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批评是不是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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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批评是不是学问


 

    
    对话人: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洁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秉杰(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批评家)
    周大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作家)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核心阅读
    ●庄屈、陶谢、李杜、欧苏都是各自时代的“当代文学”,鲁迅的许多杂文也不折不扣就是当时的文学批评,难道同样的东西非得过上几十年才可以被视为“学问”
    ●把远离当下包装为学术高雅,把直接研究当下贬低为学术浅薄,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厚古薄今的积习摇身一变,成为对当下文化与文学既没有热情又没有能力的人的护身符、遮羞布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如果学问代表的是一种价值确立,而不是“硬知识”“死知识”,那文学批评当然是一种学问,关键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作家创作、读者接受和文学发展
    ●理论要激活经典文本,使我们获得新鲜的感受,更要从当下的创作实践中汲取启示性和自我更新的生命力。只有根植于并最终指向文学实践,理论才有意义

    张江:以当下文学为对象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不同,批评家要跟踪最新的文学现象,阅读当下的文学作品,做出及时的反应,写出一些单篇的、短小的、针对性强的文章。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这样的批评文章总是被鄙薄,认为不是学术。一位批评家,如果仅仅关注当下,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没有征引古今中外各种书目做参考文献,其成果就会被视作学术含量不足,此类批评家也很难被看成是好的学者。这种现象值得反思。

    批评何以备受鄙薄

    李洁非:认为当下文学批评难称学问而抱以鄙薄,此态度或认识在我这代人当学生的时候就已如此。当时支撑此看法的主要有两点:第一,当代事物处于现在进行时,尚未经过时间考验、淘汰和遴选,属于经验形态、现象形态,没有上升到可靠稳定的知识层次,因而难称学问;第二,客观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跟政治的关系太过紧密,致使文学批评起伏不定乃至自相矛盾,昨天是香花、今天变毒草,由于工具色彩浓,文学批评少有学术性可言。
    这两点有的有道理,有的没道理,可作具体分析。当代文学尤其文学批评,曾经跟政治绑得太紧,这是事实,所以第四次文代会决定调整文艺政策,废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以此而论,当代文学尤其是文学批评一度让人缺乏敬意,可以理解。但从那之后又过去几十年,以政治批评代替文学批评的现象早已消失,有些人仍把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批评看轻,乃至跟古代文学或现代文学放在一起好像就矮上三分,已经没有道理了,只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恰恰暴露了我们的价值观或思维上的极大不足。
    若从文化心理上求其根源,则更加久远。中国的读书人,两千年前就有鄙薄当世、崇古好往之风,总觉得今不如昔,认为文化的价值随时间的推移而沉淀,越新越近的东西越没价值。如此以坟典为尚,进而就形成故纸堆才是学问,或者愈是死学问愈要高一等的畸恋,对务实的或与现实关系紧密的才学,普遍有轻蔑之心。这就是明亡后李恕谷所批判的“不唯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加上科举也起坏作用,出题答题不超儒家经典、程朱理学,八股文与现实社会实践根本隔绝,读书人在这种格局里浸泡,养成对当下事务既乏能力也无见识,却洋洋得意、自视高深的心态。
    历史本身,从来都是作为活生生的鲜灵灵的“当代史”发生和出现的。就此而言,在文学史上除了“当代文学”,也可以说就没有别的文学。庄屈、陶谢、李杜、欧苏都是各自时代的“当代文学”,《典论•论文》《文赋》《诗品序》《与元九书》《送孟东野序》《书梅圣俞诗稿后》无疑也是各自时代的“当代文学批评”。鲁迅的小说是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当代文学”,他的许多杂文也不折不扣就是当时的文学批评,难道同样的东西非得过上几十年才可以被视为“学问”?以“学问”为由而鄙夷“当代研究”者,若干年后在历史面前免不了被笑为盲聩。

