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重器 声动九天—记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
 




.asp.

test

特别推荐

伟人毛泽东

时事评论

国际瞭望

社会圈点

学术点滴

背景播放

人物动态

杂谈随想




约稿启事
投  稿



标题关键字


正文关键字


栏目类别

    


国之重器 声动九天—记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


佘惠敏 

    人物小传:于敏,1926年8月16日出生于天津宁河,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曾任该院副院长。
    他是中国核武器小型化突破中的主要负责人,也是我国中子弹突破的主要领导人和参与者,还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重要贡献。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并获得1985年度、1987年度和1989年度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2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留着“聪明绝顶”发型,戴着眼镜,是位名字和外表一样朴实的老者。但就是这位老人,在生命最精华的岁月里,为中华民族揭开了氢弹的技术原理。他的名字,曾是一个长达30年的“秘密”,他为中国作出的贡献,至今仍有许多处于不可言说的保密状态。
    
    土与洋的辩证法
    
    不崇洋,也不排外。有自主创新的勇气,也有后发先至的智慧。
    中国的氢弹研究,是个举世震惊的奇迹。
    第一奇,在速度快。
    科学家们用重金属的核裂变制造出原子弹,再利用轻元素的核聚变制造出氢弹。氢弹要用原子弹来引爆,它的威力百倍于原子弹,难度也远高于原子弹,是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用时最短,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仅用2年8个月,就在1967年6月17日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第二奇,在起点高。
    世界上有5个国家拥有氢弹——美俄英中法,英、法的氢弹研发都有技术外援,美、俄(前苏联)则都是先引爆数10吨重的大当量氢弹,再经过多次试验,逐步将氢弹的个头变小。唯有中国,1967年引爆的第一颗氢弹直接实现空投,体量比美国或前苏联引爆的首颗氢弹小很多很多倍。氢弹是国之重器,其技术原理被各持有国视为绝密,很难横向比较。但从试验次数、爆炸当量等已经公开的数据看,当年面临严密技术封锁的中国明显已蹚出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研发新路。
    于敏,就是那个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人。
    有意思的是,这位关键人物,竟是一个完全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土专家”。日本著名核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朝永振一郎1955年率团访华时就对青年于敏的才华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发文称于敏为“国产土专家一号”。
    土专家能否在国际前沿的核竞赛中一争短长?这也是钱三强物色于敏来预研氢弹时颇受争议的一点。于敏用无可替代的贡献证实了自己的能力和钱三强的眼光:1965年底,于敏提出了氢弹理论设想新方案,并且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氢弹原理得以突破,大大缩短了我国氢弹研制的时间。在1999年我国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里,只有两位没留过学,于敏即为其一。
    土专家其实并不土,他的英语溜得很。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很多专业课就以英文完成。1962年著名丹麦科学家A•玻尔来京访问时,于敏又担任翻译,被玻尔评价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谢绝了玻尔的出国工作邀请。
    于敏并非不乐意出国,事实上,未能出国留学也是他的人生遗憾之一。那一次的拒绝,是因为当时他已经开始参与氢弹理论的预研。在他心目中,祖国的需要永远排在第一位。
    “于老师的英文非常好,我的论文都被他逐个单词改过。他支持学生出国增长见识,但要求学成回国。”于敏的博士研究生蓝可说,这位幽默的老爷子经常将学生们逗得哈哈大笑,就连随口而出的比喻,也颇跟得上潮流——“说自己老了,就说:我硬件老化,软件也过期了。”
    当然,土专家也有土习惯。于敏爱听京戏,喜读史书,出差时总要带几本唐诗宋词当做睡前助眠读物,有时甚至在会场背诵古典名篇——上世纪80年代初,在核试验场等待一次试验结果时,物理学家陈能宽一时感慨,脱口背起诸葛亮的《出师表》,于敏听后也和着背诵起来,二人句句动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慷慨激昂,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不崇洋,也不排外。有自主创新的勇气,也有后发先至的智慧。正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底蕴,才养育出于敏这样不卑不亢的气度。
    
