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延安”——马文瑞和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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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延安”——马文瑞和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曹建平 

    

    马文瑞逝世已一年了。他筹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并担任会长时,已进人晚年。有道是,老牛更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他在担任会长的13年间,一直抓紧时间,努力工作,为研究、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倾注了大量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亲眼目睹了他为此作出的巨大努力。他是真正魂系延安精神的人。
                          牵头成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1989前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极少数自由化“精英”异常活跃,他们在党内个别领导人的纵容和支持下,到处煽风点火,否定新中国的前30年,进而否定中国革命,鼓吹全盘西化。一部电视片《河殇》,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都否定了。不少青年学生乃至年轻干部,由于不了解我们党的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在这股来势凶猛的自由化思潮面前失去了辨别能力。
    这种情况引起许多老同志的忧虑,他们感到,再不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批驳资产阶级自由化谬论,不宣传延安精神,不仅党的优良传统得不到继承,牺牲了两千多万革命烈士取得的革命成果也要被断送。一些在延安生活和工作过的老同志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宣传延安精神,协助党做些思想政治工作。
    1989年3月初,王甫、李鉴、田方、高兴海等几个老同志来找马文瑞,谈起社会上的思想混乱状况和成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打算。他颇有同感,对他们的提议完全赞成。但当提出须有一位“在延安长期生活工作过的有影响的老同志牵头”、想请马老出面筹备时,他提出“让王震或习仲勋同志牵头也许更合适”,加上当时政协工作不少,没有立即答应。几位老同志回去商量后,晚上由王甫打电话,还是力请马文瑞“出山”。老同志们这么信任,干的又是一件利党利国利民的好事,于是他就毅然答应了。
    马文瑞一旦答应,就立即行动起来。筹备工作谈何容易,一无钱,二无办公场所,没有任何条件,马文瑞提出以延安精神来办这件事。他主动约请王甫等到家来开会,研究联络发起人、起草倡议书及延安精神研究会章程等问题,然后分配任务,各自在家干,到他家里讨论。
    不久,发生了“八九”政治风波,筹备工作停了半年多。经过这场风波,马文瑞对筹建工作更增加了紧迫感,其他同志也认为必须加速进行。
    当时马文瑞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法制委员会主任,由于政治风波刚刚平息,事情更多。但他还是尽量挤时间来抓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筹备工作,有时连轴转。例如,1990年2月 8日,他参加了全国政协党组会,回家又与李鉴等商量筹委会的安排,2月9日,借政协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筹委会全体会议。2月 19日,上午他刚参加完王任重主持的全国政协专委会主任会议,下午又主持延安精神研究会筹备会议,直到晚上6点多。3月,正是两会期间,也是政协工作最忙的时候,但他还几次主持筹备会议,使成立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加速进行。
    当时马文瑞已78岁,心脏安了起搏器,而筹备工作琐碎繁杂,会开起来往往拖得很长,有时忙得饭不能及时吃,电视的新闻联播耽误了看,中午午休也挤掉了,打乱了他—贯严谨的生活节奏。
    4月23日,他带王甫、杨植霖、李鉴等同志去看望彭真,汇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筹备情况,并请他担任研究会的名誉会长。马文瑞跟彭真很熟悉,除了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师生关系外,以后彭真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他是西北局组织部长,常在一起开会研究问题。彭真热情接待了他们,并说:我完全赞成和支持你们成立这个组织,也赞成你们筹委会的几个人。”他说自己身体不好,本不想再挂什么职务,“你们这么恳切,我同意担任名誉会长了。”彭真担任名誉会长后,积极支持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发挥了重大影响。
    又经过了一段紧张的忙碌,1990年5月18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政协礼堂隆重召开了。马文瑞在会上作了题为《重振延安精神,发扬民族正气》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十分需要把延安精神推广到全体共产党员、广大人民、广大青少年中间去,不断地扩大能够继承革命传统、具有高尚革命风格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生力军队伍。”这“对于我们发扬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我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永远高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旗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随后在他主持下,并经他提议,成立了几个委员会,把尽可能多的会员组织到各委员会去开展工作,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会议和工作制度,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各项工作就这样紧张有序地全面运转起来了。
