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美国:一种不对等的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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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美国:一种不对等的接近


巴勃罗•莱亚尔 魏文编译 

    1959年1月1日在拉丁美洲标志着一个无疑有政治和历史兴趣的日子:“7月26日运动”经历一场性质不平常的斗争以后在古巴获得胜利,意味着推翻了富尔亨希奥•巴蒂斯塔独裁政权。
    这场胜利在拉丁美洲游击队力量夺取政权方面是从未有过的,在安的列斯群岛最大的岛(古巴)上开始的一个广泛变革进程将开始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主要是对民族解放运动或游击运动的影响,这指的是将实现独立或在相关的国家实现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这发生在一个世界的框架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灰烬上出现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因霸权主义的斗争相交叉。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和他的运动,其中突出的人物有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劳尔•卡斯特罗、塞利亚•桑切斯•曼杜雷、海迪•圣塔马丽亚等,胜利地进入哈瓦那,1959年1月8日正式开始一个革命的进程,它得到公民的广泛支持,这是美国深刻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霸权以及被称为“冷战”的东方--西方对立在拉丁美洲的翻转。
    古巴革命很快因实施国有化的进程激起与美国的对立,意味着华盛顿决定中止古巴糖的进口,糖是古巴岛主要的出口产品,80%出口到美国市场。随后,1961年1月美国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主持下加强对古巴制造不稳定的行动,在约翰•肯尼迪统治时期扩大了。只是从1977年起两国在哈瓦那和华盛顿分别设立了所谓“利益代表处”,在瑞士使馆的保护下,作为正式进行必要联系的一种方式,事实上是面对居住在美国的古巴居民超过100万人的现实。
    肯尼迪(1963年被暗杀)下令积极支持古巴传统的政治团体,他们流亡在美国的佛罗里达,那里的环境有助于发起对古巴政府的批判,指控它是“共产主义的”政府,而且开展军事行动和破坏,这得到中央情报局和民主党及共和党人最保守的核心的支持。1961年4月由聚集在所谓 “2506旅”的1500名古巴雇佣军发动的入侵吉隆滩遭到失败。
    对于反革命力量来说,吉隆滩的结果是悲剧性的,100多人死亡,1200人被俘,后来其中一部分俘虏被用来交换(美国的)食品和药品。吉隆滩对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力量来说,意味着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军事的和媒体的胜利,不仅破坏了华盛顿强加的制造不稳定的计划,而且利用这个机会在悼念因来自尼加拉瓜领土的飞机轰炸而牺牲的7名古巴战士时,宣布古巴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帝国主义者不能原谅我们的事情是我们在这里,帝国主义者不能原谅我们的是古巴人民的尊严、坚强、价值、意识形态的坚定、牺牲精神和革命精神。这就是他们不能原谅我们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在他们的鼻子下,我们在美国的鼻子下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吉隆滩和在军事侵略行动之后古巴得到的广泛支持,向肯尼迪政府表明,为了打败菲德尔•卡斯特罗其步骤必然是推动非法行动的渠道—如同美国1954年在危地马拉、1964年在巴西、1973年在智利所做的那样—正是这样,1961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批准一项对古巴革命制造不稳定和破坏计划,被称为“埃及獴行动”,这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的政策重要的基本工具。
    这个行动计划在于基本上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授权中央情报局实施,其任务分为经济战,政治上使其失去威望,开展军事不稳定的行动,情报工作,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颠覆。后来还加上进行生物战的指令,主要是破坏古巴的制糖工业。行动还包括致力于处死古巴主要领导人的行动。
    “埃及獴行动”在已经确定美国对古巴的封锁的同时实施。时至今日美国的封锁仍然保持,给这个国家的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失,对大西洋一侧的市场完全翻转,同时在1962年乌拉圭埃斯特角美洲国家组织将古巴驱逐之后,90%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参与美国在政治、外交、经济上孤立古巴的政策。