    厚古薄今积习难移

    张江:对当下批评的轻视,归根到底是厚古薄今的观念在作祟。表面看来,这只是一个对历史和当下的价值判定问题,实则隐含着更为复杂的原因和动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研究者没有勇气和能力面对当下、处理当下。当下是正在发生的未竟形态,包含了诸多变数,面对当下也就意味着面对挑战和风险。而躲到历史深处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这种风险。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轻看历史,但是,历史之所以有价值,不在历史本身,而在于它的经验和教训能够镜鉴当下,服务当下。忘却了这一点,是古非今,挟古自重,再大的学问也终归百无一用。
    吴秉杰:当下,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内,厚古薄今,重远轻近,已成为主导研究方向与学术秩序的潜在规则。在这种学术价值观的影响下,古代比近代有学问,近代比现代有学问,现代比当代有学问,成为通行与流行的看法。至于当代文学批评,在有些人看来还够不上研究,在这样一个序列里,是根本数不上、排不进的。
    厚古薄今思潮的核心,当然是信而好古,唯古是信。认为越是古老的、久远的,今人越是应该顶礼膜拜。认为这里不仅没有“精华”与“糟粕”之区分,而且没有超越与更新之必要。这种复古的情结,以多种方式存在于学术领域,而且也以不同形式泛起于社会生活。如在“继承传统”“弘扬民族文化”的旗号下,有一些封建迷信思想、传统中的糟粕沉渣泛起,一些影视作品热衷于展示帝王生活,渲染奢靡情趣,赞美奴性媚态。
    细究起来,厚古薄今的内里不是简单的思古之幽情,它还隐含了学人与学界的种种不良习性和习俗。比如,把文人之间的相轻意识,转嫁到不同门类的评价上,通过行业的等级划分,把不同门类的研究者在学术上作了高下贵贱之区分。还有借助所谓更有价值的学术研究的名义,掩饰直面当下能力的缺乏,把远离当下包装为学术高雅,把直接研究当下贬低为学术浅薄或不学术,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厚古薄今的积习摇身一变,成为对当下文化与文学既没有热情又没有能力的人的护身符、遮羞布。
    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我们实际上已有一定的经验,那就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他看来,“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我们应该珍视这样的经验,以今天的社会为立足点,以当下的时代为观察点、制高点,让我们的文学与艺术,包括我们的学问与学术,为今日中国之现实服务,为今日中国之大众服务。

    学以致用是真学问

    张江:当下批评是不是学问?这要看对学问如何界定。如果学问仅指掉书袋堆砌起来的“硬知识”“死知识”,当下批评确实不太学问;如果学问代表的是一种价值确立,那么,当下批评当然是学问。不幸的是,在学院体制的裹挟下,我们时下对学问的判定,已经越来越形式化。用什么样的文风写作,有多少个注释,引用了多少本古书或洋书,这些因素正在演变为“学问”与否的判断标准。但是,对文学批评的判定,归根到底要看它的有效性,即是否有利于作家创作和读者接受,是否有利于文学发展。
    周大新:当代批评算不算学问?时常能听到这种议论。学问是什么,依我看来,学问就是知识。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有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老了点,但对我们还是不无启发。知识作为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深藏于各个领域,体现在方方面面。英国哲学家斯宾塞说过:“知识在合适的环境下的被利用产生的价值才是最为重要的。”真正的知识是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能将自己的所学融入社会,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从对创作更有用处的角度看,作为审美判断的文学批评,可以与作家进行更直接的交流与互动,对作家产生更内在的影响与促动。在我自己的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从批评家那里汲取到不少有益的营养,这些评论与批评意见,不管是否合乎作者原意,都是动态美学的当下阐释、文学意义的适度延伸,都能给作家的思考与写作以一定的启迪。对于作家写作来说,这当然是最为切实也最为有用的学问。
    创作是一种孤独的没有终点的旅行,在写作者的远行旅途中,需要鼓励,也需要批评。当年,我的短篇小说《汉家女》发表后,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肯定,也有批评,这都促使我从不同角度反思自己,并对文学活动的复杂性有所认知。后来,我写作长篇小说《第二十幕》,因为耗时太长,身心疲惫,使得原本就不很自信的我,一度对自己写的作品乃至写作的意义都产生了怀疑。就在此时,评论家朋友花时间读了我近百万字的书,还热情地为我开了研讨会,对作品进行了分析与肯定。这一下子又鼓起了我的劲儿,增强了我继续写下去的信心。这些事每一想起,感激之情仍盈满胸中。
    从事写作以来,我经由文学结识了许多同行好友,包括许多前辈、同辈和后辈的评论家。读他们写的书与文章,对于我了解他们的思想与情感,获知他们的思考与观点,乃至了解当下的文情与文坛,都有帮助。这让我感到,在文学跋涉的路上,自己并不孤单。

