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再造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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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再造南疆?


山旭 刘宏鹏 

    

    走在喀什街头,到处都可以感到对变革的预期。与商铺老板攀谈只要超过10分钟,话题一定会落在“特区”问题上:它什么样?它到底会不会来?它什么时候来?
    然后是那些绿洲上的县城。除了干部,县委招待所里的服务员这类“接近”政府的人,显然也喜欢提起这个词语。
    第三个层次是乡镇,关注“特区”的更多是干部。至于乡村,党支部书记对于“特区”的认识就是深圳——“我们村要建设一个新深圳。”
    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热甫卡提•努热合曼告诉本刊记者,喀什的特区全名为“特殊经济技术开发区”,它源自此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设立经济开发区,赋予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特区”,让南疆有了新热度。不过,在城市之外的广大乡村,对于“特区”的构想似乎还有些茫然。而占本地区人口总数70%的南疆农村,可谓本轮治疆决策成败的关键所在。
    一般意义上的南疆指天山以南的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巴音郭楞蒙族自治州。其中,又以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被人们简称为克州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最为重要。
    原因之一是上述三地州经济最为落后,其二是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高,第三是宗教氛围最为浓厚。
    作为本轮治疆新政的亮点,南疆的经济发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前中央及自治区各部门的调研亦集中于上述三地州。
    不过,多位地方官员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对于这个拥有复杂历史和特殊传统的地区来说,仅是经济单兵突进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全部。

                              南疆稳定根源在乡村

    喀什其实并不是一座神秘的城市。走在街头,内地城市的各种特征都可轻松找到——从浙江人开的眼镜店到手持可口可乐的孩子。民族风格建筑也崭新发亮。其实除了喀什老城,和田市、克州首府阿图什市等地已满是与内地城市并无二致的楼房。
  “真正改变南疆并不是改变城市。”当地一位厅级干部对本刊记者说,以南疆三地州来看,能称得上城市的不过喀什市、和田市和阿图什市三处,“他们的生态并不是大多数南疆人的真正生活。”
    他说,以目前情况看政府的投入和项目仍集中在城市及周边地区,在乡镇以下还很难看到真正能够促进农民富裕的措施。
    这一观点与基层干部的看法相似,“援建到我们这一级,基本就是修学校,没别的了。”喀什地区一位镇长对本刊记者说,乡村中最需要的供水、农业技术以及人才问题,仍需更为有力、实际的解决办法。
    比如援建的重头——改善住房条件。目前各援建省市的重点还是市县中的棚户区,南疆乡下最常见的土房改造大多按照建设抗震房的原有计划推进。按目前进度改建全部偏远乡村,显然还需要更多努力。
    南疆的稳定问题虽然经常在城市中体现出来,其根源还在乡村。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杨圣敏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说,人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在南疆更为明显,“全新疆只有10%的土地适合人类生存,南疆更少。但是由于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使寿命延长等因素,人口迅速增长。人与地的矛盾,就慢慢转化为人与人的矛盾,在民族地区很容易成为民族之间的矛盾。”
    此次中央及自治区已决意采取强力措施解决新疆的就业问题。

                            宗教渗透当地风俗和思维

    此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将重点锁定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新疆还存在着分裂势力分裂祖国的活动。
    从此轮治疆新政中已可看到,中央决心在短期内让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而其落脚点亦应是包括南疆在内的全疆农村的改变。
    不过,南疆复杂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成效紧密相连,例如弥漫在南疆空气中的宗教氛围。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南疆城市生活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但许多乡村仍固守着延续千年的信仰和风俗。
    在新疆,尤其是南疆乡村,文化事业较为落后。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大多数人家唯一的休闲娱乐工具─电视机只能收到两个频道。信息和文化娱乐生活的贫乏,使许多人把精神、情感和文化需求更多地寄托在宗教修行中。
    如果在和田、喀什一线的乡村旅行,可以发现几乎每个行政村里都有穆斯林“圣墓”:有学者、古代王室成员、宗教战争的牺牲者……
    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进新告诉本刊,其实很多“圣墓”并无史实依据,虽然传说一些墓里埋葬了来自中东的宗教领袖,但是严肃的历史证明他们大多根本没有来过新疆。而这些“圣墓”以及对它们的崇拜,显示出宗教在这个地区的悠久历史和深远影响,特别是在乡村中的地位。
    宗教真正对南疆产生影响,并非借由清真寺、诵经这样典型的宗教场所与仪式,也非利用宗教从事暴力活动,而是千年来渗透当地的风俗和思维。
    由于新疆诸多民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在南疆几乎是合二为一。人们的情感、意志和行为往往会从宗教中获得指引,其思想意识、处事准则和社会关系常由宗教划定边界。
    本刊记者在南疆乡村的采访中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少数民族农民说,虽然果树苗是干部送来并带领大家种植的,但收成是安拉赐予的。而这种观念并非只存在于年长者之中。
    再比如因宗教文化产生的早婚习俗深刻影响着少数民族的婚姻行为。其后果之一是少数民族女性提前离开学校,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同时,早婚导致婚姻质量差、离婚率高。婚姻关系的频繁变动消耗了人们的心力,还使人口有所增加,并出现了更多弃儿、孤儿。
    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之后,更好地了解宗教传统,应成为地方官员的必修课。
    宗教传统中也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一面。比如伊斯兰教重视教育,强调义务教育和平等教育。对每个穆斯林而言,只要经济允许,必须接受教育。伊斯兰教还建立了具有完整内涵的“诚信”概念。
    由于宗教在乡村中的地位,如何更好地解决宗教问题事关南疆发展大计。如何实现宗教传统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应被看作新疆未来发展道路的一项挑战。
    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送达中央高层的报告中曾强调,只要经济发展了民族问题就会消除,社会稳定就能实现,这是一种误导。
    理解人们在经济之外的诉求,并满足其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将是本轮治疆新政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之一。

