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首先报道了“九一八”日军侵占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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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首先报道了“九一八”日军侵占东北


王鹏 

    《大公报》对日本侵略早有警惕

    1931年日本各报对所谓“满蒙政策”甚为拥护,鼓吹向朝鲜增兵,扩张领土,甚嚣尘上。
    《大公报》于1931年7月1日发表题为《东北对外关系之前途》的社评。社评认为,日本政府的“举止有异于前,终为不可掩之事实”,因此,“尤望中央地方负责当局,根据日本所谓‘朝鲜’一贯之布置,速为相机因应之筹划,最好恢复边防大员,多驻军队,随时震慑,同时与朝鲜督府交际联络,避免隔膜,且可资为研究,庶不致临渴掘井,手忙脚乱,东北幸甚,国家幸甚!”提请政府和国人注意。
    2日,在吉林长春发生“万宝山事件”。此事源于朝鲜移民与中国农民争水夺地的纠纷,由于日军蓄意扩大事态,煽动排华,而发展成为“万宝山事件”。《大公报》于5日发表题为《万宝山事件之严重化》的社评,指出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为了迎合本国一部分激进政客的心理而“行动脱线”了,“且令该日警等随带传书,时时传递消息,其于冲突之必然发生,盖先有成算,初不待冲突之大势已成,方始如临大敌也”;而中国方面,“则办理此案交涉负责人,仅为‘长春市政筹备处长’,其应付之办法,不外乎致书忠告日领,力陈‘大事可化小事,小事可化无事’,而不知我欲化小、化无,彼则不惜其化大、化有。”深刻揭露了当政者的无能。事态发展到日军策动朝鲜暴动,大肆杀戮华侨。
    8日《大公报》发表题为《朝鲜之暴动惨案》的社评,就此事向日方提出抗议。9月初,“中村事件”发生,10日《大公报》发表题为《中村事件》的社评,质问日方: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日方“不待华方正式调查答案,已盛传用兵之声。8日日本阁议,亦有将实行自认为适宜处置之议决,是岂非恃强凌弱,逸失国际常轨者乎?”
    这一系列言论表明,《大公报》对日寇的侵略阴谋是早有警惕的,尽到了报界一分子的责任,并及时提请当局和国人注意,不可掉以轻心。

    刊登“最后消息”对“九一八事变”最早报道

    对于日本关东军的不断挑衅,制造战争借口,妄图武装占领东北,蒋介石一再要求张学良采取不抵抗主义。“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11日电训张学良:“日本诚狡猾阴险,但现非抗日之时,除另电王部长外,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
    8月16日,蒋介石又电训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9月12日,蒋介石密约张学良到石家庄,当面对张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9月18日下午,《大公报》记者汪松年从北宁(天津)铁路局得到这样的信息:“沈阳来电,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可能要出事。”于是,汪松年就一直守候在路局。《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指示报社的王芸生、徐铸成守候在编辑部,随时接听汪的电话。19日凌晨1时,路局接到沈阳电话,说日军在柳条湖(距沈阳城30公里)开火了。汪马上给编辑部打电话,口述了一条简短的消息。这时,《大公报》要闻版已经截稿,张季鸾立刻决定抽掉一小段,补进这条消息,并为这条消息写了标题──“最后消息”。
    在19日的《大公报》要闻版上,刊登了这条“最后消息”:“据交通方面得到报告,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不安。铁路之老叉道口,亦有某国兵甚多,因此夜半应行通过该处之平吉火车,当时为慎重起见,亦未能开行云。”
    《大公报》19日刊登的“最后消息”,是国内各报对“九一八事变”的最早报道。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8日22时20分,而日军进攻沈阳和长春是在19日凌晨,日军进攻后立即切断关内的一切交通线以及当时的通讯条件的限制,所以别的报纸没有得到这条消息,国内各大报纸对此的报道一般
    都发表在20日的版面上。

    第一个采访张学良的新闻记者

    19日凌晨,张季鸾得到汪松年口述的“最后消息”后,感到事情重大,预感可能要出大事。他马上打电话给在北平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要他设法采访在北平协和医院疗养的张学良。19日上午10时,胡政之来到协和医院,采访了张学良。在20日的《大公报》上刊登了题为《本报记者谒张谈话》的消息。
    在这条消息中,张学良说:
    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兵士,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即18日)晚十许,日兵突以三百人扒入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当被击毙三人,先是日方以一车头载兵将皇姑屯中日铁路交叉处轰毁,随即退去。故日方发言谓我军破毁满铁路轨,绝对无有其事。盖我方避人挑衅之不暇,岂能出此。驻沈各国领事,俱能明了真相。日兵既入北大营,每间(隔)五分十分钟,即由附属地开炮,直对北大营及兵工厂等处轰击。当经我方商之驻沈日本林总领事,请于五分钟内,速予制止。林氏先请以十分钟为限,嗣又来电谓已成军事行动,本人无法制止云云。自是日兵占领所有交通机关,并本人住宅亦有日兵守卫。
    胡政之是事变发生后,第一个采访张学良的新闻记者。张学良此番谈话的用意,是要避日方污蔑我军挑衅之谣。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大公报》极为重视。该报吴鼎昌(社长)、胡政之、张季鸾曾专门召集全体编辑开会,讨论“九一八”事变的根源以及今后的编辑方针。张季鸾在会上宣布了他与吴鼎昌、胡政之议定的编辑方针,是“明耻教战”。所谓“明耻”,就是指定该报编辑王芸生撰述自1871年至1931年间中日外交史料,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逐步侵华的历史原原本本整理出来,向读者介绍。所谓“教战”,就是在《大公报》上增辟《军事周刊》,邀请军事专家蒋百里筹划,汪松年负责编辑,向国人介绍军事常识。
    《大公报》的此番用心,意在警醒政府和读者做好应对准备,且该报对日寇的谴责言论逐渐升温,对卖国嘴脸亦严厉斥责。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89期,摘自2014年9月18日《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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