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甲午海战中粗暴践踏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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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甲午海战中粗暴践踏国际法


李安民 

    19世纪中叶,欧美的近代国际法随着中国人民抵抗西方侵略扩张势力的斗争开始传入中国。1839年春,林则徐任钦差大臣赴广州,为禁绝鸦片,他对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律制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在林则徐的主持下,1839年7月,翻译袁德辉和当时在广州行医的美国传教士帕克一起,将瑞士学者瓦特尔所著《万国公法》中关于战争、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章节翻译成中文,并经林则徐本人修改定稿,以供处理“夷务”之需。1847年,魏源受林则徐的委托,将林则徐的文稿整理出版,定名《海国图志》百卷本,其中瓦特尔《万国公法》节译,以《各国律例》为题编入第53卷。
    19世纪60年代,当时的中国兴起了介绍西学的运动。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韦良在北京同文馆任总教习时,将1836年美国学者惠顿出版的《国际法原理》一书,全部译成中文,取名《万国律例》,并呈送4册给总理衙门。因为当时清政府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对国际法一无所知,每每在与西方国家的交涉中无律例援引而无可奈何,见此译稿,正所谓求之不得。后经清政府总理衙门资助,刊刻成书,易名为《万国公法》,总理衙门留300部,所有通商口岸各发一部。此书的出版,使当时的清政府开始全面地接触国际法,但在当时的中国,近代国际法并没有因此获得充分适用的机会。主要原因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通过战争和武力威胁,强迫中国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国家只愿在中外关系中适用那些有利于他们侵略扩张的规则,而不愿全面适用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正如日本明治时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所言:“今日之世界尚非道理之世界,是武力之世界。数千万言的万国公法,可以用一声枪炮抹杀之。”甲午战争的历史充分表明,在“强权即公理”的近代殖民主义时代,国际法只不过是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工具而已。
    当前,日本在东海划界、钓鱼岛主权归属等问题上,故意淡化历史,掩盖事实真相,无视国际法的存在,屡屡挑起事端。回顾往事,日本有着践踏国际法、奉行强权政治的过去。正如明治天皇时期参议大臣木户孝允所说:“万国公法者,侵夺弱者之一种工具也。”“万国公法的效用决定于强权政治。”日本正是按照这种逻辑,一手策划了中日甲午战争。战后,日本曾两度掀起甲午战争国际法问题研究高潮,企图通过偷换国际法概念、聘请国际法专家著书立说等形式,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甲午侵华战争寻找法理上的依据,为甲午海战中践踏国际法的行径进行辩解。
    从历史事实出发,结合相关国际法规定,可揭露日本军队在甲午海战中践踏国际法的行径。
    
    密谋筹划——蓄意挑起侵华战争
    
    为了便于分析日本在甲午海战中粗暴践踏国际法的行径,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一下日本是如何一步一步挑起甲午战争的。19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面临第一次经济危机的威胁,国内矛盾日益尖锐。为摆脱经济困境,掠夺原料,寻找海外市场,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战争准备的步伐。
    在舆论上为侵略战争“造势”。1889年,山县有朋组阁上台伊始便疯狂鼓吹侵略扩张。在第一届日本国会会议上,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利益线”侵略理论,公然将朝鲜和中国纳入日本“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随后,在这种理论影响下,日本国内形形色色的侵略理论纷纷出台,典型代表是板垣退助的《殖民论》,叫嚣日本人口过剩,鉴于世界各国都向海外扩张殖民地,日本也绝不能落后。日本政府在上述侵略理论的鼓噪下,疯狂从事侵略战争准备。
    明治政府建立以后,大力发展军事工业。通过不断输入国外先进机器设备、聘请外国技师强化经营管理、抢占农民土地等手段,大力扶持和发展军事工业,使得军工远远超过商业、金融、运输及其他产业的发展,尤其在武器制造方面,已接近国际领先水平。
    在大力发展军工的同时,日本政府一面抓紧进行扩军备战,一面积极调整战时军事机构。为扩充兵员,日本实行全民皆兵,其兵役法规定,全国男子年龄达20岁者,均应编入兵籍,以备缓急。截至1890年,日本已拥有陆军7个师团,兵力达7万多人。要进行大陆侵略战争,海军必不可少。明治天皇登基不久即发布“海军为当今第一急务,务必从速建立基础”的诏令。此后,日本一方面从英法两国定造新式大型军舰,另一方面设法提高自身的造舰能力和水平。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拥有一支各种舰船33艘、总吨位达6万余吨的近代化海军。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1893年5月,日本制定颁布了《海军军令条例》,成立海军军令部,部长直隶天皇,参与帷幄,执掌训练、作战、舰队编制等事项;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战争时期设置由天皇直接领导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作为统一领导战时陆海两军的最高军令机关,筹划战争事宜。
    在作战准备上,一方面,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未来的实战能力,日本陆海军频繁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并从思想意识上向士兵和国民灌输“武士道精神”,推广军国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不断向中国派出大量间谍,千方百计搜集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形势、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情报,为发动侵华战争做好情报准备工作。一名欧洲评论人看过日本绘制的中国军用地图后说:“这份地图本身就是日本人久已蓄谋侵略中国的证据,它驳斥了日本当时是‘被迫作战’的说法。相反,那是有意图的、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
    早在1878年日本参谋本部成立时,就明确提出大陆政策,将中国作为主要侵略目标。1879年秋,参谋本部派遣10多名将校军官到中国,多方调查清军军制、军备和地理等情况。返回日本后,这些军官将侦察到的情报进行分析整理,制定了近代日本第一份“征清方策”--《对清作战策》;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再次派人到中国进行秘密调查,归国后编撰了《邻邦兵备志》,作为制订“征清方策”的依据和参考;1886年,参谋本部又派员赴华进行更加广泛和周密的调查,并于1887年春编写了著名的《清国征讨策案》。这份文件表明,早在甲午战争前七八年,日本已就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进行了周密的策划。
    接下来,日本粗暴干涉朝鲜内政,点燃甲午战争的导火索。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日本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好时机。一方面,日本极力怂恿清政府派兵赴朝“代为戡乱”,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我政府必无他意”。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官员深信不疑,在6月3日收到朝鲜政府的求援书后,即令北洋水师派“济远”、“扬威”两舰赴仁川、汉城保护侨商;北洋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2000余人东渡援朝,此举正好陷入日本精心设置的陷阱。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3期,摘自《甲午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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