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中共安全体系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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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中共安全体系大调整


郝在今 

    国家、政党,无不极端重视安全问题。
    201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殊不知,中共自创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安全工作,安全体系已经进行多次调整。
    194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拐点。年初,中国突现皖南事变;年中,德国全线突袭苏联;年末,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晴天霹雳般的突发事件,严重威胁相关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生存安全。
    美国、苏联、中国,以及中国的国共两党,开始了安全工作大竞赛。
    谁能料想,实力最弱的中共,却悄悄从安全体系的调整入手,为日后的发展积蓄了力量。

    东方大黑暗
    ——确立极度警觉的安全意识

    重视保卫工作

    安全工作,也有各种层级,从生产经营到社会秩序都有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则属于最高层级。美国、苏联等大国都设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共执政之前设有政治保卫部门。
    安全工作的主要方式一般有两类:进攻性情报工作和防御性保卫工作。中共的安全工作从保卫起步,1921年创立时属于非法政党,离开保卫就一日不能生存。首次党代会中途从上海转到嘉兴,就是防范外国租界巡捕房的侦查抓捕。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得以公开合法活动,可是,1927年又遭受国民党的突然镇压。这就激发了全党的安全意识,在创建军队的同时创立安全机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简称“中央特科”)。中央特科于1927年11月成立,比国民党的调查科早了三个月,1931年中央苏区政权的宪法又规定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
    抗日战争中,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成为合法政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的机构很小。与此同时,国民党却将“中统”和“军统”两个特务机构从处级升格为局级。1939年初,中共设立统管情报和保卫工作的中央社会部。
    中共创建情报保卫系统的初衷是保卫自身的安全,即使开展情报工作,也以获取保卫性情报为主。为了扭转被动防御的态势,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开始大力调整。
    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决定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周恩来任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康生任副主任。10月7日,中央社会部发出《关于开展敌后情报工作的指示》,提出要把开展敌后大城市的工作看成目前保卫工作的头等任务。
    敌后,敌人的后方,日本和汪精卫政权控制的地区。
    从初进延安的处处设防,到深入敌区核心地带,这意味着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由守转攻。
    可惜,刚准备进攻,就遭到别人的进攻。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
    严酷的现实再次提醒中共:安全工作在任何形势下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不仅要防备敌人的进攻,还要小心盟友的突袭。

    开展进攻性情报工作

    所幸,中央此前已经部署进攻性情报工作,很快,重大情报接踵而至。
    1941年3月8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达成《日美谅解案》。5月19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商妥“和平方案”,由郭带往美国征求意见。上海、香港、南京、重庆,多条渠道报来国际密谈的情报,德国友人王安娜也发现远东地区有类似慕尼黑阴谋的活动。
    抗战时期,日本是民族大敌。中共情报部门始终盯紧日本,看看中国有谁敢同日本秘密媾和。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打入日本特务机关,发现国民党居然有八条线同日特接触,还有个军统代表自称宋美龄的弟弟宋子良。
    毛泽东在延安作出战略分析:现在不是日本在争取美苏,而是美苏在争取日本,争取日本不要把战争扩大到美苏的地盘。美国并不打算联合英苏中合作抗日,美国同日本密谈的目的是拆散日德意同盟,而使自己保持中立态势。
    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发布《关于揭破远东慕尼黑新阴谋的通知》的指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远东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美、日、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远东的慕尼黑新阴谋极其凶险,美英苏各国与日本妥协,中国就成了国际孤儿;国民党再与日本媾和,中共就成了国内抗战的孤军。
    毛泽东向全党极而言之:“要准备出现东方大黑暗!”

