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飞鹰——抗战期间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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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飞鹰——抗战期间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始末


董少东 

    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最著名的国际援华抗日力量是美国的“飞虎队”。其实,在“飞虎队”之前,还有一支来自外国的志愿航空队,他们在抗战形势最危急的时候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共患难4年多,同日本侵略者激战长空,其作用和贡献甚至超过了“飞虎队”。
    这群翱翔在中国蓝天的战鹰是苏联志愿航空队。
    在抗战初期,在英、美等国对中日战争还采取中立立场的时候,苏联是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日的国家。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飞机有1000多架,空军志愿队有2000余人。在多次空战、轰炸中,苏联志愿航空队击沉日本兵舰十几艘,击落、击伤敌机数百架,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超过200名苏联飞行员血洒中国长空。
    这一段蓝天碧血的历史,值得中国人永远缅怀。

    失守的天空

    1937年8月14日,即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日军鹿屋航空队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由台北起飞,轰炸大陆沿海机场,其中9架飞临杭州上空,准备破坏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军用机场笕桥机场。
    日本的轰炸机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在中国领空横行。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的空军没有对日本侵略者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的262架飞机甚至都没有升空,就被日军全部缴获。
    但这次,大摇大摆来轰炸笕桥机场的日本飞机付出了代价。
    一队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忽然钻出云层,咬着日本轰炸机喷吐着复仇的火焰。那是刚刚从河南调至淞沪战场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是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高志航。
    经约30分钟激烈战斗,高志航大队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本队只有1架战斗机轻伤。此次空战是中国空军抗击日军空中袭击的第一次作战。首战获胜,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日斗志。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而这场胜利,险些成了中国空军抗战史的“绝笔”。
    日本的九六式陆上攻击机是侵华期间轰炸中国的主力轰炸机,但其对空火力薄弱。而高志航大队所驾驶的飞机是美国产的霍克3型战斗机,主要作用就是空战。这场空战,中国空军占据了短暂的优势。然而这样的优势只能保证一场战斗的胜利——以当时中日双方的空军实力对比衡量,日本侵略者掌握的优势是压倒性的。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不久,1937年5月,刚刚从美国空军退役的陈纳德,在宋美龄的邀请下来到中国,以专业顾问的身份对中国空军开始考察。陈纳德的考察结论很令人沮丧:中国空军名义上有500架飞机,但实际能飞、能空战的只有90架左右。
    事实表明,陈纳德的说法可能还有“客气话”的成分。据中国抗战资料统计,在“七七”事变之前,中国空军列编9个大队、5个独立中队,装备各种飞机296架,飞行员620名,能参战的不足半数。
    在中国空军装备的飞机中,只有不到一半产于上世纪30年代,勉强能跟上时代,但又缺乏相应的维修、保养,实际上能够投入实战的飞机少得可怜。而且由于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中国空军装备是典型的“万国造”,战时损失极难补充。
    反观穷兵黩武的日本侵略者,空军当时不是独立的兵种,而是分别隶属于陆军和海军的航空队。1937年全面侵华之时,日本陆军航空队已有飞机1480架,海军航空队有飞机1220架。日军飞机数量是中国的九倍以上。其中装备最多的是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和九六式舰载战斗机,都是1936年投产的新机型,当时世界军机的佼佼者。
    中日之间的空战,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搏杀。
    “八一四空战”之后,日本开始有目的地“绞杀”中国空军。8月15日至10月下旬,中日双方为争夺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制空权,展开了激烈的空战。弱小的中国空军有着足够英勇的表现,经过三个月奋战,使日本侵略者损失飞机230架、击毙飞行员327名(此为国民政府统计数字,日军统计为损失飞机39架)。
    中国空军付出的代价更为沉重。国民政府没有公布过真实的战机损失,据日本公布的“战绩”,从1937年8月14日到10月10日,日本航空兵在空中击落181架中国战机,在地面击毁战机l40架。陈纳德的回忆也反映出中国空军的惨烈损失:三个月内,中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飞机,到11月初,所有能飞的飞机加在一起只有三十几架,基本上丧失了作战能力。
    日本侵略者完全占据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
    就在此时,中国空军得到了强援。一支来自苏联的神秘航空队迅速组建,半空杀出。

