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的国际评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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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的国际评级机构


刘永刚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弗里德曼甚至说,在上世纪90年代,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访客也许不是其他国家的首脑,而是来自穆迪的职员。
    穆迪是谁? 
    他是和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一同被称为国际三大的评级机构。他们的评级可以掌控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的生死。但是在最近,由于他们犯下的种种“罪行”,人们开始发现,这些所谓的国际“三大”其实并不可靠。

                           “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故事先从一段遭遇开始。
  2003年,德国一家叫汉诺威的再保险公司本来不是穆迪的客户。有一天,这家公司收到了穆迪寄来的商业信函,信中说,穆迪愿意为该公司提供免费的评级服务,并希望未来能为其提供收费服务。因为当时汉诺威已经是其他两家评级公司的客户,便拒绝了穆迪。但穆迪还是开始为汉诺威评级,并连续两年给出了很低的级别并予以公布。汉诺威仍坚持不予付费。
    同年,在其他评级公司都认为其财务状况良好的情况下,穆迪突然把汉诺威的债券级别降至“垃圾级”,结果引起抛售潮,几小时内就损失了近两亿美元。最终,汉诺威不得不向穆迪投降。
  “这只是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操纵评级的一个缩影。”有评论人士认为。
    事实上,早在2002年至2007年间,三大评级机构就已将美国华尔街制造出的数千种创新债券评为最适宜投资的“AAA”级,而在这其中不乏“有毒”债券,直到2008年5月份,他们看到了国际市场出现危险的苗头后才开始降低了新发行次级债的评级,但仅过了2个月,三大评级机构又大范围调低全部次级债的评级。
    美联社在当时评论道,“降低评级直接导致了全球投资者的恐慌抛售,从而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而三大评级公司却早已赚取了大量利润。”
    三大评级机构的这种行为终于惹怒了美国国会。2008年10月22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承认他们长期在犯“道德错误”,并承认向市场提供了虚假的评级信息。
    穆迪一位经理级别的人士甚至承认,“我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来换取金钱。”
    对此,美国众议院政府改革与监督委员会主席亨利•瓦克斯曼在听证会后表示,“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者依据评级机构的评估作出判断,可他们却辜负了投资者的信任,美国联邦监管机构忽视了监管,结果就是令我们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危机”。
    在听证会现场,美国国会议员们纷纷指责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这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是盲目跟随华尔街“发狂的暴徒”,并毫不客气的指责:“三大评级机构就是制造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在当时,三大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的表现已经让很多投资者寒心之极。”业内人士称,但问题是,他们虽然口头上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过,但实际操作上并未改弦更张。
    2009年12月,三大评级机构集体向希腊“发难”。首先是标准普尔将希腊信用展望级别降至负面。随后,惠誉国际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14天后,穆迪将希腊短期主权信用级别由A-1下调至A-2级。至此,希腊债务危机终被引爆。
    紧接着,其他欧洲国家也迅速成为三大巨头下调评级的目标。今年4月底,标准普尔将葡萄牙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降至A-。5月初,穆迪将葡萄牙Aa2级主权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并提出有可能下调两档的警告。5月底,惠誉宣布将西班牙的主权评级从AAA级下调至AA+级,这一系列举措终将欧元在6月初被打到4年来的最低深渊。
    由此,希腊债务危机开始向欧洲债务危机发展并引发全球市场恐慌,美国和全球股市疯狂暴跌。
    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美国的金融资本能够在欧元危机中抄底,第一时间进行海外扩张。”
    不仅丑闻频出,三大评级机构的“预警”功能也屡遭质疑。1992年,标准普尔及穆迪给予后来倒闭的一家保险公司过高评级,令投资人损失惨重;1996年,美国加州橘郡指控标准普尔未能对该郡投资的基金风险进行恰当评估,导致该郡扩大举债终至破产;2001年,美国安然等大公司出现财务欺诈丑闻,评级机构也均未做出预警。
    法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让•阿尔蒂说:“2004年以来,我们就知道希腊政府在弄虚作假。如果信用评级机构能早些做出反应的话,希腊政府也许能够行动得更早一些。”对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也被指未及时进行预警。

