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圆末日——《北平无战事》中的币改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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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末日——《北平无战事》中的币改原型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宣布实施金圆券方案,以取代业已完全破产的法币。近期热播剧《北平无战事》把这一币制改革的前后波折呈现在大众眼前。
    电视剧创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既有真实历史,又有艺术虚构。所谓“币制改革”的历史原貌,与电视剧人为安排的情节相去甚远,其真实一面更错综复杂。
    那场币制改革的“风暴眼”不是无战事的北平,而是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电视剧中只闻其声的“建丰同志”,也就是蒋经国,其实并不是币制改革的主导者,他的作为只是导演了一出“上海打虎”的闹剧。国民党指望着挽救崩溃的币制改革方案,不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或者“燕京大学副校长何其沧”能够制定的,其炮制者为王云五——一个不懂金融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对金圆券方案的定性,《北平无战事》遵循了历史的原貌。币制改革方案酝酿之时,就被金融专家批为“饮鸩止渴”。这项恶政像是国民政府覆灭之前最后的疯狂。金圆券发行仅仅三个月,便开始了比法币更加凶猛的贬值,剧烈的通货膨胀彻底摧垮了经济,也为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敲响了丧钟。

    泄密

    1948年8月18日夜晚,南京下关火车站前,一位阔太太模样的年轻女子匆匆进站。火车经过一夜的颠簸,在19日早上徐徐驶进了上海北火车站。
    随着拥挤的人群,这个女子出了站,挥手叫了一辆祥生汽车公司的出租车,前往位于外滩附近的九江路证券交易所。女子下了车,走进刚刚开业的证券交易大厅,看了看当天各种股票的价格,然后又乘出租车消失在南京路熙熙攘攘的人海车流中……
    直到几天后,上海金融管理局大规模摸排调查,才有人回忆起这个似乎只是出于好奇,来证券交易大厅浏览一番的神秘女子。也许她就是那只扇动翅膀的蝴蝶,一场金融风暴由此触发。
    在这个女子的上海之行两天后,比她晚一天抵达上海的蒋经国,在《大公报》上看到了一个令他大惊失色的消息。
    消息的标题是“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报道说:“19日上午,有某隐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下车后直至某熟悉证券号,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三千万股永纱股票,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
    正是在这两天之间,国民政府公布了把币制推倒重来的金圆券方案。
    8月19日下午,国民党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部长王云五提出的重大币改计划。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同时发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等,并公布了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发行一种新的货币——金圆券,收回之前使用的法币。
    新货币的一系列推行办法包括:由中央银行发行总额定为二十亿元的金圆券,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三百万元,每元法定含金零点二二二一七厘,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兑换的比例是二百元金圆券兑换黄金一市两,四元金圆券兑换美元一元,二元金圆券兑换银元“袁大头”一块。
    为防止可能出现的挤兑风潮和社会动荡,币制改革的方案此前没有透露过半点儿消息。这还不算,国民政府颁布新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宣布,全国的银行、证券公司、银号、钱庄等统统停业三天,以防止市民挤兑。
    为稳定当时的局面和民心,国民政府还决定暂时冻结全国物价,规定各省市物价统一以8月19日为改算标准,不得抬高,如有违反,按例严惩,这就是国民政府宣称的“八一九防线”。
    实际上,“八一九防线”建立的当天,就已经被从内部攻破。《大公报》报道的“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清楚表明,有人提前获知了币制改革的消息,并以此在19日抛售做空,攫取巨额利润。全国各大报纸紧随其后,争相刊登有关消息。报纸上还添加一条“豪门巨富纷纷搜购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
    泄密事件曝光的这一天,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王云五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政府从即日起实行币制改革,用金圆券代替法币。他一再强调:币改早有准备,却未透露一点儿风声,直到公布,大家才知晓。这是社会的进步,政府的进步!
    这位币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者,被结结实实打了脸。

