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的延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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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的延安之路


梁爽 

    1944年的春天,华北联大高中班的老师和学生从晋察冀根据地出发,艰难地奔赴延安。他们是一群充满热血的青年人,出发前,他们甚至没有来得及向家人说一声再见,只是托人带个口信,或者捎一封书信,就开始他们人生当中一段十分重要的“旅程”。他们从阜平出发后,经盂县进入山西,然后经过忻县向西南而去,渡过黄河,经过绥德、清涧等地,最终到达延安。这个队伍里有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穿着“时髦”的青年人,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孙犁。
    孙犁上小学的那年,正赶上“五四运动”的爆发,而上中学的时候又赶上北伐革命。在此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了社会的变化、时代的变化,对革命有了初步的认识。于是阅读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关注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的论战,阅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驱者们的著作,再后来也阅读苏联新兴的文学作品……在回忆散文《在苏联文学艺术的园林里》中他写道:“对于国外的优秀的文艺书籍,我读得很少,在我读过的这很有限的书籍里面,俄罗斯和苏联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现在,已经不能说出,我最初接触的那篇传播着伟大的心灵的声音的文章,究竟是一个什么题目;但我记得,它是托尔斯泰的一篇短小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能够感动幼年心灵的非常成功的故事。”大量的阅读让孙犁比同龄人更早的成熟,更有远见,也更深刻地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弊端。
    1937年9月,保定沦陷,孙犁每天都可以看到逃难的人群,他借农民之口发出了“就要亡国了吗?”的感叹。当初在同口镇教书的时候,一位初中同学曾想要推荐他加入共产党,但孙犁那时自认觉悟不高,一心想要读书,又记着父亲不让他参加任何党派的嘱咐,所以没有答应。家乡沦陷后,冀中平原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几乎每个夜晚都可以听到乱枪声。孙犁在《平原的觉醒》中这样写道:“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大风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农民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是非常强烈的。在敌人铁蹄压境的时候,他们迫切要求执干戈以卫社稷……”这时的孙犁选择了抗日的革命理想,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这一年的冬季,我穿着灰色棉袍,经常往返于我的村庄和安平县城之间。由吕正操同志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就驻在县城里,我有几个过去的同事,在政治部工作。抗日人人有份,当时我虽然还没有穿上军衣,他们也分配我一些抗日宣传方面的工作。”
    1938年初春,孙犁正式参加抗日工作,负责抗日宣传方面的工作。他不仅用笔参加了抗战,还参加实际工作,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学院教书,主要讲授抗战文艺和中国近代革命史。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将进攻重点转向各抗日根据地,冀中形势严峻。抗战学院准备化整为零,分散工作。孙犁担任随军记者。他没有因战火的纷飞、连年的奔波、艰难的生活环境放弃创作,而是用手中的笔记录着革命战士的动人故事。1942年冬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了晋察冀,对整个晋察冀边区的文艺界影响很大。孙犁随后被调到《晋察冀日报》当编辑,不久又被调到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高中班教国文。
    正是身处在这样的一个风云变幻的社会之中,孙犁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走上了追寻革命理想的道路。当学院通知他要去延安学习时,他一点也没有犹豫,一定要“到延安去!”
