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辛德勒”拉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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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辛德勒”拉贝先生


何建明 

    约翰•拉贝,西门子洋行代理人、纳粹党南京小组代理人、南京安全区主席。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经加入了纳粹党的前身德国社会工人党,在纳粹分子中属于元老级的人物。他追随希特勒,但又受到中国人的爱戴。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手组建起“国际安全区”,挽救了25万中国百姓的生命。南京大屠杀过后,拉贝在战时的德国发表了多次演说,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向希特勒递交了记录暴行的胶片。约翰•拉贝被人们称呼为“洋菩萨”、“中国的辛德勒”。《拉贝先生》从多个角度呈现了拉贝在南京大屠杀中善举的细节,并介绍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很多详实史料与当时成立“国际安全区”的种种真相。
    70多年前,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实施了一次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总人数超过30万人,称为“南京大屠杀”事件,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三大惨剧”之一而载入人类史册。对于这场罕见的大杀戮,无论是我方还是敌方——日军,以及第三方的国际社会,有一个人是绕不开的,这就是德国人约翰•拉贝先生。
    这位德国船长的儿子,在60多年前的1950年1月5日因中风去世,离世时的年龄并不大,67岁。拉贝先生在南京市民中有很大影响,而世界对这位在二战中建立不朽功勋的人知之甚少,我以为跟他纳粹的身份有关。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但拉贝却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声望和美誉。
    2014年夏秋之交的一天,我来到南京广州路小粉桥1号拉贝的故居,在这位伟大的国际友人塑像前,深深地鞠了三躬。当我抚摸这位已经远离我们的德国友人的头像时,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因为我和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假如当年没有拉贝和他领导与组织的“安全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造成的中国人死亡数字绝不止现在的30万人……
    一个德国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置身于外,然而拉贝没有。正是他这个“没有”,成全了他作为一个德国人、一个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人生辉煌:一个纳粹,做了世界上一般人做不到的事——他和他的同事在日军屠刀下救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
    这自然得从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前后,拉贝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这个角色说起。
    当这个“主席”,对拉贝来说完全没有想到,因为在日军与中国军队在上海打仗时,拉贝和其他在南京的德国人几乎都在忙着作撤离南京的准备,只是拉贝是西门子公司在南京的负责人,他手头的事太多,加上南京城当时太乱,到底走还是不走,他所在公司还拿不准主意。作为西门子公司,更多的是关心他们的生意及留在中国的财产在日军占领后还能不能保住,或者说得更远一点,就是当日本占领南京后,他们西门子公司是否还可以留下来做中国的生意。这对当时的西门子和像拉贝这样忠于职守的生意人来说是第一位的。
    德国人是世界上做生意最认真最能干的一个民族群体。拉贝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德国人。