    外行财长

    金圆券方案正式实施的时候,王云五刚刚担任了两个月的财政部长。即便没有后来金圆券风潮引发的社会危机,王云五也是个备受舆论诟病的财政部长。原因无他,王云五本非财政金融行内人。
    王云五一生最大的成就在商务印书馆。他1921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一步步做到总经理,凡二十余年,期间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商务印书馆出版大量人文书籍,对传播文化、开启民智有着突出贡献,王云五有“学界恩人”之称。
    中国历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只是这样一位学界名流,显然并不是财政部长的适合人选。财政金融是一个极为专业的领域,需要金融知识储备丰厚的专家型领导。王云五本是一个出版社总经理,虽读书博而且勤,但最多是一“杂家”,而绝非“专家”;况且一个出版机构每年收支数目,比起一个小型银行也远远不及,他的金融知识与经验是不足的。
    若说王云五对国家经济完全不懂倒是有失偏颇。早在抗战后期,蒋介石即曾多次邀请王云五参加政府工作,“以贡献其多年注重科学管理之经验于战时经济”。但王云五以商务印书馆一时无相当人选可资接替,婉言谢绝。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王云五出山从政,成为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后来还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
    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
    翁文灏也是个“学而优则仕”之人,他是我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在中国地质学领域开创了为数众多的“第一”,但他学术成名后不久就脱离了自己的专业,在1932年被国民政府延揽,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从此踏入仕途。
    翁文灏与王云五平素私交不错,又鉴于王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于是在获任行政院院长之后组阁时,选其执掌财政。
    这个任命让国民政府内外一片喧哗。著名史学家吴相湘在评价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的内阁构成时曾这样说:“政府当局只知以学人或社会贤达当政,企图一新国人耳目,而不详究其专长而任意安置。这完全是政治上粉饰行为,无补于政治革新的实际,且适以误国。”特别是对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一职,很多人认为他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印书馆的管理经验,堪当财政重责?上海的一些报纸对他大加嘲讽,国民政府立法院也对其持不信任态度。
    王云五则称,自己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之所以出任财政部长,“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
    王云五实行币制改革的想法其实已经酝酿了一年多了。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王云五一心要废除的法币。
    法币发行于1935年,成为中国唯一的法定流通货币,结束了此前十余种货币同时流通的局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抗战期间,因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发行量急剧上涨,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元,比抗战前夕增长了约396倍。然而这一膨胀速度,与日本投降后相比还有着天壤之别。
    1945年9月27日,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1:200。如此政策就意味着沦陷区数亿民众的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1/200,这无疑是对沦陷区民众财产的一次洗劫。
    实际上,中储券的购买力被严重低估,而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当时在国民党军中任职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曾记述,他随郑洞国从昆明取道柳州,飞上海前领取了薪俸,一下飞机就发现手中的法币突然成了硬通货,在柳州理一次发的法币,够在上海高级理发店理上一年,在重庆只能购买2根油条的法币,到了上海竟可以在上好的酒楼摆上两桌酒席。
    资金自然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流动,于是重庆的法币纷纷流往上海,沦陷区人民竞相抢购,形成供不应求之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大量增加法币以应急,大量的法币充盈市场,物价为之飞速上涨,法币信用自此开始丧失。不到8个月,南京城里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如稻米,暴涨500倍之多。
    紧随其后,国民党挑起内战,更为迅猛发展的通货膨胀火上浇油。
    战争消耗巨大,本就脆弱的国民经济无力承担,如何支付军费?国民政府的做法非常简单——印钞票。王云五的上一任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税收仅有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
    内战打到1948年下半年,法币的发行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法币的发行量由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元。
    法币膨胀连带物价飞涨,物价狂涨反过来又加速了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恶性循环。
    当时的国人,一个普通市民之家持有的法币数量就足称“亿万富翁”,只是在空前高涨的物价面前,法币的数字没有任何意义。100法币连一粒米也买不到。市场交易时的法币已经不再以“元”计算,而是论捆、论斤、论包……甚至印刷的钞票还未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的价格了。广东一家造纸厂,竟买进800箱票面100至2000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
    “穷得只剩下钱了”,那时不是一句炫富的笑话,而是苦涩的现实。法币完全丧失了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功能。
    法币的极度膨胀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行政院宋子文内阁、张群内阁相继采取措施,企图刹住法币膨胀狂势。
    宋子文的杀手锏是抛售黄金,回笼法币。结果黄金卖出去了,法币却还在增发,达官显贵借机炒作黄金,造成“黄金风潮案”,引发了更大的经济动荡,宋子文被迫承认“政策运用不当”,辞职下台。
    张群继任,改发行公债和库券,意图回笼法币,同样徒劳,也被迫下台。当时王云五是行政院副院长。据《王云五回忆录》记载,那时候王云五就认为:“只有改革币制,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但这一设想随着张群内阁的倒台,终成泡影。
    一年之后,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终于有条件把他“年来念兹在兹的观念”付诸实施。