                                    小村千年

    南疆的每一个乡村都是一处“密境”,含蓄、隐秘而自足。它们的与众不同并非像戈壁上的玫瑰,而是胡杨掩映下的生土,只需时间微薄的馈赠,就能酿造出让人心底怦然的气息。
    《瞭望东方周刊》选择的观察对象是距离喀什市区一个多小时车程的疏勒县罕南力克镇谢依合来村。小小村落的传说与传奇,足以印证这块土地的包容与博大:它的每一个孩子都因为饮斯之水而获得生生不息的力量。
    谢依合来村生活着维吾尔族的一个分支。1000年前,他们的祖先从两河流域迁来,希望在这块土地上传播自己的信仰。1000年的宗教社会里,他们却卑贱地生活,甚至羞于提起自己的家乡。而如今,谢依合来几乎是南疆最富裕的村庄。
    阿布达里人---行乞者正在摆脱缠绕他们千年的命运。

                               王子皈依伊斯兰教

    路边笔直的胡杨参天而立,土墙人家在树后闪现,汽车发动机的鸣唱差不多是谢依合来村唯一的声响。这个静谧的村庄就此被分成两部分:可以看到公路以及无法看到公路。处于后一种境地的人们于是很自然地离开院子走到路边,想看看来客的模样。
     66岁麦麦提•米专提却是被儿子——村党支部书记安外尔江•麦麦提找到路边的村委会的。老人身着普通衬衫,但颜色却是纯白,一如20世纪初欧洲探险家所记录的谢依合来村风俗。据说他拥有一本记录谢依合来历史的维文书籍。
    罕南力克镇副镇长阿丽古说,虽然同是维吾尔族,但谢依合来村有自己的语言,她几乎无法听懂。
  “我们来自伊拉克叫戴尔比特的地方。”米专提如大多数喀什老人一样嗓音响亮,中气十足。而在相邻的和田,老人们更习惯娓娓道来。这种区别,是历史留在两地人身上的不同徽记。
    一直到10世纪末,佛教都是南疆的主宰。《大唐西域记》记载说,那时称为疏勒国的喀什“淳信佛法,勤营福利。伽兰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位于今天和田的于阗国则是佛教中心。东晋僧人法显游历西域后所作的《佛国记》说,他们住宿的于阗寺庙就有3000名僧人。
    此外,道教和基督教都已传入新疆。
     8世纪后期,漠北回鹘的一支西迁,在南疆及以西地区建立了喀喇汗王朝。权力传承几代后被苏图克王子的叔父控制。他曾承诺在王子长大后移交王权,但一直没有兑现。
    公元932年,年轻的苏图克王子皈依伊斯兰教,借此从他信奉佛教的叔叔手中夺得王位。这是伊斯兰教进入新疆的开始。
    对于苏图克如何接受伊斯兰教,传说充满神话色彩。但可以想象的是,由于伊斯兰“殉教”的战争精神以及喀喇汗境内存在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富商,王子终于得以击败叔父。他成为新疆历史上第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政权首领,称苏图克•布格拉汗。
    无论王权归属如何,喀喇汗王朝的汗王们一直喜欢给自己冠上“桃花石汗”的称号——“桃花石”亦是“秦”与“东方”的代表。布格拉汗的一位后裔干脆在钱币上铸上“东方与中国之王”的字样。
    布格拉汗掌权后迅速而全面地清除了喀喇汗王朝境内的非伊斯兰教痕迹。
    今天在疏勒县境内有一处莫尔佛塔遗址,包括两座残存佛塔和一组僧房遗址。古寺院遗址下层有烧为炭灰的木料,显然毁于一场大火。它是喀什最后的佛教遗迹。

