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生忘死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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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生忘死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


于继增 

    在党的秘密战线上,曾活跃着一批身手不凡的外国志士。他们有的直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情报谍战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打入日本高级谍报机关,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大量影响战局的绝密情报。后被日本当局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并撰写了首部日文版的《中国共产党史》。他杰出的贡献和舍生忘死的精神值得永远怀念。
    
    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西功,1910年出生于日本三重县多气郡一户贫苦人家,从小学习勤奋,19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公费留学资格,前往中国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读书。正是这所高等教育机构决定了中西功后来波澜壮阔的一生。
    日本外务省创办同文书院本意是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侵华战争培养所谓“中国通”、随军记者、间谍等,不承想,这里却也培养了一批热爱中国的日本人,并最终诞生了以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中西功等为代表的“中共秘密谍报团”。而这一切又要归功于另一位重要人士——当时在东亚同文书院教书的教授、中共地下党员王学文。王学文原名王守椿,又名王昂,江苏徐州人。王学文1910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同文书院。1921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受教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王学文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曾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领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组活动,而实际是中共中央上海局情报系统的成员。后奉命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教书,开展对青年学生的启蒙教育。正是在王学文的影响下,中西功与其他进步同学一起参加校内外的革命斗争和学生运动。
    质朴善良的中西功,到沪后发现周围的中国人常用异样眼光看着他们,他开始认为是“支那人”对“皇国”的固有敌意。经过王学文老师讲解,再认真了解历史,他才知道这是日本的侵华政策造成的。再联系中日两国社会共有的巨大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中西功很快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内心同情中国,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
    中西功进入同文书院的时候,正是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侵略野心已无法遮掩。当时同文书院的院长是后来就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文麿。在这样的大背景和书院被赋予的特殊性质下,同文书院却掀起了反战运动,出现了一批同情并积极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学生。1930年3月,因英文老师不公平地对待学生,引起学生不满,随后,一年级的学生举行罢课,并驱逐了这位英语老师。在这次行动中,中西功初试锋芒引领学潮。不久,中西功又参加了由王学文指导、西里龙夫等同学为发起人而组织成立的“中国问题研究会”。1930年7月,中西功与安斋库治、白井行幸、水野成等人一起建立了秘密革命组织——“日支斗争同盟”。该组织通过王学文直接受中共上海局情报系统的领导。
    不久,日本海军士官生队到沪参观,实际是为侵略熟悉战场。中西功得知后便赶印了宣传反战的传单向他们散发,结果被领事馆中的便衣宪兵“特高”发现,把他关押了9天,释放后还勒令停学一年。然而,中西功并没有气馁,他继续和同文书院内外的革命同道一起参加各种运动。1931年1月,中西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担任东亚同文书院团支部组织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中西功等又组织了“对支那不干涉同盟”,以同文书院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学生为中心,推进反战运动。1932年日本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日海军陆战队强迫同文书院学生参加侵沪战争。这时,书院团支部决定,一方面搜集战事情报,另一方面发动日本同学开展“不参加战斗,要求回国,撤出侵沪战争”的运动。在中西功等人的努力下,这项反战斗争成功,二、三月间,同文书院全体日本学生乘船回国。在归国的船上,中西功结识了以驻上海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尾崎秀实。回国后,中西功同尾崎秀实的关系密切,曾为尾崎代写论文和联络革命同志,并向尾崎学习了情报工作有关知识。中西功等人在日本继续参加反战运动,活跃在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的“中国问题研究会”。曾被警视厅侦破后遭关押40天,后因身份未暴露而获释。