    名与隐的方程式
    
    为做惊天动地的事,甘当隐姓埋名的人。
    按现在的时髦说法,年轻时的于敏堪称一名标准“学霸”:1944年,他以学校历年之冠的成绩从天津耀华中学毕业。1945年,转入北大物理系后,他的学号1234013总在各科成绩榜单中位列第一,成为众所周知的“明星学号”。他甚至还干过跨专业“秒杀”的事儿:在选修数学系的近世代数课时,一次考试,老师张禾瑞出题很难,数学系成绩最好的学生只拿了60分,于敏这个物理系学生却得了100分。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时北大第一届毕业生,随后又继续读研,先后师从张宗燧和胡宁两位先生。
    1951年,于敏在新中国组建的近代物理所里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这位“北大历史上少见的好学生”,在彭桓武领导的原子核理论研究组里如鱼得水。到1960年时,于敏已与合作者一起发表了关于费米系统和原子核相干效应等一系列居于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与后来国际上颇具盛名的相互作用波色子模型十分相似。
    就在于敏带着他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小组,眼看要在基本粒子研究中做出重大成果的关键时刻,1961年1月的一次谈话,让他的人生从此转向。
    所长钱三强告诉于敏,组织上希望他“转行”到“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研工作。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从此隐姓埋名数十载,将终身奉献给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
    这样的选择,看似突兀,实则必然。在抗战沦陷区度过少年时代的于敏,曾险些被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车轧死,亡国奴的痛苦,让“日语”成为他中学时唯一成绩不好的功课。现在,新中国需要他的奉献,他又怎会在意个人的名利?
    回忆起人生中的这次关键选择,于敏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于敏和黄祖洽、何祚庥一起领导轻核理论组,在4年的氢弹预研中做了大量工作,探讨了氢弹中的多种物理过程和可能结构。
    1965年,于敏调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与我国核武器研究主战场汇合。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部主任,带领各研究室人员分别攻关夺隘,力图突破氢弹构造原理。
    9月,作为理论部业务领导,于敏带队去上海出差,利用上海华东计算所每秒5万次的J501计算机,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3个月时间里,于敏带领科研队伍群策群力,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这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参加过会战的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蔡少辉说:“最开始一批模型的计算结果,热核材料没有充分燃烧,我们认为是正常的。但老于说,要做就不能敷衍了事,一定要做到最好。”
    睡铁床,铺稻草,守着吐出大卷大卷纸带的老式计算机,在那100多天里,于敏的大脑一直像计算机一样高速运转,终于带领科技人员算出新的模型,牵住了氢弹的“牛鼻子”。
    于敏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秒懂:“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这样的隐语,是为了保密。在为打造国之重器而隐姓埋名的岁月里,他需要承受很多不能言说的痛苦。女儿于元就一直清晰地记得,幼时父亲工作繁忙,从未辅导过自己的功课。甚至一有同事来访,自己和弟弟就被赶出屋去。“有一次父亲跟一个单位的叔叔聊天,我去门边偷听,听到他们说起‘肉’,还挺馋,却被妈妈噌地一下拉出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谈的不是‘肉’,是拉丁字母ρ,代表密度。”
    大音希声。数十年秘密奉献的隐士生涯,让于敏面对外人时,养成了谨慎少言的习惯,他不喜欢接受采访,也不认可曾被记者冠与的“中国氢弹之父”名头,总说那些成绩都是团队的贡献,是集体的荣誉。
    为做惊天动地的事,甘当隐姓埋名的人,不止是于敏一个人的选择。
    