    磕磕绊绊地携手

    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在危机时刻的携手并非一拍即合,相反,此前十年间,双方经历了磕磕绊绊的外交波折,期间不但有大国间的国家利益、权益之争,还夹杂着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家事”。
    上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的主张,苏联也是中国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鲍罗廷等大批苏联顾问来到中国,苏联的先进武器武装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
    那是国民政府与苏联外交关系的一个“蜜月期”。为数众多的中国青年赴苏留学,学习革命经验,其中就包括1925年时留苏的蒋经国。
    转折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消息传到苏联,对当时热衷共产主义,并且已经加入了中国共青团的蒋经国来说无异晴空霹雳。但他转变得很快,马上带头鼓动学生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谴责:“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
    这一年的年底,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发布断绝邦交令,宣布撤销驻在各省的苏联领事馆。但因当时南京政府是尚未获得国际承认的地方性政权,故上述措施的效力仅及于南京政府所支配的地区。不过,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正式决裂。
    1928年6月占领北京以后,南京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对苏关系继续恶化。翌年7月,中苏终因中东路武装冲突而断绝了邦交,苏联加强了对外蒙的实质控制,外蒙问题和中东路问题随之成为中苏之间两大外交悬案。
    而蒋介石个人对苏联的敌意越来越浓。特别是他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有苏联在背后援助。他的儿子蒋经国此时仍滞留苏联,父子恩怨也掺杂进两国关系之中。
    蒋经国留在苏联长达12年之久,娶了个苏联妻子,在他1937年回国时,能记得的汉字就只剩几百个了。这12年中蒋经国复杂的政治态度,是历史学家们好奇和研究的焦点,莫衷一是。有一点倒是公认的,蒋经国在苏联的日子不好过。他经历了读书、流放、充军、做工……也亲自下过农田,做过苦工,甚至讨过饭,数次申请回国却未获苏联方面准许。1936年,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正式党员,被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
    蒋介石牵挂着儿子,却又忧心蒋经国在苏联被“赤化”,而且对他发表的激烈声明耿耿于怀,如何面对儿子又是个难题。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此宽慰自己:“经国不归,使余无逆子之忧惭,是塞翁失马,上帝必有其意旨也。”
    这份纠结的个人感情,是蒋介石对苏态度的又一个负面因素。
    1923年大革命之初,蒋介石曾认为“苏俄为吾中国唯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关系”,到1928年后的日记中,对苏联则以“俄寇”相称。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为中苏关系的调整带来了转机。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也让苏联意识到危险,认为日本“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共同的敌人让此前持敌对态度的中苏两国迅速靠近,1932年底,两国恢复邦交。
    不过,外交关系虽然恢复了,中苏并没有真正消除芥蒂。
    苏联在“九一八”事变后表现出的两面性,让国民政府心存疑虑。一方面,苏联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感到了危险的迫近,因而更积极主动地靠近中国。另一方面,苏联又在维持着对日本的安抚,对伪满洲国采取事实承认的态度,甚至把中东铁路出让给了伪满洲国。
    国民政府这时也没有把苏联当成抵抗日本的盟友,更大的希望寄托于英美。而当时的中国在英美的外交版图中显然算不上重要,他们对中国的支持至多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这些西方强国还在借着中日冲突大发战争财,助纣为虐。1938年美国输入日本的货物中,钢铁等战略物资所占比重达到了65%;英国也是日本的一大军火卖家。
    最终,日本挑起的全面侵华,让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别无选择地走到了一起。全面抗战爆发一个多月后,中国同苏联迅速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结成了“准同盟”关系。

    “Z行动计划”

