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惹恼了谁的“普世价值”-─对秦晓先生在清华演讲的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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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惹恼了谁的“普世价值”-─对秦晓先生在清华演讲的几点看法


寒竹 

    

     秦晓近日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篇演讲。这种演讲本不太重要。但秦晓先生在讲演中郑重其事地宣称,中国现代化进程正面临着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这就是“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既然这个问题被说得如此之重大,有必要简单分析一下秦晓先生的具体说法。
    秦晓先生把“中国模式”概括为“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并且认为这是“中国模式”需要去掉的特点。笔者以为秦晓先生关于中国模式的这个讲法是很难站住脚的。
    如果说“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在于民族主义的支撑,那么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是在民族主义的支撑下完成的,或者说,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在所谓的“世界主义”乌托邦的支撑下完成的?只要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而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我们不得不承认民族国家的形成或建立是西方所有先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前提和基础。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形式,两三百年以前是,今天仍然是。联合国仍然被称为“United  Nations”。所以,中国今天用来支撑现代化进程的民族主义并非源自中国,而是从西方先发国家学来的。作为西方国家的学生,中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已经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上百年的时间,正在向西方学习。所以,用民族主义支撑的现代化进程不是中国的特点,而是所有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点。
    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中国今天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内敛性的、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这跟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扩张性民族主义完全不同。这里仅以英美两国为例。英国的现代化过程在时间上跟它的殖民全球化过程是同步的。到二十世纪初,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霸权达到顶峰,它的殖民地超过其本土面积的 110倍,殖民地人口数超过本上人口的8倍。英国的现代化过程可以说是世界近代以来最强大的一次民族扩张运动,世界各大洲都飘扬着米字旗,大英帝国成了“日不落帝国”的同义语。同样的,美国的经济高涨也正好跟其领土的扩张同步。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战争,从1776年独立时的十三个州不断地向西、向南扩张。经过一百多年的战争与扩张,美国不仅横跨美洲大陆,而且最远的领土已经扩展至距美洲大陆千里之外的夏威夷岛。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海外美属领地。对于英美这种殖民地和领上的扩张,如果不靠民族主义来支撑,有可能实现吗?全球到处飘扬的米字旗和星条旗不代表英美两国的民族主义又代表什么呢?秦晓先生为什么对英美这种强大的、扩张性的民族主义视而不见,反而把眼睛看在中国这么一点点内敛性、防御性的民族主义上面?这样看问题难道不显得太过双重标准了吗?
    下面再来谈谈政府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这个特点。毋需讳言,政府主导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特征。但是,这个问题却需要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许多后发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而非中国的唯一特点。在广义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以外的国家是作为一种弱势国家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在由西方资本力量所主导的全球竞争中,后发国家的民间资本很难凭借自身力量发展。由政府整合和主导经济发展是许多后发国家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发展战略。以中国的近邻日本和韩国为例,在这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府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日本政府在日本经济复苏和起飞过程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的计划来引导全国经济的发展。1949年的《经济复兴计划》、1951年的《经济自立三年计划》、1955年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60年的《国民收人倍增计划》、1962年的《全国综合开发规划》等等。这些计划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在经济的具体运转中,日本通产省还采取了大量的“倾斜政策”,有意识地把国家资源集中到一些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这是日本制造业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韩国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更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初期,韩国政府开始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府经济决策体制,这个体制的核心就是中央政府的“经济企划院”。这个政府经济决策机构从60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五年计划”来规划韩国的经济发展。这一系列“五年计划”一直主导着韩国的经济起飞过程。即使在一些非常具体的行业部门,韩国政府都有很详尽的规划。今年4月,韩国政府公布了无线网络的五年计划,并且宣布,韩国政府将在这个五年计划中直接投入大量的资金。这是韩国政府主导部门经济的一个典型案例。
