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是如何做好西北民族工作的
 




.asp.

test

特别推荐

伟人毛泽东

时事评论

国际瞭望

社会圈点

学术点滴

背景播放

人物动态

杂谈随想




约稿启事
投  稿



标题关键字


正文关键字


栏目类别

    


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是如何做好西北民族工作的


郝鹏飞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和西安一市,面积339万平方公里,居住着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者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各民族之间主要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隔阂。从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12月,习仲勋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他还曾兼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在实际主持西北局日常工作中,他高度重视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在他看来,西北地区如果离开民族问题,则“西北”一词即不足存在;民族问题就是西北地区的实际问题,西北的所有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就是脱离了实际。习仲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对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

    充分发动群众,对匪首宽大为怀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国民党残余武装、地主、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地痞流氓集结成匪,形成一股猖獗的反动破坏势力,导致许多新解放区匪患严重。1949年甘肃、宁夏、青海解放时,西北地区的土匪煽动群众,制造暴乱,进行爆炸、暗杀、抢劫等反革命活动。1950年3月,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强调剿灭土匪是建立和巩固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以及开展其他一切工作的必要前提,是迅速恢复革命新秩序的保证。由于解放初期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够了解,在解放军剿匪时心存疑虑。鉴于这种情况,习仲勋和西北局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充分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彻底孤立股匪势力,为剿匪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西北地区的土匪武装往往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从事破坏活动,其首领往往是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这要求在处理时不能采取简单的镇压方式。习仲勋从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和宗教工作的大局出发,对匪首采取了宽大为怀的政策。
    5月8日,甘肃平凉、固原等地的匪特分子利用回族、汉族之间的历史隔阂以及当地干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缺点,挑拨民族关系,发动武装叛乱,实施抢劫等违法犯罪活动,并在回族群众中制造恐怖情绪,导致四五万名回族群众逃往绥西地区。习仲勋和西北局了解情况后,没有急于剿匪,而是首先揭露匪特阴谋,向受蒙蔽的回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使广大回族群众对事件的起因有了正确认识,消除了他们的恐惧心理,很快改善了回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习仲勋还指示西北军政委员会及时派出慰问团慰问群众,发放救灾款,派医疗队给群众治病。他强调,对于“无极道”“一贯道”“大刀会”等反动团体,如果只是汉族群众参加,或者只有少数回族群众参加,则公开宣布其非法,对挑拨民族仇杀的汉族匪首进行公开镇压。上述工作彻底孤立了极少数反动匪特头子。解放军随后集中力量进行剿匪并取得了胜利,很快稳定了局势。
    1950年至1952年春,青海昂拉地区封建世袭千户项谦受国民党残余势力蛊惑,网罗匪徒发动武装叛乱。习仲勋从广大藏区的工作大局出发,要求青海省委、省政府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在习仲勋和西北局领导下,青海省委、省政府多次派喜饶嘉措大师等人前往说服争取,但项谦始终不听劝告。在经过17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习仲勋和西北局最终同意进剿,项谦武装很快解体,项谦本人带领少数匪徒逃入深山躲藏起来。习仲勋指示保护项谦的财产,照顾其家眷,并帮助医治好了他母亲的病。同时,继续采取政治争取方式,表示只要项谦归顺,仍然保留其千户地位。在党和政府的感召下,项谦最终归顺政府,后来还担任了尖扎县人民政府县长、黄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等职务。这些措施在整个藏区产生了良好效果,广大藏族群众进一步增加了对共产党的信任。采取“七擒孟获”的方式成功收服项谦,成为习仲勋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开展剿匪工作和做好民族工作的典型事例,受到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