    粗与精的相对论
    
    高智商、超勤奋的于敏,在工作中精明淡定,在生活中却不安寝、不甘食,闹出许多粗心大意的笑话。
    在同事和学生们的眼中,于敏是个“技术帝”——他有一手精准的粗估绝活,经常作出比计算器还快的神预估。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至今还记得数十年前跟于敏一起听过的一场报告。一位法国核物理学家到原子能所做有关康普顿散射的报告,于敏一边听一边对身旁的何祚庥说出结果。最后报告人给出的实验结果,果如于敏所估。何祚庥点评说:“于敏得到了理论研究的灵魂。”
    在分析物理问题时,于敏总是从物理量纲分析入手,估计数量级的大小,很快就抓住物理本质。这份神技,让他在氢弹之后,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又领导科研队伍完成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等一系列关键突破。
    这时中国核武器事业已经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于敏却没有盲目乐观。他以一个大科学家的战略眼光,意识到可能面临的危机:中国的二代核武器还未完全武器化,还需要做许多必要的热试验。而美、苏虽也在做热试验,但其核武器显然已发展到接近理论极限,只要政治上需要,随时可以“全面禁止核试验”,那将让正在爬坡中的中国核武器研制功亏一篑。
    同样看出这个问题的还有于敏的好友邓稼先。那时,邓稼先已因晚期癌症住进医院。在邓稼先的病床前,由于敏与邓稼先口述并修改,胡思得执笔记录,写成一份希望加快核试验进程的建议书。
    “中央很快接受了这个建议,让我们抢出10年宝贵时间。1996年,在邓稼先同志逝世10年后,我们做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就开始全面禁试了。”回忆起这事,如今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胡思得感慨地说:“这件事,他们站得高看得远,贡献很大。如果没有来得及做必须做的核试验,我国核武器水平就相当低了。”
    到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时,美国已经进行了1000多次核试验,我国仅进行了45次核试验,数量仅为美国4%,投入经费仅为美国的2%。但就是这5大氢弹拥有国中最少的核试验次数,让中国的核武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核武器材料贵重,兴师动众,试验一次代价太大,都是先用计算机模拟设计。于老师总要求我们在原理、预计算中解决大部分问题,只留一两个问题在热试验中解决。”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郑绍唐说,多研究、少生产的发展战略,让中国的核武器研制省了好多钱。
    于敏总结过在实践中摸索的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技术路线:立足优先目标、先进技术,集中力量研制有限重点型号;慎重选择实现目标的技术途径,力求不走或少走弯路;细致稳妥,不放过任何隐患,确保每次核试验圆满成功。
    目标少而精、路径慎而实、试验稳而细。这种精打细算的中式风格,让我们以比其他国家小得多的代价,实现了积极防御的核武发展战略。
    高智商、超勤奋的于敏,在工作中精明淡定,在生活中却不安寝、不甘食,闹出许多粗心大意的笑话:他拿着破袋子去食堂买包子米饭,漏了一地;他周末好不容易帮妻子孙玉芹洗次衣服,往洗衣机加水却忘关排水口,以至于加进N盆水,洗衣机一直不满……
    兵者,国之重器,不可轻易示人也。如不得已而用之,应藏于九地之下,应动于九天之上。
    名藏九地之下,声动九天之上。这正是像于敏那样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一大批核武研究者们的写照。
    
    采访感言:志同道合的伙伴 
     
    氢弹是公认在原理和结构上都十分复杂的系统,像这类复杂系统,需要超大型的团队协作来完成。因此在于敏的故事里,出现众多“两弹一星”其他元勋的身影,真是不足为奇。这些身影里,最让笔者难忘的,是于敏与邓稼先从青年一直持续到暮年的友谊。
    这友谊,阐释了什么叫一见如故。北大读书期间,物理系学生于敏与大他两岁的助教邓稼先在校园里邂逅,书生意气相投,竟然彻夜长谈不倦。
    这友谊,阐释了什么叫生死之缘。于敏大学毕业那年大病一场,曾险些丧命。这时邓稼先在美国留学。出面将于敏送医院抢救的北大物理系代主任郑华炽,就是邓稼先的姐夫。
    这友谊,阐释了什么叫趣味相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于敏、何祚庥两个京剧迷,经常拉着邓稼先去看京戏。他们白天没时间买票,只好晚上等退票。三个青年学者各有各的等退票经验,何祚庥说关键是脸皮厚,要不停问。邓稼先说关键是选择有利地形,剧院门口等不着,车站附近才能争取主动。于敏说重要的是察言观色,来退票的人表情不一样……
    这友谊,阐释了什么叫精诚协作。在攻克氢弹原理的上海百日会战中,于敏刚获突破就致电在北京的同事邓稼先,而老邓接到消息次日就飞往上海帮忙,还掏出私人工资来“犒赏三军”,请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螃蟹。
    这友谊,阐释了什么叫通家之好。文革期间,于敏家人都被迁到山区,妻子来北京探亲时找不到住处,邓稼先就把家里的两间屋腾出一间给他们做临时居所。
    这友谊,阐释了什么叫风骨刚正。文革中,山雨欲来风满楼,于与邓相约坚持科学真理,顶住政治压力。某次试验失利,有人节外生枝,轮番逼迫他俩,要他们承认这是政治问题。两个人都顶住了压力,最终用于敏坚持的技术途径解决了问题。
    这友谊,阐释了什么叫矢志不渝。在邓稼先因试验中受到核辐射而身患癌症,生命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两个人都认识到当时中国核试验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病房里议定出那份对中国核武器发展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建议。邓稼先当年逝世,于敏数十年如一日,将两个人合作的最后一份规划一步步变成现实。
    这不仅是两个人的友谊,更是一个群体的同舟共济。岁月流逝,志同道合的君子之交却历久弥新,当小伙伴变成了老伙伴,直至阴阳两隔,那些一起为之奋斗过的事业却熠熠生辉,将他们的名字都镌刻其中。
    (《环球视野》摘自2015年1月10日《经济日报》)
    
