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理想高于天 于无形处建奇功--罗青长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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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理想高于天 于无形处建奇功--罗青长的传奇人生


罗援 口述 

    原编者按:2014年4月15日,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罗青长,四川苍溪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情报工作者之一。1932年秘密加入共青团,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并在红军政治部门从事联络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军总政治部干事;1937-1938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部情报训练班,任林伯渠机要秘书,1941年调回延安,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情报机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外交、情报、对台工作;还曾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为国家的统一与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山沟里的川娃子到中共红色情报员

    在儿子罗援的记忆当中,父亲罗青长的真实身份、经历和工作,不仅局外人无从知晓,自己在很长的时期里也并不知情。直到20世纪90年代,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罗援对于父亲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和风雨人生才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罗援(罗青长之子):我父亲16岁就参加了红军,当时一同参军的有23个小伙伴。1952年,当他重返家乡的时候,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早年这段经历可以说影响了我父亲的一生。他经常说,我是战争年代的幸存者,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才能对得起生我养我的巴山蜀水的父老乡亲,才能对得起这些革命先烈。

    跟随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罗青长被选调到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即留校任教。
    罗援:此后,我父亲又被派往中央社会部办的第一个情报保卫训练班--枣园训练班。我父亲在班里既是学员,同时也兼任党支部书记。尽管在此受训的时间只有四个月,却给他日后的情报生涯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在枣园训练班,他学到了情报理论、情报原则、情报制度,特别是情报手段。他心里一直牢记着当时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陈刚在枣园训练班上说的三句话:不该知的即不求知,不该说的即不说,不该交往的即不交往。可以说,他这一辈子都是按照这三句话在为人处世,非常谨慎低调。

    1938年底,罗青长从枣园训练班毕业不久,被派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担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同时兼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党支部书记,这时他不过20岁。
    罗援:我父亲是一个从四川山沟里出来的娃儿,突然到了西安这个灯红酒绿的大城市,一开始对很多方面都不适应,连电灯怎么开、热水怎么调都不会。但很快他就适应了敌后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半年后,我父亲转到中央社会部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负责联络和指导一些重要的情报关系。为了隐蔽工作需要,我父亲其中一个公开身份是杨虎城38军中尉书记员。
    转入地下情报工作后,我父亲常常会遭遇惊心动魄的经历,随时随地都面临着生死考验。当时,西安共产党情报组织的一些机密文件都保存在一个保密文件箱里,保密箱寄存在一个地下党员家中。后来,这个地下党员的思想上发生动摇,害怕这将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就催促我父亲尽快把箱子取走。

    危险迫在眉睫,一旦保密箱落入敌手,不但罗青长有生命危险,也将给我党地下组织造成巨大的威胁。
    罗援:在请示上级批准后,我父亲冒险取回保密箱,紧接着就去接头地点等候与他单线联系的陶斯咏,但是左等右等却不见人来。这时,西安已经开始全城戒严,国民党部队三步一哨、五步一岗,连小学生背的书包都要搜查。我父亲心想,如果继续原地等待,很可能凶多吉少。于是,他叫来一个黄包车,把保密箱压在座位底下,下决心闯关。父亲后来回忆,当时多亏了那一身国民党军官制服,沿途的哨卡才没有过多地阻拦和盘查。黄包车经过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我父亲一个箭步跳下车,拎着箱子就快步跑进门里,终于化险为夷。后来,这只保密箱他一直随身携带,直到前几年把它捐赠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展览馆,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

    毛泽东说:“我在陕北天天都有得用的情报。”

    1947年3月18日晚,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辨,直到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率领的中央纵队才从容告别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历程,时年29岁的罗青长也是中央纵队的成员之一。
    罗援:中央撤出延安以后,敌情非常严峻。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有将近20万之众,而中央纵队只有区区800人,其中400人是警卫部队,另外400人是工作人员。中央纵队化名为九支队,司令员任弼时、政委陆定一、参谋长叶子龙、副参谋长汪东兴,我父亲主要负责情报保障工作,班子非常精干。

    这支不足千人的队伍面临着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堵和追击,最终化险为夷,其中情报部门的贡献功不可没。
    罗援: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曾说,我们在陕北天天都有得用的情报,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之所以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同我们出色的情报保障工作是分不开的。

    对于当年随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那一段经历,罗青长一直难以忘怀。
    罗援:我父亲曾对我讲,转战陕北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带着他和王诤、童小鹏等来到黄河边上。毛泽东兴致大发,把手往腰上一插,又将我父亲和王诤叫到一起,让童小鹏为他们照张合影,一派“后有黄河、前有追兵,敌人能奈我何”的大气势。遗憾的是,由于技术原因,照片没有留下来。我父亲后来开玩笑说,小鹏同志你照了一辈子相,最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没有留下来。当时,我们之所以能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艰苦情况下坚守陕北,毛泽东同志的雄才伟略是一个方面,良好的群众基础是另一个方面,此外情报工作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智破“湘江案”