    用曝光的方式戳破阴谋

    拿到情报,并不意味着情报工作的结束,还有个怎么运用的问题。
    制止秘密媾和的通常做法是暗杀,杀掉密使,秘密谈判就无法进行了。汪精卫从重庆脱逃,在越南河内发表公开电表露求和企图。蒋介石闻知大怒,立即派军统特务越境刺杀。可惜,刺汪不成,反而激得汪精卫撕破最后一点脸面,索性逃往南京,公开当了汉奸。
    毛泽东对远东慕尼黑阴谋,并未采用暗杀手段。
    八路军驻山西代表王世英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山西当局同日本密谈的阴谋,甚至点出了双方代表的名字。阴谋最怕曝光,阎锡山不得不停止投降密谋。按说,此刻王世英有条件刺杀阎锡山,阎锡山的密友赵戴文任山西省长,可这位省长的公子赵宗复却是个秘密共产党员,杀阎易如反掌。可是,王世英给赵宗复的任务不包括暗杀,只是搞情报,搞到阎锡山同日本特务密谈的情报。
    在合作的局面下,对阴谋尚未败露的盟友采用暗杀手段,不得人心。在合作的局面下,揭露盟方背信弃义的密谋,大快人心。新华社一封公开电讯稿,就能制止一起阴谋。毛泽东连续曝光,轻松地切断八条投降密线。
    这种阳谋,又被毛泽东运用到国际斗争中。
    中共领袖在接待外国记者时,提出美国不应向日本提供钢铁等战略物资。那些外国记者大吃一惊,美国号称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不应变相支持日本啊!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停止向日本输出钢铁、橡胶、石油等战略物资,美日之间的密谈也难以达成。
    实践证明,用曝光的方式戳破阴谋,不战而胜,性价比极高。
    实践还证明,提前拿到情报,才能摆脱被动,设计应对。
    远东慕尼黑阴谋被制止了,胜利的前提是提前——提前侦获情报,掌握战略主动。