    晋察冀距延安有几千里远,还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这个要“到延安去”的小队,每个队员身上都背了三匹小土布,供路上卖钱,以换取食用之资。为了安全,他们在路上还要时刻勘察敌情,行程必然会耽误一些。若是没有敌情,一天倒还可以走上六七十华里。由于队中年轻人居多,队里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一路上说说笑笑,时常还可以听到队伍中的歌声。他们走得虽然艰辛,倒也不觉得有什么恐惧或者寂寞无趣。
    孙犁初到延安,就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做研究生,后来在这里任教。他在这里结识了很多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和革命友人,并与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这个时候的延安,刚刚结束整风运动,孙犁作为整风之后从敌后抗日根据地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抢救运动”,也没有什么思想上的负担,在写作上没有拘束。他在延安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而愉快的日子。他在土窑洞里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如饥似渴地学习着。那时,延安正在开展着大生产运动,孙犁和同志们一起上山开过荒,种过地,甚至还修过飞机场,糊过火柴盒。当然,他也始终没有忘记创作。他先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了《游击区的一星期》,接着又在墙报上发表了《五柳庄记事》,后来在《解放日报》副刊陆续发表《杀楼》《荷花淀》《村落站》《麦收》《芦花荡》等作品。
    其中,影响最大、意义最深远的自然要数《荷花淀》了。这篇发表于《解放日报》1945年5月15日的短篇小说,一经问世便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孙犁以朴实而秀丽的语言、单纯而明净的创作风格,给读者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荷花淀》本身是战争题材小说,但作者却别开只眼,通过温馨而琐碎的日常生活场景突显虽然身处战争、但依然景美人美的白洋淀,刻画白洋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塑造美丽而善良的女性形象,说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也不为其过。在孙犁心目中,这些女性形象是“沉静的磁河和透明的琉璃河,在柔软的草地上流过,娇羞地不露一点儿声色,用身体温暖着身边的五谷,用乳汁保证了田园的丰收。”在小说中,孙犁并没有着墨去写男人女人们的外貌,动作的描写也不多,他用散漫的却又指向性很强的对话,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让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那么的鲜活。情感炽热浓烈,在笔端之间像河水一样汩汩流出,款款深情蕴涵于字里行间,在平淡之中潜藏着浓厚韵味。钟嵘《诗品•序》有曰:“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孙犁小说中所蕴含的情感流淌在字里行间,作者对诗性小说的追求浮出表面。他的小说总是如同散文一般,自然、优美、流畅、有灵性。这篇描写抗战题材的小说,虽然也有战争场面的紧张描写,但它让读者更多感受到老百姓的机智和勇敢。残酷的战争场面,在孙犁的笔下得到消解。不得不说,在《荷花淀》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孙犁的小说不拘章法,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我们感受到他那清新、俊逸的文风弥漫出来的诗的气息。在《荷花淀》中,孙犁那真挚的感情、浓郁的乡土风情深深地打动读者。当然,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也传达到位。孙犁后来说:“我在写这篇作品时的思想、感情,和我所处的时代,或人民对作者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都会受到感动”。
    孙犁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很快就引起了鲁艺领导的重视,他也由研究生提拔成为教员。初登讲台的孙犁,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讲授对他思想和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的《红楼梦》。在讲课时,代系主任舒群去听课。课后,舒群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引发了一场“红学讨论”。孙犁认为《红楼梦》表现了贾宝玉的人生观,而舒群则认为是批判了贾宝玉的人生观,并引书中的《西江月》为证。到今天,我们再来看这场论辩,它的时间已久,谁是谁非,早已被时间模糊了轮廓。后来,孙犁还十分怀念这场论辩,在《读作品记(五)》中他这样写道:“……那时大家都在年少,为了抗日这个大目标,告别家人背井离乡,在根据地,共同过着艰难的战斗生活。任何争吵,都是一时激动,冲口而出,并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不可告人的成分在内。非同十年动乱之期,有人为了一点点私人利益,大卖人头,甚至平白无故地伤害别人的身家性命。”