    新中国成立后,罗青长依然没有离开所熟悉的情报工作。1957年4月起,他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63年4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宣布刘少奇主席即将出访亚洲四国。这是刘少奇作为国家元首首次进行国事访问。与此同时,罗青长所在的中央调查部也正在为这次出访而紧张地准备着,因为此前他们截获了一份令人震惊的重要情报。
    罗援:情报显示,国民党准备施行一个代号为“湘江案”的计划。由于他们的主要刺杀对象是刘少奇主席,而刘少奇是湖南人,因此称之为“湘江案”。

    中央对这个情报非常重视。为了确保刘少奇的出访安全,1963年3月,中央专门为此成立了安全领导小组,同时设置了“前线”和“后方”两个保障小组。
    罗援:“前线”就是指代表团。我父亲担任前线安全领导小组组长,他对外的公开身份是代表团的秘书长,对内则是代表团的党支部书记。“后方”总指挥是周恩来总理,具体负责的则是时任中办主任杨尚昆和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当时,后方指挥部就设在中南海。

    情报显示,将要实施刺杀的是国民党设在柬埔寨的情报组织。为了在刘少奇出访之前消除隐患,中央调查部派出了袁庚、吴济生、王叔人等得力干将前往金边参与破案工作。
    罗援:我方侦查后发现,国民党特务采取的是人力传递情报的方式,其中有一名叫肖成的情报员,是位老华侨,有一定的正义感和爱国心。经我方晓以大义,肖成弃暗投明,把国民党从西贡第三工作站往金边情报组织传递的信件先交到我方驻柬使馆。随后,我方从公安部请来几位情报专家破译情报。最后,一位叫姚良骏的专家立下大功,他利用技术手段解密了敌人的密信,从而发现了敌人设置爆炸点的具体位置。

    尽管初战告捷,形势却并不容乐观,因为危险因素并没有消除。然而按照预定计划,刘少奇的柬埔寨之行已经迫在眉睫。
    罗援:当时代表团内部对此次出访计划也产生了一些不同意见。刘少奇、陈毅、黄镇和我父亲四人联名致信中央,提出由于敌情严峻,是否可以推迟对柬埔寨的访问。周总理接信后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主席批示“按期访问,限期破案”。毛泽东这一冒险的决定,是从整个国际形势和与柬埔寨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而作出的。对此,刘少奇主席的态度也非常坚定:他们就是冲着我来的,那我就更要去!

    作为前线安全领导小组的组长,罗青长深感责任重大。虽然案件已有初步进展,但多年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还是让他不得不加倍小心。
    罗援:我父亲对整个出访计划作了细致周密的部署。关于这次部署,他特别提到了龚澎,她当时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身份随代表团出访。当时,精明干练的龚澎出了一个主意:每年“五一”的时候,昆明都要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先请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到主席台检阅群众队伍,然后马上向境内外发出新闻广而告之。新闻稿一经发出,刘少奇和陈毅就可以率领代表团直飞柬埔寨。我父亲说,这个主意非常好,叫“虚晃一枪、暗度陈仓”。

    1963年5月1日,刘少奇率领中国代表团如期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西哈努克亲王率柬埔寨王室全体成员前往机场欢迎。
    罗援:距刘少奇主席访柬前不到48小时,我们的情报和保卫组织终于破获了国民党准备埋藏炸弹的爆炸点。4月28日凌晨,王幼平大使向柬埔寨宾奴亲王作了通报,宾奴亲王随即向西哈努克亲王作了汇报。西哈努克亲王听后,立即采取了两个紧急措施:一是全城戒严,二是对从波成东机场到金边皇宫的沿途进行了彻底的搜索。最后,果然在一个拱形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条通往公路的地道,里面埋有炸药、导火索、雷管等爆炸物,同时捕获了一名国民党特务。

    尽管案件告破,但罗青长仍不敢疏忽大意。从机场抵达王宫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国民党情报组织是否还设置了其他爆破点,或者准备了其他方案,都还是难以预料的未知数。
    罗援: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父亲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方面,在车队的很多座车外都挂上中国和柬埔寨两国国旗,以此来迷惑敌人;另一方面,我父亲自己则坐到了第一辆座车上。按照礼宾规矩,这应该是刘少奇主席和西哈努克的母亲乘坐的。当时,陈毅陈老总就跟我父亲开玩笑说,小老乡啊,这一次你可要当个替死鬼了。我父亲说,无所谓,职责所在。

    出访顺利完成后,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专门宴请公安部、中央调查部、外交部、侨委等有功人员。刘少奇主席也发表讲话,对在座的相关人员表示了感谢。

    为“潘汉年案”仗义执言,反对“一言堂”

    长期以来,在我党的情报战线上有一批特殊的潜伏者,他们的贡献非同寻常,但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质,其中有些人却遭到误解甚至遭受冤屈。为此,罗青长在痛心之余也尽一切可能为他们奔走。
    罗援:我在军事科学院工作期间翻阅资料的时候,经常看到“小开密电”、“小开悉”、“据小开悉”这类字眼,就问父亲“小开”是谁。父亲说,“小开”就是潘汉年,当年他在上海把情报工作做得风生水起,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毛泽东同志对他的工作也赞赏有加。