    中央调查研究局
    ——以大安全观进行顶层设计

    开展情报国际合作

    1941年,堪称情报工作全球化的元年。全世界的情报机构都在追逐国际战略情报,一项是德国的战略动向,一项是日本的战略动向。
    最担心德国和日本动向的还是苏联。
    德军已经横扫欧洲。西线,德军正在跨海轰炸英国;东线,德军已经同苏军相望。希特勒可能打而尚未打的,只剩个苏联了。苏军情报部派出大批情报员,围绕德军展开侦察,侦察德军是否向苏联发起进攻。
    日本是俄国(苏联)的宿敌,俄国向东,日本向西,两国的扩张势头在中国东北相撞。从1905年的旅顺之战到1939年的诺门罕之战,日本总是企图对俄国动武。苏军情报部门在1929年派遣战略情报员佐尔格到上海就近侦察,1932年又让其潜入东京侦察。
    佐尔格虽然是个高级间谍,但毕竟是黄头发、蓝眼睛,一到日本就被纳入了特高课的侦控对象。要想接近日本,还得使用亚洲人,特别是抗日的中国人。因此,中国的情报工作也就同国际情报界有了联系。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之一,与共产国际本来就有情报交换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已经不满足于由中共提交中国战场情报,而是要在中国各地建立直属自己的情报网。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培训一些中国籍的情报人员,在远东战场搜集日本情报。正好,西路军到达新疆的余部,正在进行现代军事技术的培训,陈云和邓发从这400多人中挑选刘鹤孔等十几人,送到苏联培训。后来,这些人被派到中国各地的沦陷区,秘密从事情报工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诸多贡献。尽管这些中共党员奉命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不与中共组织发生横向关系,但是,出于爱国之情,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主动与中共情报部门联络,为祖国提供抗日情报。
    兰州有一个“联共情报组”。为了争取苏联援华抗日,国民党政府允许苏联在中国一些城市建立外交、军事代表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孙平)是苏军情报人员,同中共协商,由苏方提供经费、电台,中方选择人员,情报组长由俞鸣九(萧炳实)担任。
    延安也有苏军情报组,就驻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社会部驻地枣园,对外用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的名义。创建“联共情报组”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孙平被调到延安,担任苏军情报组组长。
    类似的国际间谍,也活动于东北大地。沙俄在东北据有中东铁路,苏联继承路权,在东北的中国人中发展了许多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后,这些中国籍情报员又为苏联提供抗日情报。
    共产国际、苏共、苏军,都曾努力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一批中共党员因此当了一阵“苏联特务”。对于年轻的中国情报员来说,这种国际情报合作也是一种历练。
    中共情报人才济济
    尽管苏联重视培训中国籍的情报员,但是,这些红军干部出身农村,很难在大城市进入上层,于是苏联又求助中共。驻重庆的苏联大使潘友新和武官罗申,直接找周恩来借人,借用情报人员。
    周恩来身边,有的是人才。
    按照中央敌后委员会的分工,延安负责北方,南方局负责南方的敌后大城市工作。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兼统战部长,秦邦宪任组织部长,凯丰任宣传部长,刘少文任情报部长,叶剑英管军事和联络,邓颖超管妇女工作,蒋南翔管青年工作,吴克坚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兼管情报。这些秘密工作的行家里手,把工作关系铺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特别是进入了“内部”“上层”“核心”。
    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潜伏着沈安娜,通过速记工作拿到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的秘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有史永(沙文威),史永的大哥沙孟海是浙江才子,为蒋介石起草文稿。“中统”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有黎强,提前发现“中统”抓捕地下党的信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边也有共产党员,如陈诚的随从秘书邓达章,李宗仁的秘书刘仲容,白崇禧的秘书谢和赓。最大的特务机关“军统”内部,居然有个七人支部,由延安派来的张露萍任书记。国民党的四大家族身边都有共产党员,宋子文身边有王炳南,孔祥熙身边有冀朝鼎,陈立夫身边有卢绪章,蒋介石身边有阎宝航。
    阎宝航是辽宁海城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同高崇民、杜重远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宋美龄急需找人斡旋,这时就想到了阎宝航。阎宝航曾经留学英国,又是东北基督教青年会的会长。宋美龄委托这个教友,去西安说服张学良。
    阎宝航奔走于西安和南京之间,促成蒋介石被释放,受到蒋介石夫妇的信任。可是蒋介石不知,阎宝航在此期间还成了周恩来的朋友。1938年,周恩来批准阎宝航入党,并让他不要暴露身份,继续以东北爱国人士的身份,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开展国民党上层的工作。
    能够使用阎宝航这样的人,正是中共调整政策的结果。以前的“左”倾领导声称“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敌军工作“要兵不要官”。
    阎宝航是个有影响的“中间派”人物,也是蒋介石需要拉拢的人物之一,于是他又成了“高官”。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发起“新生活运动”,阎宝航是这个组织的干事长。阎宝航还是宋美龄的舞伴,巴结第一夫人的高官还要走阎宝航的门路。阎宝航进入了国民党的顶层圈子。在一次宴会上,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和行政院长孙科喜形于色地告诉阎宝航:德国要进攻苏联!
    原来,蒋介石一向崇拜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不但“围剿”红军要请德军顾问,就是解决中国的抗日问题也寄希望于德国的斡旋。国民党与德国军方的关系非常密切,驻德武官桂永清在柏林与德国军官聊天,谈到中国的北方问题难以解决,那个德国军官随口吹牛:中国问题好解决,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就全解决了!
    这个天大的情报,迅速传回重庆,传到秘密共产党员阎宝航的耳朵里。

