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多数中研院院士撤台时选择留在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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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多数中研院院士撤台时选择留在大陆


陈远 

    1949年的前一年,内战正酣。但蒋介石已感觉到,金陵王气已消沉。他接受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秘密经营台湾,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
    除运台的巨额黄金及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在蒋介石的眼中,更为重要的是人才。于是,一个名为“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秘密展开……

    “抢救学人”计划

    早在1948年12月,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就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10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选择留下的各种理由
    汤用彤是被抢救名单上的一位。时隔多年后,汤一介先生这样解释汤用彤留下的原因:“父亲没有走,而且大多数教授也没有走。都没走的原因就是大家觉得国民党非常腐败,跟他们走没有什么希望,但是他们对于共产党也完全不了解,没有什么认识。现在分析起来,父亲留下来的原因大概有三个:一个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国民党的腐败;二来,父亲的很多学生是地下党,比如说汪子嵩,当时已是助教了,他们给父亲做工作,要父亲安心留下来,共产党来了之后不会对你们如何如何;其三就是因为胡适的信了,因为胡适在信中要父亲照顾北大。胡适走后,北大一时没校长,北大的教授就自己成立了校委会,并推选父亲做校委会主席。这让他觉得他应该留下来照顾北京大学。”
    个人情况也是知识分子选择留下的重要原因。朱光潜的女儿朱世乐讲述父亲当年留下的原因:“1949年,在别人看来,以父亲的身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是更有理由离开内地选择到台湾去。他留下来这个事情,很多人都不明白,我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当时我患骨结核,每天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病得十分厉害。医生认为,我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移动。就这样,父亲和母亲想了半天……”    也有是因为对于新政权的认同而选择留下的,比如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写道:“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成长……”

    钱穆不在名单却执意要走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除了国民党在争取知识分子,共产党也在为挽留知识分子做出努力。对于国民党抢救名单上名列第一的胡适,共产党在其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异常平静,他在飞赴南京时留给北大师生一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共产党争取的另外一位大知识分子是后来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当时,周恩来和吴晗都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但梅贻琦选择了离开。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
    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判断,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当时对于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学生还曾经保护过,但是他那样做是为了保护学校,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受到影响。与诸多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
    当然,在迁台的人中也有不在名单中却执意要走的,如钱穆。

    失败告终的抢救计划

    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去台湾的10人,去他国的12入,留在内地的近60人。从人数来看,国民党的抢救学人计划,显然以失败告终。
    毛泽东于1949年8月14日发表了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文中,毛泽东特地对抢救计划中三名典型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抨击,他们是学人抢救计划的发起人傅斯年、学人抢救计划名单上的第一号人物胡适、没有在名单却执意要走的钱穆。

    链接:太平轮事件回放(解宏乾)

    一票难求
    太平轮原是二战期间美国太平船坞公司的一艘运输货轮,载重量2050吨。太平轮除了1948年9、10月间曾北航葫芦岛,一度为辽沈战场上的国军输送补给和撤运伤兵外,其余时间均奔波于沪台间。
    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已作南迁准备。前往台湾的船票一票难求,据曾乘坐过太平轮的乘客记述:国共内战后期,所有船票不再是票面价,多用黄金直接换船票,船票行价是十五到二十条金子,有办法的人,拿张名票也能上船。
    1949年1月27日,是太平轮在年关前的最后一班船,很多人想要到台湾与家人团聚,商家也运足了货物准备到台湾销售。原本有效卖出的船票是508张,但实际上船旅客超过干人。

    在年节的欢笑声中沉没
    
    国共战事紧张,淞沪警备司令部在1949年1月5日刚发布一条水上宵禁令:每日下午6时至翌日上午6时禁航。为了在此时间前驶出吴淞日,“太平轮”开足马力,加大航速。冬日天暗得早,大船出港本应点灯,但时局紧张,行驶在吴淞江口的大小船只都不鸣笛、不点灯。船上的旅客却个个都沉浸在年节的喜悦中。据生还者之一、太平轮上的厨师张顺来说:“看到船上大副、二副们,当天晚上喝酒赌钱。”
    过了戒严区,迎面而来的是从基隆开出的建元轮,满载着木材和煤炭。当晚11点45分,在舟山群岛附近海域的白节山三角航道上,都是熄灯急驶的两艘船呈丁字形碰撞。吨位较小的建元轮被拦腰一撞,5分钟后即沉没。起初太平轮安然无恙,可是没多久,船体开始进水。据说船长立刻往岸边驶去,可是还未及靠岸,船已下沉。许多尚在睡梦中的旅客,就这样命丧海底。而太平轮遇难人数,至今仍无定论。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3期,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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