    这时的蒋介石,也一改此前对苏联的重重戒心,转而积极谋求与苏联签订《中苏互助条约》,请苏联出兵参战。据当时赴苏联谈判的国民政府代表杨杰回忆,苏联方面也多次暗示在关键时刻会出兵援助。斯大林就曾很直接地告诉他:“如果日本取胜,苏联将出兵。”
    然而苏联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最终拒绝了《中苏互助条约》。苏联当时最关注的是西线德国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他们的东线战略是支援中国抗战,让中国拖住日本,以避免自己与日本的直接对抗。
    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给予中国大量的秘密援助,从根本上说也是出于自身利益。即便这样,对中国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苏联是抗战之初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
    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向苏联驻华大使递交军火供给协议的草案:要求苏联在一个月内向中国提供350架飞机、200辆坦克和236门大炮,同时还要向中国派遣苏联飞行员、航空技师、炮兵和坦克手,以训练中国军事人员。中苏之间很快达成了贷款和军火销售协定。苏联分三期向中国贷款2.5亿美元。
    紧随其后,大批的苏联军事装备输往中国,滚滚铁流一直持续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这些武器包括:飞机1235架,坦克82辆,牵引车602辆,汽车1516辆,火炮1600门,轻重机枪14000挺,步枪5万支,子弹1.8亿发……
    到1937年10月,中国空军的飞机已经在激战中损失殆尽。苏联援华的各种武器装备中,飞机无疑是最为急缺的,同时,飞机也是能够最快速地送到中国战场的。
    二战中担任苏联红军工程兵部部长的卡利亚金,就是苏联援华抗战期间来到中国的一位高级军事顾问。他撰写的《沿着陌生的道路》,回顾了1939年奉调回国前的所见所闻。卡利亚金虽然不是空军,但对苏联援华情况有相对全面的掌握。他在回忆苏联援华武器装备的章节中,用很大篇幅叙述了苏联战斗机的优异性能,以及对日本飞机的各项优势。那个章节的标题翻译成中文是“苏联技术装备显神威”。这个颇为骄傲的口吻倒真不是自夸。
    苏联把自己空军的当家机型给中国送来了。
    苏联援华的战斗机主要是伊15(外号“黄莺”)和伊16(外号“燕子”)。这两种飞机是当时世界军机中的先进机型,各有过人之处。伊15是双翼机,飞行稳定,转向盘旋性能优异,缺点是飞行速度较慢。而伊16是单翼机,飞行速度快,俯冲、爬升性能出色,不足之处是操纵没有那么灵活。
    面对它们的主要对手——日本的九六式,这两种战斗机分别在机动性和速度上大占优势,二者又刚好形成互补,在此后的空战中,苏联飞行员利用双机配合的战术,战果显著。
    苏联为中国提供的轰炸机是图波列夫设计局的斯勃快速轰炸机(外号“喀秋莎”),它以轰炸机的面目出现,其速度甚至比日本九六式战斗机还要快,单凭速度就能摆脱日本飞机的追击。
    不但是性能出众的先进飞机,苏联还同时派来了优秀的飞行员。
    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在1937年9月接到了命令,要求召集最好的志愿飞行员,向中国派送战斗机和轰炸机。名义上是“志愿飞行员”,实际上完全是以军事命令的形式抽调,这些飞行员来自苏联各地,多为经验比较丰富的飞行员,其中还有一些空军试飞员。
    为避免刺激日本,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极为隐秘,甚至在苏联内部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整个援助计划用“Z行动计划”代称。根据当时援华飞行员的回忆,第一批来华的飞行员接到调令时,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有不少人猜测是前往正在进行内战的西班牙。因为他们的指挥员雷恰戈夫旅级(旅级是苏联高级军衔,相当于准将)、后来担任中国空军顾问的索尔上校等,都曾在1936年作为志愿飞行员到西班牙参战,是空军部队里鼎鼎大名的英雄人物。
    第一批援华的战斗机首先在苏联境内的阿拉木图集中,然后飞往新疆,最后在兰州交付中国。在苏联境内,这些飞机上的苏联空军标志就被全部清除,机翼上刷上了青天白日机徽,连驾驶杆都改成了蓝白相间的国民党空军标志性涂装。
    这是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的超远航程,当时的战斗机航程一般不过数百公里,中国紧急在沿途开辟简易机场,为这些战斗机做中继。
    时值隆冬,沿途经常遭遇狂风暴雪,气象条件恶劣,简易机场又难以满足安全降落的条件。第一个开辟这条航路的战斗机中队就损失了一架战机。而在1937年最后的两个月中,先后有20架援华战机在途中失事。1938年以后,苏联的战斗机就改为配件,和其他援华武器装备一样由陆路或是空中运输,到中国再组装起来。
    而轰炸机航程远,直接从苏联的远东地区起飞,中途只需经停乌兰巴托一次,就能飞抵兰州。
    兰州,是中国接收苏联援华武器和物资的中转站。

