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上七位“能上能下”的将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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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上七位“能上能下”的将帅


 

    
    不嫌职务低的陈毅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陈毅(1901-1972年,四川乐至人,开国元帅)正在武汉。起义的第二天,他奉命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急赴南昌。可是,当他克服沿途阻挠与艰险到达南昌时,起义部队已于前一天撤走了。他又不顾一切艰险,日夜兼程地向南追赶,闯过了沿途军阀部队、地方民团的盘查和搜捕,终于在临川、宜黄地区赶上了起义部队。
    南昌起义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找陈毅谈话,分配他到25师73团去当指导员。陈毅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入团,1923年入党,在武汉时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组织负责人。周恩来对陈毅是了解的,便笑着对他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爽朗地回答道:“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器我就干。”他领受了任务,当即上任去了。后来,陈毅协助朱德,经过艰苦斗争,终于把失败了的起义部队带上了井冈山。

    甘居下级之下的罗荣桓

    1934年9月,罗荣桓(1902-1963年,湖南衡山人,开国元帅)调任新成立的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曾经是他部下的一个连长任军团长,过去他领导过的一个团政委任军团政委。
    命令下达后,他毫不计较,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军团长、军团政委的直接领导下,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当时,不少同志认为罗荣桓资格老、德才兼备,作战指挥能力和政治工作能力都很强,组织上这样安排不公平。罗荣桓知道后对他们说:“我们参加革命,为的是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是为了当官。今天我领导你,明天你也可能成为我的领导。不要论资排辈,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以免影响团结。”
    罗荣桓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还曾患过肾癌,1946年做了肾脏切除手术。1956年9月2日,罗荣桓感到身体实难支持,便写了一封亲笔信通过彭德怀转中央军委并报毛泽东。信中说:我长期身体不好,不能工作,而又挂名很多,精神上极感不安,请求解除我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部长等职,以免妨碍工作……

    推辞当司令的粟裕

    粟裕(1907-1984年,侗族,湖南会同人,开国大将)在战争年代曾指挥过许多重大的战斗、战役,打了许多胜仗,是解放军优秀的将领之一。
    1945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军区,拟定由当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粟裕任司令员,由张鼎丞任副司令员。但粟裕一再推辞,建议任命张鼎丞为司令员,自己当副司令员。他说:张鼎丞同志在中央工作多年,对中央的方针政策理解深刻,当司令员合适。
    由于粟裕再三要求,中央最后批准张鼎丞为司令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后来,在副司令员的岗位上,粟裕积极主动地配合张鼎丞工作,任务完成得很好。1955年,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

    情愿任副职的徐海东

    1931年3月,徐海东(1900-1970年,湖北大悟人,开国大将)被调到红四军13师38团当团长。在一次战斗中,他不幸负伤,被送进红军医院。手术后一个月,他便拄着棍子回到了部队。当时38团天天打仗,不能没有指挥作战的团长,组织上又不知徐海东何时出院,于是就任命了一位新团长。徐海东回来后,一时成了没处安置的干部。师政委要他留在师部等待分配,徐海东却向师政委提出:“我当副团长去!”
    徐海东主动请求降职不止一次。1934年11月,早已是红25军军长的徐海东,又主动要求当副军长,把军长位置让给从中央来的程子华。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识大体、顾大局的王树声

    1935年秋,王树声(1905-1974年,湖北麻城人,开国大将)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调任31军军长。1936年夏,他又由31军军长调任总指挥部教导团团长。1940年6月,晋冀豫军区一分为二,分别组成太行、太岳军区,他由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调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
    1945年初,王树声任河南军区司令员。1949年5月,他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原来的下属成为他的上级。1957年7月,总军械部改属总参谋部,他由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改任总参军械部部长。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都以革命的利益为重,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
    他曾说:“职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争名誉地位的权利。”王树声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甘愿当营长的彭绍辉

    1932年,彭绍辉(1906-1978年,湖南湘潭人,开国上将)担任红三军团第5军第1师师长。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彭绍辉失去一只胳膊,成为独臂将军。1934年,彭绍辉任红五军团第15师师长。
    遵义会议后,第15师拆散编入红一军团第一、二师,彭绍辉调任该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他被调回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对他说:“你回来了好,但没有适当的位子安排你,去搞教导营行不行?”彭绍辉回答说:“好!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都行。”于是,他愉快地当了教导营营长。
    彭绍辉曾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的伍修权

    1933年10月,担任红军师政委和分区司令员等职务的伍修权(1908-1997年,祖籍湖北阳新,生于武昌,军事家、外交家),奉命去给李德当翻译;长征途中,部队减员缩编,他主动要求由军团副参谋长改任团参谋长;建国初,他从战略区领导的岗位上,调任外交部司长。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曾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等职。1975年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4期,摘自《环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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