                                  圣墓守望者

     962年,北宋建隆三年,苏图克•布格拉汗的儿子阿里•阿尔斯兰汗发动了对近邻于阗国的宗教战争。
  “那时有8个人从伊拉克来,首领叫赛义德•吾布里•帕塔里•哈孜。哈孜生病死去,7个人就地埋葬了他,并且在这里住下。”米专提说,这就是谢依合来的由来。
    不过,这位前村党支部书记、镇政府干事强调,他们的祖先是为传教而非战争而来。
    这与20世纪初欧洲探险家对谢依合来的访问结果大大不同:当年的老人说,祖先是来参加喀喇汗王朝对于阗的战争,哈孜负伤后死去。一直到2004年,乌鲁木齐的学者还听到类似的讲述。而在阿拉伯语中,“哈孜”就是指参加“圣战”而活下来的人。
    哈孜的墓位于谢依合来村南侧。在新疆,穆斯林称圣人之墓为“麻扎”,以同他们埋葬在一起为荣。谢依合来村的这处麻扎曾是罕南力克镇最大的墓地。不过在米专提小时候,地面上已经找不到圣墓的踪影。
     70年代,谢依合来村修路时在这里发现了骨骸,村里的老人说,这应该是哈孜的麻扎。1989年,宗教人士建筑了一座带有清真寺门框的新麻扎。他们还用水泥和砖石修建了一座象征圣墓的棺椁。
    这组突兀于乡间的“圣迹”难称精美。不过坟墓旁的几棵大树形貌沧桑。同行的老人说,只有它们从古时挺立至今。
    麻扎的院子里不仅有满是尘埃的旗帜——这是朝拜者致敬的方式,还有不知谁家丢弃的书本:里面既有小学生笔迹稚嫩的作业册,也有盖着据说是古老印章的维文书。
    像大多数拥有“圣迹”的南疆村庄一样,谢依合来曾围绕麻扎而建。后来随着绕开麻扎的公路穿村而过,村庄的中心慢慢转移到公路两侧。如今,从村里要走百十米才能到这处墙体斑驳的圣地。
    麻扎旁的麦田曾经都是它的一部分,用来供养麻扎的守护者——被称为“谢赫”的守墓人。谢依合来就是“谢赫”的全称。
    胡杨死了又生,厚厚的黄土墙倒了又垒。小小的村庄就这样庄严而虔诚地走过千年。米专提说,因为固守宗教礼俗,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村里还没有女性会骑自行车。
    从有历史以来,村里的孩子都要上宗教学校。1955年,政府要求干部的孩子去普通学校。作为老村党支部书记的儿子,米专提成为谢依合来村历史上第一批不上宗教学校的人,“一共45个,我还记得很清楚。”
    于阗国王族尉迟氏也是回鹘的一支,后以中原唐朝李氏为姓。在敦煌出土的《于阗王尉迟苏拉与沙洲大王曹元忠书》中,于阗王尉迟苏拉向割据敦煌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报告说,于阗军在战争的第7年攻破喀喇汗的都城喀什噶尔,俘获敌人的妻子、大象、良马和财产。他随后还向宋朝皇帝进献战利品。《宋史•于阗传》中也提到,于阗僧人曾献“舞象”。
    战争的第27年,阿尔斯兰汗在今天疏勒县的奥达姆沙地与于阗军交战阵亡。很快,喀喇汗的都城再次被攻破。
    阿尔斯兰汗战死后,其子阿赫马德•本•阿里继位。他派人赴西方请援。根据正史,一支由宗教首领率领的穆斯林军队很快就抵达喀什。

                              以行乞和做割礼为生

    1006年,于阗城被穆斯林军队占领。
    由于缺少文字记载,后人已经很难体味这场战争的实况。但是今天在喀什与和田之间仍可以看到大量宗教战争中的“舍希德”─伊斯兰教“殉教者”的麻扎。一些麻扎的主人甚至被认为是穆罕默德的近亲,以及今天在中东仍享有盛名的古代宗教领袖。
    但更多穆斯林和佛教徒的尸骨都已被黄沙湮没。
  崇拜麻扎已经成为南疆穆斯林的风俗。根据传说,阿尔斯兰汗的身体葬在奥达姆,头颅埋在喀什市内。奥达姆麻扎是一个中心:从北面阿克苏、东面和田、西面克州到那里的路线上都有若干麻扎。不同方向而来的朝拜者依次朝拜这些麻扎,然后到达奥达姆。哈孜的麻扎就是这一方向上的固定朝拜之地。
    但是,谢依合来村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
    谢依合来人被其他维吾尔族叫做“阿布达里人”。虽然对这个词语的意思在学术上还有一些争议,但罕南力克镇副镇长阿丽古想了想说,“阿布达里”维语就是乞丐的意思。
    行乞是谢依合来村传统的谋生方式,维吾尔族民间有“不会行乞的阿布达里人是个没手艺之人”的说法。其他维吾尔族农民甚至会在收获粮食后,在麦场故意留下二三十斤粮食“卡皮萨”施舍给阿布达里人。但是,由此也产生了一句嘲笑他们的谚语:“留给阿布达里人‘卡皮萨’,他们还要问你的秤是不是准确。”
    在乌鲁木齐等地,甚至有其他地方的乞丐谎称来自谢依合来。谢依合来人的另一项著名手艺是为他人做割礼。阿丽古说,这在宗教社会也是一种底层职业。
     1000年来,谢依合来村的男人们在农闲时一定要出去乞讨。米专提说一直到他的父亲成为村干部,自己的家族才结束了这种行为。
    他告诉本刊记者,直到现在他们还受到其他村子的歧视。他当村党支部书记时,村里有两个孩子在镇中学上学,老师就笑话他们来自乞丐村。他不得不为此去镇中学交涉。
    谢依合来村的孩子出去上学是一件难事,到现在这个村子只出过一名大学生和很少的高中生。
    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几乎从不与其他维吾尔族村庄通婚。米专提说,这样可以免遭嘲笑。他举例说,当地维吾尔族驱赶鸡鸭时有这样无心的口头禅:快回窝、这些要饭的鸡鸭!
    在他的记忆里,从80年代起有几个本村男人在外面结婚后把妻子带了回来。但是到今天还没有谢依合来的姑娘嫁出去过。
    而这些因自卑产生的自闭让谢依合来分外神秘。1000年来他们甚至不知道,在600公里外的和田洛浦县,也有一个自称随“帕塔里•哈孜”从西方而来的阿布达里人村庄。
    对于谢依合来人为何如此落魄有不同说法。芬兰探险家马达汉在20世纪初拜访了阿布达里人的村落后记录说,他们曾在西亚的伊斯兰内战中导致一位宗教领袖伊玛目•侯赛因的死亡,结果被驱赶出家园,其中一部分因参加战争来到新疆,“他们受侯赛因咒语驱使,被迫以行乞为生。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每年都必须把讨饭的布袋背在肩上,到各地流浪乞食一段时间。”
    据此分析,阿布达里人的祖先曾被处以行乞的惩罚。
    当新疆社科院的学者访问和田的阿布达里老人时,他们说祖先与本地的伊斯兰信徒不属于一个派别。在对于阗的战争后,他们因受歧视还曾武力反抗喀喇汗的统治者,最后被刺字发配到此,所以他们的村庄叫“塔米格里”,即“脸上刺字人之地”。

