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中国首枚原子弹爆炸的幕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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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中国首枚原子弹爆炸的幕后故事


孟红 

    1964年10月16日清晨,罗布泊地区晴空万里,碧蓝如洗。
    中国核试验基地笼罩在一片紧张、肃穆的气氛中,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了倒计时,起爆零点被设定在北京时间当天下午15时。试验场中,由8467个构件组成、重70吨、高102米的铁塔,在金色阳光的辉映下,傲然挺立。在它顶端的金属结构里,几十万人心血凝聚而成的第一颗原子弹便安置其中。
    这一天,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副总指挥刘西尧等人再次检查了最后的准备工作。
    中午12时,周恩来致电二机部部长刘杰:“在12时后,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以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请示了。零时(指15时——作者注)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14时30分,张爱萍、刘西尧等进入距离爆炸中心60公里处的白云岗观察所,在露天堑壕中指挥和观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张爱萍用保密电话将起爆前的准备工作情况向周恩来作了简要汇报。周恩来当即批准按时起爆。
    14时40分,试验部部长张震寰在主控制室依次下达命令:“加电源”“开机”“预热”……在零时前10秒钟,张震寰下达了“启动”的命令。主操作员随着控制仪一秒一秒地自动显示的倒计时,报出“10、9、8、7、6、5……”的倒数计时,在场的每个人员都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亢奋和紧张。大家屏住呼吸,现场寂静无声。
    在读秒到达零时,“起爆”命令发出的一瞬间,只见罗布泊戈壁大漠处出现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紧接着,腾空而起一个巨大火球,犹如出现第二个太阳一样,天空和大地霎时被照得一片通红,形成的蘑菇云不断地上升扩张。稍后,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耳欲聋,好像要把苍穹撕裂似的。
    这时,全场欢声雷动,全体参试人员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互相祝贺。15时零4分,张爱萍眼望高耸蓝天的蘑菇云,兴奋地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说:“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蘑菇云已经升起,根据爆炸景象判断是核爆炸,试验成功了。”
    两个小时后,张爱萍、刘西尧等签发一份经多方专家认定的关于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报告,将它电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罗瑞卿:确实实现了核爆炸,威力估计在2万吨TNT当量以上。
    深夜23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中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实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新闻公报》,同时播发了阐明中国政府对于核武器立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使中国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世界力量的比重发生了深刻变化,使亚洲和世界和平得到了更为有力的保障,并为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开辟了道路。50年过去了,这场伟大壮举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一些属保密的内情逐渐被解密,本文特撷取一些珍闻片段以飨读者。

    精准“原三刀”