    1933年春,西里龙夫首先从日本来到上海,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翌年,他设法找到了王学文,提出继续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西里龙夫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在日侨和驻沪日军中进行反战工作。1937年“七七”、“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翌年2月,日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西里龙夫设法取得了“奏任级嘱托”(顾问)的资格,去南京就任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兼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此时尾崎秀实已打入日本上层,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中西功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任职,从事中国问题、伪满经济和华北农村的调查研究,并开始用笔名“大村达夫”发表文章。同时秘密进行联络“满洲”、华北、包头、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原同文书院革命同学的工作,曾两次来沪同西里龙夫密谈。中西功认为当前日本侵华的策划重心已移至上海,因此要设法调来上海同西里龙夫一道参加中共的革命工作,并以此就教于革命前辈王学文。1938年5月,中西功的愿望得以实现,从“满铁”大连总社调到“满铁上海事务所”任职。一到上海,中西功即通过西里龙夫要求恢复和中共的关系,随后由西里龙夫和另一名中国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接受中共上海局情报组织的领导。
    那个简称“满铁”的株式会社,表面上是个股份有限公司式的财团法人,实际上除了经营满洲铁路和重工业以外,还是个庞大的间谍机构,是日本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最大智囊库。任务是把研究所得的决策性意见,上报给日本最高当局。
    中西功原在日本理论界已负有盛名,加上在上海事务所善于搜集和分析情报,所以不久就被日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借调到日军特务部工作。这个特务部是日本占领军最重要的特务机构,用以筹组和指导汉奸政权,如伪上海市大道政府,伪中华维新政府,以及正拟筹建的汪伪“国民政府”等,是当时日本当局对我进行种种阴谋策划的指挥机关。中西功利用为日军特务部做情报分析的条件,自由进入绝密资料室并外出调查,通过地下电台向延安发出一系列重要情报。他同西里龙夫密切配合,加上中国同志的合作,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真是如龙腾云,如虎添翼。

    毛泽东高度评价“国际同志”

    据原中共上海局情报科成员方知达(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回忆:“中西功等人搜集到的情报往往要辗转通过留青小筑(中西功住所)、光华眼科医院、齐鲁小学、山东会馆等一步步转到上一级的手里,最终由吴纪光(中共上海局情报科负责人)转交到延安。”曾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李云证实:中西功把各个战区日伪部队的分布情况、武器配备、指挥体系,都了解得清清楚楚,非常详细的交给我们。另外,就是对日军的动态,要经过哪里,他每一次都交得来,“那是写在一种非常薄的纸上,卷起来,和香烟混在一起。”
    这个时期中西功搜集到的情报还包括:日、蒋、汪三方关系变化,上海日军网罗汉奸充当鹰犬情况,日本以上海为中心对华中占领区进行经济掠夺的情况,日本特务进行暗杀、破坏的阴谋计划;日军占领武汉后对蒋介石的诱和进展,日军在华兵力调配及“扫荡”打算等。中西功还根据日本军部的命令,写了一本《三民主义基本问题》,作为日方秘密提交汪派汉奸“重建国民党”的指导方针。同时,他把日本这一图谋及时向组织上作了汇报。
    这时尾崎秀实担任了近卫首相的秘书,从东京不断向中西功发来包括“御前会议”决定在内的许多情报,由他再转发延安。有些行家说,看到这些情报,等于亲自参加了日本最高层决策会并做了记录。毛泽东曾对这些“国际同志”的贡献做出了极高评价,说日本反战人士对于中国抗战和反法西斯的作用不可估量。
    中西功在隐蔽战线最杰出的贡献,还在于他对国际战局的独到分析和提供的准确情报。中西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大陆大小国家纷纷沦陷于法西斯德国,法国投降,英军撤回本土,客观形势导致欧美帝国主义势力重新组合并寻求新的世界政策。英、法、荷在远东殖民势力被削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南亚的野心——“南进政策”推上了实际的进程。为此,日本加速国内法西斯化,力图减轻在中国战场的负担,并开始向印支(越南)、泰国进军。日本侵略扩张的军政新趋势不容忽视。
