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身做主人的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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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身做主人的国家记忆


马丽红 李永岗 

    60年前,20来岁的申纪兰梳着两个长辫子,骑着一头小毛驴,踏着弯弯的山路,走进了县城。接着换乘汽车,再换乘火车,辗转了4天才到北京。
    “当时衣服太旧,还是政府专门给我们做了一套新衣服,心情那个高兴啊,比过年可好多了!”9月10日,85岁的申纪兰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采访时说。1954年9月,她和家乡的劳动模范李顺达、郭玉恩一道去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那时候我们连电灯都没见过,看见礼堂,都是新鲜的。”
    罗祥根,是浙江慈溪市五洞闸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他与申纪兰们有着共同的经历: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基本不识字,第一次去首都,一路上兴奋得睡不着觉……
    60年前,正是这些从车床边、田地里、矿井中、海防岗哨上来的代表们,放下手中的钳子、犁耙、镐头、笔杆、圆规……齐聚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全体一致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审议并批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明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首次全民普选

    “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1937年10月起,黄土高原农民创造出“豆选法”,选民向自己中意的候选人碗里投黄豆、蚕豆或绿豆,最后根据碗中豆数确定当选人。这种陕甘宁边区因地制宜的选举方法,成为新中国民主选举制度的前奏曲。
    1952年,随着我国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人民代表大会提上了议程。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决定,由人民普选产生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同年3月1日,毛泽东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实施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1953年7月到1954年5月,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拉开帷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举行大规模普选。据统计,全国进行基层选举的单位共为214798个,进行选举的人口共为5.71434511亿人;登记选民总数占18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97.18%;参加投票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88%。共选出近570万基层人大代表。
    1954年6月,全国各地基层选举工作相继完成。7~8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举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全国45个选举单位共选出全国人大代表1226人,其中共产党员668人,占54.48%;非党人士558人,占45.52%。
    天津郊区郭庄子青年妇女蒋宝珍,结婚时正赶上选举。她为了投票,等了两个小时才上花车。她说:“结婚是大事,选举更是大事;结婚是喜事,选举更是喜事。”当时流传一句歌谣:选一个好代表,把咱的心愿交给他。
    《人民日报》记者袁水拍采访了来自各方的代表。这些人从18岁到90多岁,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以及工农业劳动模范、军队的英雄人物和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
    农业劳动模范、山东省代表吕鸿宾向袁水拍回忆了悲痛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的情况,他说:“庄里选到乡里,乡里选到县里,县里选到省里,省里选到中央,真是不知道该怎样高兴。”
    据表演艺术家田华回忆,26岁那年,她正随着华北军区文工团组织的演出小分队到部队慰问演出。当时文工团准备了几场戏,一场是《人往高处走》,一场是《妇女代表》。
    慰问演出结束后,田华就回到了华北军区文工团的总部。有一天,团里召开大会,要求选举人大代表。“当时,许多人还不明白,什么叫人大代表。大家都在院子里排队,然后一个一个地到屋子里投票。”田华回忆说,“屋里有块黑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田华,心里既激动又意外,就给自己投了一票。没多久,我接到通知,说我被选上全国人大代表了,是我老家河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
    田富达25岁时,作为福建省高山族代表,当选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人民当家做主。”田富达说,全国人大代表是一层层选举出来的,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我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觉得责任很重,也感到很光荣”。
    在田富达的记忆里,高山族祖祖辈辈以打猎为主,经济条件比较落后,历史上受外来民族的侵略、压迫也比较频繁。“日本人把高山族赶到山里,用铁丝网隔离起来,所以这50年里我们所受的苦是很重的。”
    除了高山族外,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涵盖了我国各个民族和阶层,会议期间,专门为少数民族代表服务的工作人员就不在少数。

