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中)——纪念毛主席诞辰12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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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中)——纪念毛主席诞辰121周年


张文木 

    
    四、地缘政治
    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拒绝李自成的成功经验。比较李自成流动作战和毛泽东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会发现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注意对中国地缘政治规律的研究:在低潮时均没有选择入川实行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动折师北上进入贴近中原的陕南商洛山和陕北高原蛰伏并由此再度崛起,随后便长驱直入北京。
    三百年间与此相反的人物是张献忠和张国焘。张献忠与李自成分离后转战中原,于1640年和1644年两度步诸葛亮后尘由江淮西向入川并立都成都作偏安选择,张献忠本人连同他的政权于1646年被清军剿灭[76]。由此后推三个世纪,毛泽东与张国焘于1935年6月也发生过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当时毛泽东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77];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78]。事后张国焘归队及中国革命从陕北成功的经验已使毛张这场争论的是非有了明确的结论;同样的理由,当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决策要远比张献忠入川作诸葛亮式的盘踞高明。今天再读并比较这两段历史,可以进一步补充的结论则是,如果当年张国焘真与中央分裂并入川实行割据,其结局决不会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张献忠更好。
    今天回头看,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并以红军北上为结果,这实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抉择--用司马迁的话概括就是“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79]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天命”即顺应历史规律的成份,也有“人谋”的因素。1935年10月中旬,毛泽东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80]在说这句话时,熟读历史的毛泽东心中回荡着的一定是司马迁那句神谕式的断言: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81]
    事实上,毛泽东在早年就对中国地缘政治有过深入的认识。1926年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他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主要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都要了解。[82]建国后,毛泽东要求高级军事干部关注和研究华北的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此时,毛泽东注意到林彪“篡党夺权活动”的企图,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83]鉴于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有更为深刻历史洞察,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弃南而就北,将中国革命带入高潮。
    现在回头分析张国焘在其南下方案的优点与诸葛亮《隆中对》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大体一致,是战术性的,其缺点却是战略性的,它只是在用一种假设的心理预期来掩盖其偏安一偶、回避靠近并待机进取中原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性错误。这往好处说是张国焘对中国地缘政治的研究缺乏历史感;往坏处说,就是“山头主义”心理倾向。张国焘曾就红军发展方向询问徐向前:“去汉中行不行?”徐帅回答说:“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84]后来徐帅总结说: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85]
    1965年5月26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晚上与汪东兴说起这段往事:
    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人少不怕,比如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八千人,坚持正确的路线,保留了革命的种子,后来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队伍又壮大了。[86]
    当然毛泽东也不是绝对否定四川的战略地位,而是说与陕西比较而言,它对于红军发展而言,不属于主要的战略方向。1936年4月毛泽东在指挥山西过河入晋部队反蒋阎围剿时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作出充分准备,他在4月22日发给林彪等电报中交待:“万一情况改变到暂时不许可我们在山西继续活动时(没有出封锁线可能时),我们也准备暂时回到陕、甘,经营神府[87]区域、三边[88]区域、环水区域、渭水区域、陕南区域等次要的战略方向。”“若干时间之后,即情况改变到东出有利于我作战之时,仍然准备回到东南主要方向。”[89]4月28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以东方各省为长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90]这就是说,毛泽东并没有绝对否定张国焘方案合理之处,而是认为张的方案不能列为当时红军应当竭力争取的主要战略方向;只是在主要战略方向实现不了的情况下,作为退而求其次的方案,考虑比如陕南区域的次要战略方向,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原并跨越长江,8月,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即将解放湖北、湖南,8月19日,刘伯承、刘小平致电中央同意所部“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于回之动作,选取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廉、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放全川问题”的命令。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复刘伯承、邓小平等电报:“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91]
    当然也不是说,毛泽东当时就认为只有陕北才是红军落脚的唯一方向,而是说当时只有陕北最有利于红军获取并贴近中原。事实上,贴近而不是远离中原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战略方向”。1940年,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3月16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明确点出“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 [92]的战略意图。4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强调:我军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93]。1945年日本失败已成局,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河南区党委:“你们今后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南进攻(即对顽中区取防御方针,对敌占区取进攻方针),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岳、太行、东与渡新黄河[94]西进之冀鲁豫部队,南与五师部队完全打成一片。”[95]
    毛泽东北上陕甘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使张国焘后来理解了毛泽东北上陕甘路线的地缘政治意义,他在回忆录中变相地承认了毛泽东方案的正确,他说:
    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塘,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地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使然。[96]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敌人的外线力量四张时在敌最安全的后方即内线的关键地带预置“冷子”,由此造成敌人的战略收缩和因此造成的形势翻转,是毛泽东军事艺术中常用的手法。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大片领土,9月13日,日本占领山西大同,10月10日,石家庄沦陷;11月8日,山西太原沦陷;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沦沦陷,日军准备继续向武汉挺进,国民党内出现绥靖妥协的思潮。此时毛泽东开始考虑在国民党向日本出卖民族利益最坏情况出现、国际又不能提供帮助时,如何“也能自力更生地干”[97]的问题。2月8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战略方针由速战速决改变为长期进攻,目前总的目标是进攻武汉。现在日本要求中国妥协的道路还存在,如果英国出来主和,国民党便会发生和平妥协的危险。要估计到武汉、广州等地失陷后中国将发生的新的变化,要估计到国际不能帮助时也能自力更生地干,要鼓励国民党在极端困难环境之下也要继续坚持抗战。”[98]
    此时,他开始“为天下有变的时候”在全国关键区域预布“冷子”。1938年2月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指示“即行电告秘密准备执行雾灵山计划的各种条件,主要干部配备。”[99]雾灵山,地处今河北兴隆县境,在日本占领南京后,河北继而江苏已成为或即将成为敌占“后方”。2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此解释说:“热河、河北两省交界的雾灵山一带,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这是敌人的远后方,东面策应东北抗日联军,南面策应晋察冀,北面与蒙古接近,西面与绥远联系,在天下有变的时候,这个地区可以首先得到国际的援助。”[100]2月9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广大的发展前途,那是独立作战区域,应派精干部队去,派去的军政党领导人员须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101]2月15日,毛泽东就新四军行动原则问题复电项英、陈毅,要求:“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102]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 6月,日军攻占开封,导致花园口决堤放水,豫、皖境内17个县成为一片汪洋,140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被淹死。日军还在苏北决运河大堤,致使苏北数县成为泽国。毛泽东立即考虑在江淮东西两翼预先布局。6月2日,毛泽东复电正在茅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的项英:“敌之总目标在戟武汉,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103]7月3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朱理治,要求 “对牛伏山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的工作基础。”[104]伏牛山是中国河南省西南部山脉。东南与南阳的桐柏山相接。南出伏牛山即可控制南阳盆地并直逼黄淮平原。10月27日,武汉失陷,抗日战争形势开始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12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肯定他在皖豫苏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的计划是很对的,“已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做去,必收大效。”