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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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特点


张俊国 张亚楠 

    [摘要]毛泽东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及实践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点,即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辩证统一、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协调一致等。研究和探讨毛泽东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的这些特点,不仅有助于正确地了解和看待新中国国家利益实践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而且还有助于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新中国国家利益实践的运作和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为争取与维护好今天的国家利益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毛泽东国家利益观既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思想的产物,也是当时中国的国情与世界客观形势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在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通过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辩证统一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协调一致等方式和手段来谋求国家利益的显著特点。    

    一、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过程中,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在有关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等重大问题上,他的一贯主张就是必须坚持原则的坚定性,“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按照这样的原则来正确处理重大问题的。如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外交承认和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问题,祖国统一和维护主权独立与尊严等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苏联从自身国家利益需要出发,先后向新中国提出了建立特种长波收发报无线电台、联合舰队等有损中国主权和尊严的非分要求,对此,毛泽东认为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正确分析和对待。首先,他承认正是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同苏联保持的比较良好的友好合作关系,才使得新中国不仅从中赢得了政治利益(最早获得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和道义支持、为新中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保证等)、经济利益(引进苏联3亿美元贷款解决恢复国民经济的必需资金、得到苏联援建的重大建设项目以奠定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基础等),而且还得到了新中国为建立和巩固新政权所必需的外部环境支撑,使敌视新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妄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的美梦始终未能实现等。对于这些,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始终对苏联政府的帮助予以了高度评价。但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认为,在事关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并不能因为与苏联的这种关系而对其不断流露出来的大国沙文主义作法和对新中国主权构成威胁的某些行径姑息迁就,相反,而是应该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就有可能面临在同苏联关系问题上出现裂痕的危险;但如果不拒绝苏联的要求,就难免会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受制于苏联,那样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就难以保证。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毛泽东站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与利益的立场上,还是断然拒绝了苏联的要求。他认为,对于建立无线电台问题,新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是:该项目的投资主要应当由中国方面负担,只有建筑和装备等技术方面的问题才请苏联同志帮助,即使这样,项目所需要的各种设备也均应作价由中国政府付款。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并且应当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否则,就没有半点合作的可能。同样,在建立联合舰队的问题上,他认为苏联只可以作顾问。如果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他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时明确正告他:“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在有关国家利益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后来,中苏两党之间发生的意识形态争论,之所以最终会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变化,说到底仍然是两国国家利益不同诉求的必然结果。
    在如何处理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关系时,毛泽东认为,最原则性的问题就是绝对不能允许这些国家玩弄“两个中国”的伎俩。在他看来,新中国宁肯得到这些国家的外交承认晚些,宁肯暂时不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宁肯迟些时间进入联合国……但对于任何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并坚决给以抵制。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都是一致的。因此,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都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他奉劝退居台湾的国民党人“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在同印尼总统苏加诺的谈话时他指出:“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台湾,我们就不进去。”他还针对台湾问题严肃地指出过:“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内政问题”。在争取外交承认和建交的问题上,他指出:“英国,它现在还投蒋介石的票。只要它一天如此,我们就一天不同它建交。它一百年投蒋介石的票,我们就一百年不同它建交。”“我们对美国不妥协。它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它承认我们,我们也不那么高兴。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好不好,我们也考虑过,要他们驱逐了台湾的代表,请我们进,我们才考虑进。”这些原则立场是毛泽东在处理同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时候的最底线。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已经呈现出友好互动的迹象时,特别是当尼克松访华以后,就在中美联合公报准备公布的前夜,当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提出还要对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加以修改时,毛泽东决然地对周恩来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随即又措词严厉地补充道:“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当然,毛泽东是运用辩证法的大师,他往往在强调事物一方面重要性的同时,又不忘记事物另一方面的必要性。在如何认识和处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这一辩证关系问题时认为:“我们的原则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如在怎样确立对待美国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的本意是愿意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断绝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的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的国家和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之上,谈判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对于借助两次世界大战而迅速崛起的美国来说,同样出于其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一直对新中国的诞生、巩固和发展壮大耿耿于怀。这样,从新中国刚刚成立起,美国就一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一种严重的对立状态。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不断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尽管如此,也并没有把同美国改善关系的大门完全关闭。
    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国正面临着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双重巨大挑战和威胁时,究竟应该制定怎样的国际战略以克服当前两面受敌的困难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项亟需解决的问题。1969年3月,在毛泽东提议下,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组成了一个国际问题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当时的国际形势,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提供依据。同年7月和9月,该小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报告提出在中、美、苏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因此,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据此,毛泽东审时度势,于1971年3月21日派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并于4月7日作出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的重大决定。对于毛泽东这一“乒乓外交”的决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于4月15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决定采取五个对华政策新步骤,即“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美国将放宽美国货币对中国的控制;美国将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的燃料的美国石油公司的限制;美国的船只、飞机可以前往中国的港口;美国将开出一个可按照一般执照的规定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非战略性项目的清单。观察家几乎普遍认为,尼克松的这一声明等于宣布:‘美国政府实行了长达20年的对华贸易禁令将要崩塌了’”。这样,毛泽东运用“小球推动大球”的战略为中美之间最终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