    美国在吉隆滩失败以后,古巴政府接近由尼基塔•赫鲁晓夫主持的苏联领导的立场,决定用苏联的装备武装自己的军队,甚至开始部署装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这为人所共知的“加勒比危机”迈出了步伐。那次冲突在古巴海岸和国际政治制度10天的高度紧张之后,苏联决定从古巴撤走核武器系统,美国同时承诺撤走它在土耳其的导弹,保证古巴不会受到美国军队的入侵。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的谈判表明“冷战”不会出现两个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其他国家是这场争夺的“齿轮”的组成部分,结果在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失败了。在那种气氛下美国加强对古巴的封锁。古巴实施一项国内防御的政策,对外政治上承诺支持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解放事业,这就带来华盛顿和哈瓦那之间非常紧张的后果,直到进入20世纪的90年代。
    物换星移
    作为针对古巴制造不稳定的运动的一部分,1965年11月美国通过了所谓的《古巴调整法》,旨在鼓励古巴的移民并给予特权—很明显区别于其他的拉丁美洲居民—对任何到达美国领土的古巴人立即给予居留权,经过稍微的修改它成为一项鼓动非法移民的强有力措施,在佛罗里达海峡造成数百人死亡。从1981年起,当演员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时,加强了对古巴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斗争,1985年在美国土地上建立马蒂电台,用于在24小时进行反对古巴政府的转播。这项措施后因建立马蒂电视台而得到加强。
    1992年10月,在老布什政府时期颁布了“托里塞利法”,是由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托里塞利在全面的选举运动中提出的法案,目的是在佛罗里达赢得拉美裔选民的支持。该法案的目的是让古巴完全孤立于世界其他国家,使古巴的经济停滞,拥有一系列的治外法权性质的措施,这是明显违反规定贸易和航行自由的国际准则。“托里塞利法”规定了两项基本的制裁:禁止有贸易目进入古巴港口的船只停靠美国港口,或在它离开古巴港口后的180天内不得进入美国。
    在这个行动之后,美国政府在共和党占主导地位的框架内国会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批准了所谓的“赫尔姆斯—伯顿法”。这项法律草案被夸大称为“为了古巴的自由和民主巩固的法律”。一项在比尔•克林顿统治下批准的法律文本,旨在在加强对古巴的封锁,使封锁国际化,对支持或推动与古巴的合作的国家和组织拒绝提供信贷和资金援助,这显然使外国在古巴投资遇到困难。这项法律规定,任何与古巴打交道的非美国公司可能遭到法律的报复,它们的董事将被阻止进入美国领土。这意味着在与古巴的贸易或与美国的贸易之间进行选择。
    进行坚定的革命的古巴从60年代早期就开始执行一项名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它意味着以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医疗的和扫盲的行动明确支持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革命进程。比如古巴是第一个派医生和教师为新生的阿尔及利亚革命做出贡献的国家。作为反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古巴推动国际组织的诞生,如不结盟运动。古巴通过军队、在最广泛的工作领域的技术培训,政治和职业培训支持一些国家的政府,如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尼加拉瓜、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在安哥拉从1975年到1989年2500名古巴人在保卫安哥拉、反对“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军队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革命斗争中献出了生命。
    在内尔逊•曼德拉逝世时,古巴被承认在推翻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中是负责任的国家之一。同样古巴为纳米比亚的独立做出了贡献,巩固了莫桑比克的革命进程。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数千名学生到古巴留学,受到技术、专业和军事的培训,这些学生帮助在各自国家的发展,或帮助左派力量领导的政治变革,反对美国的霸权。
    拥有1000万人口、经济上有依附性的古巴在极端不对等的条件下面对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大国,但是它不可能被打败。变革之风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新的阶段
    12月17日承认变革经历了很高的强度。这一天,在华盛顿和哈瓦那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和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发布声明,向世界通报在释放被关押在两国监狱里的政治犯(美国人阿兰•格罗斯在古巴被指控犯间谍罪,五年前被逮捕; 反对恐怖主义的古巴人赫拉尔多•埃尔南德斯、拉蒙•拉瓦尼诺、安东尼奥•格雷罗等16年前被逮捕,关在美国的监狱)的框架内,在一个漫长的接近过程之后,他们决定恢复外交关系。奥巴马清楚地说明他的国家从1961年1月以来实施至今的政策是一项“强调过时……在我们的利益的进展中已经失败的政策……通过这项决定我们试图创造一系列有利于我们的人民的变革”。
    两国政府的会谈和接近长达17个月,这是一项“珠宝业的工作”,从2013年6月以来一直在进行,由加拿大政府、乌拉圭总统何塞•穆希卡以至梵蒂冈作为调解者,在佛朗希斯科教皇执政的清风之下,梵蒂冈无疑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角色。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决定对“主教堂”是一次真正的打击。
