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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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


侯惠勤 

    【内容提要】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在今天是一个新挑战。话语权是意识形态思想领导权的实现方式,包括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和批判权等。争夺话语权,既要关注主题、分析框架、论证方式、叙事方式等根本性话语,也要关注一些细小但关键的语言使用,比如我们在改革开放前,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不完全清醒”还是“完全不清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导向应该是“大公无私”还是“大公有私”等。对此如果没有明确的辨析,那么这些已被篡改的语言就可能成为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千里大堤崩溃的“蚁穴”。

    党的十八大以后,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牢牢掌握话语权,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一刻也不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其中,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相提并论,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思想领导权、话语权和学术话语权

    国家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阶级意识,是上升为统治思想的阶级意识。因此,只有能够形成阶级意识的阶级,才可能成为革命阶级并通过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这就表明,思想领导权在革命阶级获得政权前是革命的先导,是夺取政权的必要前提;而在掌握政权后则是巩固政权的保障,是建立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由于在受压迫的劳动者阶级中,只有工人阶级能够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以“消灭阶级”为内核的阶级意识,因而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建设,都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历史使命,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的作用上。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是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按照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去改造世界,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思想领导权的实现路径就是话语权。话语权包括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和批判权等。所谓提问权,就是对于时代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重大任务的发现和追问,是历史任务的提出和阶级立场的表达,是一个政党及其领袖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的思维特征及具体表现。所谓论断权,就是对于时代、时代特征、时代潮流及其重大问题所作出的回答和判断,是为历史任务的完成所必需的理论武装制定思想依据,是一个政党及其领袖思想创造力的体现,其表达方式通常是形成独特的思想体系或理论纲领。所谓解释权,就是在完成重大历史任务过程中开展政治动员所作的理论阐释,是一个政党及其领袖的思想深入社会实践和人民大众的方式,通常通过及时提出适当的理论概括及其“口号”,以及口号的把握、贯彻和落实,在今天,特别重要的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所谓批判权,就是对于敌对或错误思想观念进行排除,是一个政党及其领袖对于主要矛盾、主要倾向和主要危险的判断和把握,也是其感召力、战斗力的直接检验,通常通过思想斗争的方式进行。总之,通过出题目、作判断、除干扰、解困惑等环节,掌握思想领导权,实现思想引领,是掌控意识形态的一般方式。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首先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
    通过学术话语权消解思想话语权,是今天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渗透的重要特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权可能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从话语权的角度看,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由于西方蓄意制造意识形态和学术的割裂并把马克思主义归入意识形态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架空。进一步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话语权方面的弱小,不仅仅因为西方学术思潮的强大,还与我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失当有关。比如说,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学术研究当然要走向世界,但是,只有拥有自身的学术根基,才不至于把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变成学术的“西化”、“洋化”。又比如说学术创新,那当然是学术的生命之本,但是如果只是照搬西方学界的问题和话语,那么看似热闹的创新则最后只能换来一个学术附庸的苦果,自然是事与愿违。因此,构筑和巩固自己的学术阵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学术真正自由、繁荣的前提。

