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刍议
 




.asp.

test

特别推荐

伟人毛泽东

时事评论

国际瞭望

社会圈点

学术点滴

背景播放

人物动态

杂谈随想




约稿启事
投  稿



标题关键字


正文关键字


栏目类别

    


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刍议


郑德平 

    [摘要]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表现为党的思想建设体现中华文化实事求是的传统.党的政治建设体现中华文化追求大同、重义轻利的传统,党的作风建设体现中华文化知行结合、以民为本和注重自省的传统,党的组织建设体现中华文化尚贤任能的传统。

    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理论渊源,而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民族根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过程中,体现出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一、党的思想建设体现中华文化实事求是的传统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特点。毛泽东之所以高度重视从思想上建党,不仅是因为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基础,而且是因为中共自成立以后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影响比较严重,加之理论准备不足,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毛泽东在党的思想建设中的最大建树是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在批判地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出的理论概括。“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现在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里,其中说河间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所称赞的是尊重事实、务求其真的治学态度。宋代陈亮、叶适继承儒家历来讲求实用理性的传统,反对空泛,推崇事功。明代王守仁在朱熹“格物致知”的基础上提出“知行合一”,倡导“实事求是”之学风。后经乾嘉汉学家的大力推崇,实事求是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学者治学、治史的原则和方法。尽管他们所讲求“实事求是”的立意不尽相同,但都包含力求使主观符合于客观的正确认识,代表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注重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古为今用,赋予“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内涵。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范畴的“实事求是”,经过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其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上升为中共的思想路线,成为中共改造主客观世界有力的思想武器。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又加以发展。自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中共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党的政治建设体现中华文化追求大同、重义轻利的传统

    在党的政治建设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纲领和根本宗旨的阐释同样体现着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共自成立起就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阐释党的最高纲领时,同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联系起来。中国历代进步思想家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可以归结为对“大同”境域的向往。春秋末期,孔子开创儒学,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近代康有为把大同社会设想为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无压迫社会。“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以公有制为最高原则,成为中共出世以前先进的中国人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的理想。中国历史上几乎历次社会变革都受到大同理想的影响,但都不能使之成为现实。毛泽东对传统的大同理想加以弘扬和升华,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只有“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大同”。毛泽东不仅借助中华民族的理想阐释党的最高纲领,而且赋予这一理想以共产主义的内容,同时指出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和途径,即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从而指明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共建党的根本宗旨。确立这样的宗旨,与毛泽东对传统“重义轻利”价值观的批判性扬弃是分不开的。“重义轻利”是古代儒家价值观,孔子提出“见利思义”的价值理念,孟子提倡“舍生取义”的奉献精神,其核心价值取向就是主张精神道德高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然而他们认为“公义”之行是君子、圣人才具有的道德品质,暴露出传统伦理观的阶级实质。毛泽东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性和虚伪性,继承其合理内核,并赋予其新的阶级内容。他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出发,提出无产阶级义利观,指出:“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还强调,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共产党人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并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定位为党的根本宗旨。实践证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共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合法性和赢得中国人民拥护的根本所在。

    三、党的作风建设体现中华文化知行结合、以民为本和注重自省的传统

    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把党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新的工作作风”总结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毛泽东对党的“新的工作作风”的总结,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密不可分。
    首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与古代的“知行”关系思想有着密切联系。知行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先后提出了“行先于知”、“由行而致知”、“行难知易”、“知重行轻”等观点。尽管他们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没有对知行关系作出科学的解释,但“知行统一”、“知行结合”则是他们论辩所结出的丰硕成果。毛泽东对这一古老命题进行科学的扬弃,认为知行关系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将知行关系阐释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也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同古代“知行统一”的思想结合起来,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其次,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与传统的民本思想有着紧密联系。所谓民本思想,就是指主张以民众为社稷之根本、以民众为发政施治之基础与标准的政治学说。中国有着悠久的民本思想传统,诸如孟子的“民贵君轻”说、苟子的“民水君舟”说以及唐太宗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观、黄宗羲的”以天下为主,君为客“观,等等。这些民本思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都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覆舟”为归宿点,在本质上没有超出“君为民主”的范畴。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汲取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以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为前提,一方面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另一方面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改造成为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毛泽东不仅在批判继承民本思想基础上提出群众路线,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彻底地将之付诸实践,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第三,自我批评的作风与古代的“自省”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儒家重视“修身”的重要性,强调通过学习,格物致知,端正理想信念,提高自身修养。孔子认为“正身”要靠“修己”,做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子把“吾日三省吾身”作为自己修养的要求;宋代王阳明提倡“反己”与“责善”,相当于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毛泽东批判地继承古人注重“自省”的道德修养方法,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发现并克服缺点、完善自我,并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解决党内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方法,提出“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党内批评创造和谐的气氛和良好的环境,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是对古代单纯的“自省”和“内省”思想的一种超越。中共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一直坚持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自身始终保持着勃勃生机和活力。

    四、党的组织建设体现中华文化尚贤任能的传统

    “任人唯贤”“德才兼备”是毛泽东确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同时也是毛泽东将中国传统的人才思想在党的组织建设中的革命性发挥。
    “尚贤”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的执政文化传统。在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人才在治国中的重要性有许多精辟论述。墨子认为“尚贤为政之本”,孔子提出“举贤才”而治天下,孟子倡导“尊贤使能”,此后荀子所谓“尚贤使能”、曹操所谓“唯才是举”、李世民所谓“尚贤任能”,一直到龚自珍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等关于选拔人才的观点,都是中国古代“尚贤”的人才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古代“尚贤”的人才思想在毛泽东的党建理论与实践中得到革命性发挥。毛泽东认为,任用干部要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反对“任人唯亲”。但是,毛泽东强调的贤、德并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领,而是有着新的时代内涵,即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思想内涵,是德与才、红与专的辩证统一。同时毛泽东将人才由古代为君主统治天下服务,上升到为民族革命斗争服务的高度。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因此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广大地培养人材”。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极其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为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党的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后继有人,是与毛泽东“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分不开的。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3期,摘自2014年11月下《党史文苑》)

版权所有 @ 环球视野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