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档案:痛苦的历史永远在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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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档案:痛苦的历史永远在控诉


陆培法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在6个多星期的时间里,30万以上的无辜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惨遭杀戮,南京城内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被烧毁,日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与此同时,在南京的众多中外人士,以其特殊的身份,奋力救助处于危难之中的南京人民。他们还有一个重大的任务,纷纷以日记、书信、摄影等多种形式将日军的暴行记录下来。日军的野蛮与凶残将永远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每次来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时,天都阴沉着,总是觉得这个馆里的每件证物都在控诉着那段凝固的痛苦历史。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受理中方11组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之时,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南京大屠杀申遗发起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

    屠城骇人听闻,铁证不容争辩

    朱成山首先向本报记者表示,“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早有定论。‘早有’指的是早在战后1946年至1947年对南京大屠杀就作出过历史的明确判定。而‘定论’是指日军当年在南京屠杀30万以上平民百姓和被俘中国军人。这一史实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同盟国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了法的定论。”
    据其介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3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间接出自东京法庭。该法庭判决书判定:“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平民和俘虏20万人以上。”
    对于这个历史判定,朱成山解释:“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究竟是多少?据日军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少佐太田寿男供认,日军抛江焚毁的尸体为15万具,加上东京法庭确认的20万以上的平民和俘虏被屠杀的数字,不难看出东京法庭判决被日军屠杀的人数应为30万人以上。
    此外,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记录上,有30多万明确的判定。该法庭判决书确认:“计于中华门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具。被害总人数达30万人以上。”
    朱成山说,南京大屠杀还包括大规模的奸淫、掠夺、纵火等罪行。种种暴行之残酷,让当时在南京的外国人大为震惊。
    留在南京的德国西门子公司雇员约翰•拉贝,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行为。他和当时在南京的10多位外籍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从日军侵占南京后的第三天起就给日驻南京大使馆写信,指出日军的暴行“罄竹难书”、“不胜枚举”,要求日方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约翰•拉贝说:“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日本兵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
    美国女教授魏特琳留守南京期间,每天与日军作不懈的斗争,收容和保护了1万名以上的妇孺难民,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最后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在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一年后,她仍难于从梦魇中解脱出来,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女子张纯如,在《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的写作过程中,由于接触到的全都是无比残忍和血腥的历史事实,经常“气得发抖、失眠恶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埋下了忧郁症的根苗。2004年正值她36岁盛年之时,在旧金山自杀身亡。

    “这里理应成为世界遗产”

    南京大屠杀与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惨案、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并称为二战史上“三大惨案”,其中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在原子弹爆炸处建造的和平公园已先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会长考尔先生在参观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之后曾感叹:“这里理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南京大屠杀遗产申报发起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申报工作最早开始于2009年,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纪念馆3家单位承担,挑选了一批源文件文献进行申报。2011年,该批档案被列入中国第三批档案文献遗产目录。
    今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提名表。在原先3家单位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进行联合申报。文件名录也由过去的5组扩充为11组。
    据朱成山介绍,此次申报的档案材料是最典型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包括身处国际安全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日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南京市民罗瑾冒死保存下来的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民及强奸妇女的照片、中国人吴旋向南京临时参议会呈送的日军暴行照片、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正本、美国人贝德士在南京军事法庭上的证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李秀英证词、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表、南京军事法庭调查罪证、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外国人日记——《占领南京——目击人记述》。
    朱成山表示,这批档案形成于1937年至1948年间,历史线索清晰、记录真实可信,档案数据互补互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从不同角度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平民百姓的大肆杀戮、抢掠财物、奸污妇女的大量罪行,对于研究中国抗战史、日军暴行史,有力回应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日本右翼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铭记伤痛才能超越历史

