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金伞献给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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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金伞献给毛主席


刀世勋 口述 王昭武 整理 

    1950年9月,我赴京参加国庆盛会,荣幸地代表云南刚解放的各族人民,双手捧着我们西双版纳傣族世代珍藏的一柄“金伞”,献给毛主席,表达对祖国的感激和无限忠诚。毛主席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跟着共产党,建设好社会主义边疆!”这句嘱托使我心潮澎湃,终身为之奋斗。至今回忆起来,仍热血沸腾。

    远赴他乡的求学之梦

    古代生活在西双版纳的傣族各部落,推最大的首领为“召片领”,意为“广大土地之主”,俗称“傣王”。他拥有全境的土地、山河和人们,握有显赫的权威,职位子孙世袭。自臣属元朝起,被封为“车里军民宣慰使”,为云南最大的土司之一。所属的12个版纳,傣语统称“西双版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逐渐过渡到农奴社会。世袭的召片领犹如君主,雄踞一方,极盛时有妻妾仆役护卫达千余人,金银财宝无数,是全境最大的封建领主。因地处边疆,在长期对敌斗争中,领导边民抗击外侮,为维护祖国神圣的南疆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至清代末年,广大农奴因不堪忍受奴役压迫,不断掀起激烈的武装暴动,有力地削弱了召片领的权力。民国时期,云南军阀借平乱之机入境,在兵力所及的城镇,先后设立了车里、佛海等县治,从而与召片领和各版纳政权并列,形成对当地双重统治的局面。他们之间,既互相勾结、利用,又彼此对立、排斥,加剧了民族矛盾。
    自民国以来,第41世召片领刀栋樑,获得云南军阀的支持,暂时稳定了对西双版纳全境的统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刀栋樑依靠其精明能干的同母胞弟刀栋廷掌握军权,成为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他因年老无子,后继空缺,地位为其异母兄弟刀栋刚等地方势力所觊觎。我刚出生,生父刀栋廷便将我过继给大伯刀栋樑为子,成为召片领法定的“王子”,刀栋樑以此遏制地方反对势力,加强了自己的统治权力。
    我在襁褓中便离开了生母的怀抱,被送进宣慰衙门的深宅大院,由年长的王姐精心抚育。稍长,因缺乏同龄的伙伴,我在孤独寂寞中度过了童年。那时,我常倾听墙外传来大佛寺悠扬的钟声,产生出无尽的遐想。傣族笃信小乘佛教,凡男子都要入寺出家,经过或长或短的修行生活之后,再还俗成家。于是我在8岁时,终于走出衙门,到允景洪大佛寺皈依佛门,学习傣文佛经,开始接触傣族悠久历史文化。虽然为期不过三个多月,但为我终身从事傣族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富饶美丽的西双版纳,素有“滇南谷仓”之称。尤以“五大茶山”的香茶最著,香茶在普洱府城集散,故以“普洱茶”驰名天下。因汉傣经济交流频繁,县政府相继在车里、佛海等地兴建起几所公立小学,招收当地汉族子弟入学,一些傣族子弟也为之吸引。为了能掌握汉语,我从佛寺还俗后,便进入允景洪的车里小学就读。
    此时抗日军兴。1940年,疯狂的日寇侵占越南,进窥缅甸,滇西告警。蒋介石派其嫡系第九十三师入驻西双版纳。随之而来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居心叵测,打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团”的旗号,在景洪开设办事处,向各版纳渗透,并挤走云南军阀势力。因此,我被他们视为志在必得的“猎物”。
    1942年底,我即将小学毕业,鉴于本地唯一的车里县中学师资薄弱,教学质量欠缺,我升学心切,试图说动长辈送我到内地上学。由于我待袭的特殊身份,他们哪能让我离开?便以我年幼无知、生活安全没有保障为由,予以拒绝。此时,一位参谋团姓蔡的汉族青年军官,因娶了我的表姐而成衙门的常客。他常走近我,说些内地的奇闻逸事,我们越混越熟。他洞悉我内心的苦衷,竭力鼓动我下定决心,走出衙门。原来此前,参谋团已为我的出走作了精心的策划和安排。
    1943年6月的一天深夜,我趁人不备,只身踏出戒备森严的衙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摸黑赶到约定的澜沧江边,跳上一条等我的木舟,迎着风浪渡到东岸。在晨光中,8个拉马的国民党士兵扶我上马,匆匆进入茫茫的原始森林,一路上马不停蹄地往北赶。6天后,我们抵达思茅县城,在秘密状态下,我被交接给另一伙护送的人,与马帮结伙,又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方抵达昆明。两天后,参谋团的人把我带上飞机,送到重庆,直接进入覃家岗的中正中学就读。
    这所以蒋中正名字命名的中学,共有600多人,学生都是国民党军官的子弟,全部享受公费待遇。而我所进入的“边疆民族班”,又更显独特:学生30多人,均是来自新疆、西康(旧省名,包括今四川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青海、云南、吉林、内蒙古的王公贵族子弟,除享受全部公费外,每人每月还领几文零用钱;学校实施军事管理,不许学生轻易外出;各班除中学课程外,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政治第一”训条,经常灌输“-个主义,-个党,-个领袖”等国民党思想;每当提到蒋介石的名字时,都要肃然起立致敬。