    孙犁在“圣城”延安生活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但却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荷花淀》等一系列作品。孙犁离开延安后,他创作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及后来的一系列散文,都保持着他延安时期形成的一贯风格,用风情画一样的诗性故事来歌颂赞美伟大的劳动人民。
    多少年过去了,人们总会记得那似诗如画的白洋淀,铺天盖地的芦苇丛,一阵微风吹过,就像海里的波浪一样高高低低地起伏。而发生在白洋淀里的故事,同样也让人不能忘却。我们可以从细微而渺小的事物中,体会到那些平凡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不平凡故事,强烈地感受到孙犁这位可亲可敬的革命作家对家乡、对祖国、对人民深厚的爱。

    链接:当意识形态与人性完美结合
    田永丽
    
    孙犁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有他自己独特的文学主张:即对“真实性”的尊重。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我钻在洞里的时间也好,坐在破炕上的时间也好,在菜园里夜晚散步的时间也好,我觉到在洞口外面,院外的街上,平铺的翠绿的田野里,有着伟大、尖锐、光耀、战争的震动和声音,昼夜不息。生活在这里是这样充实和有意义,生活的经线和纬线,是那样复杂、坚韧。生活由战争和大生产运动结合,生活由民主建设和战斗热情结合,生活像一匹由坚强意志和明朗的智慧织造着的布,光彩照人。”(《游击区生活一星期——人民的生活情绪》)因此,在他的小说中也忠实的实践着他这一主张:他的小说远离当时奉行的宏大叙事,采用独特的个人化视角,以人物身上具有的美好人情人性为线来结构全文,注重战争的日常生活化,表现的是普通人身上的淳美人情和人性,避免了对烽烟弥漫、战火连天的战斗场面的刻画,从而给极度紧张恐怖的战争年代留有一方温情的净土。孙犁极具人文关怀,着眼于对理想人情、人性的弘扬和赞美,然而,这种主体的理想人情、人性是与当时的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即“抗战”分不开的。二者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一方面,意识形态对人民大众的“询唤”作用。在当时的革命大背景下,革命者包括八路军等人民军队,已经担负起了抗日救国、救民的重大责任,他们通过宣传、说教等方式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大众自然地接受了抗战理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抗战救国已经上升为全民的意识形态)。这种形体的功能在于把劳苦大众“询唤”为革命的主体,使其臣服于这种主流意识形态。通过“询唤”,意识形态剔除了主体对“革命”的不满因素,使主体产生积极的参与感和极大的荣誉感,(以此换取不同程度的安全感)自动的表现为革命的主动者,而绝非被动者,从而将参与革命变成了意识上的自觉。于是,深受革命意识形态影响,有着共同抗战目标的军民之间的心理和行动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默契和一致。
    另一方面,军民之间情意的相互交织与纠缠,以及民众对当时“抗战”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接受。在那个极度紧张的战争年代,人民遭受战争之苦,早日获得身心安全与自由已经深藏在每个人的心中,因此,革命也便自然的成为社会的主流,全体人民心连心共同抵御敌人也成为不可辩驳的事实,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有着共同灾难命运和反抗意识的军民之间达成某种共识与统一,即“反抗日军,争取胜利,获得自由”,并且建立了稳固的阶级情、战友情。全民参与战斗的思想意识也就毫无条件的深深地植根于每个社会成员心中。可以说,人们接受“抗战”意识是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主动接受。“自从弗罗伊德以后,许多哲学理论都把无意识看作我们个性的核心,是我们天性的产物。而阿尔都塞却论证说,我们的无意识也是意识形态性的。意识形态从外部构筑了我们的‘本质’和自我,因此我们所谓本质的自我不过是一种虚构,占据它的位置的实际上只是一个拥有社会生产身份的社会存在。”“事实上,我们是依赖于教育我们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的身份,来成为一个主体。”(《路易•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正是在这样一种无意识的抗战意识下,人民群众、普通老百姓才能够从内心深处把抗战当作己任,并且义无反顾地付之于行动当中。