[105]1944年初,抗日战争胜利已见曙光,国民党向苏区围攻加紧,日军也加大了对豫湘一线的攻势。1月12日,毛泽东复电张云逸、饶漱石,要求特别注意在接近大别山的区域配置力量,指示:“沿长江两岸,特别由安庆至九江一段尚有发展可能,应加派得力部队前去建立游击根据地。”[106]1938年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等,指示豫皖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需要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区发动。”[107] 14月,日本发动豫湘战役,至8月先后占领郑州、长沙、衡阳等地。9月,日军发动柳桂战役。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指出:“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在干部配备上,主要的是南方,同时注意东北。”[108]10月31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干部和部队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109]1945年2月24日,毛泽东致电南方局:“准备大举跃进。目前要争取半年左右时间,深入扩大苏南工作,这是我党我军在江南生根落脚的基础。”[110]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毛泽东开始向大别山一带布局。8月4日,为中央起草电报,要求广东区党委“准备与王震、王首道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椐地”,[111]同日,起草电报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强调淮河流域的战略地位,指出:“日寇失败内战爆发后,你们现有平原地区必难完全保持,现在就应考在桐柏山、大别山、鄂西、鄂南、鄂东、襄北扩展根据地问题。此项任务甚为困难,但必须精心设计,预为筹划。”[112]10月22日,再次致电郑位三、李先念:“以夺取桐柏山区域为适宜,不可过早向其他区域去,反而增加你们的困难,且于大局不利。东面之豫东南(大别山)、豫东北(新黄河),西面之豫西(伏牛山)、鄂西北,只能作几个月后之预备机动地区,不宜提在目前的计划上。”[113]
    1946年,国共双方在东北地区陷入胶着,大战在即,毛泽东开始考虑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后的军事布局。6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报,指出“全局破裂后,请你们考虑下列方案: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十几个县城,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攻取徐州、蚌埠间若干县城,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只要占领开封、徐州间及徐州、蚌埠间主要铁路线及上述各县城之半数左右,即为有利。中原部队突围向河南出动,其任务为钳制河南之敌。华中部队粟谭主力对付江北之敌”“上述作战胜利(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114]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陈毅等电报,再次强调:“敌愈向北攻,敌后必愈空虚,愈有利于坚持游击战争。派部队派干部恢复淮南、淮北工作必须立即进行。”[115]
    挺军大别山,在大别山预置“冷子”,只是外线问题内线解决方法成功运用的最精彩的范本。
    我们知道,在宜昌至南京的长江一线有两个南下后北折而上勾划出的三角地带。第一个即西面的三角地带是宜昌南下至岳阳北折至武汉段,第二个即东面的三角地带是由武汉南下经九江北折至南京段。比较而言,后者因其东线可直逼江浙富源地域而具有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意义,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间的大别山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往往有着一两拔千斤的作用。从江北论,控制西面三角地带的关键点是襄阳,而控制东面三角地带的关键点就是大别山。比较二者,后者则比前者更具调动全局的意义。
    大别山位于中国安徽、湖北、河南的交界处,西接桐柏山,东延为霍山,东西绵延约380公里,南北宽约175公里。西段呈西北-东南走向,东段呈东北-西南走向,一般海拔500~800米,山地主要部分海拔1 500米左右,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其地形险峻且直逼长江中段:西制黄冈可扼武汉东出,东取安庆可威逼南京。然其孤悬于江淮平原,北兵驻入,若无后继,其势难久,故而风险极大,用兵此地,非高手不可为;若善用此地,据此则会对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造成绝大的震动。1947年8月,为了打破蒋介石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将内线作战变为外线作战,一反传统的“王濬楼船下益州”即顺江而下的方式,以攻为守,果断采取“无后方外线行动”[116],千里大跃进攻势,派刘邓率军从民权至商丘和虞城地区分三路越过陇海路,分别向大别山疾进。这不仅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湖北重镇武汉造成绝大的震动,而且还为不久到来的淮海战役预埋了与之呼应的“冷子”。此棋似险,却力重千钧,毛泽东由此造成全国战场形势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绝大转变。
    毛泽东熟知自古欲取长江者必得徐州,取徐州者必得淮甸,淮甸之要在襄阳。襄阳与淮甸以桐柏山为中线互为里表,控制桐柏山,尤其是控制其中的武胜关是控制淮甸流域的关键;淮甸与长江唇亡齿寒;淮甸失则长江不保。
    1946年国共大战在即,3月4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军事小组飞抵延安,在与毛泽东交谈中,张治中说:“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117]毛泽东的回答绵里藏针,充满地缘政治的暗喻。谁都知道,淮阴[118]位于江苏省中北部,江淮平原东部,北距连云港市130公里,东南距盐城100公里,西南距江苏省会南京市180公里,是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点,扼水陆交通之要冲,自古乃兵家重地。从淮阴进南京,那是从国民党手中取天下,而现在若从延安入住南京,那只能在那里寄人篱下地陪坐天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如果读过三年后毛泽东写的那首《七律•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就会知道,选择后者当然不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
    在做了上述地缘政治关键地域的力量准备后,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在接见四野军师以上干部时传达了志在必得的信心,他说: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119]
    历史上真正能对中国大西南安全产生重大压力的方向--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屏护及中国在几乎陡直的山地中所处的居高临下的地势--较少地来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来自东北亚。比如清兵入关、日本从东北入侵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及其相关通道的战略需求陡升。历史上,东北亚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导到北京中枢,北京动则全局动,全局动则西南重。所以毛泽东当时特别看重明成祖把国都立在北京的经验,说他“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120],这是因为他特别重视“关外问题”。关外问题即全国问题,全国问题很快就会转化为西南问题。明乎此,我们理解了毛泽东40年代说“我们绝不学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强调“三线建设” 举措及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之间的战略关联。
    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9月15日,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121],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开始鼓吹苏美两国共治世界的“戴维营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对越南发动“特种战争”,1962年4月至5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怂恿新疆伊犁、塔城民族冲突,造成当地居民大量外逃。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开始考虑“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122]及“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123]的问题。当时中央军委提出“北顶南放”[124]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则判断“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125]。
    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与此同时,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将北京的安全与四川联系起来,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126]第二天(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进一步强调:“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127]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128]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129]1965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130]1972年,晚年毛泽东再次强调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四川是祖国的战略大后方,是三线建设的重点。”[131]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应对美苏“中间突破”的国防布局,这就是: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联接樊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被列于优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132]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说:“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133],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随后毛泽东向在坐的同志提问并回答说:“《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134]这说明,毛泽东这时考虑的也是大西南的国际通道和国内从大西南返回中原的交通问题。显然,缅甸在其中的战略地位自然不可小觑。