                         “因人而异”的双重评级标准

    在外界看来,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已经彻底失败,但由于受到某种“信任”的光顾,三大评级机构仍然仰仗着一种天赋的垄断权对全球上至主权国家下至上市公司“评头论足”。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感触最为深切,“中国主权外债评级与经济现实严重不符。”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组长吴红介绍说,长期以来,美国评级机构有意压低中国的信用评级,增加中国的海外融资成本。
    据其介绍,2003年底,中国银行业正在谋求海外上市,标准普尔宣布维持其10年来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BBB级,即“适宜投资”的最低限。
    要知道,判断一个国家主权外债的信用级别的唯一标准是该国是否具有按期偿还外债本息的能力。“但无论是总债务余额、财政赤字,还是外汇储备占GDP比例,中国政府的偿付能力都要优于美国。很显然,国际评级机构的标准是因人而异的双重标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财经界人士称,其实,在美国蓄意压低中国主权外债评级的背后,还掩藏了另一个目的:为国际垄断资本低价攫取中国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
    同样在2003年,他们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评为“垃圾等级”,同时又高调肯定境外投资者参股中国银行业,为国际垄断资本抢占中国国有资本造势。
    更有甚者,三大评级机构有时还会配合美国政府,对他国政策横加干涉。2004年,当布什总统在争取连任的选举中表示要通过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时,穆迪立即跟风,表示将会降低中国主权债券的评级。
  “幸运的是,人们已经从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中,开始认识到美国垄断的评级体系在其‘道德风险’和‘评级标准’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制定更为严厉的评级监管法规。”吴红表示。
    据介绍,俄罗斯总理普京已宣布建立本土评级机构;韩国加强双评级管理,规定发债主体必须选择韩国的国家信息和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作为双评级机构之一;日本政府出资支持其控制的亚洲评级协会扩大日本评级机构在亚洲的影响。
  “这些情况都表明,现在正是将信用评级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时刻,这为中国参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评级规则的制定,争取国际话语权,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吴红称。
    《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报告建议:外资机构可以参与不涉及国际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业务,但绝不能允许其主导中国评级市场。对此,要明确限制外资评级机构不得涉及的领域;中国评级市场的对外开放必须坚持对等原则;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外资金融机构投资中资银行的相关规定,外资机构持股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而且不能直接或间接控制合资企业的经营权;对不涉及国家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应采用“双评级”。也就是说,外资评级机构参与不涉及国家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必须有本国的评级机构同时出具评级报告,以保障中国骨干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公正待遇。

                          “三大巨头”的游戏规则

    三大国际评级机构都是“百年老店”,其中标准普尔的历史最为悠久,创立于1860年。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建立了“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并制定了相关加盟标准。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家评级机构获得认可,成为该组织首批会员,并因此逐渐成为国际上最具权威性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
    本刊记者从三大评级机构的网站中了解到,他们的评级标准和业务模式“大同小异”。以标准普尔为例,其长期债券信用共设10个等级;其短期债券信用共设6个等级,分别为A-1、A-2、A-3、B、C和D。
    今年4月,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和短期主权信用级别分别降为BB+和B。这两个级别都可大致解释为,希腊的债务偿还能力比较脆弱,“持续的重大不稳定因素可能会令发债人没有足够能力偿还债务”。希腊的债务危机由此爆发。
    那么具体的评级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制定呢?业内人士称,表面上看,三大评级机构通常依赖于公司的信用评级模型来评估风险。除了按照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势、政治因素、对外贸易、国际收支情况、外汇储备、外债总量及结构、财政收支等影响国家偿还能力的因素进行分析外,还要考虑到金融体制改革等所造成的财政负担。
  “但在具体的过程中,三大评级机构都极具操作空间。”业内人士称。
    以穆迪为例,根据穆迪披露的公开信息,一个企业债券的评级过程通常会包括以下的程序:
    首次评级的会议通常是在穆迪公司的总部举行,时间从半天到一天不等,穆迪可能还会作实地访问。讨论的议题包括公司的债务结构、财务状况及流动资金来源等。会议后,穆迪分析师会继续进行分析,通常还会与发行人进一步讨论,以获得及证实跟进资料。
    结束分析后,分析师会向评级委员会作评级建议。穆迪评级委员会相当于一个把关人的角色,在首次为某机构评级时,主管分析师会在完成所有分析后召开一次评级委员会会议,会议上讨论的因素包括债务发行的规模、信用的复杂性及新工具的引进。
    穆迪的评级过程从初步讨论到公布评级,大约需要60到90天。
    然而,这其中也有例外,他们可以根据发行人的需要及时间安排,尽可能“灵活地”进行相应调整,以“配合”更紧凑的融资时间表及其他要求。这意味着,发行人可以在其想要的时间内得到想要的评级,从而更好地融资。而事实上,融资完成之后,由于评级机构并未揭示其真正的风险,往往最终的受害者就是投资者。
    (《环球视野》第316期,摘自2010年第28期《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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