    行使人民代表权利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认为,中国应尽早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他多次分别向刘少奇和毛泽东提出过建议,他的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和赞同。
    195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拟于1953年9月间召开。但由于我国部分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生产救灾工作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1953年经济形势好转,全国范围的普选工作展开后,宪法的起草工作也开始着手进行。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共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工作了两个多月,完成了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宪法,是我最难忘的大事之一。”来自鞍钢的全国人大代表胡兆森回忆,1954年9月15日下午3时,毛泽东作了简短的开幕式讲话后,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正式宣布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以《共同纲领》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过渡状态的结束。
    3个多小时的报告,“我紧张地拿起笔记本,一句一句地记,一边记一边鼓掌。”胡兆森说。
    真正的高潮出现在9月20日。当代表们以无记名方式投票通过修改的宪法草案后,全体起立,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
    消息传出后,百姓自发上街游行,北京的天安门前、大街小巷,几十万人鼓掌、欢呼,热烈拥护这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代表们乘坐的车开得很慢,大家一路欢呼着回到驻地,我连嗓子都喊哑了。”胡兆森笑着说,“大家真的有一种翻身做主人的感觉,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9月20日晚上,浙江籍代表陈双田特地找到随团工作人员刘新,请他代笔给金华市汤溪的乡亲们写一封信,向大家报喜。刘新笑着说:“他再三叮嘱要写上‘保证老百姓当家做主的宪法通过了,我替大家投了神圣的一票’。”当天晚上,浙江麻纺织厂工人张杏花也赶紧给爱人和工友们打电话报喜:宪法全票通过了。
    9月21日,1211名代表开始选举国家领导人。申纪兰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回忆,为了把毛主席选上,之前好几天都在练习画圈,心想一定要把圈画得又大又圆。“我在选票上‘毛泽东’的名字下面画上一个圈,画得圆圆的。到主席台上放选票的时候,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据罗祥根回忆,当时大家情绪都很高昂,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可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头一回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啊!”
    除了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家领导人,此次会议还通过了全国人大、国务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五个组织法。

    人大代表议国是
    1954年9月,罗祥根与张杏花、陈双田等3位工农业战线的代表与陈叔通、竺可桢、马寅初等知名人士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要不是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一个普通农民不可能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代表广大人民去讨论国家大事。”罗祥根说。
    据了解,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就已经建立了代表提建议的机制。现在,人大代表们通过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等形式建言献策、履行职能。
    大会期间,罗祥根站在主席台上发言,主要结合家乡五洞闸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谈农业集体化改造。
    “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坐在发言席的后面,我既紧张又激动。”罗祥根说,“我的普通话不准,说的是‘宁波普通话’,20分钟的发言我可是尽量卷起舌头来说的。”罗祥根从小没上过学,在农业社里边工作边学习,这份发言材料是他好不容易写成的,还专门请人作了修改。
    作为高山族的一员,田富达也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培养高山族干部的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那是1956年,周恩来总理找我了解情况。他问我,高山族干部文化水平怎么样?我说,比较低。他说,得让他们有学习的机会。这样,我就写了一个关于加强高山族干部学习的报告给中央统战部。后来,中央民族学院专门成立了相关培训班,培养了50多人,最后留下毕业的是36人,这批干部是很宝贵的。”田富达回忆说。
    在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中国文艺体育事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1954年,中国游泳运动员、全国人大代表吴传玉因飞机失事而遇难。1956年6月,足球运动员张俊秀顶替吴传玉被补选为福建省的全国人大代表。
    张俊秀说:“白天大家一起讨论国家建设和经济计划等国家大事,晚上很多代表都喜欢到我的房间来,听我讲运动员的生活、训练和比赛情况。”
    在一届全国人代会期间,张俊秀提出过两个建议案:一是建议创办《体育报》,当时中国还没有专业体育报刊。有次他在匈牙利出差时发现,该国不仅有《体育报》,还有《足球报》,而且这些报纸很受老百姓欢迎。张俊秀提出建议不久,《中国体育报》开始试刊,1959年正式出刊。
    张俊秀的另一个建议是在首都建一座至少能容纳5万名观众的体育场。当时北京的先农坛体育场只能容纳1万多名观众。后来张俊秀知道国家已经有了建一个更大的体育场的规划。1959年工人体育场建成,可容纳10万名观众。
    在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看来,那时候人大代表没有谁想到通过代表这个身份谋取自己的利益,大家都真心实意为人民说话。为了解基层情况,田华还曾到涿州永乐村做过调查,专门了解农民生产生活情况,有什么困难,对国家有什么要求等等。
    “当全国人大代表,是人民把这份荣誉给了我。人大代表不是一个符号,也不是一种奖励,而是一种责任,是非常重的责任。”田华说。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89期,摘自2014年9月15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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