    红色通道

    大规模的跨国武器输送,即便保密工作再出色,也无法完全避开日本的情报侦察。甚至连日本的媒体都对此有所察觉,1937年10月,日本的《每日新闻》就报道说:“9架苏联制造的高速战斗机在某地组装,并通过兰州、西安运到上海。”
    日本军方对此早已心知肚明,他们很快摸清了苏联援华飞机的航路,并且准备把这些援华武器毁在半途。
    据饶世和著《飞翔在中国上空——1910—1950年中国航空史话》记载,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曾引用日本方面的报告:“兰州是中国和俄国之间重要的枢纽,估计有接近100架飞机长期驻扎,还有许多执行空中作战任务的俄国人也在这里……切断这个‘红色通道’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日本人口中的“红色通道”,指的是以兰州为节点,通向中国正面战场的航线。他们说的“红色”,指代的是苏联。而让这条通道染上红色的,还有中国飞行员的鲜血。
    中国硕果仅存的战斗机飞行员,那时候基本都被集中到兰州去接收苏联飞机,掌握驾驶要领,以便尽快重返战场。苏联的志愿飞行员们,一部分留在兰州充当教官,一部分返回苏联开来更多的飞机,还有一部分则和中国飞行员一起,飞赴战场参战。
    中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那时已经取得了个人击落5架敌机的战果。在兰州,他不用苏联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讲解,就很快掌握伊16的各项性能,首次驾机单飞就敢飞出各种高级特技,令苏联飞行员大为赞叹。高志航还驾机独闯海拔3000多米的六盘山,开辟了兰州到西安的直飞航线。
    11月15日,高志航带领13架战机降落在河南周家口机场。这是他们飞行途中的最后一个中继站,此后他们将直飞南京参战。
    那时,上海已经陷落,日军开始向南京进军。毫无空军力量的中国首都,被日军的轰炸机肆意蹂躏着。
    偏偏这时,一场不期而遇的雨雪,困住了他们的翅膀。连续六天,要么是周家口机场不具备起飞条件,要么是南京机场不具备降落条件,他们只能苦苦等待。
    11月21日,空袭警报骤然响起。日军已经获得了大批苏联援华战机停留在周家口机场的情报,不惜从数千公里外的朝鲜调来精锐轰炸机编队,经停大连、北京长途奔袭河南周家口机场。
    而周家口机场远没有足够的预警系统。空袭警报发出时,日本轰炸机已凭目力可见。
    高志航没有选择隐蔽,反而准备强行起飞迎击。炸弹也在这时落了下来。刚刚进入机舱的高志航,还没来得及发动战机,就被一颗炸弹命中了。
    中国最优秀的飞行员就此陨落。13架飞机仅剩3架幸免于难。
    日军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们认定周家口机场是苏联援华飞机重要的中转机场,必欲彻底摧毁,第二天又派了9架轰炸机前来轰炸。
    这一次,那剩下的3架伊16飞了起来,一架日本轰炸机被击落,其余的慌忙逃走。周家口机场远远超过了日本战斗机护航的距离,而没有护航的轰炸机,数量再多也只能是伊16面前的靶子。
    “红色通道”终究没有中断。
    12月1日上午,23架伊16编成的战斗机机群着陆南京机场。下午,20架轰炸机也降临南京机场。这些飞机的驾驶员全部是苏联飞行员,当天就投入了与日本飞机的作战。卡利亚金《沿着陌生的道路》中记载,当天苏联战斗机曾五次升空作战。
    此时的南京,黑云压城,已成绝地。苏联飞机的到来,已经无力扭转败局。
    在抗战史上,南京留下的最深刻记忆是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发生在南京上空的空战很少有人关注,留下的记载少之又少。
    当时已经一架飞机都没有的陈纳德也在南京,他的回忆录里记录了其目睹的一场空战,场景描述非常专业:“9架日本双翼战斗机飞临南京上空,5架俄国飞机和一架中国飞机拦截了它们……日本人一开火,俄国飞机就垂直俯冲脱离危险,日本人紧紧追赶着一直向下,俄国飞机突然来一个垂直翻滚,再次脱离,然后猛然对着日本飞机开火,结果两架飞机都因为耗尽弹药而离开。”
    俯冲摆脱、垂直翻滚,正是伊16最典型的飞行动作。
    南京的空战,是苏联援华航空队来华首战,也许是投入战斗太过仓促,他们也没有详细的战报。至于战果,《沿着陌生的道路》记载很不确切,只说“击落了几架日本轰炸机。”不过,卡利亚金在这本书里写道,12月2日,苏联轰炸机从南京机场起飞,对停泊在上海的日本海军军舰进行了轰炸,炸沉一艘巡洋舰,炸伤6艘军舰。“这是中国空军以往连想也不敢想的胜利。”
    12月9日,日军逼近南京,南京的几个机场都已经在炮火覆盖范围之内,苏联援华航空队只能撤离。
    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血腥屠城。