    理论的生命力根植现实

    张江:文学理论也是如此。一些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写起文章来习惯掉书袋,旁征博引,却忘了一个基本的问题,理论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只有根植于鲜活的文学实践,并最终指向文学实践,理论才有意义。一切离开了现实的理论,都是空头理论。现实性是理论的生命。
    陈晓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它们可以清晰地区别开来。文艺理论作为一门专业,在当代历史的某一时段内曾经显得无比重要。即便“文革”后,文艺理论的重要性依然不可动摇。新时期的创作现实对理论提出挑战,亟须给文艺松绑,理论界围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文艺的上层建筑属性等展开论争,其结果是使文艺理论这个专业获得了思想解放。也因如此,文艺理论原来设定的一些权威性命题近乎失效。一门学科因为理论的解放而面临动摇自身根基的危险,这是发人深省的事。但是,这也恰恰表明,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在实践中获得了自我更新的生命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的文艺实践异常丰富,文艺理论不再可能封闭于原有的原理、定律之中,那些被作为原理概括归纳的命题,都面临着文艺现实的检验,甚至可以说,理论的既定性失效了,理论只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论述和言说方式。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理论批评一定要介入文本,一定是文本释放出理论要素和活力。批评活动不能拿着理论的条条框框教条化地去套具体的文本,不能用既定的理论去要求作家照样创作。理论只具有思维方式的意义,即是说,在面对具体的文学创作、具体的作品文本,所有的理论成见都要抛开,所有现成的理论结论都不具有权威性和绝对性,而是要回到文本的具体阐释,从中发现文本的意义,或者提炼出文本的理论素质。
    其实,在欧美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文学原理”常常只是对文学批评的概括和归纳。例如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的《文学理论》、沃尔夫冈•凯塞尔的《语言的艺术作品》、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以及罗曼•英加登有关文学作品的数部理论著作,这些所谓的文学理论著作,并非自己归纳一套文学的基本原理或规律,而是归纳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阐释学、接受美学或现象学有关文学研究或批评的一些基本观点、概念和方法论。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耶鲁四君子”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引领美国潮流,他们的文学批评被认为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但他们的批评显然不是去阐发或还原解构主义的理论,也不是要形成什么原理体系,而是进入文本内部,去发现文本修辞和文学性构成的肌理。
    国外文学理论的这些发展,有供我们借鉴之处。文学理论要发展,不是要在理论构架上多么精巧玄妙,论述上莫测高深,语言上佶屈聱牙,也不是形式上旁征博引。这些作文之道,固然重要,但都不是最根本的。文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现实性。文学理论要激活经典文本,使我们获得新鲜的感受,更要从当下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汲取理论的启示性和自我更新的生命力。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指导现实,这句古老的名言,在今天仍有着巨大的生命力。理论要面向创作现实,面向批评现实,在与文本的直接碰撞中锤炼自身。
    张江:从事学术研究,追根溯源,严谨考证,讲究学术规范,这些都非常重要;重视理论推衍,逻辑严密,与过去的理论大师对话,这当然也很重要。但还要强调一点,学术研究要以我们当下身处的现实为核心。以此为核心,不是不兼及其余,一个大国,要有各种各样的学者,从事各种学问的研究。但是,最大的学问,还是当代的学问,最重要的学术研究,还是当代问题的研究。忘记这个核心,研究就会失去生命力。当下的文学批评,只要对作家、读者有利,能为繁荣中国的文学做出贡献,它就是学问,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学问。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5期,摘自2014年08月15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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