    1882年出生在汉堡的拉贝,早年丧父,初中毕业后就当学徒,后来到了非洲莫桑比克的一家英国公司,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1908年,他踏上了前往中国之路,从此在中国一干就是30年。他和妻子也是在北京认识的,两个孩子皆在中国出生。来中国之后的第3年,拉贝成了西门子公司的代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相关国家的压力下,曾向德国宣战,即使如此,拉贝还是留在中国。“他很有策略地让中国官员相信,战争期间继续由他来经营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不仅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并非容易。”拉贝的朋友这样评价他。
    ……
    但是一战开始的两年后,中国在英国的压力下,仍然把拉贝等德国人挤出了中国生意场。不过拉贝本事不小,一年后他又重新上路,回到了中国,为西门子开辟中国市场立下汗马功劳。1931年他担任西门子驻中国首都南京办事处经理。西门子在南京的业务主要是为这个东方帝国的首都开设电话业务和发电厂等,拉贝的工作非常出色,公司总部对他的业务开拓充分肯定。但对拉贝来说,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恐怕他一辈子也仅仅是西门子公司内部一名优秀的驻外代表而已,世界上不会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
    日本侵略中国,进攻南京,让拉贝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经商才能、统筹能力、领导才干、为人的优秀品质,在一场大屠杀背景下获得了彻底的释放,并且放射无限光芒而从此让世人瞩目与怀念。
    我们的笔下也因此有了拉贝这个人。
    一直有人将拉贝比作拯救了数以千计犹太人的辛德勒先生,这有一定道理。但在我看来,拉贝或许更加伟大和了不起,因为拉贝是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又是以公开的纳粹身份在与日军周旋的情况下,拯救了20余万苦难的南京市民,而且拉贝根本不知道他这样做其实随时都有可能受到自己同胞的检举和告密。“拉贝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违背德国利益的,因而处境危险。”他的另一位德国友人这样说。
    拉贝的壮举比辛德勒先生的壮举要早好几年,毫无疑问,他救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辛德勒救的1200余位犹太人。我认为拉贝更杰出和伟大之处,是在于他用完整的方式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南京大屠杀的种种罪行,这是他的另一个历史贡献。“在当时的情况下,拉贝竟然还能安排出时间来记日记,简直不可思议。”德国同行们一致称赞他这一点。
    南京人说拉贝是个好人自然不用说。而拉贝的朋友们在南京大屠杀出现之前早已这么说他了。
    道德、正义、爱心、仁慈、热情……我看到拉贝的友人几乎用共同的词汇来形容和描写他的品质。我们中国人认为,一个人的品行,全在于他平时的养成。拉贝能在日军施暴时挺身而出保护中国人,这与他身上长期养成的正义感有直接关系。他的好友埃尔温•维克特这样说:“拉贝1908年离开德国的时候,还是威廉二世皇帝统治时期。1919年他短期回国,此时德意志帝国已处在共和国时期,但动荡的局势还没有平定下来,在汉堡,他看见一个人被暴徒殴打倒地,他的性格驱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来,结果他也遭到了殴打。在柏林,西门子工人上街罢工的时候,他看见街上架起了机关枪。于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记日记,久而久之成了他的一个嗜好。”
    从看不惯,到以记日记的形式控诉不公正和暴行,让拉贝从一个精神公正者,成为行动正义者。
    ……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日军进攻南京的日子已即日可待,蒋介石对守卫首都的决心也在发生动摇,南京到底还能坚持多少时间,日军进攻南京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种种问题摆在中国人和留守在南京的诸多外国人的面前。随着中国政府机构的撤离,外国各使馆一方面随蒋介石的政府机构内撤力保配合,纷纷搬迁至汉口,另一方面又力图争取获取日方的态度,观望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他们在南京的资产和权利能否获得保障。由于美、英等主要国家已经在政治立场上同日本处于决裂状态,所以多数国家的使馆认为自己国家在南京的财产和权利恐难保障,故撤离南京已是不用解释的了。只是南京乃中国历史名城,且又是一国之都,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早已对这座城市有很深的渗透,尤其是各国的教会组织、布道人士和神职人员在此远比各国驻华使馆的根基深厚得多,教会所办的学校、医院、神职场所等遍及城市和乡村。另外,随着西洋现代科技文明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和引入,像拉贝所在的西门子等外国公司也在南京有许多分设机构和代理业务,所有上述机构和人员,归结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定的外国势力,他们的立场和出发点也各不相同,在走与不走的问题上态度也不一致。即使留下来的机构和人员,其目的也很各异。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所有神职人员的出发点多数是为了不想自己苦心经营的“中国事业”轻易被日军破坏,期待以自己的慈善之心普度苦难的民众。另一部分是有职业使命的医生和在华传授知识的教授们,再者便是拉贝这样的生意人。