    二、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辩证统一

    在毛泽东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及实践中,如何正确地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一个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在利益这个矛盾统一体中与利益总量一定的条件之下,利益的演化趋向常常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情况,即如果只顾了当前的利益,那么长远利益就会受损,最终国家的发展就必然缺乏后劲;但是,如果只一味地关注长远利益,从而忽视了当前利益的获得,那么就容易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从而最终受害的仍然是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既要重视当前利益又不能无视长远利益,必须兼而得之。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针对战争中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特点,毛泽东就指出:“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同时,他又指出,作任何事情必须学会“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的思维方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对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问题上,毛泽东更为重视。如在国内问题上,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最进步的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就必须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准绳来处理积累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根本上说,积累与消费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不过积累侧重于长远利益,而消费则侧重于当前利益罢了。对此,他始终要求全党在制定国民经济各项发展任务时,必须确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人们群众的消费水平逐年有所提高的方针。他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他还指出,“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要求全党要教育人民,并使人民懂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的着眼点不单单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他还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批评苏联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而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的作法是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认为苏联“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因此,他要求全党“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据此,他反复阐明了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的一般原理,即一方面消费水平的提高要以生产的发展为前提,而积累是发展生产的必要物质条件。因为扩大再生产往往是以积累为开端的,积累的数量和积累的使用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因此,只有通过适当积累,把整个国民经济逐步转移到现代技术基础上,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有可能大幅度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积累也要适度,不能过多,不能因为积累就忽视人民消费的应有增长。在此基础上,他带领全国人民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进行了诸如惠及子孙后代的农田基本水利设施建设、保障国防安全的三线建设、防止社会主义制度被“和平演变”的接班人培养和党的建设等长时期艰苦卓绝的奋斗,这样做虽然没有使人民的当前利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有效的体现,但却为我们今天和未来这些利益的彰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样,在对外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也十分注重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纵容与支持之下不断骚扰和破坏祖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并构成对这一地区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极大威胁。毛泽东决定于1958年8月23日发动炮击金门的斗争,以打击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为了粉碎美国企图策划“划峡而治”、“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的图谋。在对炮击金门的指示中,他曾经指出:美国插手台湾事务,阻挠中国人民的祖国统一大业,又在中东黎巴嫩地区制造着紧张局势,因此金门炮战,意在击美。因为金门、马祖是中国的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况且通过对美帝国主义的牵制作用,还以实际行动支援了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据当时任福州军区前线指挥所主要负责人的叶飞回忆:“我们的炮声一响,美舰不但没有还击,反而掉转头就跑,大出洋相!美舰一跑,蒋舰孤孤单单的,完全暴露在我炮火之下,向台湾告急。台湾方面问:朋友呢?蒋舰说:什么朋友不朋友,早就逃跑了。他们互相指责,骂美国人混蛋。”这说明台湾虽然与美国之间签署有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牢固。在这样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为了当前的利益而急于把金门、马祖收回,而是从长远利益出发,提出由原来设想先收回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再争取解放台湾的战略转变为争取今后适当时机一下子收回金、马、澎、台的“一揽子”解决的战略方案。这一方案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将产生长久而又深远的影响。又如在新中国处于美苏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夹缝之中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把新中国求得广阔国际活动空间的眼光仅仅局限在这两个国家之上,而是投向了不太受两个超级大国重视的遍布亚非拉几大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弱小国家。正是毛泽东以一个战略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看到了这些国家在未来国际舞台上的独特作用,所以他才在新中国经济极度困难的处境中作出了给予这些国家以最大程度的物质援助和道义支持的战略决定。虽然这一决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使新中国付出了不小的经济代价,但毕竟最终在为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中赢得政治利益创造了较好的条件。所以,有学者针对毛泽东在谋求国家长远利益问题上的许多做法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毛泽东的眼光放得长远,政治学在他那里决不是会计学,他反对学者学成账房先生。我们现在很多经济学人,算投入产出,过于讲求即时效益,由此否定抗美援朝,否定人民公社,就差否定中国搞出原子弹了。如果这样,接下来就会否定中国革命。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中国建国之初的国民经济基本建设就因交易成本太高而不可能有任何速度,没有速度谈何效益;如果没有原子弹,就不会有后来几十年的和平,而这几十年和平又给国家创造了良好的国家融资环境,而这些治国大手笔及其贡献,并不是哪个账房先生可以算出来的。”