                               全村存款超过千万

    到11世纪末,于阗佛教徒的反抗被最后镇压,伊斯兰教取代了佛教在南疆地区的正统地位。
    米专提说,村里的老人曾告诉他们,埋葬哈孜的那7个人生无所依,于是开始乞讨。
    他回忆说,1958年时新来的区委书记曾经想解决谢依合来村的行乞问题,把全村273户中的243户迁到邻近村子,只留下村干部并从镇上迁来40户。
    这个区委书记因此被调离。他刚走,不但人们大都迁了回来,新户也都走掉了。
    第二次是1976年,上级派了工作组下来,让村民按照“出去3个月、在家9个月”,“出去6个月、在家6个月”,“出去9个月、在家3个月”的分类进行登记。最后要求“出去9个月、在家3个月”的写保证书,不得外出行乞。
  “有两个人偷偷跑出去,被邻县民兵抓回来,还拉到镇上批斗。”米专提说,工作组一撤大家还是继续外出。
    这种情况到90年代后期逐渐改善。安外尔江•麦麦提说,年轻人出去行乞经常挨骂,“人家说你到我这搬一天砖还50块,我为什么施舍给你?”慢慢地,年轻人就不愿出去了。到今天,只有一些50岁以上的老人还按习惯在农闲时出门行乞。
    麦麦提觉得,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年轻人现在不行乞也可以找到活路。谢依合来村有278户、2130人,只有800亩耕地。过去年轻人不出去行乞就没饭吃,“50年代200多户、1000多人种这些地都没法生活。”
    时间转过千年,谢依合来现在有20%的人常年在外做生意。
    镇上的信用社里存的都是谢依合来村的钱。麦麦提犹豫了一会告诉本刊记者,全村存款突破了1000万元。阿丽古说,这个小村子在全南疆恐怕也是最有钱的。
    米专提说,现在外村的姑娘们都想嫁到谢依合来,“我们村地少,不用做农活,姑娘嫁过来就在家享福。但是她们的父母都不同意她们嫁给阿布达里人。”
    不过,看起来谢依合来人外出的问题就要解决了:一个叫“特区”的新事物就要来到喀什。山东来援建的内地人说,那时喀什、疏勒以及罕南力克都会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巴扎,他们会看到更多过去1000年都没有出现过的东西。

                                 干渴的热瓦克

    从托克提•日加夫家出来,左转走上四五百米,就是被称为热瓦克的一片沙丘。前几年县旅游局在这里立了一块无字石碑,使小城策勒的苍凉历史更加具体化。
    和田地区的策勒县,一个因沙闻名的地方。流传广泛的说法是,县城在历史上曾因风沙三次搬迁。虽然还没有文字证实这一说法,但大多数人相信热瓦克的沙子下面就是上一次废弃的县城。
    作为一项创举,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策勒人用了不到20年时间实现了“人进沙退”——日加夫一家现在居住的地方,就曾是滚滚黄沙。
    不过,在水利欠账逾百亿人民币的情况下,阻止沙丘的侵袭已使策勒筋疲力尽。《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南疆三地州需要大约1500亿元资金才能有效改善水利问题。地方官员称,这是整个地区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基础。
    缺水问题的背后,是南疆地区沉重的人口负担。在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至千分之五的情况下,南疆地区的数字一直保持在1%以上的高位。在传统思维的影响下,人地矛盾使缺水问题更加突出。
  “我们希望能在10年内逐步弥补历史欠账,这样策勒才会得到真正的发展。”策勒县水利局局长王军对本刊记者说。