    失踪的“王子”

    就在我走后的第三天,年迈的召片领刀栋樑突然病故。按傣族世俗,应当由我承袭第42世召片领,以稳定政局。可因找不到我,衙门内外乱成一团,摄政刀栋廷更焦急万状,担心因此引发争端,致大权旁落。因我生死不明,各种谣言纷起。在车里县政府官员的支持下,以刀栋刚为首的傣族反对势力,展开了争夺王位的活动。一向处心积虑的参谋团见时机已至,便到召片领衙门,公开了他们已送我到重庆上学的信息,企图以此迫使摄政刀栋廷就范,从而顺利地实现对召片领政权的控制。但傣族两派的争斗仍愈演愈烈,于是参谋团的头子卓献才提出:“上了台的召片领,到死也拉不下来。”认为只有先下手为强,才能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把我推上前台,扮演他们精心策划的角色。
    1944年1月中旬,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我正在学校忙着中考,突然有人找我,只说“有事”,便送我登上飞机,经昆明登上另一架正待起飞的双座高级教练机。抵达思茅县后,我被扶上马,日夜兼程赶回允景洪召片领衙门。次日,我被脱光了衣服,端坐在平台上,按传统礼仪,在德高望重的大佛爷念经祈福下,由九个村选来的九位傣族少女,挑来九口井的“圣水”,象征性地为我冲洗,大佛爷再为我“滴眼”、“拴线”祝福。然后穿戴上华贵的绣服花冠,在众人叩拜中,登上神圣的召片领宝座,接受各版纳土司、头人、百姓络绎不绝的叩拜,完成了登位典礼。于是我成为西双版纳第42世召片领。完成这一象征意义的仪式后,参谋团又秘密将我送回重庆,使我恢复了正常的学生生活,但继续作为他们控制召片领政权的人质。
    抗战胜利之后,我随学校迁到南京。这时,全国内战已经展开,蒋管区也爆发了蓬勃的爱国民主运动,有力地摇撼着垂死的蒋家王朝。我所在的中正中学也人心涣散,当局已管不住学生,我的思想也在波动。至1947年暑假,许多同学离校回家,只有我举目无亲,独自在校园中徘徊,乡愁阵阵涌上心头。但我不敢提出回乡要求,担心招来麻烦。
    经过多方努力,总算取得一位在上海的同乡帮助,借给我一笔不多的旅费。于是我抛弃行李,偷偷溜出校门,仓促上车。待到武汉时,所剩的钱已不多,只得精打细算,一路漂泊,狼狈不堪,好不容易回到昆明。
    在昆明亲友的安排下,为保证安全,年底我取道滇西,入缅甸,绕至掸邦。当地景栋的傣族土司闻讯,在车站摆开官家的仪仗,把我作为尊贵的“傣王”迎进衙门款待。我的舅父也从西双版纳赶来,把我隆重地恭迎返乡。
    原来在我离乡的几年间,西双版纳仍风波不断。为争权夺利,当地各派势力均挖空心思互相争斗,打得不可开交。其间,为否定我的合法地位,车里县县长与官族反对势力勾结,利用职权,公然在国民政府正式批发给我的委任状上,将“刀世勋”三字涂抹,妄图偷天换日,欺上瞒下,取消我的职务。但我的突然归来,为参谋团提供了利用的机会。为了压倒对方,他们以我过去登位时过分仓促为名,主张再次为我举办更加隆重的登位典礼。于是,他们推动各版纳土司头人,在全境大造声势,于1948年春,在允景洪举办规模宏大的盛典。我又重新全身打扮,昂然坐在神圣的召片领宝座上。不同的是,名义上我将亲自执掌召片领统治大权。
    然而,当衙门恢复平静之后,我却无所事事,整天陷入虚伪的官场,或替参谋团发号施令,向百姓征粮征税。这样过了三个多月,我内心就产生了反感和厌恶,再也无法忍受被人摆布的苦恼,不由留恋起在校时焕发青春活力的生活,决心冲出抑制我的“召片领”虚名的牢笼。经过多方努力,我终于取得亲人的理解,让他们允许我重返南京复学。
    就在我行将启程之际,适逢在任的国民政府思普区行政专员余建勋前来视察,特意邀我会见。他曾经是滇军第六十军军长,属于云南省主席卢汉的部属和亲信,当时是西双版纳地方的顶头上司。会见时,他对我回内地复学的愿望表示关切,愿意为我提供帮助。还特意关照我:“路过昆明时,务必去拜会卢主席。”又着重叮嘱:“你应该去,你是云南土司,卢主席是云南人的主席。”随后,他又派人送来一封信,要我亲手交给卢汉。我隐约感到他有着某种意图。