                         以身作则研究、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一成立,马文瑞就要求全体会员认真研究、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即使是在延安生活和工作过的老同志,也要进行总结和提高,而不能停留在一般的回忆层面上。对于会员的发展,他要求注重质量,而不单纯追求数量,要有一定研究、宣传延安精神的自觉性和能力。
    他不是光要求别人,自己更以身作则,是研究、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的模范。他是真正的“老延安’,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参与了延安精神的铸造,但他并不以此自居,而是虚心学习其他人对延安精神的论述,不断研究总结,不断有新的阐发。
    例如对延安精神内涵,他就作了认真的研究。在研究会成立后不久的一次会上,他提出:“延安精神的内涵,我看到的就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有的说是实事求是的精神;还有的说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这些说法对不对?我说都对但都不全面。延安精神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我认为还需要大家再进一步探讨,从理论上把它说清楚。”他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在—次经验交流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二是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三是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一致等”。到1998年,他在《再谈延安精神》一文中,对延安精神作了新的概括。他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列为延安精神内涵的首要一条,原来的第一条、第二条合并为第二条,第三条基本内容不变。
    当然,马文瑞对延安精神的研究和宣传不仅局限在其内涵上,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他下功夫最多的,是把对延安精神的研究、宣传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
    1994年至 1996年,他应《求是》杂志之约,写了《拒腐蚀永不沾》、《共产党人的人生真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等文章。他在文章中论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对当时存在的“党的思想建设有所放松,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所淡化”。“部分干部中存在不正之风、腐败现象”等问题提出严肃批评,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他回顾当时延安办的培训干部的大学,“把转变学生思想,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放在第一位”,取得了极大成功的经验,批驳了当时有人说延安精神是由“农民革命而来”,把延安精神当成一般农民革命的思想的错误观点。他以前泰安市委书记认为社会主义“搞不长”,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而大肆贪污为例,说明只有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能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这些文章结合当时实际,有的放矢,引起了较大反响。一些人纷纷打电话,表示支持。如王恩茂让夫人给她打电话说,“看了文章以后很激动,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希望马老以后多写。”
    马文瑞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举办的研讨会上的几次讲话,如《抓紧反腐倡廉,促进改革开放》、《把延安精神推推向二十一世纪》、《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由于紧密结合实际,尖锐泼辣,敢于批评错误思想,发表以后,一些报刊纷纷要求转载,一时洛阳纸贵。
    马文瑞到处宣传延安精神,更注意努力践行延安精神。他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多次下去调查,都深入到最基层,与普通工人、农民、街道干部亲切交谈,像一个普通长者。1990年5月底,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后不久,他率政协廉政建设调查组去吉林调查。临时到调查组当工作人员的程宝荣,回来后在写给组织的思想汇报里,谈了她的观察和感受:“这次随马副主席去吉林……我首先感受到的是,存在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廉洁作风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调查中马老不坐专车,与大家同行、同住、同桌吃饭。有时吃饭时,偶尔加一两个菜,他也要问是不是超标准了,反复提醒我们,按照规定办,不准搞特殊。”“他经常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向我们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在廉洁奉公方面的动人事迹。马老对目前存在于个别党组织和少数党员身上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多次讲:这是国民党作风,应当坚决惩治,绝不能手软。”“他还反复对我们讲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提出大家都来做高尚的人”。“从马老身上,我看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共产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