    毛泽东三线建设方案的提出来自对大西南地缘政治特点的深刻认识,除了来自他自身丰富的历史知识外,还与他1935年随中央红军经黔、滇、蜀北上陕甘的亲身经历有关。在云贵与蒋军周旋期间,因北上渡江困难,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设想[135],毛泽东也一定有了万一北上不成如何经营黔滇川苏区并与南面国家处理关系,以及如何从西南打通国际通道的通盘考虑,这种考虑又被黔贵川地区在随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所发挥出的联接国际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验证。基于这些经历,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南北夹击中国的时刻,毛泽东才会有“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即再次迁至大西南的判断并做出“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136]的重大决策,这与隋炀帝曾率大军北驱突厥、南下平陈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大运河对中国统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于同一个道理。1962年毛泽东西南开战,显然是为了夺取西南方向的主动权,而不是象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教训”印度。
今天的中国形势有向20世纪50年代螺旋式回归的趋势。但同时我们也要及时做好应对未来历史再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回归的可能,不要再让毛泽东曾“后悔无及”的事发生。

    五、国际战略和策略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外交进入“雪压冬云白絮飞”的困难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进入将要发生重要转折的前期。
    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中国北方盟友的表现更让人忧虑。1959年初,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还有人更亲切地称之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的琼阁梦幻。9月15日, 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137]。10月,毛泽东作诗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138]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成熟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针对这个条约,毛泽东讽刺并愤怒地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139]有人说毛泽东这首词用字不雅,这反说明,当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涂脂抹粉上豪门”的外交政策的愤怒已臻极点。
    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随后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9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希望中国配合他设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国不从,两党两国关系由此恶化。1959年11月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真等同志讨论赫鲁晓夫问题,彭真说,赫鲁晓夫迷恋于西方首脑会议,西方就拿着这个首脑会议像钓鱼一样总钓着他,他总想吃。毛泽东接着说:“有一天,西方一翻脸,他就处于被动。”[140]11月12日,毛泽东对王稼祥等同志揭露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本质,他说:“他现在假借列宁的名义,假借列宁的所谓灵活,把锋芒去掉。”[141]赫鲁晓夫的变节将中国置于两北两线作战困境,对此,毛泽东向同志们坚定地表示:“现在,硬着头皮顶着是对两方面的:一方面对赫鲁晓夫,一方面对艾森豪威尔。”[142]
    1962年的中国形势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并于1961年利用中国经济困难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
    中印边境的稳定事关中国大西南的稳定,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认为印度与美国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43]。1962年10月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高调开启,一个月后却又轻轻落下:一仗下来,只是将印度的屁股打响了些,但没有让它伤筋动骨。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度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国又将印度俘虏养得黑胖黑胖,把印军的枪擦得干干净净交还给他们。战争结果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硬是将美国硬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到“麦线”以南。在前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泽东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有意留待将来从长计议。
    今天总结1962年这场战争,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其战略战术兼融三国时曹操进退汉中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典智慧:进战退和于瞬间,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让人体会出了毛泽东军事艺术所呈现出的那种“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能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也”[144]的极高境界。每读史及此,令人不由击节赞叹并为之神往。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南,至今均无战事。
    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赢,而是为了给中国大西南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时说:“那个麦克马洪线我们不能承认,但是还承认它是实际控制线。”[145]1962年以后,中国“三线”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146]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147]如果再考虑到1959年后中国国内还出现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向中国边境蔓延的形势,当时中国真是遇到了“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148]的艰难处境。而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却是愈挫愈奋,他在诗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苏美对中国压力的层层加码终于有了毛泽东的明确回应: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早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毛泽东就告诉大家:“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49] “八大”会后,毛泽东告诉波兰同志:“帝国主义是不怕我们的几千年文化的。古董当然是要保护的,但我们更需要现代的科学和文化。”[150]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但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却是有增无减,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激增近百万,这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对此,毛泽东给予更坚决的回应:1969年9月23、29日,中国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予以回应。
    毛泽东明白,国际关系中“朋友”的含义,就是打不败的对手。只能成为打不败的对手,才能成为美国人的朋友。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告诉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说:“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也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151]1959年3月3日,他告诉拉美共产党领导同志:“我们对美国不妥协,它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要他们驱逐了台湾的代表,请我们进,我们才考虑进。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内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交换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些。过了十年,十五年,我们的房子打扫得干净了,可以迎接客人。”[152]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朋友时谈到中美关系,他说:“我们把美国的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但是,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153]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从美国外交的困境中尽力捕捉改善中美关系的契机。1969年毛泽东注意到“中苏分裂,美国高兴”[154]。11月中旬,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传回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带来尼克松愿意与北京直接接触的口信。12月22日,周恩来告诉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请他转告叶海亚总统:“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以利用官方渠道。”[155]1970年3月21日,毛泽东中国收到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带来的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周恩来批示:“尼克松想要采取对巴黎谈判的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156]8月12日,毛泽东对到访的苏丹国家领导人说:我看尼克松的日子不如你这个总统好过。你们可以观察到美国的世界战略,它的第七舰队可管得宽了,从美国的西太平洋一直延伸到日本海、台湾海峡、印度洋,到阿拉伯海。这样,真正打起来还有什么力量啊?它现在还是靠原子弹吓人。今年“五一”在天安门上我跟他们的代办说过,总有一天要和起来,老是这么闹下去不行。这个原则也可以运用到同美国、同苏联的关系,总不能永远是这么僵下去嘛。[157]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斯诺时说:
    他(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他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的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1972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的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158]
    1971年4月7日,毛泽东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4月14日,周恩来会见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应邀访问中国的美国代表团谈话时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的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159]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4月24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将此口信转达给尼克松,尼克松以口信的方式回复周恩来,表示接受中方邀请。5月17日,尼克松又通过巴方正式答复中国,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还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160]
