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兵被罚致死难讨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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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兵被罚致死难讨公道


刘中欣  

    

    7月31日,美军华裔士兵陈宇晖受虐致死案在北卡罗来纳军事法庭宣判,由10名军官及士兵组成的陪审团裁定:主要嫌犯之一、中士霍尔库姆犯有“虐待下属罪”和“攻击罪”,判处监禁30天,同时认定控方指控霍尔库姆的过失杀人罪、危及他人生命罪、威胁罪及凌虐新兵罪等多项重罪均不成立。
    判决结果一出,舆论哗然,霍尔库姆并未像原告方以及美国华裔期望的那样被除名,只是被处以降低军阶和减薪处罚。对此判决,华人普遍颇感意外,认为处罚偏轻,广大华人也普遍将轻判的原因归咎于美国军队中对华裔士兵的种族歧视。
    然而,从美国军事司法制度的角度来说,该案轻判是美国军事司法制度的必然结果,公众和舆论对种族歧视的敏感与高度关注显然已经掩盖了该案背后的实质问题。

    美国军事刑罚极轻

    对此判决结果,华人普遍感觉意外,认为判罚偏轻,同时又想当然地认为这又是种族歧视在作祟。
    事实上,这样的轻判并非无迹可循,这已经是今年宣判的第二起美军虐死华裔士兵案件。在陈宇晖之前,还有一位美军华裔士兵廖梓源也是在遭到虐待之后吞枪自杀。今年2月,军事法庭认为廖梓源案的主嫌之一、约翰斯对此不负任何责任,另一被告、准下士雅各布比在特殊军事法庭上承认了一项拳打脚踢廖梓源的攻击罪名,也仅被判入狱30天和降军阶一级。
    与美国普通司法体系相同,美国的军事司法体系也同样适用“遵循先例”原则,因此,在陈宇晖案件宣判时,法庭不可能不考虑先前廖梓源案件的判决结果,不可能不顾及前后这两个同类型案件刑罚的相互平衡,这是陈宇晖案件轻判的第一个原因。
    同时,美国军事法庭的召集方式及组成人员也决定了该案必然被轻判。美国第一审的军事法庭只是临时审判组织,而非常设机构,仅在有审判需要时由有权的军事指挥官临时召集。军事指挥官不仅有权召集军事法庭,还有权挑选陪审团成员,而且美国的军事法庭通常都是由军官和武装部队成员组成,而审理陈宇晖案件的陪审团就是由10名仍在服役的士兵和军官组成的。
    这就类似于由一群认同贪腐的官员组成陪审团,来审查另一位官员的贪腐行为是否有罪。这样的制度设计也意味着,只要军队内部的“潜规则”高度认同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和对新兵的虐待,受害人将很难从军事法庭上找回公正。因此,这样的法庭召集方式及人员组成结构就决定了,对陈宇晖案件的轻判在所难免。
    此外,客观而言,这一所谓“轻判”并非美国军事司法体制内的轻判,而是较之华人世界的普遍预期,案件的判决结果显得“畸轻”。华人先前普遍希望将犯罪人霍尔库姆从美国军队中“除名”。殊不知,美国军事司法制度中的“除名”并非像常人所理解的“脱衣服走人”那么简单,其“除名”处罚是仅次于死刑的一项严厉处罚。
    美国《统一军事司法典》对于军法上的犯罪设置了包括死刑、名誉刑在内的五类处罚,并将名誉刑置于仅次于死刑的位置以增强军人的荣誉感。名誉刑,即剥夺犯罪者名誉的处罚,名誉刑分为:不名誉退役,适用于那些犯普通法上的重罪或应当严厉惩罚的军事犯罪的士兵罪犯;品行不良退役,适用于那些犯普通法上的非重罪或非严重军事犯罪的士兵罪犯;撤职,适用于犯有重罪的军官,撤职又分为将官降衔、军官撤职、军校学员开除三种;谴责,适用于轻罪。
    美军在实施处罚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处罚原则,其中一项就是适用名誉刑从严原则,依照法律规定只有在特别军事审判法庭(Special Courts-martial)才能判处品行不良的退役,高级军事法庭(General Courts-martial)才能判处不名誉退役、撤职和品行不良退役。
    华人所希望判处的“除名”其实就是名誉刑中的不名誉退役或者品行不良退役,这在美国军事司法制度中是极为严厉的处罚。在本案中陪审团已经将所有重罪都不予认定而仅保留两项轻罪认定的情况下,显然不可能再对被告人处以仅次于死刑的名誉刑处罚。