    1940年,中西功取得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的名义,为自己出入大本营、陆海军部、兴亚院(专门负责侵华事宜)等日本中枢机构叩开了方便之门。并且他还控制了东京派驻上海的“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搜集战略情报,加以分析研究,提出决策方案供日本统治当局采纳的高级参谋机构。中西功以合法的政治身份在上海和东京同近卫首相秘书尾崎秀实进行了三次密谈,相互了解到许多第一手资料。其中有:关于军部搞垮阿部、米内两内阁,扶持近卫第二次登台组阁以推行“新政运动”,加强政治法西斯化的内幕;关于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即日本新的世界扩张战略的阴谋;关于制定“时局处理纲要”即力图解脱中国战场的重负以实施“南进政策”的策划;关于日本工业原料和战备物资匮乏的情况;关于缔结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的斗争情况;关于压蒋未遂而向“对支战争长期化”的转变;关于进军印支(越南)和插手泰越国境纠纷以渔利的内幕;关于日本统治核心正在酝酿新的世界战略的分析和判断等。这些情报对于反法西斯阵营分析判断时局起到重要作用。
    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在南京、上海的中国同志共同努力下,还取得了诱降蒋介石、扶持汪精卫,日军对新四军进行春季“大扫荡”的预告,日本高级特务机关的分布及活动情况等重要情报。这些情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抗战决策的制定。
    由于中西功办事能力特别强,“满铁”又把他要了回去,安排在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任科长,专管调查研究,独挡一面。1941年4月,“满铁”为适应加强搜集情报的需要,在中西功负责的调查室下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专门负责搜集蒋军、中共、上海租界上层的情报材料。中西功趁机把中共党员程和生介绍进去担任班长,又安插了程维达等几个共产党员,共十多个“自己人”进了调查班。“调查班”由当时上海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潘汉年领导,在中共上海局情报科吴纪光的指导下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这一时期,以中西功为首的这一小组,以及由佐尔格(德国人,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尾崎秀实为首的共产国际对日战略情报组织,是战斗在日军内部的两颗不定时炸弹,随时向延安和莫斯科传递着日本的核心情报。
    1941年夏天,“满铁”上海事务所受“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委托,调查重庆抗战力量。中西功根据办事处的命令,接手承办此项调查,“雇用”自己人开展工作,公开在虹口西华德路的大利庄公寓内办公。这个“特别调查班”花高价派员潜入非占领区,进行实地调查。他们搜集到的各种材料和情报,都要上报给中西功。把调查所得的材料加以研究,得出结论,用来制定日本在占领区的各种政策。中共通过中西功不但能左右这个班的活动,并且可以开出合法的敌占区通行证,经过浙赣线去西南,经过津浦线去西安,为我建立红色交通线提供了方便。

    准确预报日本偷袭珍珠港

    1941年,日本法西斯为参加重新瓜分世界,由蠢蠢欲动而进入积极行动的新阶段。为此,日本依照御前会议先后决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和“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加紧国内法西斯统治和力图结束侵华战争,以便为它顺利地向南方推进创造条件。在这样紧迫的政治环境中,日本法西斯警察和特务机关大大加强了它为了肃清其后方而例行的监视、检察和镇压。
    红色战略特工中西功、西里龙夫依然利用合法的身份地位努力工作,不断取得重大的成就。1月间,中西功得悉日本插手泰、越边境纠纷,企图在泰国建立南进前哨基地。这时,因英美坚决援蒋并力挫日本南进,2、3月间,日本不顾希特勒一再催促日本攻苏而开始实行由“联德、攻苏、防美”战略向“联德、攻美、防苏”战略转变。为实施这一世界战略大转变,日本派出外相松冈洋右去苏联、特使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去美国,分头进行阴谋活动,军部则加紧作南进部署。至5、6月,日本最高核心得知德国必将攻苏,这时,在军部,内阁、天皇之间秘密展开了“南进还是北进”的大辩论。结论是:“乘机南进,取得东南亚战略物资后,再回头北攻苏联。”为此,通过了“关于促进南方施策的方案”和“不惜对美英一战”的总方针。
    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被共产国际高级情报官佐尔格和尾崎秀实侦知,报告了莫斯科。7、8月,德国大军压境,苏联面临着被德、日东西夹击的危险。这时,延安曾两次来电询问:“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坚定地回答说,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日本确实已经没有国力分身北攻苏联。佐尔格、尾崎秀实的报告和中西功、西里龙夫的证实,使得当时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主力苏联首脑部门,开始抽调东线大批兵力,支援西线战场的保卫和反攻。