    毛泽东面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坚决斗争终于迎来了不利于苏联却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大变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费城爱乐乐团首次在北京演出。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此前他最担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见,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161]当听到周总理要接见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o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据基辛格回忆: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可同周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162]。哲学问题当然就是方向问题,这些会谈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举重若轻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163]
    历史上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的国家是必败无疑的,因为没有谁有这样多的资源。拿破仑打欧洲,打得挺顺,1812年又打了俄国,1815年败了;希特勒打欧洲挺顺,但又向俄国开战,三年后败了;日本打中国,已是很难了,但又去打美国,结果中国和美国一联合,日本也是三年便败。朝鲜战争美国败在什么地方?败在与中苏作对,而且劳师征远,结果使美国输得没一点面子。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美国、苏联和中国对立,苏联更是大兵压境。那是真正的三国时代,不管是中国、苏联,还是美国,都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毛泽东明白,国家外交永远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但操作起来却需要高超的能力。毛泽东通过珍宝岛小小的一战,轻轻翻牌,就把美国翻到中国这边了。不打不相识,美国人佩服毛泽东,尼克松来中国,在飞机上说来与毛泽东谈哲学。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164]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165]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咛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166]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国家外交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以斗争求和平,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在对手的敬畏中主导着历史的方向,同时也为十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布下了伏笔。

    六、社会主义
    土地问题解决的好坏历来是赢得人民支持的关键。我们知道,后人常将秦国能够“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167]解释为秦之“严刑峻法”,这其实说不通。因为在刑罚的残酷性上其他六国并不比秦国逊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刑罚的残酷性往往与国家获得人民的支持程度为反比存在。与其他六国政策比较,商鞅建立的军功与土地奖励相联系的产权制度是秦王朝获得人民(在当时主要是农民)支持的关键因素。这个以土地奖励耕战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会基础扩大到最底层的广大农民,这些人在其他六国,只能从贵族手中而非国家手中获得或租得土地。这样,与将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贵族基础上而“严刑峻法”并不逊于秦的其他六国比较,秦国由此获得的社会基础就显得广大得多。如果没有这样广大的社会基础,那么,仅靠“严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灭亡。事实正是这样。商鞅为秦王朝建立了小农所有制,这使秦朝获得比其他六国更广大的社会基础从而统一了中国;同样,小农经济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没有新的土地资源的扩充的话--就难以长期维持。这不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从古代直到现代中国的蒋家王朝灭亡的主要规律性原因。秦始皇嬴政(前259年~前210年)明白这个道理,继承商鞅路线而获得了天下;秦二世胡亥(前230年~前207年)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从巩固秦始皇建立的皇权与民权相统一的生产关系出发,而是仅靠“严刑峻法”加强统治,结果很快便丢掉政权。由此而论,将秦王朝快速覆亡的原因归于始皇赢政是没有道理的。
    历史上所谓“民心”问题历来就不是一个纯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历来资产阶级帮闲文人都在回避这一问题的实质--的问题。世界近代史中能够“充分表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仑,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横扫欧洲并由此开辟出一个“拿破仑时代”,其中重要原因也不是所谓的“独裁”,而是如毛泽东所说的“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168]。1966年11月8日,毛泽东对到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说:“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当然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过去法国的拿破仑政府就曾经做过。为什么拿破仑的军队能够打遍欧洲呢?就是有农民支持。”[169]拿破仑将土地直接赋予法国和欧洲农奴,并由此使农奴转变为小私有农民的新土地制度。恩格斯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170]与商鞅变法相似,一部《拿破仑法典》对于欧洲农民而言,就是国家将土地越过贵族直接交与农民的法典。这是与商鞅一致的路线。拿破仑旗帜,对于欧洲农民,首先对法国农民而言,就是让他们告别贵族制度和农奴身份的旗帜,是不再作农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仑获得了法国的乃至全欧洲的农民的拥戴。马克思说:“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 impots,àbas les riches,àbas la république, vive1,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171]同样的道理,拿破仑与欧洲贵族的妥协也导致他最终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他失败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172]将贵族的土地夺过来交与农民,利用农民的力量进入贵族行列后,又与贵族们握手言欢,其结果是拿破仑出卖了农民的同时,农民也抽掉了对拿破仑的支持并抛弃了他。
    毛泽东同志注意到并成功运用了这个规律[173]。20世纪初中国农业及小土地农民大面积解体,毛泽东同志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将土地问题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巨大的革命资源并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迅速将小农经济归并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避免了历史上必然出现的小农在获得土地后即迅速两极分化的恶果并由此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1958年4月5日,毛泽东告诉罗马尼亚友人:“旧中国一是农民每户平均土地少,二是大部分不在农民手里。这是个落后现象。可是这点也给我们一个好处,农民成为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动力,要求反帝、反封建。把这些东西推翻后,分配了土地,但一看,农民土地还是很少,生活还很困难,唯一的出路就是组织起来,搞社会主义。”[174]1963年1月21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说:“列宁主义最主要的是团结农民,建立工农联盟,这是最基本的统一统一战线。”[175]
    在此,对我们有学习意义的,是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范围开始的生产资料改造工程并依此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所选择的时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与此同期,美国联合整个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战略物资“禁运”[176]也全面升级。
    面对这样的压力,新中国需要更为坚固的社会支持力量。毛泽东同志首先从所有制而不象蒋介石那样四处“发饷”(接近今天的“发红包”)着手在国内组织共产党政权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国占领汉城的当天(1950年9月28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77],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扩大国内爱国爱党力量。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肃清国内敌对分子的同时,也团结了全国农民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毛泽东将土地改革看作是扩大和加固支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的重要举措。1946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土地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
    国民党统治地区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国帮助,他大我小。但是,他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我们只有依靠人民同他们作斗争,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不要怕农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紧。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对,但要反对分配土地以后的平均主义。平均分配土地一次不要紧,但不能常平分下去。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今天必须表明态度。土地改革时期,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动摇,只要我们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得到土地,我们的力量更强大,则能巩固地团结他们。[178]