    1952年4月,马步芳、马鸿逵残部马良、马元祥聚集在甘南夏河南部的藏族部落阿木去乎,利用宗教和民族问题,收买部落头人与人民政府为敌,并纠集反动武装千余人,围攻地方政府,发动武装叛乱。台湾国民党当局还委任他们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第一○三路司令”和“第一○二路司令”,多次空投特务和武器弹药。面对严峻形势,习仲勋决定先进行政治争取,争取广大受蒙蔽的藏族群众和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他委任甘肃藏族民主人士黄正清为甘南藏区访问团总团长,深入甘南藏区向头人、宗教界人士和广大藏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开展争取和团结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剿匪部队得到了藏族部落头人与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帮助。陷于孤立的马良、马元祥土匪势力很快被剿灭。马良被俘后,有人主张将其正法,习仲勋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给马良在政府中安排了适当的职务。这一做法使得马良十分感动,主动去规劝尚未投降的土匪势力自首,大大推动了剿灭这股残匪的进程。
    联合封建反封建,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从1950年冬开始,全国新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央制定了“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总路线。西北地区的土地问题与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进行土地改革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民族和宗教矛盾。1950年7月,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西北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在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他对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联合一部分封建势力反对另一部分封建势力”的主张。他指出,在土改过程中,“这一部分封建用赞助土改或不反对土改,来换取我们‘改得和平些’,以及在宗教方面,用关系他们自身某些方面的利益来换取我们的某种妥协。我们呢,就用‘和平些’和某些必要的妥协,去换取发动群众的较好条件,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不换是什么也得不着的”。
    1951年8月22日,习仲勋出席中共甘肃省委第二次代表会议,针对历史上回、汉冲突非常尖锐的临夏地区的土改工作讲话指出:对临夏地区的土改,要反对“左”的做法,“要更加谨慎,更加细致。每一区、乡,都要耐心地做好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一切均按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反对简单急躁和包办代替的做法”。就过程来说,“是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去开展反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阶级斗争,又从深入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中,去提高回、汉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以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为此,西北局派出以王振邦为首的100多人的土改工作队到临夏指导和协助工作,启发和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觉悟,最终使该地区的土地改革进行得比较顺利。
    同时,按照习仲勋提出的“联合一部分封建势力反对另一部分封建势力”的主张,甘肃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土改时,对清真寺、拱北、道堂的土地均予以保留,不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列出需要保护的人员名单,坚决保护他们过关。在少数民族牧区、半农半牧区,则采取了比农业区更为温和的政策,在牧区不宣传减租、反霸和镇压反革命,不划分阶级,不斗争牧主,不没收和分配草场及牲畜,实行渐进式的和平改革。在习仲勋的指导下,甘肃临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为其他省区的民族地区土改工作提供了借鉴。
    习仲勋十分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意愿。1950年春,甘肃民主人士黄正清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上谈到两个问题:一是牧区的牧民群众不相信纸币,仍然习惯使用银元宝和银圆。如果马上发行纸币,恐怕行不通。二是牧民为防范野兽和小偷,家家户户购置了枪支,有的枪支是用三四百块银圆购买的,枪就是牧民的生命。如果现在收枪,会引起牧民群众的紧张和不满,影响社会稳定。习仲勋听了以后非常重视,认为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两个问题,不能像汉族地区那样立即发行纸币和收缴枪支。他当即决定在牧区仍然流通银圆等硬币,暂不收缴枪支。
    1951年底习仲勋在青海省塔尔寺视察时,了解到塔尔寺周围几千藏族群众不愿意参加土改。原因是这些藏族群众在寺院所属的土地上耕种放牧,会把收获的麦草供奉给寺院,这在他们心目中是神圣的义务。如果进行土改,把土地分到每家每户,寺院就收不到麦草,也就无法解决烧火做饭问题,因此广大群众都不愿意进行土改。为此,习仲勋指示,必须照顾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意愿,凡是寺院辖区的农牧民暂不实行土地改革。习仲勋从少数民族群众意愿出发采取的这些举措,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热烈欢迎,对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领导建立自治机关,大力培养和使用民族干部