    但是,尽管两国政府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但留下一个关键点: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奥巴马在宣布两国之间这个关系新时代的时候,承诺与美国国会进行研究取消封锁。奥巴马的工作很艰难,从2015年1月起共和党将在参众两院占多数,它已经宣布拒绝走一条意味着减轻对哈瓦那的政治和经济压力的道路。奇特的是持最强硬的反对古巴的立场的名字是古巴裔的参议员马科•鲁比奥、罗伯特•埃尔南德斯和马里奥•迪亚斯•巴拉特。
    结果是非常明显的,不结束对古巴已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封锁就不可能恢复外交关系,为什么?为了开辟两个使馆而保持一种建立在一个国家强加给另一个国家,拒绝数百万古巴人的权利基础上的关系?从事分析和写作的人士提出的问题是,他们看到恢复外交关系的积极方面,但认为这还是不够的。
    自从一群大胡子(指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译者注)战胜巴蒂斯塔的独裁政权已经过去了56年。在这个期间“现实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停滞了,柏林墙倒塌了,出现了其他一样的或比这更有罪恶的事情。世界变得更加复杂了,敌人更加宽散,今天谁是敌人更不清楚,明天的朋友或第二天成为今天的敌人。白宫已经有过十位总统,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面对这个新秩序在世界上出现了其他的势力。所有这一切让华盛顿注意到使它面对古巴的争论焦点已经过时和失败了。
    实用主义的某些东西应当留给共和党人,为了理解这点,尽管在其内部存在极端保守和反对古巴的阶层,在对安的列斯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施加压力50年以后应当为了结束这项失败和过时的政策迈出步伐,该项政策主要损害了古巴的居民。对经济分析人士来说,这项政策还意味着使美国“实用主义”的投资者和企业家失去了机会,他们与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加拿大人相比丢掉了许多地盘。奇怪的是与1000万古巴人的社会损失有关,有数百名投资者和企业家如饥似渴地看到了打开一个300亿美元的潜在市场的机会,包括不同的领域如旅游、电信、农产品加工和石油化工等。
    从政治利益的观点来说,奥巴马的决定无疑考虑到国内的政治:吸引拉丁裔选票,提早打击共和党的候选人杰布•布什,他与一名墨西哥妇女结婚,是已经有过两位总统的家族的成员,奥巴马的决定有助于推动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此奥巴马还需要迈出有差别性的步法,他面对着一个被共和党广泛控制的国会,在那里他的提议将遭到拒绝。
    在迈阿密大学的教授华金•罗伊看来,恢复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解释在于封锁和推翻古巴政府的主要目标已经失败,还说明古巴流亡者的演变,他们已经不再受意识形态标准的引导。罗伊认为,“古巴从20年前至今不像以前那样意味着任何危险:它不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不支持恐怖主义者,不可思议地保障关塔那摩的安全,不卷入贩卖毒品。甚至为调解和平的工作提供合作(哥伦比亚政府和游击队在哈瓦那谈判)。世界的领导人从中国到莫斯科的领导人访问了哈瓦那,联合国年复一年系统地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
    对罗伊来说,“使华盛顿感兴趣的是古巴在遭受不受控制的移民造成的国内问题时(比如出现第二个马里埃尔移民潮)不会变成一种安全的危险……以这种方式注意到古巴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形势,已经到了保障稳定的时刻”。因此,这位分析人士认为华盛顿政府选择了与古巴关系的正常化,面对拉丁美洲的不确定,在复杂和危险的世界情景中将保护南部侧翼作为目标,“奥巴马打出了他的牌。有风险,现在取决于劳尔•卡斯特罗明智的回应”。
    对于分析人士吉列尔莫•阿尔梅拉来说,恢复古巴与美国之间关系的决定无疑将产生反响,“将鼓励和加强拉丁美洲和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美国也会发生古巴的极右派(指在美国的流亡者中的极右派)和共和党人与有兴趣与古巴进行贸易和在那个国家投资的资本家阶层之间的冲突。对此还加上在迈阿密古巴人民众阶层和民族主义分子,民主党的公民和拉丁美洲移民,他们每天都在抗议,反对种族主义和国家的暴力”。
    阿尔梅拉对这个新阶段的范围是谨慎的,虽然从经济的观点来说将增加外汇的流动,发展私人部门,获得技术将会改善,增加个体户。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进步,但是也需要注意可能出现的社会差别的情况,“特别是存在官僚阶层和与世界资本主义经营者之间迅速结合的现实危险,这可能为反对派创造一个现实的社会基础。对此还加上教皇朗希斯科所起的作用,他不仅在古巴的保守阶层和反对者中赢得更多民心,而且天主教的影响将为新的保守的社会力量、支持市场的或直接的反革命力量提供政治的和物质的支持,来自美国的资金将加强岛上的这些力量”。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5年1月7日西班牙《起义报》)

    链接:古巴和美国的关系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吗
    里卡多•盖萨达 魏文编译