    1950年11月17日,毛泽东致电广东省委和华东东局,要求广东和福建必须迅速地和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指示只要广东、福建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消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容易对付的。5天后即11月22日,毛泽东即指示中南局、华南分局、广西省委并告西南局、西北局:“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福建是和两广同样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过去福建省委认为今冬明春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土改,现在他们接受了中央及华局的意见,决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地委书记及军分区司令会议,重新布置工作,将土改与剿匪相结合,扩大土改县数至三十六个县。此种计划很值得广东、广西两省仿行。”11月30日,电告广东省委,要求:“今冬争取完成十一个县的土改是适当的,望照此努力实施。海南岛方面也要用大力督促实行土改。”1951年1月,毛泽东告华南、中南局,对海南岛的土改作出具体指示:“海南有老区为核心,土改工作似可以较为加快,似可在1951年秋季完成一半,1952年春季全部完成,只要土改完成,海南就在基本上巩固了。”[179]
    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鲜战争接近尾声,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国全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泽东对周世钊说:
    我们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狈逃窜。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可以说,我们这回抗美援朝的战争是打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一个美国的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180]
    现在回头看,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本质上是阶级及建立其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通过土改赢得了劳动人民的最坚定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如此强大不仅使共产党由此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而且还打败了支持蒋介石且已拥有核武器的美帝国主义。
    就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预见到西方不会甘心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必将对新中国经济实施更大的封锁和压力,而应对这样的困难需要更为广泛的人民基础。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及时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11月4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批评那种一些人以“普惠”代替以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为“总路线”认识倾向,指出: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181]。“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182],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183]
    到1956年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为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这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产权支出过大、生产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184]1957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时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我们不怕它不承认,美国愈晚承认愈好。”至于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毛泽东说:“美国现在搞禁运,我们愿意它搞。到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它解除禁运时,那我们就会有些东西同它搞贸易,到那时我们可以同它建立关系。”[185]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将西方在同时期实施的对华经济禁运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
    反者道之动。今天回头看,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彻底,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就会被庞杂的产权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增长与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对海外金融绝对依赖同步扩大的困局[186]。果真如此,那对正处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新中国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溃散,有组织的人民就会由此转化为无组织的流民,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及其社会支持基础就会由此解体,如此一来,中国就将再次陷入历史上那周而复始的社会甫稳即乱的周期律之中。
    这样说决不是事后危言,曾在印度已有相当殖民统治经验的英国人最早看到这一点。1949年8月,他们就为美国提出在外部遏制的同时,从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策略,当月19日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指出:
    外国商业团体构成了西方在华影响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分,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187]
    要保证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占国内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这在古代就是贵族--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组织的人群,能够组织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国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来自GDP等物质条件,也不主要来自简单的“惠民”施舍,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反之,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人民生产主导的市场条件,其身份则立即转变为流民。从农民战争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对此看得最明白,195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后批示说:
    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188]
    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189]
    失去生产资料的流民人数的增长是历史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并未能使其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苏联的经济进步却使其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由此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西方反共老手丘吉尔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也无不感慨地说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190]曾长期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对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对斯大林说:“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私有制。”[191]
    1959年7月29日,针对国内外关于“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的置疑,毛泽东说:
    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要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192]
现在回头看来,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选择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以其他“言不及义” 的“普惠”政策--为突破口团结和组织人民,将外部压力转化为人民支持国家动力的治国经验,对于今天中国政治家而言,需要认真领会和学习。

    七、工农联盟
    毛泽东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贡献是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成果及建立其上的中国发展与工农联盟而不是与资本联盟。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是保证而不是剥夺,更不是否定由人民掌握着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目前在中国是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是中国工农联盟的基础。1959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193]农民两极分化自古都是流民大规模不产生的原因。适度的农民脱离土地,可以为城市工业提供劳动力后备军,而农民过多地与土地分离,其中产生的庞大的流民队伍就会成为瓦解国家的力量。只有发展、壮大和不断巩固集体所有制形式,才能使城乡间的人口形成双向即自由来回的而不是今天这样为资本驱使的主要流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只有农民工的生活在城乡之间来回都有可靠即制度性的保障时,社会才能稳定,城市商品住房经营才能成为兼顾资本与消费者利益平衡的即社会主义的商品经营。而能保证进城务工人员自愿回流农村的因素,在现阶段不仅仅是家庭土地承包权,而是保证农民土地权利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和保障城市工人权利的国家所有制。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会有稳定的工农联盟,从而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和政治稳定。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并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注道: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194]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国农村经济已有使普通劳动者与土地生产资料永久分离的危险[195],有些地方官员连同一些学者,为了一点“房地产”或某些资本集团的利益无视劳动者的长远利益,用所谓“城市户口”“城市房产权”,在没有充分就业保障的前提下,使进城农民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从而与集体所有制相分离[196]。更有报纸发表推波助澜的“调查文章”,说“郊区农民不想种地盼拆迁致富”[197]。这样舆论引导的后果显然是危险的,因为这些流入城市的人口如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保障而又在农村“无立锥之地”的话,当年他们养不起耕地的困境就会迅速转化为养不起用地权换来的房权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今天卖掉房子的速度比当年卖掉土地(经营权)的速度要快得多。