    中共情报能力获肯定

    1941年的世界大局,瞬息万变!
    6月13日,苏联塔斯社否定苏德即将开战。14日,汪精卫飞往日本进行“国事”访问。16日,周恩来上报延安,侦获德国即将大举进攻苏联的战略情报。
    此前,苏军的几条情报渠道,已经侦获德国即将突袭苏联的情报,但斯大林不肯采信。兵家最忌两线作战,一般而言,德军应该集中兵力先拿下西边的英国,然后再向东边的苏联开战。很难设想希特勒现在会两线作战打苏联,除非他疯了!何况,提供德国动向的情报组织大多在西欧活动,很难保证没有德国或英国间谍的渗透。各种互相矛盾的情报都在传播着:有的说德国要大举进攻苏联,有的说是英国施放假情报挑拨德苏关系。这让斯大林难以决断。
    直到中共提供情报,斯大林这才信了。
    中共同西欧没有关系,没有受骗上当的可能。
    前线苏军提前一天进入战备。这是情报工作的成绩,提前一天也会减少很大的损失。
    可是,对于一场大规模战争,一天的准备期还是太短,苏联还是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这是情报工作的失误,是攸关国家安全的大失误。
    关于德国动向的国际情报竞赛,谁是胜者?
    德国发起进攻之后,斯大林给延安发来电报,感谢中国同志提供的重要情报。向来都是苏联支援中共,这次,斯大林第一次感谢中共了。
    中共的情报能力,开始得到承认。

    中央最高领导负责机构调整

    从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被动挨打,到年中的预判德国侵苏,中共挽回一局。但是,毛泽东非但没有得意,反而更加警觉。1941年上半年,国内国际的形势变化太快,情报工作必须跟上!
    中共中央颁布两个决定:7月1日发布《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两个决定,被确定为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指导方针。
    不仅有理论指导,还要有组织措施。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一个中央调查研究局。这个局的领导和职权,具有前所未有的高规格、大范围。毛泽东自荐当局长,兼任政治研究室主任。这个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唯一同情报保卫工作相关的职务。下属单位:中央社会部情报部门、中央军委二局,还有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涵盖所有中央级别的党政军情报部门,甚至超出情报保卫部门。
    中央调查研究局下面还有四个不公开的分局:第一分局在晋察冀边区,负责调查华北和东北日占区大城市的情况;第二分局是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负责对欧美和沦陷区的调查;第三分局在重庆的南方局,调研南方敌后大城市和国统区各党派的情况;第四分局在陕甘宁边区,负责边区内部和周边的调查研究。
    中央调查研究局的工作任务是:负责敌我友诸方的调查研究工作。
    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大安全观,不仅开展对敌斗争,而且掌握友方动向。皖南事变再次表明,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朋友可能向敌人的方向转化!
    中央调查研究局的职能相当特殊,负责情报保卫工作,又不等同于情报保卫机关。显然,这是中共放眼大安全的一次探索。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整由中央最高领导亲自负责。

    调查研究是决策的基础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已经从个体行为提升为系统工程。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列入中央社会部的《干部必读》手册。中央社会部设有书报股,出版专门刊物《书报简讯》。延安每月拨出300块银圆,订购敌占区报刊;晋察冀边区社会部派人潜入北平、天津,定期购买大量报刊;晋绥社会部专设运输队,千里迢迢转送延安。
    书报之中有情报!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刊载:“从日本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年度综合战果中,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至今已完全转变为扫共为中心的事实了。”延安《解放日报》立即转载,刊登《敌人口中的八路军》一文,驳斥蒋介石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造谣。
    毛泽东从延安致电重庆,要求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各省搞上层调查,调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高级将领,每省数十人至100人。
    毛泽东亲力倡导,调查研究成为全党的风气。延安市公安局详细调查延安的城乡接合部,写出《延安新市乡调查》,为社会管理打下基础。
    解放战争期间,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身边只有数百名护卫。可就在这么少的编制内,还增设了一个调查科。部队行军频繁,今晚住这个村,明天就可能到另一个村。可每到一村,不管时间多紧,科长慕丰韵都要调查,弄清这个村庄的社会情况,立即上报毛泽东。
    毛泽东还要求各战略区定期向中央提供全面报告。打仗那么紧张,谁还有空写文章?林彪拖延不报,毛泽东连电催促,还表扬及时报告的邓小平。
    “情况明,决心大。”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基础,提高到哲学理论的层次,毛泽东坚持立下规矩,把调查研究作为全党干部的基本功。
    战争胜利,准备接管城市,各地都轮训干部,学习资料就是调研报告。华东局准备的上海社情资料,竟然有数千万字之多。由于有了这么周到的情报准备,土包子干部进城,眼不花,头不晕。
    调查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基础性的情报分析整理工作。毛泽东致力于情报工作的科学化,新中国成立后将中央的情报机构命名为中央调查部。须注意,这个名称同苏联的克格勃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都不同,这体现出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极度重视。
    调查研究——毛泽东的情报分析方式。