    链接一: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陈海波
     
    少年于敏有一个执着的信念:在那个内乱外侮的国土上,尽管自己不能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驰骋沙场,但他相信,总会有诸葛亮、岳飞式的盖世英雄出现,能够荡寇平虏,重振河山。
    于敏怎么也想不到,半个世纪后,自己会成为这样的“盖世英雄”。
    
    男儿何不带吴钩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战乱中度过。在那个自视为“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
    兵火轰隆的日子里,于敏性喜安静,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历史演义。他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倾慕岳飞和杨家将的精忠报国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凛然正气。他把为国纾困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
    1941年,于敏进入天津木斋中学读高中,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转学至耀华中学读高三。此时,他遇到了两位恩师。
    语文老师王守惠,讲解古文和古诗词时,必会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将写作的背景、文学的渊源和价值以及作者的家事等讲得透彻明了。这种教学方法使于敏很受启发:思考和分析问题也应如此,将对象置于一个大的环境之中,用高屋建瓴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他也因此发现了自己为何会倾心于《三国演义》里的恢宏场面和弘大背景,诸葛亮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正是源于其开阔的视野以及善于把微观的事情放在宏观的大环境中进行分解和缕析。
    另一位是数学老师赵伯炎,讲课时喜欢讲授数学题的各种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来由,要求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种耳濡目染尽管只有一年,却使于敏受益终生,他由此逐渐养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善于从宏观角度处理微观问题,具有开阔视野和战略眼光,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
    于敏意识到,他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纾困之路——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这样的自己适合学习科学。因此,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但他发现那儿的老师并不喜欢刨根问底和追本溯源,难掩失落。更失落的是,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并不适合“心灵手不巧”的他。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喜欢并选修了理论物理,并最终弃工从理,转至理学院物理系。
    在物理系,于敏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在成绩排行榜的第一名。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
    20世纪50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尚无大进展,于敏在平均场独立粒子运动方面发表了《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颇有分量的论文。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学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大为惊叹。回日本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1962年,在原子核理论中创立了集体运动模型的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玻尔访问北京,于敏担任翻译,两人探讨过学术问题。玻尔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亲自邀请他去哥本哈根,于敏婉谢。
    与同时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数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国留学或进修。王淦昌曾留学德国,邓稼先和朱光亚曾留学美国,郭永怀曾留学加拿大和美国,彭桓武和程开甲曾留学英国。
    于敏那时却不曾踏出国门一步,他对此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三十余年后,当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蓝可即将毕业时,于敏并没要求她留在身边做研究。“于老师希望我出国留学,完成他的‘留学梦’。”蓝可说。
    “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强调献身祖国。”蓝可说,“于老师建议我出国两年,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了却君王天下事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由核武器研究院集中攻关,突破原子弹,同时,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
    1961年1月12日,于敏被叫到了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告诉他,经研究批准,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有些不解。他内向沉默,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而且,他当时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
    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他忘不了少年时代的那个关于“盖世英雄”的信念。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于敏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于敏所说的“欺负”,并非仅指过去而言。20世纪50年代,美国等核大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就曾建议用核武器袭击中国。它是真的在进行核讹诈、核威慑,不是报纸上说说玩儿的。”于敏回忆道。
    自此,于敏走上了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他愿“了却君王天下事”,但并不为了“赢得身前身后名”。
    于敏的身影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他的夫人孙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二十多年后才恍然,“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1960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作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六十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
    1965年1月,于敏率领“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同年10月下旬,于敏为上海研究人员作了“氢弹原理设想”系列学术报告,提出了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形的设想,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
    当于敏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报告时,同志们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请客的还有另外一人。当氢弹原理的方案传到北京后,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听完于敏的汇报后十分兴奋,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
    氢弹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就造出氢弹。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一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但在试验现场的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于敏确信他的氢弹原理是正确的,他也确信,我国已经取得了设计实战氢弹的自由。
    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这次的蘑菇云更大,仿佛一颗人造“大太阳”,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能看到,烟云升离地面10公里。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的速度为世界之最。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
    爆炸成功后,氢弹须根据实战需要进行武器化并装备部队。于敏接着对氢弹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更看谋略称筹幄
    
