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以身报国缔造中国战略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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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以身报国缔造中国战略武器


刘城 

    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不是一位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的群体,他们是中国战略武器的奠基人,为打破霸权国家的核讹诈,以身报国。

    从法国带回最珍贵原料

    在中国著名放射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杨承宗的家里,有一幅珍藏60多年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他与法国科学家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在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门前的合影。伊莱娜•约里奥•居里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人称小居里夫人。她的丈夫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人称小居里,担任过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他们都是著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
    杨承宗在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师从小居里夫人进修放射化学,1951年6月15日获得博士学位。6天后,杨承宗接到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欢迎他回国的信函,同时托人给他带去一笔美元。为发展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在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批给钱三强一笔外汇,作为科学发展基金。钱三强托人带给杨承宗一部分,让他在法国购买有关原子能科学研究的资料和器材。钱三强在信里说:“前面有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攻不下来,千军万马都会停滞。造成经济损失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将再一次遭受挫折。如今的中国已经改朝换代,我们的尊严和骨气再也不是埋在地下的矿物!”
    杨承宗兴奋得夜不能寐。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祖国这样有远见,这样慷慨,而且对像杨承宗这样的科学家如此信任。杨承宗拿着厚厚的美钞,深感责任重大。他恨不得把开展原子能研究所需要的仪器和资料统统买回去。他用这笔钱加上自己在法国5年中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购买了制造研究原子能设备的材料。在小居里夫妇的帮助下,他得到10克碳酸钡镭国际标准源,这是原子能科学研究的重要原料,在当时很难买到。这10克碳酸钡镭国际标准源,是由发现镭元素的老居里夫人亲手提炼的,非常珍贵。后来,它成为中国开展铀矿探测及电离辐射计量研究的唯一标准计量物,堪称无价之宝。杨承宗还带回一台测量辐射用的100进位计数器,这是一台达到世界领先标准的仪器,由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设计、制造。杨承宗在小居里夫人的帮助下,经过一番周折,才得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特许,买到了这台仪器。
    时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小居里听说杨承宗要回国,便让夫人请杨承宗过来详谈。见面后,小居里问杨承宗:“你为什么要回国?”“我出国是为了祖国,回去也是为了祖国。我出来,是为了学会自己干,现在要回去自己干了!”“好!”小居里十分赞赏学生的诚实、开朗和执着。他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先生,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拥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其原理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

    生命最后一刻保住资料

    提起郭永怀,人们都知道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他曾说过:“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想回国的时候就要回去,谁也拦不住!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在青海基地为中国第二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做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技术问题。他急着坐飞机赶赴北京汇报工作情况,可没料到,这竟是郭老与试验基地的永别。12月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上空徐徐降落。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机身突然失去平衡,偏离了跑道,歪歪斜斜地向1千米以外的玉米地一头扎下去,火苗冲天窜起……当郭永怀的遗体被发现时,他身上的衣服已被烧焦大半。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们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核武器资料的公文包夹在他们胸前,安然无恙。听到这个消息,所有人都震惊了,整个科技界为之惋惜。钱学森十分沉痛地说:“一个生命,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位世界知名的力学家,竟然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生与死,就那么十秒钟,让人来不及反应……”战友们并没有辜负郭永怀的遗志,他牺牲后的第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成功。

    投身荒野高原频繁试验

    1961年4月的一天,刚从苏联回国的王京,正在北京西南郊的原子能研究所着手准备建造加速器,突然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部长刘杰约他见面。刘杰说:“请你来是做一件重要的事情,领导研制战略核武器--原子弹。”其实刘杰舍不得让这位世界级物理学家去造原子弹(1960年,王京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4万张底片中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轰动国际物理学界)。但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妄想令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计划夭折。部长走到王京面前说:“有人卡我们,说我们离开他们的援助,10年、20年也休想造出原子弹!”王京铿锵有力地回答:“我愿以身许国!”
    王京的儿子王德基回忆说:“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常不回家,只看到信箱里爸爸寄来的信j我就问妈妈,爸爸哪去了?问得多了,妈妈就烦了,说:‘你爸爸就住在门口的那个信箱里。’打那以后,我常常跑到信箱那儿偷偷看,不知道爸爸怎么住在那么小的绿色箱子里……”
    王京年过半百,面对艰苦的环境和劳累的工作,他总是精神抖擞、热情洋溢。他负责的是核部件的试验,早期的爆炸试验在长城脚下进行,王京多次亲临试验现场指挥,一年之内竟在野外进行了上千次的爆炸试验。王京和其他科技专家一起,冒着风沙做物理试验。他们爬过长城脚下崎岖的山路,住过古烽火台前简陋的营寨。风沙弥漫,常常是试验还没做完,人就和风沙、汗水黏在了一起,变成了“土人、泥人”。在爆炸试验、固体炸药工艺研究、新型炸药研制以及射线测试和脉冲中子测试等方面,王京指导解决了一系列难题。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不仅试验条件简陋,物质生活更为艰苦,加上过分劳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得患上了浮肿。
    一次,核试验基地的山洞出了问题,王京匆匆赶到现场,侧耳倾听探测器发出“啪啪”的响声。王京戴上防护口罩,进洞认真检查,检测到了氡气。氡气对人体有害,所以王京督促战士们到洞外吃饭,还叮嘱技术人员:“防护口罩要一次一换。”王京一忙起来就不顾自己。别人劝他少待在洞里,他却说:“我年纪大了,没关系,你们年轻人要注意。”
    一年以后,年近花甲的王京又带领一大批技术人员来到,人迹罕至的青海高原地区,进行缩小比例的聚合爆炸试验和点火装置测试。在海拔3200米的高原上,常年缺氧,呼吸困难,王京仍和年轻人一样夜以继曰地工作,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都严格把关,一丝不苟。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3期,摘自2014年12月18日—24日《上海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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