    苏德战场正经历着极为残酷的较量,苏联急需了解日军的确切动向。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日本北上攻苏,中国抗战处境将更艰苦。而就在1941年10月,被日本特务机关苦心搜寻多年的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在东京被捕。“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震撼了世界(1944年秋日本法庭下令将此二人绞决),来自日本的情报来源就此中断。为了获取日军战略进攻方向的情报,11月中下旬,中共上海情报系统的最高领导者潘汉年派中西功,直接从东京决策高层刺探情报。中西功冒着极大危险返回东京。尽管中西功没有遇到自己的朋友,但是那天上午,他从消息灵通而又口风不严的记者们那里仍然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日军驻中国南方的部队已经开始向台湾集结,他的记者朋友佐藤正是赶往那里与军队会合。此时,中西功回忆起返日途经大连时看到的关东军大演习,种种迹象表明那实际上是一次“南撤”登陆演习。中西功在日本很快侦知,11月20日在日本皇宫内召开了政府与重臣们的“恳谈会”。经首相诚恳解释,全体重臣对政府向南开战的决心最终表示谅解支持。就在这一天,中西功悄然离开了东京。
    中西功返回上海后,又从“满铁”绝密通报上看到日本将于11月30日结束与美国谈判,日军内部对日美谈判没有信心,海军舰艇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并看到了南进部队兵力编成表和各路司令的名单;同时,得到了南京派遣军总司令部正在召开高级将领紧急会议的消息。于是他报告中共上海情报组织:日本南下已成定局,将在最近三个星期内的一个星期天爆发“大东亚战争”。经潘汉年同意,并请示延安后,吴纪光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情报转交给中统上海站,发给美国大使詹森。但美国人此时却热衷于与日“谈判”,并没有重视这份情报。
    果然,在第二个星期天的拂晓,即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时间12月7日)凌晨,日本出动数百架飞机对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进行轰炸,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新的拐点。中西功因准确预报了日美开战的日期,名留青史。

    最后的生死搏斗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中西功仍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中国同志一道坚守工作岗位。在敌人秘密搜索和追捕的严重情况下,向组织搜集了许多重要的情报。1942年元旦,在上海,吴纪光特意将中西功和联络员程和生找来,庆祝新年。吴纪光高兴地告诉中西功,延安发来专电,表扬上海情报科的工作。吴纪光表示,莫斯科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美英对日宣战,中国抗日战争由此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中西功分析说,此时日本因发动长线战争困难重重,男子应征只剩妇女,国内粮食来源断绝,人民集体自杀时有所闻。中西功认为日军占领爪哇后再无力向前推进,日本对战局难以持久支持。在中国,汪伪第三期清乡将在江浙一带修筑三百公里竹篱笆,在苏杭公路设置铁丝网,不断扩大清乡范围;华北第五次“治安强化”也将动用大量日军,我八路军、新四军应不失时机地制定新一年作战计划,消灭日伪有生力量。中西功的情报分析迅速传到延安。
    而此时危险正一步步向中西功靠近。
    就在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被捕后不久,中西功收到了以“白川次郎”的化名从东京发来的神秘电报,内容只有三个字“向西去”。这是在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被捕后,他们那个情报小组尽最后的努力向中西功发出的信号,提醒他东京出了问题,要他迅速撤离。
    然而整个下午,中西功都若无其事的和一位做生意的“吴老板”在咖啡馆闲聊。据中西功的夫人中西芳子后来回忆,“发现丈夫有些异常,回来后就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事实上,那一晚中西功在书房里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给东京打电话。他先是拨通了尾崎秀实家的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再拨通另一位朋友水野成的电话,可电话里的声音有些走样,他甚至记不得中西功了,接电话的也许根本不是水野成。仿佛一夜之间,中西功在东京的朋友全部消失了。而在那个深夜,潘汉年与吴老板(即吴成方,中共上海情报系统具体负责人)一直讨论的话题正是那封神秘的电报。“向西走”无疑是在暗示西边方向的延安,这显然是一个提醒中西功迅速转移的警报。于是他们立即通知中西功从速撤走。然而,中西功的想法是:反法西斯战争正处在重要的转折阶段,此时任何一份情报的价值都超过自己的生命。而由他在日本间谍机构内部建立的情报网,正处在黄金运转期,每一天都能够向延安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如果自己转移,整个情报网也会立即毁灭,这意味着多年心血化为灰烬。因此,他的意见是不走;不仅自己不走,还要求他小组中的数十名情报员坚守战斗岗位。
    直到1942年5月间,日驻沪13军发动了对浙赣沿线作战,中西功设法取得了“从军调查员”的资格,打算到达浙赣线后相机出走,前往后方根据地。不幸的是,1942年6月16日,在杭州逗留的中西功被东京直接派来的特高课探员逮捕。从得到警报开始,中西功等足足坚持了八个月的时间。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龙夫还发出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绝密情报。中西功说:“我们是个整体,整体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以组织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生命来衡量行动方案,他们的精神不得不令人钦佩。