    原公浦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心部件的主要加工者之一。1959年,新婚燕尔的原公浦毅然决然地听从党的召唤,主动要求到大西北去,为中国的核事业挥洒青春,做出贡献。
    原子弹核心部件的加工精度要求相当严格,误差不能超过一根头发丝的几分之一。当时,国内只有一台球面机床,刀具磨损快,加工精度常常达不到要求。核心部件的贵重也对加工者提出了非常高的技术要求。在美国,一公斤铀235的价值为15.36万美元,一旦弄坏一个核心部件,就等于毁掉千万人几年的劳动成果。
    关键的核心部件理应由最出色的车工来加工完成。一时间,戈壁滩上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车工进行技术比武擂台赛。当时是六级车工的原公浦加入了技术比武的行列。在半年的时间里,经原公浦加工过的代用模拟部件堆成了小山。原公浦闭上眼睛都可以摸到车床上的每一个操作手柄和加油孔的位置,一听声音就可以判断出车床上哪个齿轮有毛病,即使是在透过能见度低的窥视窗,且戴着口罩和双层乳胶手套的情况下,他也可以达到丝毫不差的程度。精湛的工艺让他走上了加工核心部件的重要岗位,成为机械加工班班长。
    1964年4月30日午夜,上阵的时候到了,党委王书记拍了拍原公浦的肩膀,说:“去吧,小原,党和人民信任你,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
    “请领导放心,一定把合格产品拿出来。”原公浦右手向上一挥,穿上洁白的防护服,系上特制的口罩,戴上特制的手套,走上操作台。
    这时,监护员、记录员也已经各就各位。总工程师祝林芳看了一下表,简短有力地下达命令:“开始吧!”高大的厂房笼罩着一种异常紧张的气氛,白炽灯发出耀眼的光芒。车床边,原公浦熟练地将核心部件毛坯夹在真空夹具上。
    “可以进刀了。”站在车床边负责监护的同志看他迟迟不动手,提醒了一下。
    “好!”原公浦应了一声,开始进刀。随着操作手柄的灵活转动,合金刀下,毛坯部件的切屑沙沙落下。原公浦两眼紧盯着吸具上的毛坯,汗水不知不觉地浸透了防护服。
    突然,毛坯“啪”的一声掉进了切屑盘内,这声音好像砸在人们的心上,原公浦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加工随即暂停。在操作间等候的领导闻讯都跑过来,问:“怎么样?小原,行不行啊?”
    “继续干!大胆地干!”祝林芳鼓励原公浦,“小原,这项工作对你来说不成问题。失误不是由于你缺乏经验,而是机床真空吸盘出了点问题。休息一会儿,一定能干好。”
    祝林芳的话给了原公浦极大的鼓舞。他平静了一下紧张的心情,再次走上工作台。这一次,原公浦显得异常镇静,机床的手柄在他手中缓缓地转动,核心部件在他手中悄悄地改变模样。空气仿佛凝固了,人们都屏住了呼吸。只剩下最后三刀了,这是关键的三刀。这三刀要求核心部件的精确度必须达到小数点后三位数,若是车坏了,核心部件便将报废。这时的原公浦神态极其专注,先车第一刀,停下来量一下尺寸,然后进第二刀,再停下来,量一下尺寸,再进一刀。最后一刀车完后,原公浦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几乎瘫在地上。随即,检验员报来喜讯:核心部件各项数据全部达到设计标准。原公浦顿时热泪盈眶。人们不约而同地一拥而上,激动地把原公浦抬起来往空中抛去。
    正是因为这最难攻克的关键三刀,原公浦赢得了“原三刀”的美誉。原公浦加工的这个核心部件被装进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时隔5个月零16天,这颗原子弹在祖国西部大漠爆响。

    奇特“打猎队”