    秘密方案

    1948年7月29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避暑胜地浙江莫干山召见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案。
    这一行人从南京乘专机至杭州,再转汽车经由京杭国道,到武康县(今德清县)三桥阜。从三桥阜到山顶的公路,抗战时就已被毁,尚未修复,登山就要坐轿子。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翁文灏等人在三桥阜下车,守候在路旁的轿夫冲着身材矮瘦的翁文灏一拥而上,无一人理会王云五,据说是过于肥胖,“轿夫不愿高抬”。
    这件趣事,是友人在一篇回忆王云五的文章中所写,算是朋友间的调侃取乐。其实,刚刚亲手制定了币制改革方案的王云五,才是这一行人中的核心人物。但若论到王云五在币制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应该说他也是个“抬轿子的”。真正的决策者,是正在莫干山上等着他们的蒋介石。
    在抗战结束之后,法币日甚一日“不值钱”,蒋介石早就有改革币制之心,几次要求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拿出方案。但宋子文及其任内的财长俞鸿钧、张群及其任内的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等都认为,币制改革的基本前提是战事停止、经济稳定、国际贸易平衡、有金银外汇作为准备金等等,而当时的中国哪一条都不具备。
    1948年行宪以后,翁文灏任行政院长,找了王云五当财政部长,这两位是很少对蒋介石说“不”的。蒋要马上改革货币的想法,第一次得到了行政院和财政部方面的认可。改任央行总裁的俞鸿钧抵挡不住蒋、翁、王的“多数”压力,也只能不再反对。蒋介石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宋子文、张群、张嘉璈、俞鸿钧“皆畏缩不决”,只有翁文灏、王云五“能毅然实施”,“可谓奋勇难得”。
    蒋介石也没有把宝押在王云五一个人身上,他同时让俞鸿钧拿出一套中央银行版的币改方案。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币制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倒是有几分中央银行方案的影子。
    据时任中央银行稽核处长、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李立侠回忆,俞鸿钧在上海指定了一个四人研究小组,成员包括他和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中央银行顾问吴大业、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方善佳、汉口金融管理局长林崇镛。这四个人的身份与《北平无战事》中的方步亭、何其沧颇为相像。
    不过,四人研究小组给出了一致的否定:币改不可为。他们认为,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如果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他们拿出的方案,是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发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用此办法,大致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令四人小组拟定了具体方案。而后,俞携此方案赴南京请示蒋介石。
    几天后,俞鸿钧返回上海,颇有些消沉地告知四人研究小组,蒋介石认为这一方案不能应付当前的局面,“看来蒋要采用财政部的方案了。”四人询问财政部方案内容,俞鸿钧说自己也未曾得见,“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币改”。
    其实,蒋介石否决中央银行方案的同时,就要求俞鸿钧参与研究王云五主持的币改方案,他不可能不清楚这一方案的底细。只是币改方案一旦在实施前有丝毫外泄,必然引发金融动荡,他只能严守口风。
    王云五制定方案时的保密工作确实做得很好。他的做法是亲力亲为,一人包办。
    单凭王云五一个人,肯定是无法完成币制改革方案的。他首先要求财政部主管人员检呈有关币改的旧案和意见,并且充分利用“前此不甚重视、而实际上拥有不少对于币制有研究的人员和资料之财政研究委员会”。为了保守秘密,王云五的做法是“尽量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一点不透露我的意见。”有些征求意见的题目与币改方案避无可避,王云五也将其归结到“研究”层面,没有人知道王云五正在亲手制定将把国家金融推倒重来的币改方案。
    7月7日,上任才一个多月的王云五就草拟完成了《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并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呈上蒋介石。蒋介石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组成“六人小组”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
    “六人小组”中的徐柏园是财政部次长,直到这时才知道财政部呈交了币改方案,而它的拟定者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王云五。
    29日,“六人小组”带着币改方案从南京赶赴莫干山,与正在这里“疗养”的蒋介石会面。
    蒋介石首肯了币改方案:“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嘱咐“六人小组”先行准备,等候决定。