    正是通过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和主体毫无条件的主动接受,再加之人性原本的美与善,才会使孙犁小说中的人物散发出人情与人性的光辉:军民之间相互尊重、鼓励、支持和帮助着对方,甚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这样,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便在这里发生,一份份感人肺腑的军民情深入人心:如小说《碑》中的一家三口,赵大娘“好说好道好心肠”,她日夜盼望着八路军战士能到家里来,他们几天不来赵大娘便开始念叨,当听到八路军战士刚来便要走时,“大娘简直是求告他”吃一点东西再走;赵大爷不顾生死安危,冒着严寒之夜撑船将八路军战士送过河去;而小菊则毫不留恋地把自己心爱的准备过年穿的棉衣拿出来给八路军战士穿,当得知20个八路军战士只剩两个人时,他们全家都处于了一种极度的悲愤之中,更增加了对敌人的憎恨之情。《蒿儿梁》中年轻的妇救会主任和她的丈夫,细心、热心地帮助杨纯医生照顾伤员、转移伤员、保护伤员的事儿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这种情感当然不能排除人们内心本真的善引发的温情,但这更是与那个特殊年代、特殊政治环境分不开的。要战争,要革命便会有流血牺牲、惨重伤亡,于是,忧愁、悲伤、痛哭、恐惧、伤残、血腥、苦难等种种悲剧性情绪,便会“割不断扯不尽地将文学牢牢地缠定。即使是一些喜剧性作品,也在骨子里暗含了悲剧性情愫”。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孙犁小说中虽写到了革命,也有一些流血牺牲,却毫无悲凉凄惨之感,这正应和了孙犁《论战时的英雄文学》中的话:“我们要不要悲壮的东西?要。但不需要悲哀的。悲哀的作品可以挫伤我们的斗志,但悲壮的作品却可以激发人们的健康的战斗的感情。”(曹文轩(《二十世纪末文学现象研究》)因此,孙犁作品中崇尚的是普通人们内心充满的积极乐观向上的情绪。这种“乐观”在女性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她们大都朴实、勤劳、热情、坚强、善解人意、觉悟高、对胜利充满信心,并且积极配合人民子弟兵抗日,绝不拉后腿。这些女性成为崇高、优良品质的载体,给予了作家深切的人文关怀。作品中善良、热情、乐于助人、对人民子弟兵如同亲人一样的《碑》中的赵大娘;坚韧、刚强、积极向上者如《荷花淀》《嘱咐》中的水生媳妇;开始对丈夫充满怀疑、怨恨,知道实情之后深深地理解和支持丈夫,并且变得自立、坚强,宁用死来保全人民子弟兵安危的浅花(《“藏”》);年纪轻轻便做了青妇部长,领导妇女积极配合子弟兵抢收麦子,并且内心诚恳热情、思想进步的二梅(《麦收》)……这些女性身上散发出的是至高无上的人性的光芒。当然,孙犁作品中也有对落后分子的批判。他在处理正反面人物时,采用了道德政治化的手法:《光荣》中的原生媳妇小五,自私自利,不但不理解丈夫的革命行为,相反还背晦丈夫,埋怨丈夫让自己守寡,对于这样一个落后分子,孙犁在她的相貌上也做了处理,“媳妇的眼皮和脸上的肉越发搭拉下来。这个媳妇并不胖,可是,就是在她高兴的时候,她的眼皮和脸上的肉也是松卷的搭拉着”。按民间说法,好人面善相,而坏人则一脸的“横肉”,原声媳妇便属于后者了。而作者对于秀梅的刻画就不同了,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而且大公无私,主动承担了照顾原生父母的担子,却把自己的婚事放在脑后。这一写作方法显然能给读者留下充足的道德评判空间。可以说,这种“乐观”情绪也是与抗战主流分不开的,他们已经被一种预期的胜利深深地浸染着,并且能够将这种情绪持续下去,全然忘记了“痛苦”是什么。
    我们说,孙犁虽善于刻画女性形象,但他有意忽略女性所特有的性别意识,即在小说中,女性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性别意识的缺失,包括爱情意识。在这些女性心目中,丈夫已经不仅仅是自己的伴侣和配偶层上的意义了,而更是战友、同盟,在他们之间更为鲜明的是一种阶级情意。正如前所说,全民已经被“革命意识”所环绕,夫妻之间也不例外,他们拥有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奋斗目标,那便是击败敌人,赢得国与家的安宁与和平。因此,夫妻之情在文中便表现的极其淡薄、渺小,夫妻组建起的小家庭的和睦与安危已经远远比不上由全体人民共同构成的“国”的共同体的安危、和平重要了。换言之,女性对于革命胜利的向往和渴望已经远远超过了她们对于“爱情”的渴望,她们对于男人的依赖心理及感情的细腻敏感等意识可以淡化甚至完全被湮没。于是,“在他们,没有人谈论今天生活的得失,或是庆幸没死,他们是:死就是死了,没死就是活着,活着就是要欢乐的。”这种心理或是情绪造就了革命的情绪。“假如要研究这种心理,就是他们看的很单纯,而且胜利的信心最坚定,因为接近敌人,他们更把胜利想的最近,知道我们不久就要反攻了,而反攻就是胜利,最好是在今天,在这一个月里,或者就在今年,扫除地面上的一切悲惨痛苦的痕迹,立刻就改变成一个欢乐的新天地”,“由胜利心理所鼓舞,他们的生活情绪就是这样”(《人民的生活情绪》)。正是这样一种乐观的情绪,再加上纯善散发的温情以及与人民子弟兵浓厚的感情相交织,让这些女性身上绽放出最为壮美、永不凋零的人性之花。或许,正是这种忽略,才让女性美好的品德在以国家为重的大前提下得以彰显。
    正是在当时“抗战”意识的影响、人性本有的善与美,再加之孙犁独特方式的表达,理想人情与人性便被完美刻画,孙犁小说中的人物也因此成为至善至美的象征。这不仅给予“弘扬革命与英雄高于一切”的环境一股清凉之风,即使在现代这个各种文学风行的时代也同样能够带给人心灵的震撼。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87期,摘自2014年11月24日《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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