    1964年4月,西北核试验基地司令部指示警卫营四连抽调骨干力量,组建一支精悍的“打猎队”,由副连长何仕武任队长,副排长王万喜任副队长,战士王俊杰、司喜忠、丁铁汉、潘友功为队员,王国珍是卫生员。
    这支“打猎队”其实是一支巡逻小分队。出发前,基地副司令员张志善指着地图向他们交代任务:“这次巡逻将要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完成。距离:4150公里;行进方式:徒步;时间:180天;衣、食、住、行全部自理,不带任何交通工具和通讯器材。”稍作停顿,张志善非常严肃地继续强调说:“这支巡逻小分队有3项任务:一是防止敌对国空投空降搞破坏;二是查清场区外围的地形地物;三是清出场区范围内的流动人员。”为了保密起见,这支小分队取名为“打猎队”。
    4月13日,小分队来到了孔雀河的支流铁板河,并把这里定为他们的生活点。在河边的土丘上,他们挖了一个存放粮食等物品的土坑。连队每月用汽车往这里送一次给养,放在土坑里用沙子埋上,再插上红柳,作为小分队返回时取食的标志。这里没有房屋,没有帐篷,小分队即使巡逻回来,依然是天当房,地当床,无论烈日毒晒还是狂风暴雨,抑或是寒风凛冽、天降大雪,都只能在野外露宿。
    4月15日,“打猎队”正式开始巡逻。他们荷枪实弹,每人肩背着被子、毛毯、雨衣、2只水壶、270发子弹、8颗手榴弹、1支冲锋枪、行军锨镐,还有粮袋和简易炊具,平均每人负重37公斤。向导就是一个指南针和一张军用地图。
    由于地形复杂,为了前后照应,队长何仕武指定司喜忠、潘友功担任巡逻尖兵,在前方开路,呈三角战斗队形前进。队长和副队长则时前时后指挥。
    大约到了下午5时,小分队到达了第一天的目的地。大家刚想坐下休息,何仕武又发出了继续搜索前进的命令。原来,在他们左前方的芦苇塘中,何仕武发现了异常情况。过了一会儿,只见前方有几个模糊的黑影在缓缓地移动。何仕武立即用手势通知大家做好战斗准备。等黑影靠近一点,才看清是一群觅食的野猪。大家刚想放松一下,又突然意识到,有野猪出没,就不能排除有人活动的可能性。
    于是,小分队再次对周围进行了侦查。在确认四周没有敌情之后,何仕武决定赶走这群野猪。不料,这一行动惹恼了野猪。领头的野猪向他们扑来。紧急之下,何仕武下令开枪,头猪当场被击毙,群猪见状四散逃去。
    突然,隐藏在芦苇之中的另一群野猪又向小分队扑了过来,大有为死去的同伴复仇之势。新兵潘友功一边端枪,一边向野猪喊:“别过来,别过来,我枪上有刺刀!”正在这时,枪声又响了,那群野猪只好落荒而逃。
    经过清点,死伤两头野猪。“打猎队”真是名副其实,出师未见特务的影子,却冷不丁地先与一群猖狂的野猪打响了遭遇战。
    小分队为了节约携带用水,第一晚宿营时就地取水,做了一顿饭。谁知大家把饭放进嘴里,却怎么也咽不下去。原来,做饭用的是又苦又咸的水。何仕武发动大家到周围寻找好水,结果是一个个无功而返。于是,何仕武向大家下达了一个坚决的命令:吃饭!
    任务是完成了,可麻烦也来了。
    用这种盐碱水做成的饭比泻药还灵,饭后不一会儿,大家都拉起肚子来。这一夜,可把小分队折腾苦了。第二天夜晚,劳累了一天的他们正准备休息的时候,荒凉的戈壁滩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漫天肆虐。小石子刮到脸上,打得疼痛难忍。一马平川的沙漠,连个避风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们只好安排一个人放哨,其余6个人用被子把头蒙住,紧紧地依在一起,整夜无法入睡。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发现自己变成了土人:满脸是土,头发、眉毛是土,鼻孔、耳眼钻进了土,连牙缝都进了土!
    戈壁滩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常常大风刚过,倾盆大雨跟着就来了。大家赶紧找出雨衣,把武器弹药和粮食包好,然后7个人背靠背地坐在3个背包上,打开3床被子顶在头上,再盖上雨衣。就这样一阵紧张折腾,还是个个被淋透,冻得直打哆嗦。到后半夜,才雨住风停。天亮时,打开雨衣一看,几床被子和几个背包也全湿透了。队长决定回生活点休整后再战。在返回的路上,他们背上的湿东西已重达百斤。
    整整半年的时间里,这支7人小分队,在罗布泊最荒凉的地带,徒步巡逻了4150公里,每个人穿破了12双布鞋。虽然没有抓住一个特务,但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营救“马家军”