    与失去土地相比,没有或失去住房的人群对社会稳定会形成更直接的破坏力,而目前中国城市中的天价商品房反过来又会使已涌入城市却又不能再回到农村的“市民”退为城乡地带的流民。而流民历来就是社会大动乱的温床。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同样面临并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在1887年1月10日为《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写的序言中说:
    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198]
    恩格斯接着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建立起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后消灭城乡差别。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差别还将长期存在。由此产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些负面因素,如果控制不好也同样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国家不利的后果。那么,上述住宅问题的不利后果是什么呢?恩格斯以德国为例说:
    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和工厂生产所消灭,在德国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几乎一半德国小农被剥夺,不只是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而且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小地产转化为领主的大农场--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业和农业革命。如果德国注定连这个变革也要在旧的社会条件下完成,那末这样的变革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如果那时其他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首先发动,那么德国一定会开始攻击,而形成“光荣战斗军”的农民子弟一定会给予英勇援助。
    这样,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给每个工人一幢归他所有的小屋子,从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缚在他的资本家那里--现在就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了。实现这种空想,就是把一切农村房主变成工业的家庭工人,结束那些被卷入“社会旋涡”的小农的旧日的闭塞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极其低下的状况;就是使工业革命推广到农业地区,从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动最保守的阶级变成革命的苗圃,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199]
    若再结合中国目前的日益严峻的“住宅短缺”问题来看,我们便会认识到,恩格斯所指出的现象是现代国家--不管其性质如何--在社会转型中很难避免的。现在需要我们考虑的是如何避免越来越多的被住房短缺抛弃的流民转化为“光荣战斗军”,“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的历史恶果发生在当代中国。
    当时恩格斯提出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消灭城乡对立”[200]。目前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的时间内都做不到这一点。但资本主义国家却用转移危机的方式将本国内部的“城乡对立”转变为外部世界的“南北对立”。以南北世界日益深刻的对立缓和了本国城乡对立及由此引发的日益严重的阶级对立。但这条道路对后发国家,尤其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已不可重复。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而不是什么“社区花园”、慈善式的“社区服务”和言不及义的“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住宅短缺”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政治稳定问题。
    改革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有阶级属性的行为,言不及义的“改革”是要不得的。毛泽东曾批评这样的政策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201]。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人民的标准。我们知道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改革将中国生产力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解放,那中国的改革就失去了历史进步作用。中国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把共产党改到人民的对立面;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1957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同保加利亚大使交谈中总结苏联的教训说:“建设了社会主义,丢掉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丢掉了人民,这是不成的。”[202]同样,我们的改革若不是维护而是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得鱼忘筌,适得其反。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不能基于资本财团--这是蒋介石走过且失败的道路,而应该基于工农联盟--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实践已经证明并获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部分。没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产资料,而失去了生产资料,我们的人民就会转化为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形容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203]的贫民和流民,这样党的执政基础也就名存实亡。建立在流民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就会象目前中东一些国家,一遇外来压力即刻崩溃。而农民集体所有制则是控制脱离土地的农业人口“流量”的重要杠杆。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的基础,就在工人、贫农、下中农身上。”[204]
    现在社会改革谈得较多的是“社保”。毛泽东也高度关注社保问题,但反对言不及义地谈社会保险,他将社会主义所有制看作是最大的社会保险。1960年1月5日,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国营人身保险是劳动者在遇有不幸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或家庭抚养人死亡时得到物质保证的形式之一”这句话时,毛泽东批注:“公社办起来了,就保险了。”[205]在这里,毛泽东将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什么“市场化改革”作为人民群众人身保险的前提。为此,1958年5月13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时特意加写这样的警示:“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206]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工人阶级没有农民这个同盟军,革命不能成功,建设时期也是一样,没有这个同盟军不能建设成强大的国家。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有些同志不懂得,甚至在农村混了几十年也不清楚。”[207]而保证工农联盟的所有制基础是巩固和发展合作化集体经济。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最终形成全党全国的共识,并在1954年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形成不容动摇的国家制度。宪法“总纲”第一条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历史反复表明,国家政权的政治生命周期的长短及其相应的抗压能力的强弱,与其所依靠的社会基础的大小为正比,而社会基础的大小又与其所依赖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纳和解放的劳动力的广泛程度为正比。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战略能力的差距,是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此前,国共合作开展北伐,实现中国统一,大得人心,这时蒋介石手头几乎有无限的人才和人力资源可供调配,北伐战场上也是捷报频传。1927年始,他向工农开刀,转靠买办封建势力,这便失去工农支持,以至在1948年国共两党进行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国民党靠“发红包”和“抓壮丁”补充军事编制,但重赏之下已无勇夫;蒋介石方面已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共产党方面则有源源不断且自觉参加的人力资源可随时投入战场。这为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的顺利实施和共产党在全国战场取得胜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同样,也是由于我们用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别的什么制度团结了全国人民,才使新中国冲破国际国内的重重恶浪,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此,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警告全党:
    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208]
    1962年11月30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志说:“农民跟着我们走,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跟我们走。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209]
毛泽东同志这些思考以及恩格斯的前述指示,对今天我们正在开展的农村土地流转试点改革来说,不能不说有着巨大的警示意义。

[76] 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号大顺。1646年,清军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而死。
    [77]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78]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页。
    [79] 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8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9页。
    [81] 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82] 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
    [8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 
    [84]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384页。 
    [85]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5页。
    [8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页。
    [87] 神府,指陕西神木、府谷。
    [88] 三边,指陕西靖边、安边、定边。
    [8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6页。
    [9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8页。