    佛光山创始人星云大师是南京大屠杀的亲身经历者。他的老家在扬州江都,南京大屠杀时,听说父亲在南京遇难,母亲带着他赶到南京寻找父亲。当时南京城里到处是尸体,堆积如山。母亲和他把沿街的尸体翻了遍,也没找到父亲。因此星云到南京栖霞寺做了出家人。南京大屠杀的惨景让他刻骨铭心。后来,星云专门邀请旅美画家李自健以他经历的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画了幅《屠•生•佛》的油画,引起世界轰动。有人欲以400万美元收购。最后,星云将此画无偿捐献给了纪念馆。
    让朱成山馆长更为难忘的是一个与他交往了13年的东史郎先生。
    东史郎先生原为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的士兵,1937年应召参加了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战后东史郎先生对自己的罪行充满悔恨,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他勇敢地在日本各地集会上发表演讲,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1987年,他公开了自己的战时日记《东史郎日记》,其中揭露了他当时的上司桥本光治在南京最高法院门前杀人的暴行。1987年12月13日,东史郎战后第一次来到纪念馆,长跪于纪念碑前不起,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反省谢罪。到2006年去世前,东史郎共7次到南京谢罪。纪念馆特地为东史郎专门设置了展台,介绍他的谢罪经历。
    一位叫松冈环的日本小学女教师,20多年来,利用假日坚持自费搜集整理侵害者和被侵害者的证言。她先后60多次来到南京,开展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取证工作,努力让日本社会了解真实的日军侵华历史。她出版的《南京战•寻找被封存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和《南京战•受害者破碎的心声》等书,在日本成为畅销书。为此,朱馆长授予她“南京大屠杀史调查研究特别贡献奖”,还专门制作了她采访日本老兵的仿真雕塑,在馆内展出。
    朱成山坚守馆长岗位20多年,许多人说他是“30万遇难同胞的‘守灵人’”,为铭记历史、启示后人作了贡献,尽了责任。他3次大规模普查和寻访幸存者,抢救性发掘遇难者名录和遗像,发掘考证“万人坑”遗骸,在世界范围内征集史料文物,到国内外50多个城市举办展览和证言集会,多次走进大学讲坛讲述历史。作为一名对日斗争的战士,朱成山多次与日本右翼面对面激烈辩论,鏖战无数个夜晚,奋笔疾书写下《是历史无知还是包藏祸心?——驳日本百田尚树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无耻谰言》等数百篇文章,回击和批驳日本否定历史的言行。
    朱成山带领纪念馆还创下了许多“第一次”:把幸存者带到日本作证,创办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究机构,把展览办到日本、丹麦、美国、意大利、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家;首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在全国率先提出并连续坚持20年举办的“遇难者悼念仪式”,经全国人大立法成为每年都要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
    在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部普通的老式16毫米家用摄影机,已默默地历经了数十个春夏秋冬,记录着让每个中国人永远无法忘怀的那年、那日、那些痛苦瞬间。
    这个纪念馆里的每一件证言证物,永远都在向世人控诉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犯下的罪恶。
    申遗,会让世界更多的人记住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链接一: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始末

    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工作最早始于2009年。
    今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提名表。
    6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中国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珍贵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6月11日,日本要求中方撤回申请。当天,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我们不接受日方的无理交涉,也不会撤回有关申报。
    6月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已收到中国将日本强征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申请。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6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链接二:
    南京大屠杀“京字第一号”铁证留存始末
    张国松
    
