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之策重在“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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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之策重在“四立”


张政文 

    

    近来,围绕我国南沙群岛及附近海域的领海主权与海洋权益之争再起波澜。笔者认为,中国要破解南海困局,应对之策,重在“四立”。
    一曰“立德”。从历史角度讲,中国拥有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不仅具有充足的历史依据、国际法理依据,以及二战结束后中国政府收回南沙群岛主权的历史事实,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及南海周边国家对此也没有异议。只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南海区域发现巨大的油气前景,一些南海周边国家才不断挑起与我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争端。
    中国从来没有主动挑起事端,相反,中国是南海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一再发难的最大受害方。如今在南海海域,周边国家一共竖起1000多口油气井,每年攫取的南海石油资源达数十亿美元,而中国至今没有在南海竖起一口油气井。因此,我们要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努力争取在南海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和战略主动权。同时进一步提高我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的透明度,最大限度地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二曰“立信”。在国际交往中,诚信乃立国之本,在南海问题上我们同样也要重诺守信。一方面要看到,南海之争并不是我们与南海周边国家关系的全部内容,双方在政治、经济以及地区安全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另一方面,在南海之争中,我们既要强调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是符合南海各方利益的,同时也要坚持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底线,即“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对于个别南海周边国家出尔反尔,不讲信用的言行,要坚决揭穿和抵制。
    三曰“立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方面,解决南海之争,需要能够约束各方行为的国际法律、规范和准则。一是充分运用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原则,强化我维护南海主权的法理依据。二是坚持2002年中国与东盟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在此基础上努力达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以此规范和制约南海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行径,防止局面失控。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加强和完善我国应对南海问题的法律基础。一是加紧与南海有关的立法进程,如制定《海洋开发法》等;二是进一步完善国内立法与国际法的相互衔接,化解可能的法律冲突;三是进一步加大我在南海的海上执法力度,以此加强我在南海问题上的法律存在。
    四曰“立威”。南海涉及我国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我们在南海问题上需要以和为贵,顾全大局,但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原则问题上绝没有让步的可能。一般来说,解决领土问题的基本路径一是对话与谈判,二是司法途径,三是诉诸武力。我们希望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但面对周边国家的一再挑衅以及外部势力咄咄逼人的武力威慑,我们也要有“南海一战”的必要准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1974年1月的“西沙之战”,使我们完全收复了西沙主权;1988年的“3•14”海战,使我们在南沙有了初步的立足之地。
    现在,面对南海日趋严峻复杂的局势,我们一要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形成强大而有效的威慑,使相关国家放弃在南海问题上挑起事端,恶化局面的意图;二要在必要时断然出手,对一再挑衅者进行惩戒性打击,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我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1期,摘自2011年7月9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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