    但是,由于一个偶然情况,潘汉年在抗战时期迫不得已曾与南京日伪政府的头面人物汪精卫有过一次会面。
    罗援:潘汉年其实是被挟持被迫见了汪精卫,按当时的情报制度规定是允许的。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的时候,潘汉年本想把这个问题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清楚,但是毛泽东同志却误认为他要谈饶漱石的事,所以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然而,正是这次偶然事件,却让潘汉年在建国后陷入了一桩冤假错案之中。
    罗援:1955年,潘汉年将当年见汪精卫这件事向陈毅同志作了汇报。陈毅同志说,这件事太大了,你给中央写个报告说明情况。看到报告后,周恩来总理提出由李克农组织一个审查小组,负责调查潘汉年的历史问题。李克农就组织了一个审查小组,由我父亲担任组长。

    在罗青长的印象中,潘汉年的经历非常清楚,在与中央的往来电报中,每项行动也都是有案可查,如果指认潘汉年是特务、内奸,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在罗青长的主持下,调查组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翻阅了潘汉年的历史档案,并且按照时间顺序和文件类型两条线进行细致的过滤比对。
    罗援:调查结束后,我父亲他们给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里面提出了很多反证意见。在当时毛泽东对潘汉年一事已有定论的情况下,他们这种反对“一言堂”的做法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他们的反证最终没能改变整个局面,但也没有继续扩大出更多的问题,罗瑞卿也由此提出假释潘汉年。因此,潘汉年在“文革”前,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些相对的自由。

    然而,随着“文革”的爆发,潘汉年再次身陷囹圄,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对他的假释也成为罗瑞卿包庇“坏人”的罪证。
    罗援:“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很多人在会上提出对潘汉年的问题应该重新审查。我父亲也四处奔走,为潘汉年的平反而呼吁。在此过程中,陈云同志起了关键的作用。他说,“潘汉年案”不翻,我死不瞑目!陈云登高一呼,我父亲的工作就更加得力。这样,经过方方面面的努力,最后“潘汉年案”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陪周总理走完最后一程

    新中国成立后,在罗青长参与的许多重大事件中,不少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坐镇指挥的。1966年“文革”开始后,罗青长与周恩来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多年追随周恩来的经历让罗青长受益匪浅,他无论从工作还是生活,甚至为人处事上都深受周恩来的巨大影响。
    罗援:那时,总理可以说是独撑危局,他身边的副总理、部长很多都被打倒了。当时我父亲是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所以还有机会经常伴随总理左右;总理也将一些保卫、外交、统战等方面的工作交办给我父亲。

    1975年9月,周恩来看到《参考消息》上转载的一篇海外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当即批示罗青长、钱加栋等人找相关人员对这份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在批件的最后,周恩来连写四个“托”字,足见他对台湾问题的重视。其实,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病情不断恶化。
    罗援:1975年12月20日,距离周总理逝世不过十几天的时间。当时,周总理从昏迷中醒来后多次提出要见“青长同志”,总理的卫士就给我父亲打电话。正当我父亲急切地准备前往面见周总理时,突然传来消息,说这件事还要请示政治局,而张春桥、江青等人此时都还没起床。情况传到了小平同志那里后,小平同志说,总理已经病成这样了,想见谁就见谁。

    罗青长首先前往中南海西花厅面见邓颖超,邓颖超特别叮嘱他,总理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要少说多听。
    罗援:我父亲赶去医院后,看到周总理的头发、眉毛、胡须都长得很长,看了令人非常心痛。我父亲说,我代表党政军的领导同志们,祝总理早日康复。周总理说,真没想到我一病就病成这个样子,我的时间不多,咱们抓紧谈谈工作。当时,周总理关心的还是台湾问题,包括台湾的老朋友和为人民作出过贡献的人,嘱咐我父亲不要忘记他们。谈了一会儿,周总理说话已经很吃力了,就说,让我休息休息,过会儿再谈。于是,我父亲就退出来了,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周恩来去世之后,遵从他生前的意愿,骨灰抛洒进江河湖海。作为周恩来的老部下和治丧办公室的主要成员,罗青长和周总理生前党支部的工作人员亲自参加了骨灰抛撒仪式,陪伴周恩来走完了最后一程。
    罗援:抛撒周总理骨灰的最后一个地方是黄河的入海处。这意味着周总理的骨灰漂过大海,漂过台湾海峡,以了却总理魂牵梦绕的台湾梦回归梦和祖国统一梦。
    台湾回归、祖国统一也是我父亲的梦想。在他90岁生日的时候,我曾为他写了一首贺诗:巴山蜀水育英雄,虎穴龙潭见忠诚;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喜迎华夏飞腾日,坐待宝岛入怀中;堂堂正正九十载,郁郁葱葱不老松。应该说,我父亲这一辈子都在和国民党打交道,但他始终心系宝岛的回归、祖国的统一。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罗青长亲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并参与了众多幕后工作。支撑他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坚持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或许正是他常常自勉的那句“革命理想高于天”。(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栏目供稿)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第6期《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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