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的九一八事变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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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的九一八事变铁证


宋金和 

    我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一名退休干部,今年68岁。从小听老人们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一幕幕,朴素的爱国情怀扎根我心底,因此我对日本帝国主义当年的横行霸道深恶痛绝。我从13岁开始收集日军遗留东北的物品,退休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日军侵华罪证征集、整理及抗联史的研究上,现已收集日军侵华物证万余件,它们是见证那段血雨腥风历史的无声铁证。

    从收集实物到收集文本

    1960年左右,我开始收集日军遗留的一些东西。那时,日军用过的很多物品都散落在东北民间,老百姓喜欢捡洋漏儿,老人们戴过日本鬼子的棉帽子、手闷子,用过日军的饭盒子,我还穿过日本人的马裤。我收集了一些日军用过的破钢盔、没把的刺刀。坦白说,那时还没有“收集罪证”这个概念,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小孩平时用来打仗玩的。
    就这么边玩边收,收集日军物品成为我的一个爱好。1967年我参加工作后,常去佳木斯东风造纸厂的一个大型露天仓库去“淘宝”,那里堆着很多废纸,里面有一些日军遗留的文字材料。当时我跟造纸厂的保卫处关系不错,在他们的“掩护”下,我把这些废纸一包包抬下来,仔细挑拣有用的东西,没用的再打成捆放回原处。就在这种大浪淘沙般的工作中,我发现了一个品相完好的东西——一包打捆的信,共53封,这些信的主人是驻防佳木斯的日本军官冈田重吉,包括他在1934年至1936年期间与日本家人的通信,以及他在中国的战友寄给他的信。其中有四五封印有“军事邮便”字样,并有“检阅济”印章,说明是经过日军审查严格的,防止泄露军事机密。此外,还有佳木斯周围一个中队的士兵给冈田重吉的信,这些信件是被捎来的,没有经过审查,里面就有一些军事内容,“昨天在佳木斯桦南县的驼腰子,我们又处理(指杀死)了6个马贼(指中国抗日官兵),刺刀杀人,就像切青菜豆腐一样。”
    这些书信就像一个窗口,让我们通过它们目睹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的烧杀抢掠,感受到当时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从那时起,我开始重视信件、文件、文字方面的收集,虽然炮弹、日用品等看上去更形象,但纸上记录的东西“会说话”,更能反映日寇的罪证,文史价值更高。大家都知道,1941年,驻哈尔滨王岗航空兵基地的伪满洲国哈尔滨航空队第3飞行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我这里有日军当时追杀王岗起义者的详图,16开纸,手刻钢板印刷,是一个收藏者送给我的,当时日军就是根据这个图把发动起义的中国人全部杀掉了。
    我还收集有日军绘制的“满洲地质及矿产资源分布图”,一共六幅,每幅高80厘米、长1米左右,品相完好,东三省有哪些矿产资源,日寇早已调查清楚,说明日本占领我们的国土,就是掠夺我们的资源。

    作战手令拆穿日本谎言

    纸制品中往往有重量级的发现。我这里收集了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一包东西,包括三宅光治的文件、书法,东京方面寄给三宅光治的条幅,当时伪满洲国驻日大使谢介石、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写给三宅光治的信件等。
    就在这包东西中,一张纸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张纸是日本陆军专门用纸,防潮、防皱、很薄,长约32厘米、宽约24厘米,红色书边线框,内红竖线为格,边框右上方加印“秘秘”两字。全文竖版,由刻字水印部分和钢笔手写部分组成,并盖有“步兵第三旅团长之印”篆刻印章。标题很醒目——“对事变计划准备有关的文件命令”,编号为步三旅乙第一六九号,就是步兵第三旅团乙级作战命令169号。原来这是日本关东军驻长春步兵第三旅团长长谷部照俉下达给步兵第4联队长子爵大岛陆太郎的一份作战预案手令,时间很清楚地写着“昭和六年九月拾七日”,也就是1931年9月17日。具体内容包括:第4联队抽出1中队作为旅团预备队;第4联队与铁道守备队迂回配合,强袭奇袭北大营;抽出一中队留长春,扫荡支那军(指中国军队)。
    “九一八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日本人的说法是,9月18日晚上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铁道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巡逻中发现,支那军张学良部队炸毁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导致事变爆发。当时的关东军司令部在旅顺口接到命令后,司令官本装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连夜搬到沈阳,19日沈阳沦陷,就这么快。日本侵略者称是中国军队发动的“九一八事变”,那为何他们在9月17日的作战预案手令中就有体现?这纸命令充分说明日本侵略东三省绝对是蓄谋已久。近现代战争史表明,用武装冲突制造事端,再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这已是一切非正义战争的规律。