    革命的洗礼

    1948年间,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滇桂黔边区纵队各支队,在云南广阔的山野燃起漫天的革命烽火。在西双版纳的第九支队,发动傣族和各族人民越战越强,猛烈地冲击各种反动统治势力。我离乡后,不由自主地经常惦念我的生父刀栋廷,他身为召片领摄政,掌握实权,因受参谋团的欺骗控制,仍在抗拒革命,这令我忧心忡忡。
    1948年8月,经过长途跋涉,我抵达风光如画的昆明。趁托人买机票之际,经省参议员覃宝麟引见,我们到五华山省政府拜见卢汉。他听说我将去南京复学,就皱着眉头打断我道:“省里有的是学校,你为什么老远跑到南京去?”他以长辈的身份关切地对我说:“现在南京乱哄哄的,你去了会后悔的。”随即果断地对覃先生说:“他要进昆明哪所学校,请你帮他联系一下。”又对我说:“就这么定了!”我听从他的话,也领会到他的良苦用心,决定在昆明上学。由于缺乏有关的学业证件,就在昆明西城的住处,就近请来一位大学生帮助我补习功课,准备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
    就在此时,昆明爆发了七一五爱国学生运动,遭到蒋介石死党、昆明警备司令何绍周的血腥镇压,成千的学生被捕,昆明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我身临其境,接受到爱国的革命思想教育,深受震动。1949年12月,卢汉断然与蒋介石决裂,实现了云南和平起义。蒋介石立即指令云南的数万蒋军发起疯狂反扑,昆明危在旦夕。中共地下党发动昆明市民,群起支持卢汉率部反击。我在这年秋季已经云南大学先修班录取,所以就与云大进步师生一起,日夜持枪上街抗击,在炮火中接受了革命洗礼。云南人民最终赢得了昆明保卫战的辉煌胜利。
    之后,我被吸收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与云大宣传队下乡,与群众欢庆人民的胜利。此时,因工作需要,中共党组织号召学生参加革命队伍,将到各县工作。热情的同学纷纷报名,我却心绪不宁,被我头上的“召片领”这顶帽子折腾得苦恼不堪。了解我底细的同学徐菊芬开导我:“你实际上是个学生。”劝我打消顾虑。还说:“我们一起去,有事,我为你证明。”于是,我们一起毅然报名参加革命。当收拾行装时,-位亲戚带来了父亲给我的口信,原来他怀着对共产党和人民的恐惧,在西双版纳解放时,已经随参谋团逃亡缅甸掸邦。他担心我的安危,要我设法去缅甸与他团聚。我听了对他大失所望,愤慨地背起背包,心绪万端地投入富民县工作队的行列。
    在火热的革命工作中,我们工作队约有100多人,都是普通的青年农民和学生,脚蹬自已编织的草鞋,吃的是青菜辣椒拌饭,过着紧张的军事生活,积极投入当地火热的政权建设和征粮工作之中。我工作积极努力,获得好评,团组织也准备吸收我入团,但我却心里阵阵犯难。最后,经过思想斗争,我在写自传时,如实地汇报我的身世和经历。其实,县长和主要领导早就知道我的来历,不断鼓励我坚持进步。不久,我便光荣地加入青年团,后被调回县银行任政治指导员兼团小组长、县学习委员会委员,得到很好的锻炼和培养。