                                从沙里抢下土地

    热瓦克在维语中是宫殿的意思。67岁的日加夫说,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就告诉他这里有一座地下城市。
    那时,日加夫还住在几公里外的策勒河边,热瓦克的沙包也比现在高。他偶然会来这里捡一些瓦片和古代钱币回去玩耍。一路走过来,他可以感到风沙从一望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迎面吹来,直扑自己的家乡。
    策勒是大沙漠边缘绿洲中的一个。在塔克拉玛干周围,由于天山、昆仑山的山前降雨和雪山融水,洪水携带风化物在山前不断堆积形成三角洲。因此,从沙漠西北面的阿克苏,到西面的喀什、南边的和田,一直到东北面的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形成了数十个大小不等的绿洲。
    最大的绿洲上坐落着喀什、和田这样的城市,略大一点的是县城,小一些的则是乡镇。
    大大小小的绿洲如同一串项链被315国道串起,策勒就在最中间。从哈密吐鲁番盆地吹来的东北风,以及从阿克苏吹来的西北风,堂而皇之地把沙子搬运到策勒,使它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被浮尘和沙尘暴所笼罩。
    几千年来沙丘不断南压,使绿洲一个个消失,如今只剩下昆仑山前的狭长地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流沙推进到距离策勒县城不到2公里的地方。
    策勒县策勒镇的农民日加夫在1967年由政府组织到热瓦克附近开荒。那时由于沙丘的侵入,原住户陆续搬走。“我们从策勒河运水过来,第一年开的地,第二年又被沙子盖上了。”
    最后还是来自昆仑山的水挽救了黄沙迫近的县城:人们将洪水引到绿洲边缘挡住沙包,然后利用这个喘息之机种植林木。在拉锯战般的治沙之后,沙尘明显减少,人们还可以骄傲地宣称能从“沙中拿地”。
    上世纪80年代末,日加夫终于在黄沙退出后的土地上盖起了房子。很多年里,他和其他农民一样在自家院旁挖个大坑,春天洪水下来时把大坑灌满,用于未来几个月的饮水和浇地。大坑水干之日,就是断水之时。
    日加夫家的通讯地址就是策勒县策勒乡治沙站,因为这块土地是从沙里来的,还不属于任何村落。
    这就是策勒人曾经“战胜自然”的故事。

                     最值钱的财产是电视机、洗衣机和皮帽子

    不过,很多策勒的干部认为,他们远没有战胜自然,“你只要看看策勒人的贫穷就知道。”
    就像日加夫家:最值钱的财产是2003年政府发的一台17寸长虹牌电视机。他忙着打开电视,只有一个维语频道、一个汉语频道。
    第二件电器是花230元买的二手洗衣机,已经看不清品牌。这是在老伴如孜尼亚孜的强烈要求以及几个儿媳的怂恿下买的:几家人洗衣服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不过,很快日加夫就发现每个月要增加好几元钱电费。
    于是,洗衣机的使用频率被严格控制。日加夫家对现代生活的第二次尝试遇到了挫折。
    第三件,是日加夫去年花210元在县上买的皮帽子。他已经有两年没去过100多公里外的和田了。
    皮帽子是维吾尔族男人的脸面,特别是对于日加夫这样上了年纪的农村老人来讲。虽然这种帽子以羊毛皮为里,黑色羔皮作面,但日加夫在夏天仍会戴上它。“这样头发都是湿的,太阳也照不到。”他自豪地解释说。
    日加夫的房后有5亩地,都是开荒所得,杂乱地种了核桃、石榴和麦子。他用柳枝把房子和5亩地都圈了起来。他家门前是土铺的乡村道路,路边有红柳和胡杨。这样几亩地、几亩地的院子连在一起,一片郁郁葱葱。不过站在土路上,还是会看见远处的沙丘。
    一条从南边来的一米多宽的水渠经过院子,分出一个水道进入他家。自从前几年不需要缴纳用水费后,他们家到年底会有1000元结余,所以去年他不顾老伴反对,买下了一生中最贵的一顶皮帽子。
  “生活越来越好了,东西也贵了。”如孜尼亚孜说,他们和大多数农民一样,每天只吃苞谷馕,也许一个月里会吃几次肉。
    日加夫说,如果都改种果树,年收入可能会增加两三千元。“但是老了没精神了,而且哪来那么多水。”
    前几年,在水渠上游的村庄之间、农户之间都因为截水的事情发生过冲突。让维吾尔族年轻人不满意的是,外来的汉族老板正在沙漠边缘用机械开荒,使得地下水位下降。据说他们是政府招商招来的。
    政府和汉族老板开荒很少用水渠里的水,他们一般打井用地下水。前往热瓦克无字石碑的路上履带印分明,那是拖拉机驶过的痕迹。
    以前在热瓦克挖20多米就能见水,不过打一口井往往需要几万元,维吾尔族农民无力负担。而现在要见水,据说还要再深挖10米。
    日加夫说,自从在热瓦克附近定居后,最大的事情是2003年政府给他们盖了抗震房。当时政府给了3600元建材,他把几乎全部积蓄2000多元都投入了进去。
  30多年来,他从土地上获得的微薄收入差不多都用来抚养几个孩子。一直到拿出聘礼给所有儿子都娶妻成家,自己才开始有真正的积蓄。
    五六十平方米新房和同样面积的老房子接在一起。过去日加夫只是觉得新房的铝合金窗框更好看,但是最近南疆几十年未见的降雨使它们迥然有别:老房漏水。
    日加夫的院子旁边就是几个儿女的家,最远的一处工地堆满材料,那是女儿家要盖抗震房。