    原编者按:古巴前外交部长、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前主席里卡多•阿拉尔孔•盖萨达在专栏中写道,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12月17日的演说给了历史一次“舵的打击”:他承认美国反对古巴的政策的失败,决定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尽力取消所有的限制,建议完全取消封锁,在与古巴的关系中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12月17日,在释放被关押在美国16年以上的5名反对恐怖主义的古巴人的时候,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改正了一种过于长期的不公正,同时给了历史一次“舵的打击”。
    承认反对古巴的政策的失败,恢复外交关系,尽力取消所有的限制,建议完全取消封锁,在与古巴的关系中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所有这些都是在一次演说中提出的,这打破了任何的预测,让所有的人感到吃惊,包括最聪明的分析人士。
    在现任美国总统出生之前,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1953—1961)制定的敌视古巴的政策曾经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政府实施的准则,几乎总是带有色彩的次要事情,1996年比尔•克林顿批准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汇编入该项政策。
    在头几年敌视古巴的政策的实施相当成功。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时,美国正处在它的势力的顶点,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行使没有争议的霸权,特别是在西半球,这使其做到将古巴排除在美洲国家组织之外,几乎是全面孤立古巴岛。古巴只能得到苏联和它的组成华沙条约的经互会伙伴国的援助。
    所谓“现实的社会主义”(指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倒台制造了许多幻想,最后也影响到古巴革命。
    人们想象到一个单极统治的漫长时期的来临。陶醉在胜利之中,他们没有觉察到对所发生的事情深刻的感觉:冷战的结束为社会斗争开辟了新的空间,使资本主义面对越来越难以处理的挑战。
    柏林墙的垮台阻止他们看到,在同一时间,1989年2月被称为“加拉加索”(首都加拉加斯民众起义反对佩雷斯政权—译者注)的社会起义震惊了委内瑞拉,成为在拉丁美洲开始一个新时代的指示性信号。
    古巴在它过去的盟友消失以后,做到生存下来,古巴的抵抗在本大陆深刻的变革中成为重要的因素。几年前,美国坚持孤立古巴的政策的失败已是显而易见的,但结果是孤立了美国,如同现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所承认的。
    对华盛顿来说,一种和古巴的新关系是必不可少的,是和一个已经不再是它的“后院”的大陆恢复关系所需要的。现在做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尽管美国有实力,不能行使它舒适的领导地位,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实现这种新的关系还差很多。首先必须完全取消(对古巴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如同美国具有重要的更新活力的企业阶层所要求的那样。
    但是,关系正常化首先意味着学会与不同的东西一起生活,放弃旧的统治梦想。意味着尊重国家的主权平等,这是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原则,如同历史表明的那样,这不是强者感到愉快的事情。
    关于释放被关押的五名古巴人,所有的美国总统无一例外都广泛地利用宪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一段专门赋予他们的职权。在两个多世纪中就是这样,没有任何事情和任何人能够限制他们。
    美国宪法的这一段授权总统在反对美国有争议的罪行的情况下,中止执行判决和给予赦免。
    在五个古巴人的案件中,对实施仁慈有过多的理由。2005年上诉法庭的法官们废除了针对这些古巴人的司法程序,将其确定为“一种偏见和敌视的风暴”,下令进行新的审判。2009年该法庭的全体法官决定这个案件与间谍和美国的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关系。这两项裁决是法官完全一致做出的、
    关于另一项重大的罪名,即只是针对赫拉尔多•埃尔南德斯•诺尔德洛“阴谋进行暗杀”罪名,它的指控者们承认不可能证实这类诽谤,甚至2001年5月在一次空前的行动中企图撤销起诉,该起诉只是由前总统乔治•布什(2001—2009年)的检察官们接手的。
    五年以前,埃尔南德斯就等待迈阿密法庭对他不断提出的要求的某种回答,埃尔南德斯要求释放他或是接受重审他的案件,或是命令政府提供“使用的”证据以便对他进行判决,或是接受听取他的申诉,或是政府公布官方资助庞大的支持“完美的风暴”的媒体运动的规模和范围。
    法庭从来没有做出回答。主要的媒体面对这种不常见的司法瘫痪也一声不吭。显然这是一个政治事件,只能靠一项政治决定解决。没有任何人比总统更能做到这一点。
    奥巴马表现了智慧和决心,他不是局限于使用权力释放任何人,而是勇敢地面对实质问题。五名古巴人的处境是一项侵略性战略的结果,最明智的事情是同时结束这两个问题。
    任何人不能不承认12月17日宣布的内容的重要性。但是无视仍然存在一条可能是漫长和曲折的道路将是错误的,在这条路上需要坚定而有智慧地前进。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7期,摘译自2015年1月16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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