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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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


蒋建农 

    【摘要】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及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运用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源泉:其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思想结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其三,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失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讲话中,他进一步阐述了改革开放前后两段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结合学习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谈一点自己粗浅的认识。
    首先要说明的是,继领导创建新中国,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切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通过民主建政,确立了以民主集中制为灵魂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国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基本法制的确立是一种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但同时也是极为复杂的思想创造过程。这其间无不融人毛泽东的智慧和心血,或者说主要就是他的思想的结晶。因此,上述制度作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基础,不仅是制度成果,同时也是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与此相联系,毛泽东通过广泛开展社会发展史和唯物史观教育,以及相应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基本条件和舆论环境。本文就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更为直接影响的思想内容,做一概括和梳理。

    一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号召全党“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cl%rf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安睡中 讲一赡主富和磐犀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的思想,它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
    第一,始终践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用中国语言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精辟概括,“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能否一切从实际出发、能否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败的关键。继成功地以实事求是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之后,毛泽东最早向全党发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这一新的时代主题,他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网㈣毛泽东鲜明地主张:“我们必须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为了摸清新中国成立后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找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任务、新目标的正确途径和方法,毛泽东带领全党努力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单就调查研究来说,除了常规地批阅各级和各行业的报告、召集各种会议讨论研究、下发文件征求意见或试行等之外,毛泽东还身体力行,每年都到各地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间,他平均每年有109天是在外地,也就是说每年他有1/3的时间是在京外考察。他认为北京不能产生思想,生动的经验都来自外地和基层。“大跃进”遭受严重挫折后,他提出要搞个“实事求是年”,要求中央、省、地、县的各级领导都要深入基层调研。他率先垂范,并多次直接组织调查组到各地进行专题调研。他还有计划地组织自己身边的警卫战士利用回乡探亲休假之机进行调研,并亲自批阅修改战士们的调研报告。总之,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也是他一生社会实践的写照。但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他也留下了不少遗憾。毛泽东认识中国国情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受到他本人某些主观认识的影响,受到多种客观条件的局限和干扰,受到他晚年身体和精力的制约。回顾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凡是坚持并正确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时期,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就取得辉煌的成绩:凡是偏离这一思想路线的时候,就会遭受挫折,甚至蒙受巨大的损失。在新的历史时期,正是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并正式将其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这才开启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薪火相传,不断发扬光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勇往直前的根本指针。
    第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除坚持他一贯倡导的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方针、政策和措施外,还努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他认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为此,一是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保障,以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体制等,保证人民群众在新中国的主人翁地位:二是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出发,提出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主张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制度,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以及通过整风的方式解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等,以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自己国家的主力军作用:三是通过舆论宣传和树立劳动模范典型,引导和培育全社会形成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毛泽东群众观的基本方面得到继承和发展,“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成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准则: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更是明确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同当前,一场以为民、务实、清廉为重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党深入展开。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党内一度盛行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做法,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从那以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出发点。秉承这一精神,毛泽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路:秉承这一精神,他创造性地领导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平过渡:秉承这一精神,他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伊始就率领全党开始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正是在独立自主精神的指引下,毛泽东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因地制宜,开辟了独特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逐步形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在夺取政权之前,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贯彻独立自主精神和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方针的同时,始终认为:“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他一再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技、文艺等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面对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敌视和封锁,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尊严,他既有“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都解决了”的豪言壮志;同时,他又一直为打破外界对新中国的封锁进行着积极不懈的努力。中苏友好关系破裂后,他把打破外界封锁的重点放在与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发展外交和经贸往来上.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1963年以后,经他批准,中国从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等国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和精密机械等84套设备和技术。到1964年,中国对外贸易额中的60%来自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只占40%。1972年,又是经他批准进行了价值43亿美元的大规模的技术和设备引进。正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他在世时已经与当时世界上130多个独立国家中的111个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一切合法权利。这不仅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且实际上也做了一定的思想积淀。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全面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建设道路的精神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党的十二大上,他响亮地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并成功开创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再次重申:“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可见,独立自主是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二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理论命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际上也主要是围绕这个命题展开的。
    第一,关于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也是毛泽东毕生的奋斗理想。三大改造完成后,他就敏锐地指出,单有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巩固,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从而指明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方向;针对波兰、匈牙利事件和苏联发现的问题,以及当时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学生游行和工人罢工现象,毛泽东阐述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重要思想,并发动了旨在反对党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以密切党群关系;鉴于整风运动中出现极少数右派分子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猖狂进攻,毛泽东提出辨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强调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此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出现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判断,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实践也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经验,如关于防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思想,关于意识形态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要去占领的警示,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及其关于接班人五项标准的思想等。他还有一些政治主张,如关于知识分子工农化和工农群众知识化,再如关于消灭“三大差别”等思想,作为当时的社会实践,严重超越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给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造成危害;但是作为政治理想和未来的奋斗目标,则给后人留下重要的启迪。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摒弃了毛泽东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超越客观历史条件的错误主张,而将其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和思想,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并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本点之一加以坚持和发展。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推广至社会主义社会。他首先从理论上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针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完全适合的观点,毛泽东指出:“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只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存在的各种矛盾,不论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还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中的矛盾,都是受社会基本矛盾制约和规定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的观点,指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必然性,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改革论的理论来源。邓小平后来说:“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开宗明义,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他认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他号召全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的科学论断,后来虽然受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上错误判断的严重影响,并且在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严重干扰下未能在实践上将其贯彻始终,但是他对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的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任务的正确认识和他在实践中对此根本任务的一再偏离,从正反两方面启迪和教育了全党,这些构成了我们党在新时期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思想渊源。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鉴于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和各种条件已趋成熟,毛泽东提出:“党的任务是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实际上,我国只用3年就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但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却远没有达到(按照当时的理解,实现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达到70%以上,1957年只达到43.80-/0)。1957年,毛泽东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这里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建立”和“建成”两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是两个阶段。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指出:“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通过大力发展生产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直接动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后所遭受的严重挫折,不仅使毛泽东对建成社会主义所需的时间开始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而且使他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阶段性也进行了审慎的思考。这时,他估计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可能需要八到十个五年计划。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1962年1月30日,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国情的初步认识和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为我们党在新时期全面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和思想借鉴。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目标。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要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宏伟的奋斗目标。但按当时的理解,那是单一的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设想得到深化与丰富。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采纳了毛泽东在党内讲话的精神,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关于“四化”目标的最初描述。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年3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这样,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构想,就由单一的工业化演变为“四化”,其中特别加入了“科学文化”的现代化目标。随后,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第一次完整地将建设目标概括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向全党和全国提出实现“四化”的建设目标,后来又在四届人大上重申了这一目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被定格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为新时期我们党科学地确定发展目标提供了阶段性的认识基础。
    总之,毛泽东在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之后,率先开始探寻与苏联不完全相同的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课题:他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经济状况作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最早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他第一个认识到可以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他提出并阐明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这样一条有别于苏联的,实际是工农业并举的工业化道路;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特别是创立了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他提出要对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兼顾生产和生活,兼顾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提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他系统地论述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他强调要保证工农群众在新国家的主人翁地位,要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办法;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为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艺术事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等等。他的这些思想,为新时期我们党继往开来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的理论准备。