    于敏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他想起了当初听到钱三强告诉自己那个决定时,脑海中闪过的一个念头:突破氢弹技术后,回去做基础研究。“文革”后,钱三强也数次问于敏是否想回科学院。但于敏最终没有“回去”。
    20世纪80年代,在原子弹、氢弹等技术相继突破后,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等曾经共同奋战在核武器研制一线的骨干相继离开九院。
    昔日群星闪耀,如今只剩下于敏、周毓麟、何桂莲三人。
    于敏也想过离开,但“估计自己走不了”。他知道,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必须发展第二代核武器。于是,他留了下来,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
    在那些日子,于敏会常常想起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冬天,于敏在西北高原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他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严寒的高原上了,他曾在这片试验场休克昏倒,他还记得多年前自己曾在这黄沙大漠中大声吟诵“不破楼兰终不还”。
    此刻,高原上响起了另外的高亢朗诵之声。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在试验前的讨论会上,于敏和陈能宽感慨忧虑,不由地朗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会场最后只剩下了于敏一个人的声音,他一口气将《后出师表》背诵到底——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不过,不同于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敏的事业是“可为”的,而且凡事大多“逆见”。这次试验很成功,为我国掌握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基础。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极限,再多做核试验,其性能不会有很大提高。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他们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核武器事业可能功亏一篑。
    于敏向邓稼先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邓稼先也有同感。于敏建议上书中央。于是,由于敏起草,邓稼先修改,胡思得执笔,向中央递交报告,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
    后面发生的事果然如于敏所料。1992年,美国提出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那次上书为我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接着,于敏又提出,用精密计算机模拟来保证核武器的安全、可靠和有效。这个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这次上书建议可以与原子弹和氢弹技术突破相提并论。不然,我国的核武器水平会相当低。”胡思得直言。
    正如宋朝诗人吕声之诗中所言:“更看谋略称筹幄,会见精神坐折冲”。于敏的谋略,“折”掉了美国的阴谋。因此,于敏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从某种程度上看,他甚至做到了像诸葛亮那样,运筹帷幄,料事如神。
    