    在学习《共同纲领》时,我联想到乡亲们不识汉文,就试图将它译成傣文,以便他们学习。动手时,因我的傣文水平不高,往往词不达意,但劲头越来越足,得到领导的重视和鼓励。
    不久,我到昆明治病时,有亲戚告诉我,在解放西双版纳时,蒋军和特务挟持着我父亲刀栋廷等60多位土司头人和眷属逃到缅甸。待惊魂稍定,蒋帮勾结境内的反动分子,在边境发动暴乱。我的生父刀栋廷被委为“游击大队副司令”兼“车里县副县长”、国民党军统局的“军民合作站站长”,他利用昔日摄政召片领的权威,正在招引傣族旧部,这使我痛心不已。
    为协助党和政府争取叛逃人员回来,我当即写信给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赓,表达我对敌斗争的意愿。第三天,便收到云南省军管会的回信,让我按时到省政府与有关领导面谈。省军管会副主任卢汉接见了我,他喜笑颜开地说:“我们又见面了。”他回忆说:“那时,我在这里劝你留下来,对了吧,现在不是很好嘛!如果你去了南京,我们今天怕见不到了。”我领会他那时不仅对我,也为反对国民党势力蚕食云南的良苦用心。他在了解我的近况后说:“现在搞民族工作缺人,先把你调回来吧!”又说:“中央民族访问团就要来了,我们正忙着做准备工作,望你来参加。”当得知我正着手翻译《共同纲领》时,他连声赞许:“这事很好,还有许多重要文件,像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等,需要尽快译成傣文,好让傣族群众便于学习。”他转身对在场的省委领导吴少默说:“要翻译什么文件,请你选出来交给他做。”然后又叮嘱我:“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不能有半点马虎差错。”他还向省民委领导交代,要他们负责为我调职。临别时,卢汉笑道:“就这么定了,你只管留下来安心工作。”
    此后,我潜心傣文翻译,努力提高傣文水平,同时参与接待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工作。刚从外地回来的张冲副省长见我时,笑着打趣道:“噢,云南解放后,你们西双版纳的头人百姓,要求省军管会帮他们找寻丢失的小召片领。我们到处寻你不到,不知你躲到哪里,叫我们找得好苦!”他开导我:“你是傣族,我是彝族,都是少数民族。如今时代不同了,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要搞好民族团结,团结起来才有力量。”针对我的思想负担,他着重指出:“你从小在外读书,还被军统特务当做控制你父亲的人质,这我们清楚。”又说:“你后来当了三个多月的召片领,如果有什么罪恶,只要改过自新就行了,不要背思想包袱!”他鼓励我:“你这么年轻,有充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当他知道我想继续读大学,立即表示支持,要我抓紧补习功课,准备入学考试。他还特意委托他的夫人惠国芳照应我的生活,帮助解决困难。当年秋天,我终于考入云南大学社会系。