    武汉上空的鹰

    1938年年初,随着大批苏联援华武器装备抵达中国,在抗战初期遭受了巨大损失的中国军队得到了补充,特别是空军,实力甚至超过了战前。根据1938年2月的统计,中国各战场的空军已有390架作战飞机,其中主要是苏制飞机。
    中国的飞行员数量本就不多,又被不对等的空战迅速地吞噬了一大批。而且,越是金贵的优秀飞行员,越要执行更多的空战任务,损失最为惨烈。当时被称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的四位王牌飞行员:刘粹刚在1937年10月支援忻口战役时牺牲,高志航牺牲于同年11月赴南京参战的途中,乐以琴在一个月后牺牲于南京上空, 李桂丹则在1938年2月的武汉空战中牺牲。
    培养一名合格的飞行员是一个极耗时间和财力的过程。苏联援华的飞机不断送来之后,中国的飞行员们又要学习新机型的驾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高志航那样一上手就能掌握,但是留给他们的学习时间最多两三个月,就要与苏联志愿飞行员一起驾机执行任务。
    中国空军的主力防空力量,实际上已经由苏联志愿航空队承担。而这支队伍从未正式公开亮明身份。留存到现在的抗战空战资料,已经无法区分苏联志愿航空队和中国空军彼此的战果。目前有据可查的资料中,苏联志愿航空队进行的较大规模空战超过50次,实际情况可能远远不止于此。
    最大规模的空战爆发在武汉上空。
    武汉会战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中日大决战。卡利亚金在《沿着陌生的道路》一书中,将武汉会战定义为“中日战争的转折点”,“正是在这里,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和日军军事技术占绝对优势的神话都破灭了。”
    卡利亚金是1938年5月底到达武汉的。第二天一早,空袭警报就响彻武汉,宾馆的服务员挨个屋子跑,通知客人到防空洞躲避。
    出任中国空军顾问的苏联上校索尔正好来探望卡利亚金,他对空袭警报不以为意,反而向卡利亚金提议:“这是4月29日以后的第一次空袭,日本人已经有一个月没敢来了。虽然头儿禁止你们上屋顶,但我还是邀请你们上去看看。”他要请卡利亚金观赏苏联飞行员痛揍“日本武士”的“好戏”。
    不但是信心满满的苏联空军上校索尔,中国的老百姓们也不想因为空袭警报而错过日本飞机被击落的“好戏”。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当时正好在武汉,还拍摄了一张中国百姓在城市中仰望天空、气定神闲观看空战的照片。
    这份大战之中的从容,源自4月29日一场战果辉煌的空战。
    南京沦陷后,中国的空中力量大部分配置在华中地区的机场,武汉因为战略位置突出,集中了三分之一的战机,超过一百架。
    日本人对武汉的轰炸从1937年9月就开始了。那时候中国的空军无力抵抗,日本轰炸机经常奔袭数百公里如入无人之境。进入1938年,苏联志愿航空队到来,逆转局势。日军在数次遭受了重大损失后,终于有所忌惮。
    4月27日,中国情报部门侦知,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飞抵芜湖机场。木更津航空队由日本天皇亲自命名授旗,是日本海军航空队王牌。他们忽然由台湾飞至中国内陆,显然要有大动作。两天后就是日本长天节,也就是裕仁天皇的生日。他们要在这一天以轰炸中国城市庆祝长天节。
    以芜湖为中心、日本轰炸机作战半径画圈,这个区域里最可能的轰炸目标就是武汉。其他来源的情报很快证实了这一点。
    苏联志愿航空队和中国空军一起做好了迎击准备。为了吸引日本轰炸机,他们还导演了一幕好戏:28日,几十架战机先后起飞,故意低空飞过武汉,做出大规模调动的假象。当晚,这些飞机又悄悄地返回了各自的机场。
    果然,29日下午,日本28架轰炸机在18架战斗机的护航下,气势汹汹地来到武汉上空,却一头扎进了伊15、伊16战斗机早已编织好的大网里。
    伊15依靠突出的机动性,与日本护航战斗机缠斗,伊16则施展开速度优势,上蹿下冲,狼入羊群一样撕咬着日本轰炸机。
    一架架日本飞机拉着长烟从空中坠下。最后双方战损比是36比5,创造了中日开战以来最大的空战战果。
    在武汉保卫战中,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相互配合,共击落日机62架,炸毁日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有力支援了地面部队作战。
    由于中国军队各处顽强、持续的阻击,各路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迟至10月底才完成由东、南、北对武汉的三面包围。中国军队从持久抗战的战略角度出发,未与敌决战,而是从武汉地区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