    今年,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的提案表,正式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正式受理中方申请。此次《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是由中央档案馆、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七家单位联合申报的,内容包括日军当时自拍的屠杀照片、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记录影片、国际安全区工作人员中国妇女程瑞芳日记、战后中国政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资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等1 1组档案材料。这些档案真实记录了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期间,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16帧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中国平民及调戏、强奸妇女的照片。
    这些照片被装订成一本小小的相册,封面上画着一幅图:右上方是一个用空心美术体写的“耻”字;右下方是一柄带血的尖刀;刀尖对着左上角两颗鲜红的心脏,心脏被刺穿了,鲜血淋漓。打开相册,里面剪贴着16帧2寸半照片,照片中有侵华日军在南京下关江边砍杀中国平民百姓的现场画面,有被曰军屠杀的中国军民尸横遍野的场景,也有曰军士兵侮辱、强暴中国无辜妇女的场景。这些日军官兵自己拍摄的照片,真实记录了其在南京烧杀淫掠的种种暴行。抗战胜利后,这些照片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在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被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定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冒死加印的照片
    这本相册的主人是谁?这16帧珍贵的罪证照片在侵华日军的血腥统治下又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相册的主人叫罗瑾(原名王罗瑾,随母姓),自幼在南京长大。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分兵三路向南京进犯,11月20日,国民政府下令迁都,南京的达官贵人纷纷外逃。而年仅14岁的罗瑾家境穷苦无力外逃,只得跟着难民群躲进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立的难民营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公然违法国际公约,大肆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古都南京遭受一场空前的浩劫。根据战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定“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日军在南京屠杀人数达30万人以上。日军在进行疯狂大屠杀的同时,还在南京肆意奸淫妇女。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个月内,南京市内就发生了两万多起强奸、轮奸暴行。”同时认定:“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着预定的计划似的继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1/3都被毁了。”此外,无数的住宅、商店、仓库被抢劫,外侨财产亦未幸免。日军士兵在南京肆意烧杀淫掠的同时,为炫耀其“武功”,自行拍摄照片,而这些暴行照片,日后便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直接罪证。
    1938年,待局势稍稍平定后,14岁的罗瑾到长江路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当学徒工,以养家糊口。1月上旬的一天,一个日军少尉军官来到店里冲洗两卷“樱花牌”胶卷,老板把胶卷交给罗瑾,让他拿到暗室去冲洗。罗瑾仔细一看,发现其中有不少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侮辱强奸中国妇女的镜头。看到那一张张日军暴行照片,他非常愤慨,就偷偷利用底片加洗了一套保存起来。此后,每当日本兵来冲洗照片,如果发现有日军烧、杀、奸、淫的照片,他就会偷偷加洗几张,就这样一共保存了30多张这样的照片。他知道,私藏这些照片一旦被日本人发现是要杀头的,但为了将来有一天能为惨遭杀害的同胞们讨还血债,他决一酬夺这些罪证照片悄悄地保存下来。
    为了更好地保存好这些照片,罗瑾自己用硬纸片装订了一个小相册,为了表达内心对日寇暴行的愤怒,他在封面上画了一把滴着鲜血的尖刀和被尖刀刺透滴血的心,写了一个大大的“耻”字。为了悼念死难的同胞,他又将心脏、尖刀、“耻”字的四周勾上黑边。他从收藏的30多张照片中,精心挑选出16张最能反映日军暴行的照片,贴在相册上,然后将剩余的照片烧毁。为了安全起见,一开始他将相册藏在照相馆暗室案板下,后来又转移到家中,藏在屋梁上。

