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民国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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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民国范儿”


 

    
    李零,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本书是其近年来的思想随笔结集,对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重要历史文化话题进行了独到解读。就20世纪“美式民主…‘启蒙”“革命”话题,作者强调从事实出发,以历史与世界的眼光进行深入思考和辨析。书中所收文章的风格有别于其专业写作,见识通达,视野宽广,独立清醒。本文为作者讲给北大中文系新生的节选。
    民国时期是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根本不像现在人吹的,简直是黄金时代。天下大乱,最最倒霉是谁?是老百姓,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没法比。你不能把全部历史都写戎知识分子的受苦受难史。
    这是一段战争与革命的历史,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中国人受了很多苦。但这也是一个英雄辈出、大师辈出的时代。它既催生了武夫、政治强人和革命家,也催生了现在让人羡慕不已的“学术大腕”。国家多难,英雄和大师都是幸存者。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当中,知识分子并非神游物外,而是身在其中。他们或者被政治抛弃,想搞政治而不得,或者寄生于政治的夹缝之中,有如裤裆里的虱子(阮籍的经典比喻),躲避政治还来不及。很多人的学问都是逃避政治逃出来的。
    比如王国维,他对政治本来很上心,革命绝了他的望,他才借学术打发时光,像鲁迅说的,“无聊才读书”。他根本看不惯这个时代,觉得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有什么好。他跟罗振玉东渡日本,就是出去躲政治。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在他看来,都是乱党。什么时候不乱?当然是大清朝,特别是早一点儿的大清朝,其父祖之辈的大清朝。陈寅恪也如此,他的感情也在民元以前。此人无党无派,要说派,是名士派,台湾不去,北京不来,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都不买账。现在有人说,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保存文化有功,这是对的。但说“万般皆下品,唯有保守高”,就过了。这两位大师,讲范儿也是“前民国范儿”。真正的“民国范儿”是国民党的范儿。
    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逃往台湾。国民党不得民心,连挺蒋的美国人都大失所望,打算换掉他(文换胡适,武换孙立人)。现在倒好,有人说,大陆沦陷,文化断裂,传统文化全都去了台湾,不但人去台湾,东西也去了台湾。比如“中研院”,那才叫人才济济;台北故宫,好东西全在那儿。这不是胡扯?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想上台湾?实在不敢留大陆,那也是去美国。1948年底,蒋介石有“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派人拿飞机接,谁都不去。1948年中研院选出的第一批院士,共81人,除郭沫若是左翼人士,一水儿全是“民国范儿”。他们,只有傅斯年、李济、王世杰、董作宾去台湾,陈省身、李书华、汪敬熙、林可胜、李方桂、赵元任、萧公权去美国,胡适先去美国,后去台湾,其他人全都留在了大陆。胡适幼子胡思杜、李济之子李光谟,还有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他们也留在了大陆。
    文物,民国那点家底,跟大陆没法比。故宫南迁文物,只有1/4去了台湾,东西在他们的故宫。殷墟的标本,山彪镇与琉璃阁的标本,还有居延汉简,东西在他们的“中研院”。老河南省博物馆的收藏,东西在他们的历史博物馆。他们带走的东西,就这么多。中国的文物绝大多数还在大陆。更何况故宫搬不走,殷墟搬不走,中国的风水宝地搬不走。考古在大陆从未中断,新文物层出不穷,即使“文革”也未中断,真正的文化资源还是在大陆。
    出版,大陆也未中断,即使“文革”也未中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整理古籍,翻译外文,印考古报告、文物图录,不知出了多少东西,台湾没法比。
    民国有什么遗产,咱们来看一看。
    台湾学者的传灯录,杜正胜来北大讲过。他们的第一代学者是上述迁台五院士,以及北大、清华和中研院的个把老人,根子在大陆。第二代是留美的余英时(1930-)、许倬云(1930-)、张光直(1931-2001),也是从大陆走的。第三代是杜正胜(1944-)他们这一代。这一代才是在台湾长大。我记得,1990年“中研院”选院士,呼吁本土化。他们的院士,国籍多是美国。本土化的意思是台湾化。
    余英时和许倬云,家庭背景都是国民党。因为人在美国,国籍是美国,他们更喜欢的身份是“世界公民”。
    余英时是燕大历史系的学生,跟社科院考古所的陈公柔是同学。考古所的老所长徐苹芳先生也是燕大的。他跟我讲过余去香港的前前后后。他去香港是跟钱穆学,去美国是跟杨联陛学。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后来是蒋介石的帝师。余的历史研究,中心是士。《士与中国文化》,强调中国文化,命运系于士。他回忆说,他在燕大那阵儿,自由主义者分化,左翼向中共靠拢,右翼以胡适为首。他的表兄是北大地下党的负责人,劝他参加革命,无论左派、右派,他都不参加。
    许倬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迁台五院士,胡适、傅斯年、李济、王世杰和董作宾,还有李宗侗,他都奉为老师。他在匹兹堡大学教历史学和社会学,性学专家李银河留学美国就是跟他学。王小波“以性交解构文革”。许说,王的作品经他推荐,才在台湾获奖。许的代表作是《汉代农业》和《西周史》。前书,我在农经所时,曾从农业科学院借阅过,我意外发现,此书是送给杜润生(中共负责农业的高官)的。
    他们两位对台湾影响很大。台湾的很多学者都是他们的学生。
    张光直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考古,师从李济,人类学,受凌纯声影响最大。李济是中国考古第一人。离开大陆,无古可考,是他最大的遗憾。1960年,大陆策反李济,他没回来(夏鼐写过信)。他的学生圆了他的梦。
    张光直是李济最得意的门生。他是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促成中美考古合作的第一人。1994年,“中研院”请两个本省人出长该院,正院长是李远哲,副院长是张光直,两人都是有国际声誉的学者。当时,张光直已患上帕金森症。
    张光直是台湾人,但他说,他也是中国人。他在台湾做过发掘,但更大愿望是回大陆发掘。因为中国考古的基地毕竟在中国。李水城回忆,张先生和夏鼐联系过,想回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也一跟宿白联系过,想回北大工作,都未成功。商丘考古是他的圆梦之旅,可惜已经太晚。当他终于站在商丘工地的探方里,他已举步维艰。他比前两位小一岁,但旱旱离开了我们。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0期,摘自2014年5月16日《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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