    1964年10月13日,距离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子只有3天了。
    此时此刻的罗布泊天高云淡,茫茫大漠上荒无人烟,只有阵阵凉风掀动着层层沙浪,不时向高高耸立的原子弹托架涌来。
    担任试验场总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正在忙碌指挥着。此时,一份意外的秘密情报送到他手上:据侦察员发现,有一支一两百人的队伍,突然出现在早已禁控的试爆区附近,而且鬼鬼祟祟地向试爆区靠近。情报中有一组伊尔侦察机从800米高空拍摄的照片。将军打开一看,不由得惊呆了———一望无际的沙漠中,一堆未燃尽的枯柴发出了火光和细烟;一些马蹄痕和人工凿出来的深水坑清晰可辨……
    “不好,有意外!”张爱萍心中一震。情况十分蹊跷又万分火急,张爱萍用不着多作细思量就立即抓起电话发出紧急命令:“马上调查!”时间一分分过去了,各个小分队几乎查遍了整个原子弹预定命中区域,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核基地各方面的专家开会研究,一致认为起爆时间不能变,应该派人进入戈壁,在起爆前将那些可疑之人救出。周恩来听了张爱萍的汇报后也指示:这里绝不能成为第二个广岛!
    “把搜索范围扩大到辐射区域,一定要找到这些人!”张爱萍又下了一道秘密电令。
    侦察机又一次腾空而起,几支小分队也携带着电台、干粮和水,向更广阔的荒漠挺进。
    这群人马到底在哪里?累得筋疲力尽的官兵疑问重重,决心查个水落石出。终于,其中一支小分队在3号目标区意外地发现了一顶破帐篷,周围零乱地丢弃着一些干柴和破损的刀鞘。
    发报员迅速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试验场总指挥部,同时,飞机也很快将物证送回。专家们分析判断后认为,这伙人马极有可能是早已销声匿迹的“马匪”。现场的气氛顿时凝重了起来:难道当年马步芳、马鸿逵的部队,真的像当地老百姓说的那样,还残留在茫茫戈壁?
    与此同时,在核爆现场掩蔽部巡逻的警卫连官兵,意外地发现沙漠中一男一女正骑着马追捕黄羊。警卫连官兵误以为是牧民闯入核禁区,立即上前追赶,让他们远离核爆试验区,以免误伤。
    谁知,两人一见士兵驱车追来,便策马飞奔而去。当警卫连追至一沙丘时,埋伏在沙丘顶上的十多名持枪人突然出现。他们个个穿戴破烂,面容肮脏,发乱如蓬。
    队长忙用手势通知大家做好战斗准备。这时,那伙持枪人中领头的一个向他们扑来。紧急之下,队长下令开枪,对方头领当场被击毙,其余人见状四散逃去,没逃掉的只好束手就擒。
    审问俘虏的结果,令张爱萍大吃一惊。
    原来,1949年秋,随着兰州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长驱西进,迅速解放了青海、河西走廊等地,向新疆挺进。在我军强大的威慑下,不堪一击的“马匪”纷纷溃散。一些小股残匪无处可逃,只好逃往戈壁大漠。这批逃窜到原子弹试验区的“马匪”,就是当年从新疆楼兰和甘肃酒泉一带进入大漠的,其中还有五六个妇女。十几年来,他们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在茫茫大漠中盲目地游荡,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他们在常人无法生存的条件下终于生存下来,并开始繁衍后代。终于有一天,他们游弋到原子弹试爆区。当这群“马匪”看到大漠深处高高耸立的塔架时,知晓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
    于是就徘徊在附近,白天逃得远远的,隐藏在沙漠里;晚上纷纷跑出来找食物,甚至到辐射区找我军放置的试验动物。日子长了,他们便放心地在此“安家”,打算长期住下来。
    看着俘虏惊恐不安的样子,张爱萍长叹一口气。战争已经结束十多年了,这群“马匪”也早已受到了应有的教训。他打听清楚“马匪”的巢穴,命令小分队火速赶往那里将所有的人员都带出来。
    在匪首的帐篷内,分队长诚恳地告诉对方,明天这里将进行核试验。匪首接受了我军的建议,但却提出向相反方向撤退。为表示诚意,经过请示,我方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一昼夜的急行军后,众人已疲惫不堪,基地终于派来了接应的直升机和汽车。无论是小分队还是“马匪”,都一片欢呼。
    异常“情况”终于解决了,人们如释重负。
    10月16日下午3时,蘑菇云在这片神秘之地如期升空,撼天动地的巨响传遍罗布泊上空,也令这群“马匪”骇然。
    若干年后,在美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中写道:“基地派出的小分队总共花了3天时间,跑遍了试验场区周围的200个‘马匪’隐居处,并将他们一一带回安全地带。”
    199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映这一传奇故事的电影《飞越绝境》,在海峡两岸引起轰动。

    取样“蘑菇云”