    “不翼而飞”的相册

    1940年,已经离开照相馆的罗瑾为了生计到“汪伪政府交通电讯集训队”当学员,集训队就驻扎在毗卢寺中。罗瑾和100多个学员白天学发报、学旗语、学架线,晚上睡在大殿里。日本教官和政训员口头上讲中日“亲善”,却经常对他们拳打脚踢。他害怕相册放在家中不安全,就悄悄地把它带到集训队,藏在宿舍床板下。1941年初的一天,日伪宪兵突然在寺内进行大清查,罗瑾害怕相册被敌人发现,情急之下赶紧把它藏在毗卢寺茅厕墙上的洞中。几天以后,当他准备把相册转移时,发现相册不翼而飞。罗瑾顿感形势不妙,万一是被鬼子或伪军发现,追查起来可是要杀头的,于是他赶紧逃离南京,辗转苏州、上海。福州等地,最后落脚在福建大田县。
    相册后来被谁拿走了呢?后来罗瑾才知道,是被他的学友吴旋拿走并保存下来。吴旋(原名吴连凯),家住四条巷小杨村之二号,父亲在巷口开小铺子修黄包车,母亲是家庭妇女,他在家里排行老七。吴旋7岁读私塾,9岁时父亲去世,1937年秋读小学六年级时,日本人从上海打过来了,二哥跟江南汽车公司撤到重庆去了。眼见无法外逃,母亲带着他,拖着他大哥大嫂、二嫂和他们的五个孩子十口人,逃到宁海路14号。那里是难民区,三层楼房很大,住了七八户人家。南京沦陷后,吴旋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暴行。日本人进城一个多月后,家里日子清苦,14岁的吴旋只得出去做杂工,后来又跟邻居学开汽车。1940年8月的一天,他看到《中央日报》刊登“汪伪政府交通电讯集训队”的招生广告,招收初中以上文化,18至25岁的青年,学习交通电讯。为了糊口,18岁的吴旋考进“汪伪政府交通电讯集训队”,学习发报通信,就这样与罗瑾成了学友,但不在一个班。
    一天早上,还没有吹起床号,吴旋到毗卢寺后院的茅房如厕,突然发现低矮的茅房墙上有新糊的泥巴,掏出来一看,是一个巴掌大的相册。打开一看,吓了一跳,全是日本兵挥刀砍杀、开枪射杀、活埋中国军民以及奸淫妇女的照片。吴旋不敢再看下去,赶紧将相册揣进口袋里,以免被人发现。为了安全起见,当天夜里,趁着站岗时机,他将相册悄悄地藏到大殿内一座大弥勒佛像的底座下。
    第二天,政训员召集学员讲话,说谁藏了一本“日本画册”,赶紧交出来,被日本顾问知道要杀头的。学员们议论纷纷,吴旋有个要好的同班同学叫洪宗炎,他后来私下里告诉吴旋,说见过照片,罗瑾给他看过的。大家都不承认,最后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不过,事后吴旋还是有些担惊受怕,生怕相册被日本人发现。直到1941年秋,集训队学员即将毕业分配,吴旋被分配到通济门外五团当技佐(享受排级待遇)o在离开毗卢寺前一天夜里,他悄悄地将相册从佛像底座下取出,塞在小皮箱的底层,第二天早上,顾不上跟学友们打招呼,逃一样地离开毗卢寺,到通济门去报到了。以后的几年间,虽屡经困苦,几经辗转,他都不舍得将其丢弃,为了给死难同胞报仇雪恨,一定要将这些罪证照片保存下来。
    