    收集物证离不开研究历史

    比收集物证更吸引人的,是研究它们背后的历史。每收集到一件侵华日军物证,我都会努力寻找、研究与之有关的历史。
    我这里收有日本航空兵器总局长官远藤三郎的一个文件夹,“神风敢死队”的“神风”两字就是远藤三郎写的。这个文件夹里面有日军陆军部下达的12号作战计划,计划称要全力围剿支那军,包括新四军。12号作战计划的战斗详报中有十几块剪裁下来的报纸,都是有关新四军的报道,标题写着“江北新四军被歼灭”等,还有100多幅原始胶片底版,其中5张被冲洗出来,就是活埋我们新四军战士的照片。我认为这些东西非常珍贵,因为现在我们肯定了国民党的抗战贡献后,社会上有部分人开始轻视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日寇杀害我们新四军这样的报道史料,很难见到,很珍贵,可用来教育那些认识上矫枉过正的国人。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抗战,这点我们作为中国人要时刻牢记。
    另外,我还收集了很多东北抗联的原始相片。这些相片记录了杨靖宇部队在吉林磐石一带抗日时被日寇残杀的情况。照片中的战士穿制式服装和胶底鞋,戴“东北人民革命军”袖标,这是我们近代史研究东北抗联的唯一物证,此前媒体都没有报道过。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当时关东军要求溥仪和郑孝胥成立“大同学院”,把日本所谓的精英派到长春学习、了解东三省的风土人情。我这里有许多“大同学院”第一期的原始相片,包括校舍和学员。这些学员后来被分配到各机关充任官职,包括各省副省长、总务厅副厅长等,很多杀人不眨眼的恶魔都出现在这里。为什么大多都是副官呢?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任伪沈阳市长,受到国际联盟的谴责,所以他们不敢再当一把手,纷纷当起顾问、次长这样的副官。
    二战期间,日本一些新闻机构派出战地记者,这些人叫“笔部队”,在战场上和战士一样穿军装,唯一不同是带着照相机,所以他们又叫“决死摄影”。二战中日本在各国的侵略照片基本上都出自日本人自己手里。比如,我这里的《支那事变画报》就是日本战地记者拍摄采写,记录了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1年10月日军侵华的战况,共101期正刊、35期号外增刊,总共发行136本,我这里有全套。另外还有180本日本侵华画册《历史写真》,以及几十本《朝日新闻》合订本,其中详细记载了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的暴行。我还收集有日军残杀中国人的大量原始照片,各种杀法五花八门,这些照片被我放大后放在陈列室供国人参观,不少参观者看完后都表示非常震惊。除了前文提到的冈田重吉的信,我这还有200多封没有信封的日军信件,有待懂日语的专家前来研究。
    这些年,我从媒体上得知日本教科书否认侵华罪行,日本一些领导人不顾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的感受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这让我更加意识到收集日军侵华罪证的重要。这些物品真实还原了日军侵华战争历史片断,记录和展示了侵略者的残暴行径,我希望更多年轻人主动去了解这段历史,勿忘国耻,奋发图强。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87期,摘自2014年9月16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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