    中共中央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新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5省均为省建制。随着剿匪、镇反及土改等工作的完成,按照《共同纲领》的要求,在西北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各级区域自治机关的工作提上了日程。民族工作中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切实实行《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了政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实施纲要》对民族自治机关、自治权利、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原则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根据《共同纲领》和《实施纲要》的规定,习仲勋坚持分步骤、慎重稳进的方针,在西北地区逐步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习仲勋直接参与领导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筹备与建立。
    1951年4月,习仲勋针对新疆工作指出:“我们现在就积极着手,求得在两三年内,在各个民族聚居的大多数乡、大多数区和大多数县普遍推行民族区域自治。那里的某些民族聚居地区,如果是连成一片的,还可以联结成更大范围的自治区域,建立相当于专区以至行署范围的自治机关。”关于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关系问题,他强调:“如果在这个自治区内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居住,这个自治区的各族人民代表会议和自治机关又应当有其他少数民族相当名额的代表,并且在他们聚居的地区仍然分别建立各自的自治机关。”
    1953年初,《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草案)上报中央审查。同年2月,邓小平、习仲勋、李维汉就此给中央写报告,认为计划草案中提出的“先帮助境内其他聚居的少数民族逐步实行区域自治,最后乃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步骤是可以同意的。3月,他们在给中央的第二份报告中提出:“可在土改基本结束后,先从维吾尔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着手推行,取得经验,而后逐步完成全省范围的区域自治。”3月下旬,习仲勋委托赛福鼎•艾则孜、包尔汉具体落实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工作。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这是在西北5省范围内最早建立的省级区域自治机关。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时,习仲勋强调要防止走形式,不应为办民族区域自治而办民族区域自治,应该发动各族人民把当地事情办好,使一切工作都得到改善。他还强调必须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坚决打击国内反动派、帝国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的分裂图谋,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
    习仲勋非常重视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比较落后,需要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尽快充实到各级工作岗位上去,领导各个领域的建设工作。习仲勋认为,在西北民族地区必须一方面大力培养年轻干部,另一方面要信任并使用从旧政权走到人民方面来的干部。在他的领导下,西北局重用了马鸿宾、黄正清、马辅臣、喜饶嘉措、包尔汉等人,他们都参加了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担任了副省长(副主席)或省长(主席)职务。各地、各县也安排使用了一批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担任领导职务。为了培养新干部,需要从各地抽调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开展“传、帮、带”工作。习仲勋认为,“新解放地区,一般都需要比较有经验的老干部去帮助去带领当地干部,几年之后,当地干部就可以很快地在工作中得到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就可以愉快地担负起主要的领导工作了。这是中国革命一条重要的经验,在各少数民族区域也是必然适用并且行之有效的”。此外,习仲勋十分重视新老干部之间、民族干部与汉族干部之间的团结和相互学习。他要求采取措施提高老干部的综合素质,培养新干部的工作能力;要求他们注重实践地学习和对马列主义、中国革命经验的学习。
    1951年8月,西北民族学院成立。习仲勋在开学典礼上说:“我们的民族学院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为各少数民族培养干部,培养各种建设人才,为各族人民服务,为建设各少数民族的团结和民主、幸福的生活而斗争。”
    习仲勋信任并大力培养民族干部的做法,赢得了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和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称赞,为少数民族地区各项改革事业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重视发展畜牧业,率先建立专门管理机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战争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西北地区的经济比较落后。西北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大多靠农牧业为生,而畜牧业地区占到西北全区面积的一半以上。恢复和发展畜牧业,对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稳定当地局势,具有重要意义。习仲勋对西北地区的经济工作一向是抓得很紧的,尤其是对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畜牧业,更是付出了很多心血。
    在习仲勋领导下,西北地区先后于1951年初和1952年6月召开两次会议专门讨论发展畜牧业问题。这是西北地区专门召开的关于畜牧业的会议。习仲勋在会上指出,西北有好几个民族的广大人民是以畜牧业为生的,所以发展经济时必须要在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同时,注意发展畜牧业,做到人旺畜旺、人财两旺、牛羊成群。在他和西北局的推动下,各级政府从思想上更加重视畜牧业发展,广大干部和技术人员纷纷开展调研和试点,总结经验,西北全区的畜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务院没有设立部级畜牧业管理机构,而是通过农业部设立的畜牧兽医司主管全国的畜牧业生产及兽疫防治工作。畜牧业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内蒙古自治区于1948年10月成立了农牧部,负责管理农业、畜牧业等工作。在习仲勋倡导下,西北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4月设立畜牧部,在西北地区率先建立了专门的畜牧业管理机构。习仲勋还建议设立兽疫防治机构,组建兽疫巡回防治队,成立西北兽医协会。当青海、陕西、宁夏等地出现大范围口蹄疫疫情,导致牲畜大量死亡时,习仲勋决定成立西北口蹄疫防治委员会,任命贾拓夫为主任委员,西北局畜牧部部长霍子乐为副主任委员,指挥口蹄疫防治工作。同时,各省设立分会,省长(主席)或副省长(副主席)为主任委员,主管厅长为副主任委员,指挥各省的防治工作。他还主张大力发动群众,提高群众对口蹄疫的认识和警惕;对疫区进行封锁管制,做好消毒、隔离、检查工作。通过这些措施,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