    重见天日的罪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14年的浴血抗战终于取得胜利。为欢庆胜利,吴连凯将名字改为吴旋。战后,为惩治战争犯罪,1946年1月19日,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11个国家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罪大恶极的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其中,南京大屠杀案主犯、原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国内,1945年12月16日起,国民政府先后在北平、沈阳、南京、广州、济南、汉口、太原、上海、徐州、台北等十个城市设立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专门负责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1946年2月15日,在南京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后改隶国防部,称“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简称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之一、原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于1946年2月2日在东京被捕,1946年8月1日被引渡到中国,10月3日从上海押解到南京,交由小营战犯拘留所羁押,准备提交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谷寿夫百般抵赖,否认其所犯罪行。
    此时,吴旋所在部队早已解散,正失业在家。一天他在新街口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看到,号召市民提供日寇罪证的公告。他赶紧跑回家里,从床下拖出那只『曰皮箱,翻开上面的层层衣服,从箱底下取出那本令他提心吊胆保存了6年之久、已经发黄的相册。第二天上午,吴旋将它小心翼翼的揣进怀里,呈交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接待了他,吴旋按照要求,在接待室用黑钢笔蓝墨水详细写明了这本相册的来历,并在呈文上按上手印:
    为呈献南京大屠杀案敌寇罪行照片事。窃民于民国26年日寇发动淞沪之战,未几攻陷南京,时民仅14岁,且阻于交通,躲避难民区。时有洪姓(应为罗姓,笔者记)学友于南京开设照相馆,有日寇以其所摄照片至该馆洗印,俾作“胜利”之夸口。民同学惧其淫威,不能拒绝,乃同时用其底片加印一份,共得小照片16张,多为敌兵之罪行,或以残杀我同胞为笑乐,迄今视之犹有余悸。其后,洪某以日兵搜索,未敢留存,乃由民保管。经无数困苦,始终未忍遗弃,以便将来供与敌人清算之资料检出。胜利以来,此16张照片始得重睹天日,今闻贵会有搜集敌寇罪行、侦讯战犯用,特将该项材料检出,请代送有关机关使残暴敌寇得以明正典刑,并请审讯定毕仍请原片赐还,以作纪念。实为德感。谨呈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
    附呈相册一本照片16张
    吴旋谨呈
    住址:四条巷小杨村六号之二吴旋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收到吴旋的呈文和16张照片后,经过调查,认定这些照片确为当年侵华日军士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拍摄,为日寇暴行铁证。1946年10月18日,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拟检送战犯罪行资料致军事法庭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五九三/870):
    兹复据市民吴旋呈称:旋在民国26年未及退出南京,当由友人处获得敌寇自行拍摄之日军残杀及奸淫我南京同胞之照片一册共16张。现闻日寇战犯已引渡来京审讯,特呈请转送有关机关备作证据等情。查该项照片确系日寇施行暴行时所自摄,而足为证实战犯罪行之铁证用。特抄具原呈连同照片送请查照,俾作物证之一部,致将来审讯定谳以后,仍希将原件赐掷,以便检还为荷。此致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附呈旋原呈一件照片一册计16张(在首席处)秘书长:肖若虚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黄埔路“励志社”(现为钟山宾馆)大礼堂对谷寿夫开庭公审。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将吴旋上交的照片和呈文转交给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法庭上作为指控的“京字一号证”出示:其中有杀人成性的日军以被俘中国士兵和平民为对象,为新兵示范表演砍杀动作的连续镜头;有日军在下关江边举刀砍杀中国平民的画面;有日军强奸中国妇女的场景;还有日军活埋中国军民的场景。
    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关于协助调查南京大屠杀案经过概述》(1946年11月)一文记述:“本会所搜集之大屠杀照片16帧,据报纸所载,谷寿夫被侦讯时,曾见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在铁证面前,谷寿夫虽竭力否认,亦无法逃避其应受之法律惩处。1947年3月10日下午3时,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等五位法官作出判决(民国36年度审字第一号):“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判决理由”中,指出16帧暴行照片作为重要物证的作用:“并有当时日军为炫耀武功,自行拍摄之屠杀照片16帧……可资印证(京字一号证)。”
    1947年4月26日上午,法庭将被告谷寿夫验明正身,押赴雨花台,依法枪决。此时,在江南汽车公司当售票员的吴旋也赶去雨花台,亲眼目睹了谷寿夫的应有下场。当天的《中央日报》报道了当时谷寿夫被枪决的情形:
    车至刑场,谷犯果然,两足瘫软,由宪兵挟制缓步前行。闻讯前来观之市民,万头攒动,鼓掌欢呼之声,一若爆竹之鸣放,不绝于耳。11时3刻,行刑士兵去其帽,两侧各有一士兵执其手,枪声一响,谷犯即应声倒地。此一发动旷古未有大屠杀之罪魁,魂归清乡。
    半个世纪过去了,罗瑾对自己保存铁证照片的经历讳莫如深,从未对人说起。直到1990年夏天,朋友的儿子来大田探望罗老,说起《文汇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提到,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陈列一些日军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是当时南京一个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这让他回想起尘封50多年的往事。随着报纸、电视台记者的采访,这段尘封历史才逐渐为世人所知。
    1995年6月10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之际,罗瑾与吴旋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在南京重逢。当年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而今都已是白发苍苍了。经二人的实地察看,确认毗卢寺的万福楼东厢房12米处就是当年藏照片的厕所所在地,现在厕所虽然早已不在了,但十多平方米的空地仍在,当年厢房边上的那棵老木瓜树也还在。1998年吴旋先生在南京去世;2005年2月5日,罗瑾先生在上海病逝,享年82岁,根据他的遗愿,骨灰后被护送到南京普觉寺公墓,落叶归根。
    当年,罗瑾和吴旋冒着生命危险收集保存南京大屠杀血证照片的事迹,先后被拍成电影《屠城血证》、电视纪实片《历史的见证》《血证》等影视作品。《南京大屠杀》《拉贝日记》《南京!南京!》等影片中出现的集体屠杀、活埋、砍杀等镜头,也正是这16帧血证照片历史场景的艺术再现。
    如今,这16帧照片及相关的呈文被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照片的复制件被陈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向世人公开展出。这16帧照片,以铁的事实批驳了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和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企图,它昭示世人,历史是不容篡改和歪曲的!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89期,摘自2014年第9期《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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