                               孩子太多还是太少

    日加夫有三儿一女,而他自己有兄弟姐妹6人。说到这里,老夫妇有些黯然:如孜尼亚孜年轻时几次怀孕都流产了。按照传统,孩子是真主赐予的礼物。年轻时的日加夫一直苦恼: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错事。
    直到37岁,日加夫终于得到第一个儿子。他的很多亲戚朋友这时已经有了第六个或第七个孩子。日加夫现在有9个孙子、孙女,其实他还想要更多的孙辈,但自从儿子们分家后,已经很难让他们服从父亲的意志。
    儿子们有自己的理由。其中有一个去乌鲁木齐见过世面,他对日加夫说,汉族人家里只有一个孩子都找不到工作,他们要是生再多的孩子,只有继续留在这里开荒、种地。
    日加夫不再说话,他知道开荒的艰辛,记忆就写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
    现实让日加夫疑惑。宗教经典上说只要生下孩子,真主自会安排给父母抚养费用:让他收获更多粮食,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而富裕。所以他年轻时曾把生活贫困归结为子女的缺乏---后来有了孩子,政府给他的钱不是也越来越多了吗?
    不过现在情况却和经文上不一样:少生孩子的人获得了实惠。根据政策,领取《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光荣证》和《计划生育父母光荣证》的家庭不仅领证当年可以获得3000元奖励,以后每年父母各会得到600元补助,直至终生。
    即使日加夫没有如愿得到那么多孙辈,但策勒的干部们还是感觉到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策勒县水利局局长马军在狭窄的办公室里敲了几下计算器说:“在策勒每增加一口人,每年至少需要增加1400立方米生产生活用水。”
    策勒目前总人口超过14.7万人,虽然人口自然增长率几年来已从超过1.8%降到1.4%,每年仍净增2000多人,用水增加近300万立方米。“我们的节水空间有3000多万立方米,就不要干别的了,只能留起来应对人口增加带来的消耗。”马军说。
    根据2008年南疆三地州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的数据,和田地区1990年人口为140万,2004年接近180万;喀什地区1990年人口近268万人,2004年已达到360多万。
    根据《新中国成立60年建设新疆经验研究丛书》,从1980年到2004年,南疆克州、喀什、和田三地州人均耕地面积从2.47亩、2.97亩、2.49亩,分别下降到0.93亩、1.67亩、1.45亩。
    在日加夫的几个子女里,土地最多的一家有12亩,如果等他的孙子、孙女们都独立生活时,整个家族恐怕就需要100亩土地。想起当初来热瓦克开荒时一家只需要五亩土地,他就免不了担忧,只能再去沙漠里开荒,还需要更多的水。
    一想起这些,日加夫就会走到院子里,看看南边的大山:策勒的水都来自山上融化的冰雪。
    几亿元拿到和田,就像一杯水倒进沙漠
    马军说,策勒县并非绝对缺水。来自昆仑山的几条河流每年径流量是实际需水量的两倍以上,但降水集中在春天。洪水从山上下来,一路冲进沙漠里留不住。其他季节就缺水了。
    缺乏控制性水利工程把水留住,是策勒乃至整个和田地区缺水的主因。对于年财政收入仅2000多万元的策勒来说,任何大型投资都力不能及。而在快速增长的人口面前,本来就窘迫的水利投入变得更加微不足道。
     1996年,马军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策勒县水利局。当时策勒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是投入1800万元在波斯坦乡建设一个蓄水、供水设施,解决全乡五六千人的饮水问题。15年过去了,马军从普通科员升到水利局长,这个工程造价上升到4000多万元,但依然没有实现的可能。
  “完成这么多年来我们制订的规划,需要投入110亿元。”马军说,据地区水利部门测算,和田水利历史欠账超过700亿元。加上面积更大的喀什以及人口相对较少的克州,这个数字也许要超过1500亿元。
    投资最大的是水库等控制性工程,其次是节水设施。“谈不上高级节水设施,全县3800公里水渠中的2000公里都还没有任何防渗措施。”他说。
    解决策勒缺水问题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迅速使人口增长变成负数,减少水的使用量;要么投入巨额资金弥补水利欠账。而这些计划中的水利设施,正是为了满足过去数年来增加的人口,并使他们找到富裕之路。
    对于如何获得这笔“天文数字”的建设资金,马军心里完全没底。他认为,也许有70亿就可以先实现一个“质变”。目前,策勒每年可以获得1亿元水利资金。在两年前,这个数字是2000万元。他说,最近几年上级也在加大水利方面的投入,争取在明后年达到2亿元。“如果10年内能补足70亿,策勒就会变个样子。”
    和田地区发改委副主任杨建超说,“没有水我们什么也干不成。”
    他告诉本刊记者,和田一直拒绝高耗水企业的进入。即使如此,那些符合他们想法的农林加工企业也经常因为缺水而不愿投资,“做生意都讲风险,和田的水就是最大的风险。”至于他们一直希望得到发展的矿业,看起来与缺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
    马军说,策勒县目前称得上工业的只有两个企业:自来水公司和供电局。他承认,地下水水位有所下降。目前的要求是水渠全力保障基本农田供水,为了发展农业不得不开采地下水。如果不这样做不但无法吸引外来的农业投资者,寄予厚望的林果业发展也无从谈起。
  “我们计划建7座大型水库。”对于水利投资,杨建超也觉得很痛苦。目前除了一座由企业投资已经建成,其他6座的资金还都没有着落。
  “水利设施是公益项目,企业很难有兴趣。”他说,唯一获得社会资本的那座水库虽然兼具蓄水、发电等多重功能,但是由于地区特点,它大多数时间需要蓄水,影响了发电效率。
    另外6座水库计划投资超过75亿元,其中一座的场地已经清理完毕,但是一直在等钱。
    和田地区去年财政收入创历史新高:6亿元,但是只占全部开支的5%,其他都由上级拨款。最近几年政府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低保范围扩大,水平提高,投资需要也很大。不过一些当地干部认为,这种投入只能让农民维持温饱,不如集中有限的力量投入水利建设,“只要致富了,温饱自然可以解决。”
  “几亿元拿到和田,就像一杯水倒进沙漠里,立刻无影无踪。”杨建超说,钱虽然不能解决南疆的所有问题,但没有钱却是眼下这里的最大问题。

