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敏学和毛泽东建国后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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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敏学和毛泽东建国后的情缘


姚兆云 

    贺子珍的胞兄贺敏学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功臣,头上还戴着毛泽东称赞的“三个第一”光环(即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他却与军衔失之交臂,转业地方后官不过副省级;虽然他是毛泽东的至亲,但从没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党和人民有过任何索取。甚至连一张单独和毛泽东合影的照片都没有;尽管他一生历经坎坷,遭受诸多不公待遇,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一生低调,因此,毛泽东对他评价甚高。

    毛泽东称赞贺敏学“三个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从华东防空军司令员的职位上脱下军装,转入地方建设。1954年6月,担任华东工程管理总局局长的贺敏学赴京参加中央建工部召开的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星期天,外甥女娇娇(李敏)到饭店看望舅舅,贺敏学利用会议空当陪她玩了半天,还在莫斯科餐厅请她吃了西餐。当从女儿那里得知贺敏学来北京了,毛泽东很高兴,让女儿转告舅舅,请他于翌日晚上来做客,还嘱咐卫士长李银桥派司机去接贺敏学。
    第二天,贺敏学在娇娇的带领下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时,毛泽东已在会客室里等候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笑盈盈地上前同贺敏学握手,请他落座,并给他递烟。这是贺敏学和毛泽东自中央苏区分别相隔20余年后的第一次会面。作为战友和亲属,他们的交谈亲切而坦率。
    毛泽东关切地询问贺敏学这些年都做些什么工作,贺敏学无拘无束地作了回答。他首先向毛泽东谈了中央苏区分别后的个人经历,在部队担任的职务和所参加的重大战役。毛泽东仔细地倾听着,很少打断他的话。后来,贺敏学告诉妻子李立英,毛泽东曾称赞他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
    这其中,武装暴动第一,系指贺敏学在1927年领导的永新暴动。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写就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曾写道:“暴动队始于永新。”暴动后,贺敏学即率暴动队和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解放后在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开国将帅中,贺敏学当之无愧是第一个上井冈山的人。渡长江第一,是贺敏学亲自指挥二十七军八十师,于1949年4月20日晚在安徽无为渡过长江。毛泽东说:“你们部队是全军最早过江的部队。”自1926年投身革命以来,贺敏学不仅亲历了一系列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而且在武装暴动、进军井冈山、突破长江天堑这三大事件中,还起了重要作用,自是份殊荣。
    除了工作,毛泽东和贺敏学谈得更多的,是家事和孩子们的事。期间,毛泽东关切地问了贺子珍各个方面的情况。贺敏学告诉他:“子珍妹在上海生活得很好,地方上对她很照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她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你和娇娇,这次来京开会,她还嘱咐我,代她向你问好。”
    贺敏学回上海后,向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关怀。贺子珍情绪稍好后,请兄嫂和她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对女儿娇娇的照顾,信中还谈了他们三个人的工作安排和对毛泽东的怀念心情。毛泽东很快就回了信,大意是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在贺敏学看来,这“顾全大局”四字,不仅是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期望,也是对他的要求。

    毛泽东郑重托付其照顾贺子珍

    195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和贺敏学长谈时,特地叮嘱他和妻子李立英要多照顾贺子珍。贺敏学对妹妹贺子珍自有深切的兄妹情感,但他知道,毛泽东还如此郑重其事地相托,另有他的苦心。于是他对妹妹的同胞情感里,还包含着毛泽东的重托,由此更是事事想着妹妹,处处顺着妹妹,即使受妹妹牵累时也没有怨言。
    1955年,贺敏学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受命率建筑工程部队支援大西北建设。李立英也想着把13岁的女儿小平带去。贺敏学虽然喜爱孩子,却说:“小平懂事了,还是让她留在上海陪子珍妹。”于是,夫妻俩只带4岁的小女儿汪洋去了西安。贺子珍和兄妹的4个孩子住在一起,也显得不那么寂寞了。她挺喜欢兄妹的孩子,还教他们学说俄语。至于买菜做饭洗衣服一类的家务,全由李立英的母亲包揽了。李立英每个月的工资悉数寄回上海,用以负责这个大家庭的生活。
    贺敏学不负众望,带出一支10万人的建筑大军,为国家“一五”计划建设立下殊勋。1958年,原拟担任中央建工部第一副部长的贺敏学在进京报到时,忽被告知南下福建,就任福建省副省长。他二话没说,立即离京入闽。数年间,他这个身兼省建委主任的副省长,呕心沥血,打破了不能在前线搞建设的局限,为福建的工交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贺敏学调福建后不久,贺子珍也离开了上海,迁居南昌。一是因为陈毅已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上海市的新领导对她显得较为漠然;二是由于朱旦华(原毛泽民之妻)的丈夫方志纯(方志敏之弟)在江西任副省长,他们和江西方面都能提供照料。贺子珍到江西初期,情绪不错。孰料,1959年在庐山和毛泽东时隔12年后的见面,造成她的大喜大悲,情绪大起大落,并因此重病一场。贺敏学得悉,心急如焚,却因工作无法脱身,乃委托妻子李立英从上海赶去南昌看望。
    在江西,贺子珍的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发,而且复发的频率越来越高,症状越来越严重。贺敏学对妹妹的病情心痛不已,提出要把妹妹接到福州来调养,这还真解了江西省委的难题。
    得知贺子珍到福州和兄嫂同住,毛泽东十分欣慰,派女儿李敏常去看望。毛泽东还托人送去好烟,有时明不说送贺子珍,是送贺敏学抽,但大家心照不宣。贺敏学把烟交给贺子珍,贺子珍也分一些给哥哥抽。而贺子珍与兄嫂住在一起,因为有了倾诉的对象,病情渐趋好转。

