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格曼:一个欧洲的老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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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格曼:一个欧洲的老共产主义者


朱玲 

    

    前不久,我请组团来华参观的德国老友台奥多•贝格曼(Theodor Bergmann)共进晚餐。他95岁了,虽然弯着腰,但背了一个双肩跨背包,拄着拐杖,动作轻快。此前通电话,他一如既往地要我把英文论文带上讨论。见面后讨论起来,贝格曼还是如同20多年前那样,信仰坚定,神情睿智,目光炯炯,语速飞快。分手后,回想起与这位老共产主义者的交往,不禁产生了描写他的冲动。
    我与贝格曼结识,是1985年3月在霍恩海姆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阿尔布莱希特夫妇家的一次聚会上。一见面,贝格曼就自称是具有批判精神的共产主义者。我好奇地问他这个称谓是什么意思,贝格曼语速飞快地扼要作答。简单地说,他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态度,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他认为,苏联和尚未改革的东欧国家都没有遵循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原则,倒是中国的改革富有活力和希望。谈话间,贝格曼看到我亦熟读马列经典且来自中国,就把我视为同一战壕的战友,热情地邀我过些天去他家聊天。
    贝格曼的住处距霍恩海姆大学只有两站地,一片林地中耸立着三座高楼,在旷野中十分显眼。贝格曼夫妇住在其中的一个三居室套房。头一次去他家,贝格曼就在展示房间的过程中告诉我,他们没有孩子。这是因为战争期间他们对未来不报希望;战后,夫人为了资助他完成学业而忙于工作,错过了最佳生育期。不过,他们夫妇俩都来自多子女家庭。贝格曼1916年生于柏林,在家里的男孩中排行第七,还有一个妹妹。他的父亲是位拉比(犹太人当中的宗教知识分子),十分重视教育,他们兄妹几个在艰难困苦中都完成了大学学业。1927年,他跟着哥哥们加入了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后来又参加了共产党反对派。1933年,希特勒当政,他们全家不得不四散逃亡。当医生的哥哥阿尔弗雷德在瑞典边境一带被出卖,引渡回国后于1940年被盖世太保杀害。贝格曼先逃到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在一个基布兹(以色列的共产主义公社)劳动。1935年,他重返欧洲,去捷克斯洛伐克学农学。三年后,他转到瑞典一个农场做农工。与此同时,还跟另一位同在瑞典的哥哥约瑟夫一起,重组共产党反对派,并且领导了德国工人联合会瑞典小组的活动。
    1946年,贝格曼回到德国。先后在波恩和柏林重拾农学专业,1955年在霍恩海姆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此后,到汉诺威做过成人教育工作,又到澳大利亚教过书。1973年,他获得了霍恩海姆大学国际农业政策比较专业的教席,正式成为大学教授。1981年,贝格曼退休,但并未停止工作:既未中断对共产党反对派的历史和工运史的研究,又未放弃对不同国家农业政策的关注,还积极参加劳工政策小组的活动,并担任该组织的杂志编辑。贝格曼说,一个德国教授的收入是丰厚的,他除了购置包括书籍在内的生活必需品和花钱旅行外,余下的钱都用在政治活动上了。
    据我后来的观察,贝格曼夫妇生活简单而有规律,除了分期付款的房钱和旅行费用,日常生活花销不多。贝格曼饭量不大,身材干瘦,却精力充沛,可说是能源转换效率极高的人。我和他的落差并不只在年龄、阅历和生活习惯上,兴趣和爱好也明显不同。我一门心思要早点儿完成学业,对德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只是好奇而已。贝格曼常说,他的爱好就是政治。-每次请我吃饭都要讨论政治问题,而且只用自己的逻辑解释。即使是与其判断相反的事实,他也能想方设法,将之装进自己的逻辑体系。对此,我不得不集中精力应对,以至于胃口全然关闭,每次“吃请”后还得跑回宿舍吃泡面。
    其实,贝格曼并非除了政治就不关心其他事情。他正直友善,乐于助人。他曾批改过我的德语作业,也曾对我的学位论文构思给予评论和鼓励。那时,每当我通过导师的阶段性评估,都要用旅游自我奖励一番。只要想去的地方有贝格曼的亲友,他都要为我打电话联络一番。
    1987年2月,我从农村社会学教科书上,看到有关以色列的共产主义公社基布兹的论述,很想知道那跟中国的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差别。那时,中国和以色列还未建交。贝格曼给以色列的亲友和以色列驻德大使馆多次打电话,帮我获得了特别签证。在以色列,我先后在贝格曼多位亲友的陪同下,参观了犹太人流亡展览馆和特拉维夫大学经济系,走访了以色列第一个基布兹和死海边上的基布兹,并拜访了农业管理和科教机构以及私人农场和以村为单位的合作组织。1988年,我将半个来月的以色列见闻写成出访报告,在《经济学动态》上连载两期。
    贝格曼并非仅仅坐而论道,而是按照自己的信仰不断采取行动。那时,他与布哈林夫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了给布哈林伸冤而奔走联络、写作演说,一直奋斗到苏共中央为布哈林平反为止。在中国“文革”期间,他还关注过刘少奇冤案,细心收集了多种文字的“文革”图片和文献。“文革”结束后,他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刘少奇的专著,来华访问时送给了王光美同志。对于战争期间援助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德国人和犹太人,贝格曼都引以为豪。有一次,我和两个朋友陪他在延庆走访农户,回京时天色已晚,可他还坚持要去友谊宾馆,拜访住在那里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到了那里我们才发现,他俩先前并不认识。爱泼斯坦略显迟疑,贝格曼则神态自若,一落座就连珠炮般地发问,顺利避免了冷场。这个情景让我明白,正是这样的主动性,才使他在退休多年后仍能深入参加社会活动;对理想的坚守使他在夫人和同时代的老友谢世后,仍能开朗地结交年轻的新朋友。
    柏林墙倒塌后,贝格曼参与组建了一个名叫“左翼”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事实上,在进入联邦德国议会的5个政党中,其政治立场处在最左翼。从那时起,贝格曼的声音可以通过左翼党的议席,更加迅捷地传送到联邦决策层。2011年3月7日,是他的95岁生日。德国“青年世界网”上传了他的简历,并介绍了他此前出版的自传。《斯图加特新闻》电子版报道了他即将前往柏林,到“克拉拉•蔡特金之家”参加其传记性纪录片首映礼并作专题讲座的消息。
    迄今,贝格曼已出版了50多本著作。回想20多年前.德国正在推广个人电脑,贝格曼却不学。他总说太老了,耗费时间学习新技术不合算。两年前贝格曼来京时,我重提此事,他也忍不住笑了,说没想到能活这么长久。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1期,摘自2011年8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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