    中央情报部
    ——集成高效运行的大系统

    成立中央情报部

    中央调查研究局刚刚搞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又不满足了。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
    新成立的中央情报部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行调查情报工作的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是在原中央社会部的基础上,与军委总参谋部的一部分合并而成,仍由中央调查研究局领导。1942年5月,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军委任务加重,又把中情部中的军事部门大多分回军委总部工作。
    中情部与中社部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任务是军政战略情报的获取与研究,也保留较小的机构指导各根据地的保卫工作,指导情报工作用中情部的名义,指导保卫工作用中社部的名义。这样安排,有利于改变过去偏重保卫的习惯,更加重视情报工作。
    原来的情报工作,对战略情报重视不够。现在明确,中央情报部的主要任务是获取军政战略情报。毛泽东告知各地:哪个据点有多少驻军有几挺机枪的战术情报,你不要报到延安来,我只要战略情报!
    这意味着高度的情报自觉和明智的战略转变,从获取警报性、保卫性情报为主,转向获取军事、政治战略情报为主。
    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副部长三人: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部长康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政治运动,部里的常务工作实际由副部长李克农主持。李克农是当年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之一,党内公认的情报专家。李克农主政,立即对情报工作展开全面部署。
    根据中央指示,中情部树立调查研究和情报工作密切相关的观点,明确情报工作为党的整个路线、战略、策略服务。中情部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改进情报工作的通知》为情报工作的理论武器。明确情报工作的任务:一方面进行一般的调查工作,系统地搜集有战略意义的公开半公开材料;另一方面进行秘密的情报工作,采集敌人各方面的军政机密消息。在第一次部务会议上,朱德指出:材料很多,问题在于研究不够,过去同志中的主观主义来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人。这意味着中共的这次调整,不仅有组织变动,还要纠正以往的领导失误。

    中共情报网络覆盖全国

    中情部工作以日伪、国民党、欧美三方面为主要对象,调研其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会情况。将全国分为几个地区:陕甘宁地区,晋察冀地区,香港、上海地区,晋绥地区,华中地区,重庆地区,西安地区。各地区建立情报电台、情报交通站、交通线等联络指挥系统。
    中共秘密战线上的宿将干才,纷纷走向情报第一线。
    周恩来在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负责与国民党中央联络,同时领导中共南方局的秘密工作。林伯渠在陕西省会西安,谢觉哉在甘肃省会兰州,公开职务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代表,同时也领导西北的地下工作。晋察冀边区是陕甘宁边区以外最大的根据地,杜理卿改名许建国,任北方分局社会部部长。老保卫干部谭政文调到晋绥分局任社会部部长兼公安总局局长。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在上海、香港地区开展工作。
    前方作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增配专职的情报机构。
    各国军队向来设有侦察部门,一般作为司令部的二处,一处负责作战,二处负责情报,可见军事情报对于军队的重要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高级机关十分精简,情报工作放在参谋处中。现在,中央和军委大力提高情报工作地位,前方也要增设专职的情报部门。
    八路军的前方总部于1941年10月成立情报处,处长由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兼任(左权牺牲后为滕代远),副处长项本立,下设谍报、部队侦察、技术侦察、爆破等四个科。谍报科长林一,原是中央社会部的秘书长,1940年底带工作组从延安来前总。这里原来就有钱江负责的无线电技术侦察机构,现在也加入情报部门。八路军一二○师兼晋绥军区,一二九师兼太行军区,也都相应建立情报处。按照分工,前总情报处的主要任务是战略情报,各军区情报处的主要任务是战役和战术情报。
    八路军三八六旅旅长兼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曾任中央特科的情报科长,是个精通情报业务的军事首长。陈赓作战先抓情报,在临汾日军的特务班中打入了陈涛。1943年秋,日军对山西八路军发动“扫荡”。临汾情报站提前侦获日军的作战计划,并发现了日本军官观战团的行期。陈赓部署,王近山指挥韩略村伏击战,一举歼灭日本军官180多人,其中有1名少将旅团长和6名大佐。《解放日报》称赞这是敌后伏击战的光辉范例,中央社会部内部通电表彰临汾情报站。
    新四军距离敌后大城市最近,各部纷纷向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伸出秘密触角。原中央特科留在上海的徐强等人,中央情报部直属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南方局刘少文领导的情报系统,中共情报工作在敌后构成交叉网络,互相支援。
    设点、连线、结网,中共的情报工作很快形成覆盖全国的网络。中央确定的秘密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个方针避免了过去的急躁和暴露,构建了长效的安全体系。