    “暴徒”式攻击

    在中国上空忽然出现大量苏联飞机和飞行员,日本人是心知肚明的,还曾经有被击落的苏联志愿飞行员被日军俘虏。但一方面出于更高层面的外交战略考虑,一方面忌惮于苏联庞大的军事实力,日本没有对苏联公开发难。
    在日本航空兵的口中,苏联志愿飞行员被称为“暴徒”,后来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也有个类似的外号,叫“美国亡命徒”。可见他们算是吃尽了这些国际援华志愿飞行员的苦头。
    而对苏联志愿飞行员来说,“暴徒”之称是来自日本飞行员的一种赞扬。苏联志愿飞行员技术超群,作风强悍大胆,对战术死板、动作标准的日本飞行员来说,的确有不按常理出牌的“暴徒”之风。
    苏联志愿航空队在中国的空战,至少开创了两个空战史纪录。
    其一是撞击作战。顾名思义,撞击式作战就是用自己的飞机去撞毁敌方的飞机。看上去颇有些同归于尽的架势,和二战后期日本航空兵的“神风敢死队”似乎是同一种做法。其实,这两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的“神风敢死队”是自杀式袭击,起飞后就没有归程,而苏联志愿飞行员的撞击作战则是艺高人胆大,撞毁敌人,自己还能安然返回机场。当然,这一方面凭借高超的技术和非凡的勇气,另一方面也有赖于苏联飞机的“皮糙肉厚”。
    第一个采用撞击作战的是苏联志愿飞行员古宾科。他后来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成为国家英雄,接受苏联媒体采访时曾回忆了在中国的往事。
    一次发生在武汉的空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古宾科发现了一架日军九六式战斗机,马上驾着伊16追了过去。绕到敌人身后时,古宾科扣动了扳机,机枪却没有响——他的子弹已经打光了。但是古宾科并没有打算放掉这个敌人,而是准备生擒他。
    日本飞机加大了油门想跑,无奈速度没有伊16快,古宾科很快追上,与其比肩飞行。日本飞行员显然吓坏了,古宾科打着手势威胁他,让他朝武汉机场降落,他顺从地点头答应,并且驾机转向。
    没想到,刚准备降落,日本飞机忽然加速大角度拐弯,企图逃跑。这一下把古宾科惹急了,当即利用伊16的速度优势,居高临下向日本飞机撞了过去。
    古宾科说,他当时是想撞坏敌机的尾翼,结果稍稍偏了一点儿,伊16的螺旋桨打在了日本飞机的机翼上,直接把它的右翼切掉了。古宾科感觉自己的飞机抖了一下,日本飞机就翻着跟头掉下去了。
    伊16的螺旋桨也变了形,但还是载着古宾科安然落地。