    小蒋“打虎”

    所谓“决定”,也就是20天后,金圆券方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获得通过,不过是履行一道必不可少的手续。蒋介石决心已下,发行金圆券已经箭在弦上。
    这20天之中,蒋介石并非没有顾虑。
    29日,蒋介石离开莫干山,没有直接回南京,而是取道上海,特意拜访了前中央银行总裁、民国著名金融家张嘉璈,就币改方案征询他的意见。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召开前两天,蒋介石又在南京两次召见张嘉璈,并把《币制改革计划书》交其审阅。
    据《张公权年谱》(张嘉璈字公权)记载,张嘉璈对发行新币持否定看法。他告诫蒋介石,“根本问题在财政赤字太巨。发行新币,若非预算支出减少,发行额降低,则新币贬值,将无法抑制。”看过《币制改革计划书》后,张嘉璈更断言,“物价绝对无法管制……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限关”,请蒋“慎重考虑”。
    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地召见张嘉璈,可以看出他对金圆券的前途也有忧虑。但张嘉璈的示警最终没有效果。也许蒋介石“慎重考虑”的结果是两害相权,在法币已经无力回天的条件下,明知金圆券是杯毒酒,也只能喝下去拼死一试了。
    8月19日,《币制改革计划书》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并通过广播播发。
    第二天,各大报纸刊发币制改革的消息和详细方案,国民党《中央日报》撰写了社论,其中有句话耐人寻味:“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而今看来,果然一语成谶。
    同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并往全国各大城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币制改革政策。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
    蒋介石不但在20日当天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而且派来的督导员来头最大: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正督导员,蒋经国作为副督导员协助督导。
    谁都看得出来,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名副实正。俞鸿钧乐得清闲,挂名不出力,“连一只足都没有插进”经济督导办公室。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几乎都是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时的辅弼之士。
    蒋经国本人更是想借着督导上海经济大展拳脚。他把自己一手组建的经济勘建大队带到上海,并以此为基础,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在动员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们,对付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历史上有名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之说就由此而来。
    “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抵达上海两天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时年38岁的蒋经国热情高涨,在上海造出了雷霆万钧的声势。他发动“打虎”运动,声明“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强调“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
    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轰轰烈烈,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雷厉风行的做法,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舆论开始把蒋经国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打虎英雄”。
    金圆券发行之初,上海滩着实热闹了一番。
    23日,金圆券正式发行。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据上海《大公报》当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
    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新发行的金圆券上并未注明“金圆”字样,而且票面上居然标注着1945年印制,让不少人怀疑其真假。
    原来,由于币改实行仓促,新的金圆券纸币已经来不及印制。幸而俞鸿钧想起,中央银行库中存着一批未及发行的关金券(专供进口关税所使用的一种货币),面额很小,因为通货膨胀发展太快,这些钞票印好后,其面额已经没有发行价值,所以被封存了起来。这回派上了用场,最早的一批金圆券实际上用的是关金券。金圆券的信用从发行之初就被打了折扣。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尚能按规定办事,轮到蒋经国口中的“坏头”,就没那么乖顺了。他们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看得很清楚,于是千方百计想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兑换金圆券。
    持有尚方宝剑的蒋经国祭出了严厉的铁腕政策。
    蒋经国一一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企业家、金融家,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
    有些人被蒋经国吓住,老实就范,有些人仍然虚与委蛇,暗中投机,终于激怒了蒋经国。
    “昨晚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上海的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今天已下决心严办奸商。”9月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第二天,一批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包括声名煊赫的荣氏家族头号人物荣鸿元,烟草公司的总经理黄以聪和纸业公会的理事长詹沛霖,还有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同一天,第一只被蒋经国拿来为“打虎”运动祭旗的“大老虎”——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特种刑庭判处死刑。
    蒋经国的高压强力手段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一直到九月底,上海的物价“八一九防线”纹丝不动,收兑金银外币颇有进展,银行利率有所下降。上海的经济似乎正在向着平稳的方向发展。
    然而,平稳的表象之下,暗潮汹涌。