    [9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3~554页。
    [9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页。
    [94] 新黄河,1936年6月9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水患阻止日军西犯,致使黄河改道向东沿贾鲁河入颖河和西淝河,在正阳关等地注入淮河,当时通称这一段黄河为“新黄河”。1947年花园口决口堵复,黄河复归故道。
    [9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3页。
    [96]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70页。
    [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9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9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10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10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10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10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页。
    [10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
    [10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
    [10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
    [107] 毛泽东:《在敌后比较空虚地区发动游击战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10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0页。
    [10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5页。
    [1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3页。
    [1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7页。
    [1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7页。
    [113] 毛泽东:《集中力量在桐柏山区创造战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1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5~96页。
    [1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
    [1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页。
    [1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118] 2001年,江苏省淮阴市政府实施“三淮一体”战略(即原地级淮阴市、原县级淮安市、原淮阴县融为一体),原地级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原县级淮安市因重名更名为淮安市楚州区,原江苏省淮阴县更名为淮安市淮阴区。
    [1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3页。 
    [120] 1951年4月他在游十三陵时赞扬说,明成祖“敢在北京建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见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121] 肖月、朱立群主编:《简明国际关系史(1945~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122] 毛泽东:《战争准备要放在两个可能上》(1965年10月10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28页。
    [123] 毛泽东:《要很好地分析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1962年10月5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124]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军委确定,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在北方一些地区要立足于顶住敌人,在南方一些地区则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打。这一思想后来被概括为“北顶南放”。
    [125] 毛泽东:《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1964年9月14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页。
    [1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
    [127]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
    [128]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360页。
    [1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页。
    [130] 毛泽东:《在杭州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65年6月1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276页。
    [1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5页。
    [1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133] 川汉铁路是清朝末年计划建设的一条铁路线,最初计划从成都起,经内江、重庆、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奉节、秭归、宜昌、至汉口,全长3 000公里。此条线最终未能全部建成,只建成了西段的成渝铁路。
    [134] 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64年11月2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277页。
    [135] 1935年2月7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16日,党中央与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示:“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创立根据地。”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490页。
    [1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
    [137] 肖月、朱立群主编:《简明国际关系史(1945~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138] 转引自何明、罗锋:《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页。
    [139] 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1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页。
    [1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
    [1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页。
    [143] 1959年4月25日,毛泽东就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原则指示彭真、胡乔木、吴冷西:“请注意,不要直接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5月6日,在接见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时,毛泽东又说:“尼赫鲁是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8页。
    [144] 《孙子•虚实篇》,《武经七书注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1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页。
    [146] 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中苏边界发生的冲突有4189次之多,其中最严重的是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和同年8月在新疆铁列克堤的军事冲突。参见潘光主编:《当代国际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147] [美]Ro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
    [148]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以《冬云》为题作七律诗记录了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诗曰:“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149]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1页。
    [15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0页。
    [151]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199年版,第190页。
    [1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9页。
    [1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页。
    [1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页。
    [1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页。
    [15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
    [15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8页。
    [15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
    [15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7~378页。
    [16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2页,注释1。
    [161]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673页。
    [162] 基辛格著,范益世、殷汶祖译:《白宫岁月》(第四册)1349页。基辛格的这段回忆,在熊向晖写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国党史出版社2006)第273页中也有确认。熊向晖说:“基辛格记述的这段话虽与记录不相同,但却相当准确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本意。”
    [163] 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国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第293页。
    [164] 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
    [16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16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167] 贾宜:《过秦论》
