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化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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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化转化


陈锡喜 温美平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决定了其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话语体系转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其可能性体现在对世俗社会的人文关注,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以及对沟通世俗和理想的实践的重视。毛泽东通过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优秀元素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民俗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吸收融合,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素材的加工提炼,创立了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这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宝贵经验。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话语体系相应的转化何以是必要的,又何以是可能的,毛泽东又是如何实现这一转化的,其经验教训何在,这都有助于深刻认识并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与话语体系转化的必要性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满足需要”包含着两个问题:是否能够满足需要?如何才能满足需要?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只有逐步解决如何满足需要的问题,才能表明这一理论是能够满足需要的。毛泽东也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之所以能够开启,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了这种需要,而且也准备好了适应这种需要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成了历史的必然。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则成为对此具有自觉意识的催化剂。1937年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强调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这两个重要思想,成为揭露教条主义错误的有力武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理论论证。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并由此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的原因,在于它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体现出了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决定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形态上实现话语体系的转化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只有实现话语体系的转化,才能解决“如何满足”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问题,从而证明它是“能够满足”中国革命实践“需要”的。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普遍性的揭示来源于特殊性。他对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论证,既不是对所谓“物质运动”的概念作抽象演绎的产物,也不是对世界不同民族发展历程作经验归纳的结果,而是对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批判的结果。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影响,以及欧洲工人运动走在了世界发展的前列,因而马克思从欧洲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这一特殊性中,提炼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从而赋予其普遍意义。
    但是,各民族的发展都有区别于欧洲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一再申明:“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因而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的具体蓝图,以及“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学说和万应药方”。“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也正如列宁所说,任何“共性”只能大致包含“个别”的某些方面的内容。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就必须结合具有特殊性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条件。
    同欧洲相比,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状况,一是没有资本主义的完整发展,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于是,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强调抓住两大问题:其一,什么是中国革命?即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它的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联系、又有怎样的区别?其二,根据这一联系和区别,应该怎样进行这样的革命?要解决好这两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的话语,显然是不够用了,而需要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
    毛泽东曾经对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只是“引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话语的教条主义,提出过严厉的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以西方文明积淀下来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为基础进行创新的成果,其批判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资产阶级的理论。由于东西方在思维习惯、惯用的话语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它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解释力产生制约,并从而影响其运用和传播。这样,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的中国化,必然涉及其话语形式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容和话语形式,统一在揭示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源及其解决矛盾的出路中。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所提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便是这一“统一”的范例。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区分“敌、我、友”,无论在革命内容上,还是话语形式上,都极具中国特色。在马克思的话语中,革命的主客体表达为“阶级”的话语,即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并无“阶级”的概念,而是使用“敌、我、友”的话语来表达利益冲突。毛泽东从“敌、我、友”概念切入,但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及分析方法,他说:“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已使阶级关系简单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中间阶层则被打人两端,成为“暂时”的阶级而不能主导社会矛盾。而在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并没有成为社会力量的主力,两者的矛盾也没有构成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简单照搬马克思的分析话语,就远远不能涵盖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状况,更不足以确定中国革命力量的布局。毛泽东将“敌、我、友”的话语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相结合,分析出了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半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而小资产阶级等是革命的“朋友”;至于在马克思那里作为敌人的中等资产阶级,则是“动摇不定”的可能分化的力量,其右翼可能是“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朋友”。这一分析,其话语形式是中国化的,其内容则奠定了中国特色的革命路线和道路的国情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实现话语转化的可能性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所以在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实现话语体系的转化具有了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它是对人类文明特别是欧洲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超越。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长期沉淀,在五千年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不少跨越民族性而具有人类文明普遍性的内容,因而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文化的内容中找到结合点,在话语中找到相通性。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对世俗社会的人文关注
    马克思的一生有着强烈的人文情怀。当然,他超越于一般的人道主义,因为他不是仅仅停留在自身的道德完善上,而是在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认识到,要实现人的解放,需要批判现实世界,揭示世俗苦难的根源。马克思还强调人的社会价值,指出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虽然,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并不具有对现实进行批判,特别是将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结合起来的传统,这同马克思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同样关注世俗生活的人,如儒家强调“仁者人也”,主张人要把自己跟物体和动物区别开来,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和对待,还提出“仁者爱人”,强调“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统治者要实行“仁政”、“听政于民”等思想。因此,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并注意突出人的群体价值。
    (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了新世界。他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未来社会中,不仅生产力高度发达,而且因为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消灭了阶级和等级差别,消灭了人的异化和社会异化的现象,从而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完成”。中国古代进步思想家在关注世俗社会的同时,大都要对理想社会作一些构想,其主要特征是“大同”和“小康”,虽然有很大的空想性,但却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基础。
    (三)对沟通世俗和理想的实践作用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基础,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将人的实践活动确定为人类历史的起点,从而以实践为逻辑起点,构建了超越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便使其打通了现实到理想的通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马克思所强调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活动”的思想,但有重视习行践履的传统,孔子提出“学以致用”的思想后,历代进步思想家大都主张“经世致用,以学易道”,强调“知”和“行”的统一。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践履”、“致用”和“行”,基本上局限于人们的道德行为,但它要求每个人应把所学知识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外化为自己的行为,并通过这种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重视习行践履的传统,可以在话语上实现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相通。