    1999年9月,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决定在昆明召开经验交流会。云南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同志和准备出席的各地会员,都希望马文瑞能到会并讲话。可当时马文瑞已 87岁高龄,患有癌症,心脏又有毛病,常感疲劳,加上昆明地势高,路途又遥远,家属及工作人员都担心他身体承受不了,劝他不要去了。他想到大家期盼的眼神,坚持要去。他说:“不要紧,顶多偶尔吸吸氧,带个氧气瓶就行了。”他是坐火车去的,晚上在公务车上睡了一夜。
    他就是这样,走到哪哩,就把党的好传统,把延安精神的光辉带到哪里。
                                魂系延安精神
    2003年9月,马文瑞因发低烧再次住院,从此再没有出来。住院后,病情稳定的时间不长,就逐步恶化:胸腔的积液不断增加,胸部憋闷,需要插管吸氧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还念念不忘群众,念念不忘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念念不忘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光大。
    这年八九月,陕西连续下了大暴雨。暴雨引发了泥石流、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渭河、泾河等更发生了特大洪水,淹没了大片农田和房屋,灾区人民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他从病房的电视里知道了这些情况,十分着急。他让女儿晓力去渭南了解灾情,并拿出3000元钱,让她捐给灾区人民。一些陕籍的在京老同志来医院看望他,他更是不断地询问。最后他委托陕西省在京的扶贫顾问、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陕籍和在陕工作过的老同志,与刚从渭南灾区来的同志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听取灾情汇报。他从中了解了这种特大洪涝灾害的严重情况,并综合了座谈会上大家的意见,让以他的名义写信,对抗洪救灾工作和灾害情况向中央作了反映。他的信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国务院秘书局10月10日回函说,胡锦涛、温家宝、回良玉等领导同志及时分别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对陕西救灾工作继续给予指导和支持,增加了救灾后的重建资金,对信里提出的三门峡水库和渭河水域综合治理的问题,也已交有关部门统筹研究。他这才稍感欣慰,放下心来。
    马文瑞的病情不断加重,他的子女开始轮流陪伴他。儿子晓文已退休,这时也参加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父子俩断断续续地交谈,谈得最多的,还是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和延安精神。马文瑞同志一谈起延安精神,身上好像增添了力量,眼睛也格外有神。他一再叮嘱:“延安精神是我们革命胜利之本,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之本,一定要把延安精神继承下来,发扬下去!”记着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的继任人选,他说;考虑再三,还是李铁映合适,但要听取常务理事会的意见,还要征得铁映本人的同意。
    晓文及时把他的意见向常务理事会作了转达,常务理事们都表示同意。这事还得到了来医院看望他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大力支持。马文瑞逝世后,全国人大常委给副委员长李铁映接任会长,积极扎实地把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推向新的辉煌。
    2003年10月 24至25日,中国延安安精神研究会在北京召开“学习两个‘务必’,改进党的作风研讨会”,外地不少同志前来参加。宁夏同志还捎来了宁夏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李森写给马文瑞的信,请他为他们即将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活动题词。晓文拿着信感到很为难:父亲病这么重,让他题词不是更增加负担吗?到医院犹犹豫豫跟父亲说,他竟满口答应了。10月26日,他拔掉吸氧管,不顾胸口憋闷,让人扶着来到桌前,写下了“继承革命传统,弘扬延安精神”12个大字。这时距他报病危只有16天。
    11月 11日,他的血压突然下降,病情严重恶化,吃不进东西,医院报了病危。他身上插的管子越来越多,先是插管抽胸液,后又插管鼻饲,继而插管排尿,说话翻身很困难,有时陷入昏迷。他清醒的时候,静静地睁着眼睛,似在想着什么。11月19日,他示意让人扶起,要来纸和笔,用尽浑身力量写下了他生前最后一句话:“我想延安!”原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心中想着的,魂牵梦绕的,还是他长期生活、战斗和工作过的延安,还是铸造了新中国、并牵系着祖国的今天和未来的延安精神!此时,他已没有力量写更多的字,说更多的话,千言万语,无限深情,都凝在这短短的4个字里了。他真正是魂系延安、魂系延安精神啊!
   (摘自2005年第1期《中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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