    东方大谍
    ——调整的目的是赢取战略先机

    汉奸营垒中杀出民族忠良

    抗战使中国不得不卷入世界大战,中共的安全斗争也不可避免地从国内走向国际。
    对日斗争是头等重要的任务。中央调查研究局成立的时候,在全国各战略区设有四个分局,晋察冀边区位列第一,第一分局的主要任务正是调查日本的情况。
    华北地区,正是中国对日作战的前线。日本于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又进军华北。日本把东北作为侵略中国的战略后方,扶植了一个“满洲国”,又沿长城设置一条“国防线”,中国人出入此线要凭“护照”!
    中共在东北早有地下组织满洲省委,九一八事变后又组织了东北抗日联军。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与东北组织的联系只能经过莫斯科中转。1938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王明和康生回国,东北地下组织与中央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了。
    延安极其重视东北工作,专门成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特派原抗联干部钟子云去晋察冀边区,设法打通与东北的秘密交通。可惜,钟子云派出的五个人,有的找不到地下关系,有的被叛徒出卖,有的还当了叛徒。日本在东北实施严密的法西斯管理,城镇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外来者必须登记,农村归村并屯,消除抗日联军的群众基础。
    于是,“满洲国”就成了铁板一块,“国防线”似乎无法突破。
    “国防线”可以禁绝交通,却无法阻拦思想。为了培养亲日派,日本当局鼓励东北青年去日本留学,“满洲国”大臣更把子弟留日作为时髦之举。
    出其意料的是,日本的本土却涌动着马克思主义的暗流。平民子弟侯洛带头组织社会科学读书会,秘密共产党员张为先组织丁宜、陈卓毅等人成立反帝大同盟。这两个爱国进步团体于1938年合并,成立东北留日学生救亡总会。
    1940年这个组织的主要骨干回国后,立即设法寻找中共组织,终于通过何松亭找到南汉宸。中社部指示东北情报组打入敌人内部深入埋伏,主要任务是获取战略情报,不与地方组织发生横向联系。
    中共东北情报组长期潜伏,谨慎行动。国民党在东北的秘密组织被日本特务机关破坏,500多人全部落网,而中共情报员只有两人受牵连,整个组织被保留下来。这个秘密情报网发展到70多人,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为中心,分布在东北的十几个地区。
    这个情报组的成员大多是“满洲国”的高官子弟,其中有“总理大臣”的儿子张梦实,“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的儿子于静纯,溥仪侍卫处长的儿子佟志彬,川岛芳子的弟弟宪东,军法处长的儿子王诚、侄子王谦,哈尔滨军管区旅长的儿子孙为。民族大义胜于高官厚禄。这些官二代凭借家族关系,顺利打入军政部门,拿到诸多重要情报。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部署、东北日本人的反战思想、“满洲国”陆海空军实力、港口机场要塞的地图、工业目标地图、东北经济状况、东北日伪反间谍情况……日本在东北的战略机密全部被送到延安。抗战后期,苏军歼灭关东军;解放战争中,共产党抢占东北,发起辽沈战役,都有这个情报组的重要贡献。
    汉奸营垒中杀出民族忠良!毛泽东兴奋地说:“‘满洲国’不是铁板一块,‘国防线’是可以突破的!”
    这也是政策调整的成果,中共现在不但不把中间派当敌人,而且把他们从敌人营垒中“拉出来”!

