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的“独立外交”已成历史名词 法国政策与美国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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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的“独立外交”已成历史名词 法国政策与美国亦步亦趋


郑若麟 

    在法国总统奥朗德首次赴华访问前夕,我曾撰文认为,中国应重视法国在国际上的作用,特别是法国的“软实力”。当时我写道:“法国仍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仍然是一个核大国,仍然是欧盟两大轴心国之一,仍然在非洲有着重要的政治与军事存在(包括驻军),仍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力,仍然是一个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法国是七国集团成员、也是G20集团的主要倡导国。法国在国际关系领域历来发挥着超过其实际国力的作用:2003年法国在联合国领头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2011年率先介入利比亚并用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今年法国独家出兵马里,都在不断地证明这一点。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视法国。”这段话,我认为迄今依然有效。
    之所以写下这段断语,是因为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已经彻底衰落了,成为“一批小国与另一批不知自己是小国的小国”,法国被归入后者。我甚至亲耳听到一位外交官在巴黎如此奚落法国。显然,这种看法是肤浅的。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法国《费加罗报》在评论我的这篇文章时,居然认为这段话是“对法国的讽刺和挖苦”。也就是说,法国人自身对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自信心也已岌岌可危。
    “法兰西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兰西了!”戴高乐将军的这句话,曾是法国大国心态最忠实的写照。今天的法国可以说是伟大与衰落共存、自尊与自卑同行。在某些领域,法国人依然保持着某种骄傲的“大国心态”,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有保持这种心态的本钱,特别是在某些“精神领域”;但与此同时,法国的衰落也有目共睹,甚至是公认的。
    
    “法国模式”成经济绊脚石

    历史上法国曾经极为辉煌。但我早就发现,法国人似乎在刻意回避或者淡忘自己的历史。可能一方面法国思想上正在否认自己的这一段历史,而另一方面则是避免历史对现实形成反差太大的冲击。
    不久前法国《解放报》一篇文章对未来五年的世界做了番描述。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平价购买力计算)届时将落到世界排名第九。再加上高达10.2%的失业率、4.1%的预算赤字、超过600亿欧元的贸易赤字和高达国内生产总值94%的公共债务……这不能不腐蚀法国人的“大国心态”。刚刚从法国传来最新消息,法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为零,再度说明这个昔日的工业发达国家目前所面临的处境。
    当二战结束后戴高乐将军高呼“伟大的法兰西”时,法国手中是有王牌的。“法国制造”曾一度极为耀眼:在“光荣三十年”时代,法国制造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铁、世界独一无二的超音速客机和世界最先进的核电站。但今天世界年轻一代说起“法国制造”,脑海中出现更多的则是奢侈品,是舌尖上的法国,是以创意、优雅、时尚为特征的法兰西的生活艺术。这令人联想到的是古罗马从强盛走向糜烂的历史。造成法国制造业和创新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今天法国年轻一代的顶尖工程师们往往选择离开法国,前往其他国家创业。因为法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法国模式”今天已经成为禁锢创业和创新的代名词。种种行政和法律规定严重限碍了“法国制造”的自我更新。过高的成本导致近年法国经济竞争力在全球化进程中步履蹒跚。
    然而恰恰是这个阻碍了法国工业发展的“法国模式”,为法国人带来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世界上时间最长的休假权利以及独树一帜的法兰西文化。于是,法国人一方面怀念“法国模式”,千方百计地试图维护它;但另一方面则因其难以为继而不得不疾呼改革。这正是法国人今天矛盾心态——“伟大与衰落”共存——的真实写照。
    今天压迫在法兰西头顶的“三座大山”是失业率、公共债务和缺乏经济竞争力。统计证明,法国年轻一代在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对自身前途忧心忡忡。多达200万法国人选择出国就业,这一数字达到法国就业人口的7%以上。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法国人心态的变化。左翼社会党政府上台并未使法国失业率出现任何决定性的好转倾向。在公共债务问题上,法国也面临困境:每年国家预算的最大一笔开支——超过高等教育和国防——是支付公共债务的利息。最后,在提升法国经济竞争力问题上,由于法国人拒绝任何触及其利益的改革,因而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难关……法国是否会成为欧洲的“病夫”,这一过去不可想象的话题,今天正在国际舆论中频频出现。
    