    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协调一致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协调一致也是毛泽东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思想及实践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既表现为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又表现为一个灵活的国际主义者。他常常勇于和善于将两者及其之间的辩证观点和方法统一于谋求新中国国家利益的现实实践之中。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与“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的豪迈革命精神,率领全国人民不畏千辛万苦,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奋斗,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实现使新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并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毛泽东又以高度的爱国主义之情和身体力行的爱国主义之志,一方面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坚决抵制住了来自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等方面的挑战与压力;另一方面又在战争的废墟之上,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前无古人的政治胆识和战略勇气,迅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美好愿望变成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但是,毛泽东又不是一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他认为,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仅要为本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以及本国人民的幸福与安康作出贡献,而且还要为全人类的解放和利益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如何正确处理好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时,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既要作为一名爱国主义者,更要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他还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的著名论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应该持有的一种基本观点就是,“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认为,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得失成败除了继续取决于广大干群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效国之行这一基本因素之外,还要使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有所体现。当然,对这一历史阶段的国际主义,他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更多的体认。
    第一,毛泽东认为发扬国际主义就要先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法,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则是太少了。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中国国内的事情没有做好。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要切实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顺利完成,使“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第二,毛泽东认为发扬国际主义还要不断为增强国际主义的团结做出努力。新中国刚成立时,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打击的严峻考验,毛泽东确立了“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方针,使新中国的外交重点转向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方面。后来在中苏两国关系完全恶化前,尽管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已经不时显露,但毛泽东还是非常珍惜与苏联已经建立起来的来之不易的友谊,并多次表示“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的愿望。在中苏关系完全恶化以后,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今后在奉行国际主义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即“我们的同志和人民,永远不要骄傲,不要固步自封,不要自以为是,永远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对外国,永远不要大国沙文主义,一定要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一定要平等相处。对兄弟党,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大党小党一律平等的原则,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绝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这些都是他对苏联教训反思后要求大家引以为戒的核心内容。
    第三,毛泽东认为发扬国际主义更要对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运动有所实际行动的表现。由于世界上存在着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缘故;,造成了一些弱小民族或国家发展层面上的不平衡状态。这些国家或民族为了摆脱外来势力的压榨和盘剥,就不得不进行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指出:“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如当越南人民面临美帝国主义入侵的强大压力并向中国求援的时候,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以承担最大民族牺牲的风险给予支持。这不仅对保证新中国的南疆安全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在世界性的事务中树立起了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更对处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并渴求得到国际援助的民族尽了自己一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2期,摘自2010年12月《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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