    中共情报组织中有个日本人小组

    谍报工作无非是“拉出来”和“打进去”两手,无论“打进去”还是“拉出来”,最难对付的还是敌人的特务机关——他们也在对你“打进去”和“拉出来”!
    潘汉年亲赴敌后侦察,主要活动地区是香港和上海。中共中央提拔潘汉年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专责对日伪的情报工作。像潘汉年这等中央层次的情报首脑长期深入第一线,在国际情报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潘汉年派女共产党员关露,相机策反李士群,打入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可是,日本特务对汉奸并不完全信任,最机密的情报始终掌握在日本人手里。
    潘汉年又将目光投向日本情报机关。通过袁殊,同日本外务省驻沪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搭上关系。一家名为《二十世纪》的杂志创刊了,潘汉年编制的假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岩井公馆,日本情报机关的经费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中共华南情报部。通过岩井的关系,潘汉年得知日本外务省决定与苏联进行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
    日本高度重视对华情报工作,1901年在中国创办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就地培养双语间谍。1925年,中共在这个学校中设立党支部,就地培养革命战士。1929年,中共党员王学文利用教学之机,在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安斋库治、中西功、西里龙夫、手岛博俊、白井行幸等人成立了“日支斗争同盟”,成员有二三十人。
    抗战全面爆发后,这批精通中文的日本学员,进入日本驻华特务机关的高层核心。白井行幸在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手岛博俊联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室,西里龙夫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长,中西功同时在满铁上海办事处和华中派遣军特务班任职。中西功不仅联系十几个在华的日本人,还秘密通联日本首相的顾问尾崎秀实。
    对于这些“虎子”,虎穴里面不再有秘密。日军驻华编成、日军“扫荡”作战计划,甚至日本御前会议的记录,源源不断地被报到延安,毛泽东经常可以看到来自“日方要员”的情报。
    中共情报组织里面,居然有个日本人小组!
    对于外国籍情报员,不仅敢用,而且会用。这说明,中共安全体系已经具有跨国运作的能力。
    安全工作的最高境界是制敌于先调整就位的中共安全体系,很快面临巨大考验。
    德国和日本是同盟国,德国侵苏,日本想必配合,日本的战略动向当即成为世界情报界关注的焦点。
    北进危险大!斯大林紧急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磋商,要求各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莫斯科要求延安派八路军进军东北牵制日本关东军。
    八路军北上?日军刚刚发动五一大“扫荡”,八路军根据地损失惨重,此刻再北上攻击关东军经营十年的筑垒地域?朱德认为,那是劳师远征,兵家大忌。王明立即指责,援助苏联是中共必须遵守的国际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八路军不宜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日蒋早有默契,日军北进,蒋介石就逼迫八路军北上黄河,逼迫新四军北上长江。这“三北政策”中共不能中计,可又怎么说服斯大林呢?毛泽东下令八路军前方总部以破路行动干扰日军,同时要求情报部门迅速查明日军动向。
    形势不等人!1941年9月3日德军围攻莫斯科,苏联国防部强烈要求八路军出兵南满。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连续决定四项情报方针,两次致电华南情报部,要求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提供战略情报!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制定《帝国国策施行要点》,军部表态不惜对美一战。
    日本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南进方向,立即被中共拿到情报。这次御前会议连正式记录都没有,可尾崎秀实还是拿到了消息。
    可莫斯科还是不放心!10月6日德军总攻莫斯科,10月7日季米特洛夫质问毛泽东:中共准备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援助社会主义苏联?王明批评毛泽东的政策太左、自我孤立!10月10日,潘汉年报告日美谈判有破裂迹象,日本即将在太平洋开战!