    “独立外交”一去不复返

    事实上“伟大与衰落”这一矛盾心态不仅仅表现在经济。
    戴高乐带给法国的伟大除了“法国模式”以外,就是世界闻名的“法兰西独立外交”。我在法国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法国人独立不羁的精神。反映到外交层面,就是戴高乐力主的独立外交。正是这种独立外交理念,构成了法国大国地位和形象的支柱。法国外交近年最为世人称道的,不正是前外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2003年在联合国安理会所做的著名的反伊战演讲吗?法国的“反美主义”在本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独立的象征,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库索尔在其《法兰西道路》一书中所写的那样,遏制美国和实现独立外交,是法国成功和身份认同的标准。然而问题是,法兰西的这一“伟大”今天也同样被“衰落”所困扰。
    从自称为“法兰西美国人”的萨科齐总统上台,法国外交已经失去了往昔的锐利。无论是空袭利比亚、出兵马里或向伊拉克提供武器,法国外交越来越像华盛顿的先锋。难怪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待来访的奥朗德总统的记者会上居然情不自禁地将法国(和英国一起)喻为他的“两个女儿之一”。法国外交从总体上来说,已经偏离了戴高乐制定的独立外交方向。这一点可以从法国的中东政策(从戴高乐的亲阿拉伯立场退回第四共和国的亲以色列立场)和重返北约(在北约没有进行法国所期望的改革的情况下)上即可看出端倪。
    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布吕克内在他那篇大大贬损了自己同胞一番的文章《为什么法国人恐惧一切》中称,“法国人恐惧一切:法国人恐惧世界、恐惧贫穷、恐惧他人、恐惧全球化、恐惧伊斯兰、恐惧资本主义、恐惧气候变暖、恐惧自然灾害,而像闪电般迅速在他们中间蔓延的恐惧本身则令法国人更为恐惧!”其实法国人的最大恐惧,就是法兰西自身的衰落。正是因为体验到昔日的荣耀和伟大,因而法国人特别担心未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衰落。这种恐惧心态则进一步导致了法国的下沉。
    今天奥朗德总统的外交政策充分体现了这种下沉。无论是在以巴冲突问题上,在乌克兰危机和与俄罗斯关系问题上,在伊拉克内战问题上,或在“大西洋一体化”进程问题上,法国不仅失去了戴高乐时代的伟大(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与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希拉克时代的勇气(法国挑头与德、俄、中一起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使法国在阿拉伯世界和全球外交界得到了大量支持),甚至缺乏萨科齐时代的智慧(至少在格鲁吉亚危机中,法国以“欧盟主席国”的身份成功斡旋了俄格冲突)。法国仅仅起到了在华盛顿身边摇旗呐喊的角色。这令人遗憾。
    
    “政治正确”扼杀文化思想

    法国人仍然为他们在某些“精神领域”的“伟大”而骄傲,如其力主的“文化例外”。法国在世贸组织谈判时面对美国坚持将“文化例外”作为一项条款列入,目的就是为了保持法国独权一帜的文化:其中包括艺术、时尚和电影。法国历来以“文化超级大国”自居,其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迄今高居世界前四。法国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数量也名列世界前茅,如果我们把诺贝尔奖视为“成功”的象征的话。
    但在这一领域法国也同样面临挑战。曾几何时,法国还曾在世界上高举“第三世界主义”旗号,上世纪80年代初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在墨西哥的“反对美国文化殖民”的演讲曾引发全球诸多喝彩。然而今天的法国已经失去这种独立心态。几年前美国《时代》周刊常驻巴黎记者在一篇长篇报道中宣称“法国文化已死”,引起大西洋两岸的一场针锋相对的激烈笔仗,争论的焦点恰好是“法国还是不是一个文化大国”。
    平心而论,法国多年来盛行的反美主义曾为其维护自身文化提供了一道坚实的屏障,然而今天法国更为盛行的却是“反反美主义”。与此同时,法国拒绝来自除盎格鲁—撒克逊以外的文化产品,却凸显了如今的“新保守主义”倾向。举例为证:法国作为一个电影大国,曾号称是“世界上能够看到最多不同电影的国家”。我也曾为此撰文,以为法国真的如此。回到中国后才认识到,在中国能看到的印度、俄罗斯、韩国、泰国甚至德国等国的电影要比在法国多得多。法国的文化宽容正在消失,这是一个文化大国不应有的心态。
    与其他领域一样,“伟大与衰落”在文化领域也同样共存。法国的优势历来在于其创造力和想象力。但问题是,一个名叫“政治正确主义”的看不见的“紧箍咒”正在扼杀法国人的思想,禁锢创造力和想象力。如果这一点得不到解脱,法国在“伟大与衰落”的天平上会继续向着后者倾斜,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内将会如此……
    法国是世界上少数能够在逆境中再度辉煌的国家。今天的法国能否“从衰落中走向复兴”,重拾遗忘在全球化路边的“伟大”,我们拭目以待。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4期,摘自2014年12月30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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