    [168] 1950年6月29日,毛泽东就《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致信刘少奇:“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及其以前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国是经过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破坏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不是我们这样的土地改革。德国、意大利大体也是如此,但比英国还不彻底,还保存了许多封建遗踪。日本则封建的土地制一直严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国人进行一种极不彻底的‘土地改革’,现在仍有严重的封建主义。美国则从来没有封建主义,由欧洲移民进去一开始就生长资本主义的农业,故农村市场特别广大,只有林肯时代解放美国南部几州的农奴,是一反奴隶制的斗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页。
    [16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170]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 年10 月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页。
    [171] 马克思:《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 年1 月~11 月1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9 页。
    [172]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 年10 月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8 页。
    [173] 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会见弗朗索瓦o贝纳尔率领的法国议员代表团,明确表示:“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过。法国的文化对中国也有很多影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页。)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同志统计“从1910年到1973年,毛泽东读谈拿破仑,不下40次。”这说明,毛泽东对法国这段历史教训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参见陈晋:《毛泽东怎样读谈拿破仑》,《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另可参见陈晋:《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谈法国近代史》,《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
    [17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5页。
    [17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页。
    [176]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进一步升级。随着中国参战,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包括冻结中国在美资产。6月25日,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要求会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6月28日,美国宣布对朝鲜实行完全禁运。6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接着美国又向英国、菲律宾和“巴统”国家[176]提出类似要求。在美国的压力下,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非“巴统”国家也加入了对中国禁运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大通过第500(五)号决议,要求会员国对中朝两国实行战略物资禁运。10月26日,美国国会又通过“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尔法),其目的是“对于威胁美国安全之国家或国家集团,包括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国家在内,达到管制输出及其他目的”。参阅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1007-1021页。
    [177]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同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法令。共6章40条。明确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等在农村的土地。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予以保留。土改中团结中农,保护农民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材料,除依法收归国家所有的外,应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同样分给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该法对土地分配的方法,土地改革中特殊问题的处理,以及土改的执行机关、执行方法等,也都作了具体规定。该法自1950年实施,1987年底失效。
    [17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17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244、250、246~247、276页。
    [180]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页。
    [181] 《论语•卫灵公》
    [182] “四大自由”,指在土改后的农村中允许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自由。
    [183]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
    [184] 详见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18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页。
    [186] 详见《土地改革:印度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187]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18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
    [18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页。
    [190] 转引自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191]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21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19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1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页。
    [194] 参阅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上册,1998年,第304页。
    [195] 据《新京报》提供的研究资料显示,2009年,中国失地农民约4000万。2009年,政府获得1.5万亿土地出让金,2010年全国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达2.9万亿,同比增长106.2%。2010年外出和在本地从事非农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24223万,其中外出农民工由2005年的9809万增至15335万,全国工会会员中农民工也占8855万,在城市里从事苦脏累险工作的70%以上都是农民工。调研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16~25岁的41.4%没有承包地、36.4%没有宅基地;25~30岁的35.4%没有承包地、33%没有宅基地。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农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13.3%。《国情调查专家称我国失地农民约4千万 愿回乡民工不足1成》http://www。haijiangzx。com/html/2011-10-31/page_10306。html。
    [196] 广州日报 2011年2月20日载,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樊纲表示,工业化进程根本核心是劳动力转移,按目前分析数据,如果计算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至少有30% ̄35%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尽管他们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长,但其收入也只是农民工的一半,照此不应出现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情况。“但现在,确实出现了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情况,如何解释这个悖论?”他说,此悖论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工业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劳动力进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农村。他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中国改革研究院(海南)院长 迟福林更直接表示:“总的看法是:’十二五‘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应当做得到,也有条件做得到。”“‘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应当作为‘十二五‘城乡一体化的重大突破。”参见《十二五期间资本的重点攻击目标》,载《时代与思想评论》2011年第1期。
    [197] 《记者调查发现南京郊区农民不想种地盼拆迁致富》,来源:2011年02月10日《新京报》http://nc。people。com。cn/GB/13882705。html。
    [198]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9页。
    [199]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469页。
    [200]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201]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
    [20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203] “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20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20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页。
    [20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页。
    [20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1页。
    [20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页。
    [20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页。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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