    三、毛泽东创立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话语

    毛泽东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农村出身的背景以及深入农村对农民运动的考察经验,又使他非常熟悉底层农民的思维习惯和话语方式。他通过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优秀元素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民俗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吸收融合,以及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素材的加工提炼,创立了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化。
    (一)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优秀元素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以这一原则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进行话语整理和改造,对基于欧洲思维传统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网的“扭结”的哲学范畴,实现了中国化的话语转换。
    毛泽东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但是,实践同理论的关系,是西方长期争议的哲学命题,毕竟比较抽象。毛泽东为了争取党内绝大多数文化程度比较低而不可能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志对反对教条主义的认同,并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便使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实事求是”这一话语。在中国文化的传统意义上.“实事求是”指的是讲求实用、不说空话的治学态度。毛泽东从学生时期开始就深受这一学风熏陶,不喜空谈、提倡力行的湖湘文化,更给毛泽东以直接的影响。当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不仅把“实事求是”当作治学态度,而且还把它提升为思想方法,强调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而且把它同尊重群众的实践创造这一群众路线结合起来。这是他后来能够赋予“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涵义并把它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代哲人都围绕知和行问题展开过长期争论,如“知行先后”、“知行难易”、“知行合一”等。为了说明“实事求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重视习行践履的传统作了提炼,改造了“知行”范畴,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在1937年写作的《实践论》一文,其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以“知行”关系切人,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还以“改变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的话语,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关于“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的思想。这些都不仅赋予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中华民族的话语形式,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辩证思维传统的民族,其中矛盾学说是中国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精华,而矛盾学说的基本观点又表现在阴阳学说与和谐统一的思想之中。毛泽东学生时期就对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有着深厚的兴趣,并作过一番研究,这使他能在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之后,对体现这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话语,进行了提炼和改造。在斯大林那里,辩证法只是方法论,而唯物主义才是世界观,正如斯大林在1938年所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毛泽东在1937所写的《矛盾论》,并没有受斯大林这一机械论的影响,而明确把辩证法视为一种“宇宙观”,即对宇宙“发展法则”的见解,而并非仅仅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他接着就引用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论断,即“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深刻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建构了一个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为精髓、以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为基础的辩证法话语体系,其精髓又是批判地借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一分为二”的话语。1957年,他在《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中明确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用以说明一切事物和过程都可分为两个互相对立和统一的部分,并把它作为观察世界的根本方法,也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达。毛泽东一生都没有对自然科学从事过特别专门的研究,然而,就是对“一分为二”宇宙观的坚信,使他晚年对作为物理学尖端理论的基本粒子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研读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有关“坂田模型”的著作,多次作了批注和谈话,强化了宇宙是不断“一分为二”的思想。毛泽东将“一分为二”提升到“宇宙观”的高度,这决定了他一生的方法论甚至价值观以及由此所推动的实践。借着“一分为二”这一话语,对立统一思想和矛盾分析方法深入广大干部群众之心。
    (二)对中国民俗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吸收融合
    民俗文化和社会心理是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文化气质、宗教信仰、政治经济发展等因素交互作用在本民族心理上的积淀,反映一定时期普通民众典型的精神状态。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融人中国文化,还须在中国民俗文化和社会习俗体现出来的社会心理中吸取合理因素。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民族危机的加重,救亡图存和反抗意识,成为中国各阶层群众普遍存在的愿望和心理。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挖掘了中国世代农民的企盼,且把它们同整个中国当时的社会变革大趋势联系了起来。他说:“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于是,一方面,毛泽东充分肯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并用“打土豪,分土地”、“工农武装割据”等话语,来动员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而非用“共产主义”这一对农民来说还远离其现实利益的口号来“武装”群众。另一方面,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农民反抗最终失败的教训,强调要提高工农红军的思想水平,使大家认识到“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及时提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的危险,要求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糖衣炮弹”和“两个务必”的话语,是对广大群众对新政权的企盼心理进行提炼的结果。
    在中国民俗文化中,“义利之辩”话语一直都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重义轻利”话语对民众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积极作用是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的话语元素,但历代统治阶级“重义轻利”的道德教化,又往往具有很大的虚伪性。毛泽东批判地对“重义轻利”的话语进行提炼和改造。一方面,他依据马克思主义,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同时,又对把“利”的概念上升到革命功利主义的高度,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肯定“重义轻利”话语的价值取向,强调“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话语所表达的均平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心理,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平等要求。毛泽东对中国广大农民的均平要求有着深刻的了解,并对此进行了话语的提炼和改造。一方面,他承认平均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合理性,强调“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赞成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等等。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均平思想的负面作用,提出了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话语,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
    (三)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素材的加工提炼
    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其主力则是基本没有经历文化教育的农民。为此,他喜欢用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所熟悉的话语素材,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转换,使马克思主义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
    毛泽东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关系比作“矢”和“的”的关系,强调要“有的放矢”。他用“吃一堑长一智”来说明亲身参加实践对于形成正确认识的作用,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论述理性认识的形成过程,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论述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等成语,以及《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典故,来阐述研究问题不能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道理。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的思想,毛泽东用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这一中国人典型的话语方式。马克思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方式,但“暴力革命”的表述不大适合一般工农民众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于是,毛泽东用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话语,以后逐步形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明确表述。他还使用“武装斗争”这一工农民众所熟悉和惯用的话语,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他借用了《水浒传》中景阳冈武松打虎的典故,指出:“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以此阐述了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
    总之,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了“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这样的革命”的、以革命话语为核心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在不同阶段,它会因时空条件的变迁和历史使命的转换构成不同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体系除了含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外,在内容与形式上皆有自己时代的特色。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他们的理论价值的实现,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而毛泽东对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成功经验,依然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宝贵财富。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2期,摘自2010年第8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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