    骑虎难下

    被蒋经国抓住的“老虎”之一杜维屏,获罪原因就是8月19日的巨额抛售股票。
    这起被定性为币改泄密的经济案件,原本不在蒋经国上海之行的计划之中。但是币改尚未公布,就已经有人以此投机,扰乱股市,负责督导上海币改的蒋经国不能坐视不理。
    他派人前往《大公报》调查,要求记者提供信息来源、说出所载“隐秘之人”究竟是谁。结果,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大公报》根本不买蒋经国的账,以新闻报道自由、保护消息源的理由,守口如瓶。
    蒋经国倒是没有为难《大公报》,究竟是谁在抛空股票,只要彻查当天的交易记录就可以。很快,调查便有了结果。
    抛空永安纱厂股票者是两个女子,一个叫李国兰,一个叫杨淑瑶,她们在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分别开了“兰记”、“淑记”两个账户,累计抛空七百万股。
    在当时的上海股市,这种做法叫“抛空空股股票”,也就是现在的期货做空。她们不需要实际持有股票,只要缴纳保证金就能交易。而保证金只有交易额的10%,她们需要的前期投入只有实际交易额的十分之一。而她们获利的条件就是一个——股价下跌。
    币改实行,股市停业三天,股市重挫是一定的。只有提前获知了币改消息的人,才会放心大胆地让两个毫不懂股票期货的女子去做这样的大额抛空。
    李国兰的丈夫叫陶启明,在财政部任职机要秘书,正是他在8月18日把当时最重要的金融机密文件——《币制改革计划书》送到了上海。
    陶启明很快被抓获,他随即供出同案是财政部秘书长徐百齐。
    如果案件到此为止,严格地说也不算泄密案,只是利用了内幕消息。李国兰和杨淑瑶抛售的股票合计七百万股,获利24亿元,相当于金圆券8000元,不足以引起股市震荡——他们只想借机发发小财,补贴家用。
    但尾随其后的“大老虎”,却在嗅出了其中玄机后,总共抛出永纱股票超过三千万股,导致股市跌停板。他就是杨、李抛售股票的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老板,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