    倡导植树造林,注意生态保护

    西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的大肆掠夺,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在西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刚起步时,习仲勋就敏锐地注意到环境保护的问题,要求加强林业工作,做好植树、种草等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他认为,“林业工作是全国经济建设中一项重要任务,在西北,更有它特殊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林业工作不仅关系着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就西北来说,由于森林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通过林业工作来进一步密切民族团结。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林业工作,正像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医疗工作一样,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注意森林与草原的保护与培植”的要求以后,习仲勋组织完成了当年植树2870万株的任务。7月4日,习仲勋批示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宣传教育组织群众保护铁路沿线林木的指示》,要求铁路沿线各级人民政府要向居民作广泛宣传教育,禁止任意破坏,并应切实协助铁路工作人员分段养护,凡对于保护路、树有功者给予奖励,破坏者定予严惩。在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西北地区的林业工作有了很大发展。1950年,西北地区共植树3709万株,超额完成了原定计划。1951年春,习仲勋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展开大规模春季植树造林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年完成造林57615亩、植树2676万株的任务。同年4月,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41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了《西北区森林管理暂行办法》,其中重申了古迹名胜、少数民族寺院、卫生、教育及其他特殊效用之保安林等一律禁止砍伐。1951年底,在西北召开的首届农林、水利、畜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习仲勋号召1952年继续开展大规模的植树运动,提倡“每人一年一株树运动”,一年就可种植3000万株。经过十年二十年之后,就可以使西北所有铁道旁、公路旁、河畔、秃山逐渐绿化起来。1952年8月25日至9月3日,西北地区首届林业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习仲勋作了《为绿化西北而努力》的讲话,进一步推动了西北植树造林事业的发展。
    习仲勋很重视各少数民族保护环境的历史经验,要求各地予以借鉴。他说:“事实证明,少数民族对森林不是破坏而是爱护。在新疆许多农民家庭都有花园、果木园,他们是很重视栽培树木的。青海贵德县以上的黄河水流是清纯的,因为那里的蒙古、藏各族牧民不滥伐树木,所以山沟、河畔都有苍翠的森林。”在习仲勋的倡导下,西北地区各省市掀起了种草种树、恢复植被和森林的热潮。地处河西走廊的甘肃省民勤县,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在此营造防风固沙林,经过多年努力,全县的防风固沙林控制了12万亩流沙,16万亩农田因此受益。