    “士官暴力”才是罪魁祸首

    华裔身份、受辱致死,发生在华裔士兵陈宇晖身上的惨剧无疑会引发舆论对于美军内部种族歧视的攻击。然而,当口诛笔伐的枪口纷纷对准“种族歧视”之时,美军内部的一大痼疾“士官暴力”(上级士官简单粗暴甚至惨无人道的“打骂体罚”新兵等管理方法)却被悄无声息地掩盖了过去。
    陈宇晖案件的调查由美军南方司令部和陆军刑事调查部联合进行。南方司令部的调查发现,陈宇晖几乎是在到达阿富汗营区的第一天开始,即被要求过度的操练,因为他的上级认为他根本不能适应战场的强度,总是把他揪出来单练:俯卧撑,踢腿,背着沙袋短跑……类似的惩罚不胜枚举。然而,这些“操练”很快转为凌辱。表面上,上级这么做是想“纠正训练”,但后来,这种非人性的惩罚措施已经完全上升为纯粹的残暴虐待。
    他被要求穿戴全部军用配备在碎石上爬行,其他士兵还用石块砸他背部,声称是“模拟火炮攻击”;他被迫嘴里含水做俯地挺身,不准将水咽下或吐出;他所在的军营只有他一位亚裔士兵,其他士兵常用恶意歧视的字眼称呼他为“gook(对人的蔑称)”、“chink(中国佬)”、“Dragon Lady”(龙女士),并强迫他穿戴绿色头盔以中文呼喊命令;他甚至被强迫模拟坐姿,然后遭同僚用力踢他的膝盖。
    2011年10月3日陈宇晖死亡当天,他因站岗未戴钢盔而再次遭受在碎石路上爬行100米、并遭同僚掷石块的处罚,并且不准喝水……
    根据南方司令部的调查结果,算得上是种族歧视的只有那几个恶意的绰号,其他不当行为都属于上级士官管理新兵的简单、粗暴、野蛮的方法甚至是体罚、虐待,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打骂体罚”,而这些都被认为与种族歧视无关。这些老士官、老兵凌虐陈宇晖并不是因为他是个亚裔,而是因为他是个新兵。
    因此,如果将陈宇晖的死仅归结为种族歧视,并仅对此进行声讨和鞭挞,便会掩盖导致此类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即上级士官打骂体罚新兵、虐待新兵。
    士官在美军中的地位特殊、作用突出,美军素有“指挥靠军官、管理和训练靠士官”的传统,士官是实施管理部队、教育和训练的执行者,是美军中真正的带兵人。美军最低一级士官的权力和待遇与低级军官大致相同,而且士官的服役期限较长,由于士官相对稳定,有些士官甚至可以在基层干到退休,因此他们是基层部队的老资格和当然的军事技术骨干。
    与其他国家军队中的士官比例相比,美军士官的比例居世界首位。目前,美军各军种约有士官60万人,约占士兵总数的一半。士官在美军中承担了其他大多数国家多为军官所承担的职务。
    在美军中,士官是实施部队管理、教育和训练的桥梁。士官非官非兵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军队中官和兵之间不可缺少的纽带,成为基层部队真正的带兵人,是士兵的直接管理者、教育者和领导者;士官可以及时向部队主管报告士兵的思想动态和实际困难,便于下情上达,还可以“为民请命”,向上反映士兵的要求和意见,对缓和官兵矛盾和冲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士官执法较严,士兵敬畏士官甚于军官。
    当然,士官在管理士兵的工作中,由于接触直接而频繁,冲突和矛盾在所难免。士官在新兵训练中采取体罚的做法也比较多见,有时关系比较紧张,甚至升级为暴力事件,陈宇晖案件就是士官野蛮带兵、虐待新兵的极端案例。
    上级士官、老兵虐待新兵等军内欺凌事件,大多数是以严格纪律为名,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对某一个人强力实施的,而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新兵既不可能寻求军队外的帮助,也不能向其他战友求救或向上级投诉,因为那样做不仅无济于事,还可能受到更大报复。因此,一般情况下,由于军人不能离开驻地,而且处于与社会隔绝的状态,一旦欺凌、虐待来自一个士兵的直接上级,那么这个士兵完全没有还手之地,甚至只能选择极端的自杀来逃避。

    军事需要吞噬司法公正

    陈宇晖案件被轻判是美国军事司法系统依据“遵循先例”原则判案,由军官和武装部队成员组成陪审团,同时又将名誉刑置于仅次于死刑高位的必然结果。在目前尚不清楚该案陪审团组成人员的种族成分以及各自投票结果的情况下,不能武断地认为该案轻判是种族歧视的结果。
    但是其中也有种族歧视的因素,这也是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种族歧视在军营中的投射,但造成陈宇晖自杀的最主要原因绝对不是战友对于陈宇晖这个亚裔的歧视,而是老兵对于陈宇晖这个新兵无穷无尽的、永无出头之日的虐待。
    与其说陈宇晖案件以极端的方式揭示了美军中的种族歧视问题,不如说该案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呈现了美军中令人发指的“士官暴力”。也就是说,作为美军士兵,不管你的肤色、种族,只要你是刚入伍的新兵,就有可能遭遇到与陈宇晖同样的虐待。
    对于陈宇晖案的“轻判”而言,尽管按照美国当前的军事司法体系,该判决完全在意料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司法体系就没有任何问题。
    在《美国军事法庭指南》里,美国军事法的目的除了“支持公正”之外,还被赋予了“帮助武装力量维持良好的秩序和纪律,促进军事组织的效率和效力,从而巩固美国的国家安全”等使命。而一旦公正与军事效率发生冲突,前者就岌岌可危了。
    这便是美国军事司法体系的症结所在,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真正问题所在。如果军事司法主要是为维护军队的秩序和纪律服务的,那么,在军事司法领域就必然存在着人权保护与秩序诉求的矛盾,军事需要优先的指导思想也就必然导致军中人权保护的相对弱化。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83期,摘自2012年8月9日《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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