    事实上,关于欧美国家以外的后发国家,特别是东亚各国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早已是各国学界的共识。世界各国出版的有关东亚各国政府主导经济的书籍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其中译成中文出版的也不在少数。秦晓先生把政府主导经济说成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唯一特征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政府对经济主导的主导程度超过了日韩诸国政府。在今天的金砖四国中,中国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也显得尤为突出。但是,我们应该清楚,政府对经济的整合和主导,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现实选择,而非一个理想创造。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前的30年的经济是模仿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而中国的改革正是立足于这么一个历史留下来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今天在经济中的强势主导作用是30年前中国经济结构的现实所决定的。正如一个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一样,一个国家的政府也不可能抛开历史去创造一个社会。现代文明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按照理念制造出来的。所以,离开历史渊源孤立地去谈中国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30年的改革是让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变强了,还是变弱了?
    30年前,中国经济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在城市中,党政企三位一体;在农村中,政社合一。政府就是经济活动单位,经济活动单位就是政府或准政府。政府以绝对的权力控制了社会的全部经济和政治活动,全国的经济活动都是按照国家的计划进行。但是,经过了30年的改革,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计划部门都早已撤销。政府直接经营的企业急剧减少,民营企业早已超过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国企在全国经济中已经退到三分之一的比例。如果我们把这30年看成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我们把这30年间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用曲线画出来,中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显然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根据统计部门的数据,民营企业在全国经济中一直处于迅速扩张的状态。截至2009年9月,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718.5万户,比2008年增长了9.3%,占全国注册企业总数的70.2%;民营注册资本13.59万亿,比2008年底增长了15.8%;用工人数6985万人,比2008年底增长了8.2%。上述有关民营企业的三个数据都明显高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从30年经济改革的整体上看,市场在迅速地成长发育,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行政干预在减弱。如果置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孤立地谈中国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显然是陷入了某种意识形态的语境。
    最后再来看看普世价值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进行抽象,自然能够抽象出一些最一般的价值观念,比如自由、公平、和平、仁爱、扶助弱者等等。必须指出,这种抽象出来的普遍价值观念为全人类所共有,而不是一些强势国家或强势民族把自己特殊的价值观念普遍化为世界准则。秦晓先生把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理解为欧洲启蒙运动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这种说法不要说中国人,恐怕很多西方人都不能认同。
    欧洲启蒙运动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现象,其中包含着许许多多有价值的进步思想,但也蕴含着一些蒙汗药和毒药的成分。从思想内容上分析,欧洲启蒙运动可分为欧洲大陆启蒙运动和英国或苏格兰启蒙运动,而对中国一百多年来知识分子发生影响的主要是欧洲大陆启蒙运动。但正是欧洲大陆启蒙运动,这场自以为是在照亮蒙昧社会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暴露出一种理性的狂妄和自大,并且给现代乌托邦实验提供了思想基础。几乎20世纪所有的乌托邦理论都跟欧洲大陆启蒙运动有着某种渊源关系。这种启蒙运动思维方式的危害在于,把人的理性看成是至上的、社会是需要知识精英来启蒙的、宗教等同于迷信、未来社会是可以设计和创造出来的等等,最终,这种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催生了后来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实验。埃德蒙•伯克曾对法国启蒙主义者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伯克认为,法国革命之所以陷入专制暴政是因为法国的政治文人,也就是法国的启蒙学者给暴政提供了舆论准备。伯克曾谈到,法国的这些政治文人喜欢标榜,崇尚革新,并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如法兰西学院和百科全书派。他们固执狂热。正是在这些法国启蒙学者错误的抽象理论指导下,法国革命最终陷入暴政。基于这个原因,伯克坚决反对用一些抽象的理性概念来启蒙社会。事实上,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反省欧洲大陆启蒙运动思想的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息过。
    历史地看,欧洲的启蒙运动,包括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启蒙运动,在当时都是伟大的思想运动,这场运动也确实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成果。但是简单地把欧洲启蒙运动看成是全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础是偏狭的。其实,欧洲的启蒙运动跟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思想运动一样,都对世界文明有过巨大贡献,但同时也不乏误入歧途的偏执思想。如果简单地把某些国家历史上具体思想运动的成果当作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最终只有陷入乌托邦的陷阱。从历史经验看,凡是试图用抽象的普世观念来创造新型国家的社会运动,很难不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从来就不存在着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模式。每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过程都有它自身的特点。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底蕴的古老国家,其现代化的过程必然有着其他国家没有,而且也无法模仿的特点。当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的发展模式肯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很多问题还很严重。但是,这些问题只有在中国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才能解决。如果说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有着某些问题,就必须抛弃中国发展的现有路径,盲目搬照一种主观想象出来的“普世模式”,显然是不现实的。
    (《环球视野》刊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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