    倡导学习民族语言,发展民族文化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原则下,各民族都有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利。习仲勋十分尊重并注意保护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字、文化教育方面的权利,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习仲勋要求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干部学习当地民族语言文字。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加快西北地区的各项建设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大量汉族干部被调往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由于语言文字、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老干部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沟通不畅的问题。为此,习仲勋提出,要加强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并掌握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1952年9月3日,习仲勋在西北地区首届林业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在民族地区的林业工作者“必须学习民族的语言文字,进一步团结和培养少数民族中的林业干部,这是西北林业工作不可忽视的一环”。此后,他还多次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学习并使用当地民族的语言,只有这样才能紧密联系群众,成为群众的朋友。对于那些已有通用的语言而尚无文字的民族,习仲勋强调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他们创造自己的文字。
    重视发展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出版印刷、电影放映等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是党和国家始终不渝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一般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文化生活单调,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印刷的图书和拍摄的电影在种类、数量、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同时,由于少数民族群众一般不懂汉语,党和国家一些重要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及时为少数民族群众所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习仲勋呼吁:“在少数民族地区应尽可能地发展电影放映事业,并改善影片的供应和翻译工作。用各民族的文字出版重要书刊的工作,应大大加强。”西北军政委员会多次组织慰问团,到新疆、青海、甘肃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为少数民族群众放映电影,丰富了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西北地区还多次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天津等地参观,利用多种形式介绍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与此同时,习仲勋还强调,把汉语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时要准确、得当,符合民族特点和民族情感。1952年8月22日,习仲勋在关于检查新疆工作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提出反惯匪,人家则认为是整掉了他们的英雄和人物;我们提出反恶霸,翻成维文就成了‘反对剥削人的人’;‘强奸’名词在许多少数民族中是没有的。如果不考虑这些具体情况,详细规定切合实际的政策,工作中就会发生极大偏差。”在习仲勋眼中,民族工作无小事,在容易引起民族之间误会的工作上更要十分重视。

    重视宗教工作,与人坦诚交往

    习仲勋亲自批准藏传佛教的嘉木样呼图克图按照藏传佛教仪轨转世坐床。1947年4月,甘肃拉卜楞寺寺主五世嘉木样•丹贝坚赞圆寂。1950年,黄正清向习仲勋提出通过藏传佛教仪轨选出转世灵童继承为六世嘉木样的意见,得到正式批准。1951年10月,经班禅大师卜算,选出转世灵童。1952年3月,六世嘉木样活佛坐床典礼在拉卜楞寺隆重举行。习仲勋和西北局委派宗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汪锋、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黄正清等出席,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致以祝贺。六世嘉木样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个由班禅大师决定的转世活佛。
    习仲勋一生与很多民族宗教界人士坦诚交往,建立了十分深厚的情谊,而他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之间的交往更被传为佳话。1951年4月中旬,班禅大师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赴京途经西安,习仲勋与他第一次见面。同年12月,习仲勋受中共中央委托,代表毛泽东、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赴西宁为即将返藏的班禅大师送行。习仲勋与他进行了亲切交谈,嘱咐他回西藏后不要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做好藏族内部的团结。习仲勋调中央工作以后,受中央委托,一直负责同班禅大师的联系,在政治上对他进行帮助,在生活上给予关心。习仲勋对班禅大师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我们两个人什么话都可以说,我有错误你批评,你有错误我批评,实事求是。”班禅说:“你是我的老朋友、好朋友,你了解我,你是为我好才这样说、这样做,我很高兴。”1989年班禅大师逝世后,习仲勋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忠诚朋友,我失去了一位合作共事四十个春秋的知心朋友。”
    1952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不久后,他离开了深深眷恋的西北大地。但直到1954年12月,他才完全卸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重担。习仲勋为西北地区的各项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其中,他对民族工作的思考和探索,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实践。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与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密不可分的。这段充实而丰富的经历,为习仲勋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分管民族、宗教、统一战线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87期,摘自2014年第10期《党史博览》)


版权所有 @ 环球视野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