隐蔽,对国家的忠诚和支持转变为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忠诚和支持,从而转移了民众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统治合法化的质疑。
    所谓“普世价值”,往往成为当代资产阶级遮蔽其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科学技术“价值中立”论不是变革的武器,而只是辩护的工具,依靠它不可能改造世界,而只能粉饰现存统治秩序。可见,当资产阶级学者鼓吹所谓科学技术“价值中立”论时,表面上是宣告作为工业时代产物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一起终结。其实,他们要终结的对象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鸣锣开道。“尽管赞成‘普世价值’的人们在立场、观点及动机方面都不尽相同,但决定事物性质的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要不怀敌意和偏见,就不难发现,通过‘普世价值’干预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以期颠覆和终结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结构,无疑是引发这一争论的要害,因而其在本质上是当代西方话语霸权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表达。”
    四、普世伦理遮蔽下的极端霸权性
    1993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上所签署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紧随其后,“国际互动会”有关“人类责任宣言”的倡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部所倡导并实施的“普世伦理计划”,其本意都是希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能够避免宗教文化和民族之间的冲突,为不同的文化传统寻求一个相互沟通、和谐共处之道,对话自然就成为主要的沟通方式。然而,他们所寻求的相互沟通、和谐共处之道本质上就是要求接受西方的普世伦理。从理论上说,所谓普世伦理,它首先要回答的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其次它的形成基础是全世界个性价值。事实上,这些问题是原来的西方式的价值观无法回答的,因为它自身就是个问题,“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启蒙以来,西方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受到严重的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为蓝本制定世界伦理宣言,作为普世的伦理准则,一方面,此种普世伦理既无法涵盖道德文化的地域性和特殊性,同时也吞没其他民族的优良道德文化;另一方面,这种单向度的普世最终会使对话的精神遭遇压抑,其结果只能是单向度的话语霸权。“普世伦理作为一种当代全球伦理的可能模式,必须基于人类多元文化的对话和道德共识,决不能基于任何绝对主义的或一元化意识形态的权威诉求。相对于每一种特殊的道德文化传统,普世伦理只能是(至少在现阶段)一种低限度的道德共识,一种共享的全球性道德价值理想,一种不可取消却又必须得到现代人类共同认可和接受的道德行为规范系统。而相对于这样一种道德共识或一套普遍性道德规范,每一种特殊的道德文化传统,虽然都必须接受其人类价值的共同性和优先性,但并不需要也不意味着它们必须牺牲各自的差异性和独特性。”’
    资产阶级国家虽然打着普世伦理的旗号,在许多方面却是虚伪地、残缺不全地、并非真正地去实现这些普世伦理,而是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搞双重标准,或借助人道主义的口号,或借助博爱等,来反对中国的伦理秩序,达到它的“西化”、“分化”中国,实现它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政治扩张主义的目的。“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真相大白;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可以看出,以美国为的首西方国家宣扬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类所谓的普世伦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显然是“虚伪的空话”和“胡说”。当今世界出现的“人道主义干预”、“颜色革命”、金融危机等事件,也证明了普世伦理的虚伪性。
    一劳永逸的“普世价值”只是人类美好幻想,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普世价值”,成为当代西方强势话语极力挑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一种虚伪性借口。这就给我们重要启示。首先,当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表现是复杂多样的,我们既要看到其直接的呈现也应洞察到那些间接的隐蔽性存在,坚持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观点,揭示“普世价值”掩盖下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政治扩张主义的本质。其次,我们拒绝西方“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同时,要坚信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是不依资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趋势根源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再次,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核心价值。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时代性和民族性为特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理想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它既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吸取世界文明的成果,是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性质相一致的主导价值,而不是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体现,也不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版。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为西方的普世价值错误理论所误导,要拒绝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观,特别要揭穿它的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顶住其以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价值而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的政治压力和舆论攻势。最后,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批判与揭示,这本身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理论的力量归根到底表现在它为群众所信服和践行”,而信服与践行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为群众掌握,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否则,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批判既达不到应有的批判深度也很可能滑向纯粹的思辨批判。
    (《环球视野》第316期,摘自2010年第5期《社会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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