    这样一只“大老虎”,正是蒋经国需要杀一儆百的典型。杜维屏被捕了。
    令人奇怪的是,杜月笙对自己的儿子被抓似乎不以为意,即便是蒋经国已经在上海开了杀戒,他也不闻不问。有媒体称杜月笙对此“颇致怨恨”时,他特意公开表示:“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心所祈求。经国先生执法相绳,不罔不纵,深致敬佩。”
    纵横上海滩数十年的“老头子”杜月笙都敛爪服软了,蒋经国非常得意,在媒体广泛宣传金圆券泄密案,使其成为敲山震虎颇有成效的一笔。
    其实,杜月笙比时年38岁的蒋经国要老辣得多,他的反击在暗中进行。
    上海有家声名赫赫的官商公司,在《北平无战事》中也实名出现,即扬子公司。它的全称是“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于1946年4月开设。扬子公司借孔祥熙之势,倒卖囤积,早已人所共知,只是碍于孔家势力,没有人敢举报。但金圆券泄密案破获后不久,扬子公司被人举报了,举报人还随信附上了大量证据。据说,正是杜月笙指派手下人搜集的这些证据。
    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但难以考证的桥段:在蒋经国举行的上海工商业巨头会上,他刚做完一番“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的演讲,杜月笙起身不疾不徐地说:“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
    蒋经国倒是说到做到,六亲不认,真的下令查封了扬子公司,拘捕了孔令侃。只是,他太低估官商勾结的能量了。
    孔令侃搬来了自己的姨妈、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当时在侧的蒋经国挚友贾亦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下这样的一幕:在中秋节那天,宋美龄特意将蒋经国与孔令侃召到一起,要蒋体念手足之情,顾念大局,但结果却是一场撕破脸皮的争吵,蒋表示要“依法办事”,孔则怒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
    宋美龄的调停没有结果,自己“气得脸色煞白”,只能给远在北平指挥作战的蒋介石打电话,要他火速南下。
    蒋介石一到上海,就严厉训斥了蒋经国,随后出面会见上海各界,为扬子公司开脱。这一幕之后,上海警察局出面召开记者会,声明“扬子公司所查封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给其披上了合法外衣,查处一事就此烟消云散。
    查办扬子公司未果,是蒋经国在上海遭遇的最大挫折。“打虎英雄”变成了骑虎难下,打虎不成反被虎伤。蒋经国日记的语气越来越疲倦狼狈:“XX公司(扬子公司)一案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
    杜维屏在交了一笔保释金后被放了出来,孔令侃则在缴纳了罚款后远赴香港——老虎没被打着,打虎的“武松”却不得不退场了。11月6日,蒋经国辞去督导员职务,在这天日记中,他写道:“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凄惨。”
    这天,上海的物价狂涨四倍。

    彻底崩溃

    如果蒋经国真的查处了扬子公司,币制改革是不是能够成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就在蒋经国以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查封扬子公司的同时,上海的“八一九防线”已经摇摇欲坠。
    10月4日,查封扬子公司两天后,蒋经国的日记记载:“自星期六(10月2日)起,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
    对于抢购风的出现,蒋经国仍将其归咎于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价无市、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藏匿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像一个活动仓库似地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真实情况远不是如此简单。
    市场有其自身运行规律。以行政的铁腕手段强行控制物价虽然可以稳定一时,却带有极大的虚假性、欺骗性。物价的稳定不过是掩耳盗铃,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蒋经国是各地督导员中最有力的执行者,上海的物价也仅仅被冻结了四十余天。而其他各地,物价上涨、抢购风潮已经此起彼伏。即便是市面上能够维持限价,暗中的黑市交易也已经风起云涌。
    因为蒋经国强硬的限价令从来没有超出过上海以外的范围,所以上海成了涨价汪洋中唯一一座限价孤岛。各地赶来上海的抢购者汹涌而至。即便上海商人不囤积货物,也无法满足抢购所需。那些老老实实遵守限价交易的商家叫苦不迭,他们的进货价在不断上涨,按照限价出售只能“赔本赚吆喝”。
    生产企业更是陷入困境。上海集中了全国一半的工业生产,因为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工厂纷纷要求停工。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将予没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
    对金圆券币改的失败原因,在金融层面有很多分析指向币改方案的天然弊端,比如没有准备金、强兑金银外汇掠夺民财等等。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治下的国民经济已经病入膏肓,根基已烂,只作用于货币层面的法币改金圆券是换汤不换药。
    金圆券对国民政府的垂死病体是一剂虎狼之药。
    10月4日,上海的“八一九防线”也守不住了。为了安抚商人,蒋经国允许其对烟酒调整零售价。口子一开,“防线”彻底崩溃。人们纷纷开始抢购所有可以抢购的东西。粮食、棉花、药品甚至棺材,所有能够交易的商品全部从市场上消失。
    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彻底放飞了物价。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暴涨近百倍,从每石20元直涨至2000元。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至此,轰轰烈烈的蒋经国上海打虎偃旗息鼓,灰溜溜地收场了。
    十天后,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二十亿元的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金圆券一举贬值80%,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此后,金圆券发行数量便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币改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至1949年5月,金圆券共计发行82万亿多元,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万多倍。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当月米价1石3亿元,黄金1两兑50亿元,美金1元兑8000万元。
    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化为了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民主人士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金圆券让国民党政府人心尽失,加速了其垮台。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随即宣告停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7月3日,广州国民政府停发金圆券,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国民党在币改中也有收获,那是用金圆券掠夺的民脂民膏:全国共收兑黄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元4797万元,港币8747万元,折合美金总数约14214万元。这笔巨额的硬通货财富,过后被国民党悉数带往台湾,成为其在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11月18日《北京日报》