                             宗教因被利用而被误解
                         ——专访艾提尕尔清真寺大毛拉

  《古兰经》上说,贫困会使人变得脆弱,于是他就容易被别人所影响。
    这一年里,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中国最大清真寺的主持,能够从一些汉族游客的眼神里感到异样。他担心,仇恨会在不同民族和不同信仰的人们心中滋生。他说,这也是真主不愿看到的。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所在的艾提尕尔清真寺,维语意为“最高级的清真寺”。曾经,整个喀什都围绕它而生长。
    也许大多数旅行者都会因艾提尕尔清真寺的简朴而略感失望:三座塔尖、三支镰月的拱门后面,没有想象中宏伟的殿堂,只有虔诚的老人在回廊里重复跪拜。即使走过几重进深的院落,让人印象深刻的也只是清真寺里那一片葱茏的绿色。
    游客匆匆而来,然后匆匆而去,用几分钟时间获得对一种陌生文化的肤浅印象。
    当然,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艾提尕尔拥有无可匹敌的力量。就好像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这位略显瘦弱的老人会在清晨登上清真寺矮矮的召唤楼,用他已被奉为传奇的声音唤醒整座城市:“安塞拉甫——哈依鲁木比乃——那吾来——”。
    这并非意在显示他的存在,而是按照教礼召唤睡眠中的人们,快点起来做礼拜。
    面对人们对伊斯兰教的疑惑和猜测,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说,那是宗教被别有用心的利用,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西亚兴起,它霍然已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一种代表。这也是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所忧虑的---伊斯兰教原本像这清真寺里的绿色,平和而稳重。他说,像内地人熟悉的佛教、道教一样,伊斯兰教从不要求信徒用暴力与他人为敌。
    《瞭望东方周刊》与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的对话是在他的住所进行的。这是一个真正的世俗场所:两层砖房,只有电视和破旧的洗衣机两件电器,脸上有些污迹的小孙子和简陋的化纤地毯,让人觉得走进了普通的喀什人家。
    房子在恰萨老城的边缘,周围已因改建而瓦砾一片。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说,虽然难舍老房,但他还是会搬出去,因为先知讲过,穆斯林应该顺应时代。

                           新疆不存在“圣战”的环境

    《瞭望东方周刊》:第一次来喀什前,人们大多会有这样的想象:森严的清真寺、蒙面的妇女等等。但是真正来到这里后,往往发现它是这样开放和自由,这符合伊斯兰教的精神吗?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对于伊斯兰教来说,信徒和非信徒只要有好的心态都可以进入清真寺。艾提尕尔清真寺是一个重要的宗教场所,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一个旅游景点。只要不影响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大家都可以来到这里。
    现在受到一些干扰,让内地群众觉得伊斯兰教是封闭的,情况不是这样。伊斯兰教是一个特别大度、提倡开放的宗教,信教群众不分民族,也不排斥不信教者。无论信教还是不信教,都要和谐、和睦。穆圣认为,如果伊斯兰教信徒去反对非信徒,就会引发仇恨。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现在有一些伊斯兰教信徒要把非信徒和其他民族从同一块土地上赶走?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在圣地麦加,有佛教徒、基督教徒和其他非穆斯林。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古兰经》上从来没有讲要把他们赶走。有一些人在利用伊斯兰教,断章取义、曲解先知的意愿,借此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获得自己的利益。
    《瞭望东方周刊》:在伊斯兰教的传播上呢?很多人都说,穆罕默德曾要求教徒用剑去传播伊斯兰教?这使非穆斯林觉得伊斯兰教很危险。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用暴力和武力传教,这是经典上绝对没有的。《古兰经》上说,伊斯兰信徒在受到侵犯时,可以用武器保护自己、进行自卫。除此之外是不能使用暴力的。用暴力迫使其他人信奉伊斯兰教,从来没有这种说法。
    穆圣希望信徒通过做好事来影响别人、吸引别人信奉伊斯兰教。它反对使用暴力。《古兰经》上说,一个伊斯兰教信徒如果对非信徒的生活进行破坏,那他就永远不能进入天堂。但是为了各种目的,获得权力也好、获得财富也好,很多人曲解先知的话,利用他的话作为对别人使用暴力的依据。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十几年,伊斯兰总和“圣战”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圣战”是西方学者对于《古兰经》中“吉哈德”的翻译,是这样吗?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从宗教的角度说,吉哈德是指当穆斯林受到敌人的武力侵犯时,组织信教群众反对侵犯者,进行自卫,保卫家园。穆圣在麦地那创建了穆斯林社会,但是敌人用武力进攻麦地那,他才带领穆斯林进行反抗。但他还是指示信徒说:“你们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
    穆斯林有五种基本功课“念、礼、斋、课、朝”,就是“五功”。有人说应该加上吉哈德是“六功”,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现在很多极端分子利用吉哈德作为使用暴力的借口,破坏国家的统一,这与伊斯兰教的内容是违背的。中国的穆斯林现在生活得都很好,没有人侵犯我们,不存在吉哈德的环境。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维吾尔族一直居住在新疆,没有人侵犯我们。但是现在很多“东突”分子都是从遥远的欧洲和西亚、从黑海那边来到我们这里,以吉哈德的名义使用暴力,这是假借宗教的名义,与吉哈德的精神不相符。