    “既然留下来,我们就应该团结一致向日方提出要求,争取我们应有的尊严与权利。”其他的传教士、教授和生意人都这样认为。
    “走的是明智者,留下的是英雄汉。”毕竟,战争是无情的,日本人的凶蛮与罪恶已经摆在这里。如何维护在炮火下的安全和为中国平民做一份有益的事,这让准备留下来的外籍人士们以及他们的大使馆思考。
    应该说,最早提出仿效雅坎诺神父在上海设立“中立区”的,是几位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上海淞沪战役之中,上海“中立区”不仅为保护在沪外国人利益作出了卓著贡献,而且也为保护数以万计的上海平民立下汗马功劳。因此,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也动了此念。关于整个国际委员会和“安全区”的提议过程,拉贝先生的日记里没有记载,但笔者从浩如烟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中找到了一份当年美国国务院档案翻译材料,这份珍贵的史料详细记述了提议过程的始末——
    关于暂定在南京设立安全区的提案
    1937年11月17日
    下午5时30分左右,W.P。米尔斯( Mills )先生、M.S。贝德士( Bates )博士、刘易斯•斯迈思( Lewis  Smythe )博士( 后两位是金陵大学的教授 )在约定好之后,来到了帕克( Peck )的住宅。
    谈话首先由米尔斯先生和其他人对帕克作了如下说明。
    (1)在南京附近和市内进行战斗时,为了一般市民能避难进行讨论,暂定提案设立安全区,或称为难民区、非战斗区域。( 2 )关于场所,研究了几个地方,但决定城内西部地区较合适。( 3 )当向大使馆罗勃兹上校( 他处作上尉 )征求意见时,他说,中国的军事当局会同意不把西部地区用做军事目的( 因为实质上不会削弱他们的战略部署 )。为什么呢?他说,假如在南京附近进行战斗,就要考虑战斗是在城市的东部或南部。( 4 )关于这项计划,杭立武博士对王世杰教育部长作了说明。王部长不仅表示赞同,而且还主动向军事训练总监唐生智将军( 现在为首都卫戍军司令 )提出商量。唐将军没有陈述他的意见,但是他同意同蒋介石商量一下这个计划( 蒋介石当时不在南京 )。
    接着,到访者们询问道:如果计划具体化了,大使馆会主动将它通知给日本当局吗?对此,帕克先生说,关于这件事今天已经有了结论。那就是回答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明妮•魏特琳( Minnie  Vautrin )女士的信所说的内容,自己也会约定乐于接受这份功劳,将这一情报传达给日本。
    接下来帕克先生指出如下内容:
    如果有人知道了设定非战斗区域的计划是美国人想出来的话( 也许会是这样的 ),其结果,两国任何一方破坏了协定的话,那么预定发起这项计划的人无疑就会受到大家的憎恶。因此,他主张提倡、推进这项计划的人为了避免自己受到失败的责难,采用一个没有误解的方法,应该由中国军当局自己主动地尝试加入到这项计划中来。
    帕克先生进一步说,美国大使馆当然在向日本当局传达非战斗区域计划是基于中方所接受的一点。
    到访者从内心里对这些见解表示赞同。
    米尔斯先生提议说,正如帕克先生所说,如果大使在那天晚上预计见到孙科博士的话,试着向他探询一下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好主意。到访者当中,不知哪一位决定明天再拜会帕克先生,商谈一下有关安全区的问题,谈话就此结束。
    那天晚上,大使和帕克先生与孙科博士一起共进了晚餐,张群将军和南京市长马超俊也一起就座。谈话中,大使说道:说明一下上述计划的概要,话题是出自没有公务的平民,目前它还处于议论阶段,被问到了此事,就回答说如果计划具体化了,就乐于斡旋向日本当局传达等等。
    市长好像对安全区的提案还没有听说过,就此他本人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是,在整个晚餐中,他好像一直在思考那个提案,像是发现了其可能性。当问及他时,他说自己打算留在南京。说起来,推测像是否定。
    应约翰逊大使的要求,帕克先生把那天中午同米尔斯、贝德士、斯迈思交谈的内容主旨向在座的中国人说明了一下。