    金伞献给毛主席

    1950年夏天,我被选派为西南各民族参观团成员,赴京庆祝周年国庆。行前,西双版纳送来一柄金光闪闪的古伞,作为向中央敬献的礼物。
    相传明朝皇帝对臣属的西双版纳召片领,特赐予一对精致的金伞,置于宣慰使衙门内大堂两侧,作为镇山之宝,世代珍藏至今。它寓意深远,象征着在中央王朝的庇护下,召片领和傣民坚持维护祖国的统一,形成优良的民族传统。
    在国庆典礼盛会上,我被推为代表,怀着紧张而幸福的心情走到台上,手捧祖传的金伞敬献给毛主席,把伞撑开,高高举在他的头顶上方,代表解放了的云南边疆各族人民,对党和政府表达无限感激之情。毛主席仔细端详这件古物时,我已激动得热泪盈眶。只见满堂欢声雷动,持久不断。在场的新闻电影纪录片摄下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真实场景。后来我在每次放映该片中重温此景时,都倍受鼓舞,感受到党和祖国人民对少数民族深切的爱护关怀。在云南各地完成传达参加国庆庆典盛况的任务之后,年底我重新回到云大学习。次年冬天,我和全系师生投入蒙自、建水县的土改运动中,我以身受的阶级教育,揭露西双版纳封建领主对贫苦农奴的剥削压迫,立志终生为各族人民服务。
    这时,逃到缅甸的蒋军残部形同盗匪,吃喝嫖赌、烧杀掳掠,征粮征税,无恶不作,激起缅甸人民公愤,境况日愈恶劣。被裹胁的我父亲刀栋廷等心情郁闷,既反感蒋军的罪恶,又担心遭到共产党“清算”,处于进退两难之中。
    为了争取逃亡的刀栋廷等傣族上层人士归来,党和政府不断开展工作。如曾经委托常到边境贸易的原召片领的亲信头人叭邦贡和波乃囡,到缅甸送信,向逃亡者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全国的大好形势,声明政府“既往不咎”,欢迎他们幡然省悟,弃暗投明。不料两人被监视的特务发现,将他们残忍杀害,特务并从此更加强了对逃亡者的威胁和监视。吸取血的教训后,我父亲托人给我带回信息,约定今后来人联系时,必须持我的亲笔信为证,以防敌特从中破坏。
    遵照党组织的指示,我在每次写信与父亲联系时,只谈家常,如实告诉他:我在校享受全部公费待遇,政府还按月给我一些生活零用的补贴,过着自由幸福的学习生活。以此促使他消除顾虑,看到自己光明的前途。1952年冬,我还特别向他报喜:由云南省民委出钱,在省副主席张冲主持下,我与汉族同学徐菊芬完婚,建立起了幸福的家庭。他激动万分,更加坚定了回国的决心。
    1953年2月,缅甸政府以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安全为由,向联合国控告蒋军在缅的罪恶,力图迫使蒋介石将他们接回台湾。但在缅甸的蒋军和特务阳奉阴违,以傣族的逃亡者人多难撤为由进行搪塞。为坚定在缅傣族人士回归祖国的意志,许多西双版纳原土司头人为他们归来后的安全出具签名保证,并附上我的书信和结婚照,催促他们当机立断,返回祖国。
    1953年7月,我父亲刀栋廷所属的傣族人马,在“车里县长”蒙振声和“大队长”胡振南的威逼下,走上迁台的途中。我父亲以拖儿带女,行李沉重,致行动不便为由,要求雇木船木筏,改走水路顺江而下。7月8日,原南掌土司刀光强等按照事先约定,到中缅边境接应我父亲。我父亲一行乘坐的木船木筏行至河中时,突然掉转船舵,驶向中国一方岸边,将监视的蒋军抛在对岸。就这样,随行的傣族上层人士共69人及行李枪支全部安全回归。我和夫人徐菊芬闻讯前往欢迎。在新中国民族政策的照耀下,我父亲先后被推选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副州长、云南省民委会副主任,在国内外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后来,我父亲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成为爱国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1983年病逝。
    出于深厚的民族感情,我在云南大学就读时选择了民族史专业,矢志从事少数民族文化科研工作。在著名语言学家付懋勣教授精心培育下,我着力从事傣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后在北京获得一些当代语言学大师的指导,跨进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所的科研殿堂。周恩来总理曾在1 956年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对我说:“要把傣语与泰国语言做比较研究,探讨两者是否能用同一种文字的可能。”当时,总理亲切地握着我的手嘘寒问暖,勉励我为傣族语言文字的科研做出新的贡献。这成为我终身奋斗的动力。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0期,摘自2011年第5期《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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