    延安此刻面对的危局,其严峻程度远超当年的井冈山。毛泽东此刻的安全视野,也越出中国的大小山头。毛泽东阅读中情部的《敌情通报》,判断国际动向对中国的影响。10月18日,日本政坛变局,近卫内阁辞职,东条内阁上台。军人组阁,堪称战争内阁,又是以主张北进的陆军大臣为首相!斯大林宣布,10月20日莫斯科戒严。
    国际国内都判断日本北进,毛泽东却作出相反判断。
    毛泽东于10月18日当天致电重庆,征询周恩来对日本政局的看法。10月20日,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说,现在莫斯科危急,国民党正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关键在今后一两个星期内,南进可能性更大。同时,急电潘汉年,核实南进日期。10月18日,佐尔格在东京被捕,苏联的情报渠道中断。10月29日,“军统”上海站被破坏,蒋介石的情报渠道也断了。
    毛泽东这边,却是多渠道并进,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军委二局在陕北架设大功率电台,时刻侦听跨国电讯;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在上海、香港、东京三地安钉子,随时侦察日本动向;周恩来在重庆渗入国民党特工部门,阎宝航拿到日本密码情报。日本籍情报员中西功冒着被捕的危险潜回日本,就地侦察大本营决策。
    不只多渠道,还有全类别。毛泽东拿到的日本情报,从经济到政治到军事,全面而深入。战略动向,那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行轨迹,不是哪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的。即使陆军想北进,可北进能拿到战略物资吗?橡胶和石油都在东南亚,你不想南下也得南下。日本海军的油料数字表明,日军不但要南下,而且刻不容缓!
    狡猾的日本,也要搞战略欺骗。到了11月,日本仍在释放不会南进的信息。日本特使来栖赴美谈判,这名特使和罗斯福有私交。关东军进行特别大演习,显示北进的可能。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斯大林红场阅兵,莫斯科进入决战时刻。
    同日,毛泽东发表广播演讲:“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日本法西斯虽然同时正在准备南进和北进,但是无论他们采取哪一条冒险的道路,西进以求消灭中国是必然的。”
    同日,中西功查阅11月6日满铁《编内参考》:来栖大使今日赴美,谈判以11月30日为限期。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确定:日本将于12月7日在太平洋开战!
    中日情报员联手侦察,东方大谍在国际情报竞争中领先了。
    毛泽东将明确的战略判断通报斯大林,斯大林赶紧把东线防御日军的20万大军调往西线莫斯科。
    中共和国民党都把日本南进的情报转给美国,可惜美方不予采信。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毛泽东的战略判断。这个判断,对中国又有何好处呢?日军南进逼迫美英参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得以形成,国际压力又使蒋介石不敢在国内大搞摩擦,中共的国内外处境大为改善。毛泽东迅速决策: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发展敌占区工作,以待敌军之敝。
    有正确的战略决策,就能步步主动。在1941年这个举世震惊的年头,中共却能站稳潮头,且地位持续上升,成为全国性大党。
    安全工作当然要防范突然袭击,当然要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可是,这防范和应对毕竟是被动状态。安全工作的最高境界是制敌于先,先敌侦获情报,先敌部署行动,一句话,赢取战略先机!
    中共的安全工作为什么能走强?这和安全体系大调整密切相关。
    1941年一年间,一次皖南事变吃大亏,两次中央安全机构大调整,三次国际战略情报大胜利,中共的安全工作在惊涛骇浪中前行,大步迈入世界先进行列。
    需要注意的是,1941年初,美国和苏联的情报部门都分置于陆海空军,缺乏中央级别的顶层综合部门。待到吃了大亏之后,美苏两国才开始进行安全体系的调整,苏联的国家安全部成立于1946年,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
    从1941年到1949年,中共的安全体系处于最佳运行状态,有效地保障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场大战的胜利。即将执政的中共,又开始了新的安全体系调整,将党的形式转为政权形式……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88期,摘自2014年第10期《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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