    留取丹心照汗青
    
    就像他沉默的事业一样,于敏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他毕生信奉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曾对身边人说,不要计较有名无名,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
    这种“宁静”使于敏在子女的记忆中是失声的。
    儿子于辛小时候对父亲的唯一记忆就是一个字:忙。“整天待在房间里想东西,很多人来找他。”女儿于元亦很难觅寻对儿时父亲的记忆,因为父女俩不曾亲昵过。
    但于元总算还是找到了一个“声音”,听着很好笑:有一天,小于元淘气跑进爸爸房间,听到他正对别人说ρ(希腊文字母,表示密度,音近“肉”),高兴地跑出来对妈妈说:“今天有肉吃了!”
    于敏对“宁静”有着自己的解释。“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他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这丹心于他就是坚持科学,就是献身宏谋。
    所以,当“文革”期间,军管领导胁迫于敏将某次试验中的技术问题定调为科研路线问题时,他并未屈服,反而在会议上挺身而出,鲜明地指出并论证那次试验的理论方案并无问题,只是一些新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从来不存在所谓路线问题。
    于是,于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但他无悔:“如果我说假话,我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我宁愿现在挨整,决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
    当时,处于极左思潮统治下,军管组动辄干预并批判他们的技术工作,技术讨论会上甚至不允许使用外文字母作符号。很多技术人员自叹如倾巢之卵,噤若寒蝉,即使慎重、委婉地表达看法,也仍常遭批判。但每次讨论会上,于敏仍坚持讲真话,明确地讲出自己对技术问题的看法,绝不随声附和。
    与于敏深交并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因此,有争论的时候,邓稼先常会说,“我相信老于的。”
    于敏不屈服威权,能让他屈服的是科学和事实。还有一个能“屈服”他的,是唐诗宋词的艺术。
    胡思得说,每次和于敏出差,都能在他床头发现一本唐诗或宋词。于敏晚上睡不着觉,就躺在床上捧着看。
    蓝可说,李白、杜甫的诗,他们刚读完第一句,后面的诗句于敏都能直接背下来,还给他们分析这首诗的特点。
    陪孙子时,于敏会教他背诵古诗词。他教孙子学会的第一首诗词就是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为何如此倾心古典诗词艺术?于敏说:“艺术可以陶冶情操,使志存高远。而非志无以广学,非学无以广才呀。”
    就像他的“宁静”可以致远一样,诗词艺术带给于敏的是在核武器事业上不断寻求突破的远志广学,是一生致力于为国谋策的鞠躬尽瘁。
    虽然于敏爱诗,但甚少写诗。在73岁那年,他却以一首《抒怀》为题的七言律诗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轰烈的一生:
    忆昔峥嵘岁月稠,
    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
    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
    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
    百家争鸣竞风流。
    于敏,绝大多数时候在这个世上“沉默无闻”,是“无轻重”的一叶,但他从未抛弃“献宏谋”的一片丹心。
    (《环球视野》摘自2015年1月10日《光明日报》)
    
    链接二:绝密忠诚 ——记中国氢弹功勋、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院士  
    
    于敏。
    一个绝密28年的名字,一段铸核盾卫和平一甲子的传奇。
    9日,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于敏颁发获奖证书,紧握老科学家的手,温暖赤子报国的心。
    1926年生的于敏,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一脸属于老科学家的谦逊与纯粹……
    28年隐姓埋名,他连妻子都瞒住了
    于敏生于一个天津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对新知,探究其所以然。进入北大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1951年,于敏在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1年1月12日,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他谈话,秘密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于敏说。
    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连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他起了关键作用
    1965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9月,他带领小分队赶往华东计算机研究所。
    “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参与“会战”的蔡少辉研究员说。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突破氢弹后,于敏带领团队乘胜又干成几件事——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为我国核武器发展战略和国防高技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婉拒“氢弹之父”称谓,扶携后俊有口皆碑
    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说这是集体的功劳。
    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于敏扶携后俊有口皆碑。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请教他一个基础理论问题,不仅得到当面解答,第二天还收到几大页纸,详详细细写着推导过程。
    受传统文化熏陶,最崇拜诸葛亮和岳飞
    一次核试验前的讨论会上,压力、紧张充斥整个屋子。这时,只听到——“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于敏和陈能宽两位科学家忽然你一句我一句地将诸葛亮《出师表》背诵到底。
    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所有人真切体会到个人奋斗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
    “父亲受传统文化熏陶很深,最崇拜诸葛亮和岳飞。记忆中,小时难得见到父亲。现在他没那么忙了,一句句教孙儿《满江红》。”于敏的儿子于辛说。
    人,总有憾事。
    老于说,亏欠妻儿很多;妻走了,他想补偿,来不及了。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6期,摘自2015年1月10日《解放军报》)
    

版权所有 @ 环球视野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