    同进晚餐的张群将军是现国民政府处于非常时期最核心的人物之一。他建议道:对于安全区的计划,讨论这个问题还为时太早。但是,他的发言预示着一种黯然的假说,即日军一定会来到南京附近。我想他的发言只不过是想缓解一下当时严肃的气氛。( 参见《 南京大屠杀史料 》第12卷第84-86页 )
    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提议首先是几个美国籍教授有了想法,再征得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意见后,口头向中国政府的高层相关领导通过气并获得赞赏后才提到议事日程的。
    应该是11月18日,即斯迈思、贝德士等同张群这些国民政府官员有了沟通后的第二天,他们又聚在一起讨论一些实质性问题了,比如请谁来当头儿。
    这是让美国人感到有些头疼的事。按理他们肯定不会放弃这个国际委员会的主导权或者说领导权的,但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现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美、英等国家已经没有什么约束力了,惟一让日本有可能会考虑“友好关系”的,只有德国人了。
    “假如我们要在南京建立‘中立区’,就得选一位能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人当我们的头儿,否则我们这些人将无所作为,弄不好还会被日本兵‘格杀勿论’呢。”为了筹备这件事,在金陵大学任教的贝德士想到了这一层。
    “西门子的拉贝先生应该是个合适的人选!”斯迈思想到了他曾经接触过的这位德国人。
    “这事非他莫属。而且关键他还是纳粹党员,日本人应该对他另眼看待。”
    “我们接触过拉贝,这是个办事认真、细致,且不乏热心,又有商人机智的汉堡人。相信他能干好。”
    几位美国教授和传教士为共同选中拉贝而欣慰。“日本人已经冲过中国军人设立的南京外围防线,设立中立区的事不疑迟了。今晚我们就把拉贝找来商议吧……”斯迈思教授建议,“就到我家吧。这位汉堡商人来过我家,他会喜欢的。”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9日晚饭时间。斯迈思教授家颇为热闹,鼓楼医院和金陵大学任职的数位美籍医生与教授差不多都到场了。拉贝应邀前来。
    当贝德士代表美籍人士向拉贝介绍了他们事先商议的准备在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之前成立一个国际安全委员会,同时着手建立类似上海雅坎诺神父在租界设立的“中立区”,及其任务和所要做的事后,隆重邀请拉贝出任该国际委员会主席。
    拉贝激动地听取美国朋友们的介绍后,惊讶地问:“为什么主席是我呢?你们可都是杰出的人物呀。”
    “我们认为,目前只有先生你是最合适的人选。除了你本人的能力和有一颗善良的心外,你的德国国籍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身份,是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相提并论的。”马吉牧师说,“当然,这是个光荣而艰巨的职务,拉贝先生你本人是否有此意愿?”
    “对,这是我们这些人一致的看法。”贝德士等一齐向拉贝投来赞赏的目光。
    拉贝确认了这些目光是真诚和友好的,便十分慎重地说:“大家认为我的德国国籍和纳粹党的党员身份在日本人面前十分有用的话,那我就接受你们的建议。”
    “OK!感谢上帝,感谢拉贝先生。”
    “我代表所有留在南京的美国人和其他国际朋友向拉贝主席致敬。”
    “向拉贝主席致敬。”
    这个晚上,拉贝也是第一次有机会认识了诸多美国朋友,包括马吉牧师等,他们现在可都是他的“部下”了——国际委员会成员。
    “好,太好了,祝贺拉贝先生。”回到洋行办公地,拉贝将这件事向韩湘琳一说,韩立即表示,“我代表南京市人民感谢你、拥护你——尊敬的拉贝主席。”
    “我无法想象日本人占领下的南京将是个什么样子,更不知道我个人是否有能力承担如此重要的责任。韩,你是中国人,你一定要帮助我完成这个使命,这也关系到我个人的荣誉,也关系我作为纳粹党员和德国人的荣誉。”拉贝用期待的目光盯着他十分信任的韩湘琳。
    “放心,拉贝先生,只要你一句话,我一定为你赴汤蹈火!”韩在此之前就曾对拉贝说过,只要拉贝留在南京,他就跟着留在南京,死而无悔。这回又听韩如此表决心,拉贝非常激动,给了韩一个结实的拥抱。
    “韩决定与我同甘共苦。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拉贝在当日的日记里如此赞赏他的中国同事。
    现在,拉贝雄心勃勃,决意大干一场。上海那边不断传来消极消息,他不得不持有这样一份雄心。“否则将毁掉德国人的一切荣誉”,拉贝内心有股强烈的使命感。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5期,摘自2015年1月1日《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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