    “文革”中毛泽东的信救了贺敏学

    不管是作为副省长,还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贺敏学不时有进京开会的机会。每次见到毛泽东,贺敏学心里都很高兴,但他不是那种好出风头的人,在重要场合更是注意言行举止,因此从不当众和毛泽东打招呼。1963年在全国工交会议上,倒是毛泽东与代表们合影时,从人群中看到了贺敏学,主动向他打了招呼,握了手。毛泽东与贺敏学握手、说话的时间比别人来得长,这使代表们既感羡慕又觉好奇,私下里问贺敏学:“主席和你说了什么?”贺敏学回答:“也就是一些工作上的事。”
    “文革”伊始,江青大说贺家坏话,在迫害贺子珍时,也把黑手伸向了贺家亲属。远在福建的贺敏学也难逃厄运被关了起来。李立英见贺敏学被关了2个多月后还没出来,不得不向在北京的外甥女李敏求援。李敏得知此情,急忙去找父亲,毛泽东吃了一惊:“什么,他们把你舅舅也关起来了!”他沉吟许久,又缓缓道:“你舅舅是个好人,当年富田事变时,他为我坐过一次牢,还叫人给我送条子。”但毛泽东这次没有出面去保贺敏学。可能由于政治斗争的复杂,他觉得自己不便多说话。但一句“你舅舅是个好人”,说明他对贺敏学的认识是一贯的。
    李立英见李敏那头一时没有回音,既担心贺敏学身体受不了,又怕关久了在群众中影响不好,弄不好要涉及毛泽东、贺子珍等,便写了个反映材料,托可靠的人转交周恩来。同时,李立英还想了个法子,拿着毛泽东写给贺子珍和他们夫妇的信,直接找到军队某领导。对方一看竟是毛泽东的书信,大吃一惊,读后深感毛贺关系非同一般,“唉呀”一声后,道:“老首长有这层关系,为什么不早讲呢?”之后,对方说:“你们放心,五一节快到了,老首长就交给你们家里照顾了。”
    1975年1月中旬,新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贺敏学赴京参加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四届人大确定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粉碎了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使贺敏学一度冷却的热情被重新点燃起来。贺敏学回福州后,老将出马,重新筹组建委,抱着第二次被打倒的决心,在艰难中开展工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贺敏学盼望能到北京参加告别会,但控制着大局的江青一伙怎么能让他去呢?贺敏学为此颇为恼火,他在深切的悲痛之中,也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深深忧虑。没料一个月后传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贺敏学十分激动,颇有“老夫聊作少年狂”的味道。
    晚年贺敏学退居二线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让他最感慨最高兴的事,是妹妹贺子珍在“冷冻”数十年后,重见天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有机会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并敬献花圈。1988年4月,贺敏学病逝福州。中共中央追授他为正部级,并在悼词中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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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代,国家首次实行给干部定级。当时上级给建工部西安建筑工程管理总局局长贺敏学定的是行政7级(正部长级)。这对贺敏学这样的老革命已是偏低了,可他又主动退到8级(副部长级),而且一辈子未再上调。因为转业到了地方,致使这位战争年代的虎将与军衔无缘。看到他的不少老部下都穿上了上将中将服,没戴军衔的也位高权重,贺敏学的秘书难免要为首长惋惜。可贺敏学却心如止水,无怨无悔地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在工作中碰到种种不公平对待和不公正评说,他也总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4期,摘自《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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