                        穆圣也希望我们更好地进步和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对小偷要砍手,对有伤风化者要用石头砸死?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在古代没有法律,就用伊斯兰教来管理国家。为了阻止犯罪,伊斯兰教规定了各种处罚。但处罚要根据犯罪的不同性质,有轻有重。比如小偷,不是都要砍手。那种造成严重影响的犯罪、情况特别严重的,为了教育其他人,才有可能处以这种处罚。类似的处罚其实在古代其他宗教主导的地区也出现过。
    但是时代进步之后,即使在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也不允许这样做的。现在之所以还在一些地方出现,是极端分子为了控制群众而假借宗教名义采取的办法。
  《瞭望东方周刊》:说到时代的变化,伊斯兰教对于如何应对这种变化有何说法?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古兰经》上关于社会生活方面的话有1200多条,但穆圣没有要求后人们一定回到他的时代,像他一样生活。我举一个例子:《古兰经》里说,真主为人们征服了太阳、月亮、土地、海洋等等许多资源,但如何利用却要看我们自己。
    因为有了科学,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使生活更好,比如太阳能、宇宙飞船。这种科学技术导致的社会进步,是符合《古兰经》精神的。现在有人反对发展,要回到过去的社会,这是被别人利用的。
    我们新疆有很好的资源。如果利用好,会使新疆人民和全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有些国家不愿意看到我们发展进步,就怂恿和资助这样一些人,假借宗教的名义,要使新疆回到过去的时代,想拖延新疆的发展。而且,贫穷落后可以让他们更容易影响其他人。他们既不能代表伊斯兰教,也不能代表新疆人民。

                              贫穷使人心里不平静

    《瞭望东方周刊》:贫穷和落后是人们容易被影响、被利用的主要原因吗?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古兰经》上有这样的观点,贫穷使人变得脆弱,于是他就容易被别人所影响。
    我去过内地很多地方,感觉到新疆现在的发展与内地还有很大距离。新疆落后于内地的一个原因是维吾尔族群众不太愿意念书,义务教育结束后就去挣钱,文化水平高的人不多。我去内地的城市,看到他们利用科学技术的情况要比新疆好得多,群众对知识的重视程度也比我们高得多。而我们从初中上高中的不到30%,从高中上大学的不到10%。
    生活窘迫也是维吾尔族群众不愿意读书的原因之一:拿不起学费。所以这两个问题互相影响,越来越不好。
    我是一个宗教人士,很多群众会向我讲他们生活的烦恼。比如现在招公务员,要求懂维语和汉语。但是双语教育搞的时间不长,很多维吾尔族青年还说不好汉语。所以在应聘公务员上,他们就会觉得与汉族有差别。
    失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南疆地区大企业很少,一般企业效益也不好。比如我们喀什1970年曾经建立了一个纺织厂,有8000人在里面工作。后来工厂倒闭了,工人都下岗了。许多这样的国营企业,能解决很多人就业的,后来都倒闭了。最近这些年,从学校里毕业的学生也不好找工作了。这样社会上闲的人比忙的人多,卖东西的人比买东西的人多,逐渐就不好处理了。一个人拿多少钱没关系,只要有工作干,社会上闲的人少,坏事就少了。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导致人的心里不平静的主要原因?
    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阿吉:一定要发展,让群众的生活更好,这也是伊斯兰教的原则。比如在宗教上,我们对做礼拜有一些要求:场合要干净,穿的衣服要干净,肚子要吃饱。经济不发展,这些条件都得不到保障。
    有些年轻人不愿意干活也不愿意学习,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一些坏分子就用利益把他们吸引到乌鲁木齐,给他们钱,让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再给他们买火车票第二天回喀什。现在政府也意识到这些问题,扩大公务员中维吾尔族的比例,让维吾尔族青年受到更好的教育、帮助维吾尔族青年就业。穆圣也鼓励我们说,“最好的生活是靠自己劳动而得者”。
    (《环球视野》第316期,摘自2010年7月1日《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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