    三

    尽管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微观到宏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但是,最终还是未能实现他理想中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毛泽东的未竟之业,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辟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谈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联系与区别时指出,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具体地说:
    第一,关于单一公有制与公有化程度过高问题。尽管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刚刚完成时就注意到公有化程度过高、改造步骤过快、方式方法过于简单及其随之而来的生产品种单一、质量下降、特色不突出、无法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等问题,并有过“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探索火花。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他认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因此,他在实践中比较注重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和公有制的高级形式。这样,到1966年个体经济从业人员还有156万人,“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只剩下15万人,产值不足国民生产总值的1%,而私营企业则几乎不存在了。这种单一的公有制,严重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第二,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有某种程度的教条化理解。比如,虽然他认识到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要大力发展商品和商品交换,但却把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奉为圭臬:他很看重列宁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把自由市场和自发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从而在实际上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完全忽视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和生产经营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关于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指出:党的工作重点已经由农村转到了城市。而城市中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他更加明确地强调:八大会议的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经济建设。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党的八大正式确定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此指导思想下,1957年我国的农业产值达到537亿元(比上年增长24.8%),工业产值则达到704亿元(增长一倍多),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可惜的是,在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逐渐偏离。其主要标志是改变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解决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再次提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此后,虽然他和党中央也抓经济建设,但经济工作却一再受到所谓“阶级斗争”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干扰,到“文化大革命”中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经济建设完全处于“抓革命”的从属。结果致使在很长的时期里,生产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未能得到较大的改善,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第四,关于领导经济建设的方式方法问题。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怀,毛泽东始终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迫感,他的赶超战略思路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在此思路下,一方面,他摸索出许多重要的理论创造,形成了许多宝贵经验;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一些脱离实际、乃至带有空想主义色彩的主张,。比如,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一味地希望通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把政治上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与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简单地画等号,以及运用战争年代搞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和平时期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等。这些手段虽然有的一时发挥出很大的成效,但终因与客观条件脱节、急于求成而未能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产生了反面的作用。
    基于上述原因,加上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问题,特别是民主监督制度不健全,致使许多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正确主张,被视为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错误思潮而受到压制和批判,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人民对毛泽东在探索中出现的失误和不足,有了越来越理性的认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所指出的:“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继承毛泽东一贯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打破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僵化理解及其相应的思想禁锢,摆脱了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从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从根本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坚持与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前提下,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国外一切有益的经验、技术、资金,鼓励和支持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调动了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等各项事业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0期,摘自2014年第9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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