    有此先例,不少飞行员都开始利用苏联战机比日本战机“更耐撞”的优势,在子弹打光的情况下主动撞击敌机。中国飞行员很快也有样学样起来。
    不过,在高速飞行的碰撞中,“更耐撞”的一方也不一定能够次次占有优势。中国飞行员陈瑞钿就曾驾机撞击日本飞机,敌机撞毁了,他的飞机也失去了一个机翼,只能跳伞。同样采用了这种大无畏举动的还有中国飞行员陈怀民,他的飞机也同时被毁,他被迫跳伞,伞降过程中被日本飞机扫射身亡。
    另一项苏联志愿航空队创造的空战史纪录是当时的最远距离轰炸。
    台湾在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割占,在侵华战争中,又被日军作为侵华跳板和后方基地使用。日本的轰炸机精锐多数驻扎在台北、台南、新竹等地机场,随时准备跨海支援大陆日军。
    1938年2月23日是苏联红军节,苏联志愿航空队指挥雷恰戈夫准备以摧毁日本在台北的空军基地作为红军建军20周年的献礼。为了提高奇袭的成功率,中苏双方严格保密。雷恰戈夫直到轰炸前一天才单独召见驻守汉口的第二批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轰炸机中队长波留宁上尉:“明天,你的中队有任务,目标台北。”
    汉口距台北直线距离将近1000公里,波留宁中队装备的快速轰炸机作战航程仅1200公里。从汉口起飞轰炸台湾,意味着战机投弹后须立即返航,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行动失败。松山机场选址于山谷中间,地形隐蔽,防卫森严。要轰炸这样一个重点防护的目标,没有战斗机护航,轰炸机编队很难全身而退。但为了增加远程奔袭的隐蔽性和突然性,最终决定放弃战斗机护航。
    23日清晨,28架满载炸弹的轰炸机依次升空,爬升到5000米以上高空直飞台湾。这个高度飞机耗油量少,但机组人员必须长时间耐受低温和缺氧的折磨。
    两个小时后,飞机越过台湾海峡。日军做梦也没想到中国能够有力量对台湾实施轰炸,松山机场甚至没有搞任何伪装,刚刚组装好的飞机整齐地排列在跑道一侧,而在跑道的另一侧则是巨大的油库、机房……当天浓密的云层又遮住了日本防空观察哨的视线,等他们看到了空中的轰炸机时,280枚航空炸弹从天而降,机场的停机坪、跑道腾起一股股浓烟,爆炸声惊天动地。
    扔完炸弹,意犹未尽的波留宁又下令机组低空通场,用航空速射机枪扫射目标,然后从容返航。在福州加油后,轰炸机群顺利返回汉口机场,无一折损。
    是役炸毁日机40余架,破坏未及组装的战机不计其数,机场油料仓库储备的够机场使用3年的航空燃油被焚一空。