    链接:老一辈革命者忆及“金圆券”(许恪儒)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电视片“蒋经国与宋美龄的母子关系”等节目,里面都提及1948年“金圆券”的真实历史。这让我想到父亲当年对“金圆券”的愤愤之情。
    当年“金圆券”发行后,家父许宝蘅先生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今日发表改革币制,一金圆券兑换法币三百万,此不过减形增加,一般人生活将更困难。”同时,他还谱写了《满江红》词,以《满江红•戊子八月二十日纪事》为题:“一片琼英,问传自汉宫宝筐。争道是,玉龙战罢,败鳞残甲。银海平吞波万顷,金阙高拥楼千碟。者分明,聊且慰相思,金花帖。君何事,弹长铗,只无奈,投仙碟。任排云驭气,上窥阊阖。旷野有人弹兕虎,荒邱到处飞胡蝶。怕东方曼倩也难知,何年劫。”
    家父许宝蘅生于1875年,于1961年去世,字季湘,号巢云。浙江杭州人。清末任军机章京,民初任总统府秘书、铨叙局长,1927年任国务院秘书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管掌故部。1928年任辽宁省秘长。1932年去长春,在溥仪小朝廷任总务处长,1945年回北京定居。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50年参加庚寅词。1995年,子女为其出版了《许宝蘅先生文稿》,201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许宝蘅日记》五册,2012年出版了《许宝蘅藏札》影印本上下两册。
    1948年8月25日,父亲又在日记中记载:“接骏信,见新发行的金圆券,尚系一九四五年所印制,并无金圆字样,即当时之一圆、拾圆法币,制成之后,法币一圆、拾圆已不适用,遂成废物。而今日强名之为金圆券,以欺骗人民,吸收民众之金银,压迫人民使用。此等欺诈行为,虽古来之神奸巨蠹不敢行者,吾谁欺,欺天乎?可为太惜。”为此,父亲谱写了四首《西江月》,因“前谱满江红词,咏金圆券,隐约其词,不足抒意,不若质言之,一吐喉鲠也。”以抒胸怀。
    其四首《西江月》分别写道:“三百万元法币,换来一纸金圆。手中反复细寻看,不见金圆字面。三四年前小钞,原来废物一般。愚民手段甚新鲜,秦政莽新不敢。”“欺骗直如市侩,儿戏甚似顽童。赵高指鹿实相同,废物居然利用。吸取人民膏血,民财不许流通。徒教物价涨如风,还说我能制控。”“往日发行大钞,一支一节增高。这回百万一翻梢,还说并非大钞。成本既然折扣,增资十倍不饶。商停工罢这风潮,看你怎生得了。”“政策全盘错误,办法还想补充。穷途行过更途穷,难道天生懵憧。经济专家不少,无人一说至公。自寻死路不放松,梁山军师吴用。”
    我父亲这一辈的老人经历了几个变革时期,从清末到民国,以后是北洋军阀时期、抗日战争、溥仪的小朝廷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见之甚多。但他从青年时期就对劳苦大众有所关怀。在中央文史馆出版的《崇文集》中收有他的作品《苦热行》,在1948年时,出于对战争的忧心,他谱写了多首《满江红》词,和刘文嘉、傅岳棻多次叠韵咏辽事,这些词都收在他《许宝蘅先生文稿》一书中,只可惜限于我的水平没能对这些诗词详加解读。今把这些重写出来,敬请有识之士来分享。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2期,摘自2014年12月18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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