    与中西功同期遭捕的,还有日籍中共秘密党员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以及中共上海情报站和南京情报站及“满铁”特别调查班中埋伏的中共党员共20多人。一个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组成的庞大谍报网络,令日本朝野震惊。东条英机亲自签署了中西功等人的批捕令。1944年,中西功、西里龙夫等被押解到东京警视厅,关进巢鸭拘留所,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可是他们坚贞不屈,昂然屹立在法西斯恶魔面前。审讯中,中西功铿锵有力地陈述着自己的信念和意志:“我们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行列,是因为现代的日本遭受着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残酷统治,日本的革命活动受到严厉镇压而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形下,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并促使日本侵华失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清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明白自己所从事的秘密革命工作的危险性,我们知道随时有被捕和被杀的可能。但是,为了革命事业,我们时刻准备牺牲一切而心甘情愿。”
    在几十次审讯中,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日本革命志士昂首挺胸,慷慨陈词。不止一次吓得法官窘促地打断他们的发言,慌慌张张宣告:此处不是宣扬共产主义的讲坛,今日闭庭,“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以及友邦胜负,为害之大,令人战栗”。1945年8月,中西功被检察机关以“违反治安维护法和外患罪”起诉,并被判处死刑,9月份等待执行。所幸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政治犯”由驻日盟军释放出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西功在狱中时,“全凭自己的记忆”,坚持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一书,并于1946年在日本出版,成为第一部研究中共党史和红军长征的日文著作。中西功在书中写道:“我们也许不久将离开这个世界,此时此刻痛感有必要把我们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学到的东西留给后人。”对于他所认识的中国共产党,中西功评价道:“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理论上的高水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仅有二十几年,其出发点非常之低,并且,国内工人阶级的比率之小,给党的发展造成了许多制约。但是,这个党现在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革命经验,作为一个拥有一百五十万党员的大党,成为支配东亚命运的力量。这个党不仅力量强大,这个党的领导层和全体党员具有的政治水平极其高。因此最终产生了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导者⋯⋯”
    中西功于1946年6月在本国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并参与创办中国研究所。1947年4月,作为日本共产党员参加第一次参议院议员选举并当选,曾在日本共产党中央劳动组合对策部任职。1958年后任日共神奈川县委员长(相当于省委书记)。中西功对中国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写下了一系列著作,主要有:《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雨中》、《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与世界》等。1973年3月,62岁的中西功因患胃癌逝世。弥留之际,中西功最怀念的仍是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岁月,他说:“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
    作为一个日本人,一个亲历中国革命暴风雨的情报专家,中西功深厚的中国情结令人感叹。以他为原型的电视连续剧《智者无敌》(陈宝国主演)的热播吸引了无数观众。中西功和其他日本革命志士为中国抗战所进行的英勇奋斗,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远铭刻在爱好和平的人们心中。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第10期《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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