    碧血染蓝天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发动闪击战,兵分三路突袭苏联。苏联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们被召回祖国,参加卫国战争。他们把自己的战机留给了中国,还有200多名苏联飞行员已经把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
    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采取轮换形式,4年间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此外还有2000余人的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此外,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还帮助中国建立了航空供应站和飞机修配厂,并在迪化、兰州等地设立航空学校和训练基地,为中国培训了近1万名相关技术人员。
    从南京到武汉、重庆、兰州、柳州……中国众多的城市上空,都留下了苏联飞行员与日军搏杀的英姿。据二战史资料,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损失飞机986架,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战果。
    当然,他们为之付出的是鲜血和生命。
    苏联志愿航空队有两百多人在战斗、训练和各类事故中牺牲,其中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
    库里申科在1937年就第一批来到了中国。他带领的飞行大队是重型轰炸机大队。重型轰炸机载弹量大,多用来执行战略轰炸任务,但是在日本猖狂向中国进攻的时候,这种飞机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而且,在没有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这种速度慢的重武器面临更多的危险。
    很长一段时间,重型轰炸机被当做运输机使用,他们往返在苏联和中国之间,把大量的武器弹药乃至拆解成零件的战斗机运到兰州。库里申科则长期担任飞行教官,为中国培训了大批轰炸机驾驶员。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库里申科带领他的轰炸机大队进驻成都,开始执行对日本占领区的轰炸任务。
    1939年8月14日,库里申科率领重型轰炸机大队,首次空袭已经被日本占领的武汉,他们将重磅炸弹暴雨般倾泻在汉口日军机场上,将机场化为一片火海,当准备返回时,突然遇到日本机群。库里申科的飞机被日机击中发动机,他凭借高超的技术,用仅剩的一台发动机飞回四川上空。
    受伤的飞机摇摇欲坠,只能在长江江面迫降,机组其他人员均获救,唯有大队长库里申科最后一个脱离飞机时被江流卷走,牺牲时年仅36岁。
    苏联志愿航空队撤走后,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成立,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飞虎队”,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享有盛名。长期以来,国际援华航空英雄的光环套在“飞虎队”的头上,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事迹却少有人知。
    所谓时势造英雄,时势也会“隐藏”英雄。苏联志愿航空队和“飞虎队”就是处在不同的时势之中。
    “飞虎队”有美国援华的部分,但这支队伍是由中国政府出资在美国高薪招募110名飞行员和150名机械师组成,装备的是中国从美国租借、拨款购买的100架P-40战斗机。国民政府从其成立之初就寄予厚望,并广为传扬。
    在“飞虎队”成立半年后,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飞虎队”更成了中美同盟的一个标志物,其对日的战史、战果在两国都备受宣扬。
    而苏联志愿航空队则是一支秘而不宣的援华力量,中国、苏联、日本彼此心知肚明,保持了默契的沉默。即便是在以他们为主力取得对日空战的巨大胜利之时,公开的报道也以“中国空军”的名义出现。
    但是,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支英雄的航空队。在南京、武汉、重庆等苏联志愿航空队战斗过的地方,都建有专门的陵园和纪念馆。
    在库里申科牺牲的万县,一对母子自发地为其守陵半个多世纪。这对母子就是重庆万州区的老人谭忠惠和她的儿子魏映祥。
    抗日战争期间,谭忠惠的家距离库里申科飞机坠落的江面只有两公里,她的父亲经常和她说起库里申科的英雄事迹,并教导她:一个外国人,为中国人的和平而牺牲,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份恩情。
    1958年,库里申科陵园迁至重庆西山公园。在西山公园亭园组工作的谭忠惠听到这个消息,主动请缨承担为库里申科守陵的工作。这一守,就是19年。1977年谭忠惠退休后,儿子魏映祥从母亲手中接过了守陵任务,一直坚持至今。
    也正是在1958年,新中国政府辗转寻找到了库里申科的遗孀和女儿,把她们请到了中国。她们参加了1958年的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总理握住库里申科妻子和女儿的手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格里戈里•库里申科。”
    2009年,在南京紫金山北麓,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落成,这是世界首座国际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讲述着中、美、苏等国空军在中国蓝天联合抗击侵华日军的英勇战史。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5期,摘自2014年12月30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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