    1964年7月,上级决定在空军航空兵某师中挑选1架飞机和6名机组人员执行一项重要任务。经过层层选拔和考核,郭洪礼被选为机长,他当时是某团二大队二中队的中队长。飞机是从另一个团选出的。数十年后,郭洪礼回忆说:“执行什么任务谁也不知道,我和另外5名战友被光荣选上。”
    机组人员组成后,飞机飞到了北京,在北京进行了简单的改装,于一周后飞往西北的马兰空军基地。前线总指挥张爱萍、空军副司令员程钧和专家们给机组人员下达了任务:穿越蘑菇云取样。
    10月15日,离原子弹试爆还有一天的时间,机组人员全天进行了飞行准备。誓师大会上,郭洪礼代表全体机组人员宣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只要飞机螺旋桨在转,就要坚决完成任务!”
    10月16日,核试验现场弥漫着一片紧张而神秘的气氛。机组人员提前吃完了午饭,在离飞机10多米的地方挖了一个大坑用以隐蔽,以免受到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光辐射。
    下午3时,一股庞大的蘑菇状烟云旋转升腾,直上蓝天。与此同时,郭洪礼大喊一声:“上!”机组人员冲上飞机。这时,距机场40公里外的爆炸烟云清晰地呈现在面前,巨大的烟柱拔地而起,直插云霄。郭洪礼驾驶着飞机,当速度达到每小时240公里时,他轻轻拉起操纵杆,飞机离开地面迅速向空中飞去。
    从飞机上向前望去,绚丽的火球翻滚着缓缓地升上高空,席卷残云烟雾,不断地向外膨胀,不断变换颜色:橘红、橘黄、靛青、草绿、绒白、姹紫,然后凝结在空中,形成拔起的蘑菇云,景象十分壮观。蘑菇云中部由棕褐色、墨黑色向深黑色渐变。
    30分钟后,取样飞行员接近了蘑菇云。很快,他们选中了紧靠蘑菇云中心的棕褐色部位,从西至东穿飞过去。飞机左机翼几乎压着蘑菇云的中心,机身切进入云中,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了。郭洪礼和战友们眼中看到的是黑中泛红的浓烟,身上感受到的是巨浪般的撞击。郭洪礼和机械师耿君眼睛不停地观察着飞机上的各种仪表,努力保持着飞机的航向。由于蘑菇云中气浪翻滚,颠簸幅度大,郭洪礼手脚并用,极力稳住野马似的飞机。5秒钟之后,飞机成功穿越蘑菇云。
    当郭洪礼正准备向指挥部报告穿云情况时,在机舱监测的防化兵小高大声报告说:“仪器上的红灯未亮,收集剂量不够。”郭洪礼一听急了,收集的剂量不够,那说明没有完成任务,这可半点含糊不得。于是,他大声对战友们说:“再来一次!”机组人员将飞机压了坡度后左转,迅速做好第二次冲锋的准备。
    郭洪礼深有感触地回忆说:“当时想,没完成任务哪行?绝对不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曾想过,真的是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飞机刚刚穿进蘑菇云,监测仪上的红灯就亮了。仪器亮起红灯时,我们长吁了一口气。”
    飞机钻出了蘑菇云,很快在吐鲁番机场着陆。飞机刚刚停稳,防化人员便急步上前,把取来的样品送上另一架已经启动的运输机,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北京,交由研究院化验分析。结果,所有的数据都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爆炸。
    如今,郭洪礼当年驾驶的15503号飞机被陈列在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拍摄爆炸图

    不少人对那幅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图十分熟悉。这张极具代表性的珍贵照片,是由从事核试验基地军事摄影宣传工作30余年的陈书元在现场抓拍的。
    原子弹起爆的这一天,身为核试验基地政治部的宣传干事、基地唯一专职摄影记者的陈书元,以一种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感,早早来到现场指定处,执行全程拍摄任务。
    陈书元带着事先认真备好的一架120相机和一架135相机,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赶来拍纪录片的战友们一道,穿着胶质防护衣,进入特制的掩体。由于情绪十分亢奋,所以他不断提醒自己一定要临阵不乱,拍摄出令大家满意的划时代的照片。
    下午3时整,原子弹瞬间闪出刺目的白光,在惊天动地的巨响伴随下,打破了大漠的沉静。扑入陈书元镜头里的,先是那迅速蹿升的火球,之后便是直冲蓝天白云的烟柱,急剧翻腾着不断变幻姿态的壮丽云团,直至令人叹为观止的大“蘑菇云”……
    陈书元全神贯注地将两部相机的镜头交替对准眼前那片发生着奇迹的天地,一次次快速地按下了相机的快门,准确地拍下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时的情景。在他不失时机地拍下了亲临指挥的张爱萍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喜讯的感人镜头后,两卷胶卷也全部用完。
    而此时,陈书元才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被威力巨大的原子弹震荡得麻痛。尽管如此,陈书元心中却只有一个念头:赶快返回暗室,将抓拍到的照片尽快冲洗出来。
    由于当时条件有限,陈书元拍摄时用的是黑白胶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也只好以黑白分明的神采留在了核试验的历史长卷中。但是,这朵黑白分明、气壮山河的“蘑菇云”已经足以令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欢欣鼓舞了。
    陈书元退休后,经允许带回了部分照片收藏纪念。2002年12月底,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的郝晓进得知陈书元有一些藏品后,便带着一笔补偿金专程从北京赶至陈书元在南阳市的家中,希望能买下这些照片,陈书元却十分爽快地将数百幅珍藏的照片无偿捐赠。老人握着郝晓进的手动情地说:“这些照片进了军博,是去了应该去的地方,否则,我这几十年的句号也画不圆啊!”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87期,摘自2014年第10期《党史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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