    二、根本话语方式的确立是话语权的关键

    话语权奠立在由基本观点、分析框架、特定视角等构成的根本话语方式之上,基础是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总题目下,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关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话语方式。颠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企图,首先表现在试图否定上述的根本话语方式上。割裂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联结,用价值关系否定和取代主客观关系,进而否定历史客观必然性,是今天试图改变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中国引向“全盘西化”的主要话语方式。
    1.不能用“普世价值”消解“中国特色”
    大家知道,近几年来我国思想界的一大争论就是关于“普世价值”之争,这一争论的实质是中国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样的发展方向问题。力主中国通过改革走“西化”道路的人,为了掩盖其“走邪路”的实质,首先要抹杀道路之争的意义,鼓吹现代化是一个没有道路分野、没有主义之辨的普世过程。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选择和斗争是个可笑的伪命题,因为现代化过程中的贫富分化并非资本主义独有,“发生这种过程的两个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和人口,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因而也就必定是一个“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的过程,不存在“姓社姓资”的斗争。“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一轮又一轮的‘姓社姓资’的争论,是那么认真尖锐。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些争论显得多么可笑!当前围绕一些问题的‘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过一些年后,人们也会同样觉得可笑。”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以“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为论证工具,最终把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湮灭在资本主义的所谓“普遍性”中。他们的逻辑是,“由于我们长期生活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对现代文明缺乏了解,对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认识是相当艰难的”,所以对于人类社会共性东西,即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认同和接受要放在突出的位置。这里有以下三点错误。
    第一,个性和共性是性质相同的一类事物的内在关系,用资本主义的所谓共性,来吞蚀中国社会主义的个性,是荒谬的。即使在其同类事物中,其共性和个性也不是平起平坐的两极,而是以个性为主要方面的对立统一。特殊性、个性是本、是根、是具体现实,而共性、普遍性是从同类事物中衍生的抽象。个性之所以为本,就在于个性内在地包含了共性,而共性并不能完全包容个性;而不断发展、实现的个性必然体现其共性。所以,脱离了个性的共性就只是抽象的共同性,与个性不在一个层面。因此,道路、制度、发展模式之争,不是个性和共性的差异,而是不同性质的具体事物的个性和本质的差异。说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西方模式之争,是两种具体事物的性质之争。在当今世界,没有一种制度各国必须照搬,没有一种发展模式各国普遍适用,没有一条道路各民族都能走得通。走自己的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结论。
    第二,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并不等于认识能力和思想成就落后。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坚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不是站在落后的历史阶梯上仰望西方,而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站在历史制高点上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尽管我们还要不断地开阔眼界,但决不意味着我们对于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认识落后于西方国家,更不意味着消解“姓社姓资”的界限、视资本主义为“普世价值”。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仅承认“落后”而向西方学习是找不到出路的,最后只能落个四处碰壁、走投无路。保持文化自信和思想定力是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为我们确立了这一前提。
    第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不等于人类文明的未来。事实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并没有终结人类历史,其被超越是历史的必然。因而处在当代文明优势地位的西方文明,并不代表历史的普遍规律。用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解释当代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纯属误导。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看,资本主义文明是一个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衰落文明,而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代表了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不只是其本身的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和比较,更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先进性的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体现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要求,至少也体现了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因而也引领了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潮流。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所谓的“认同普世价值、融入西方文明”。
    2.不能离开客观真理谈“价值观念”
    抹杀现代化过程的主义之争和道路选择,更为深层的扭曲是否认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和判断历史认识的客观真理标准,取而代之的是当下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使得凝聚了资本主义思想、制度和价值取向的“西方模式”能以“普世价值”的面貌攻城略地。可以说,对于唯物史观的否定,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根本颠覆,也是西方意识形态进行话语权颠覆的主要着力点。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真理,是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和价值目标追求的社会认识前提和科学基础。正是因为如此重要,才使得某些学者想釜底抽薪,即在如何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上,一直有推倒“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概括的倾向。理由有诸如“唯物和唯心的区分已不是当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人主义”、“这一概括是斯大林的遗产”等等,拟取而代之的则是“实践哲学”、“唯人(或人本)主义哲学”、“生存论哲学”及“价值论哲学”等。虽然由于党中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正式场合的表述上没有改变,然而在学术领域,即讲坛、课堂、学术刊物和流行话语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述不仅五花八门,而且基本倾向是否定这一哲学的阶级性(党性)、客观真理性,突出其所谓的“主体性”(价值性)、相对性、当下性。实事求是地说,随着“辩证唯物主义”被否弃、历史唯物主义被“重建”(哈贝马斯语),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话语权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最新挑战例子,就是公然否定唯物史观核心思想:“其实很多东西不像传统讲的那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那什么决定生产力呢?你说科学技术,那科学技术是什么?科学技术就是一个想法,就是一种思想,不属于生产力;是思想本身决定科学技术的进步。”真是无知者无畏。尽管有不少对于唯物史观的诘难乃至否定,但是直接否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则尚属少见。况且,其否定唯物史观的提问和回答方式都十分幼稚可笑,基本上是18世纪形而上“原子式”思维的翻版。这种思维方法总是企图寻找历史发展的单一终极原因,寻找构成社会大厦的“最终砖块”。这种思维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因为事物总是在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中形成、发展、变化的,不存在单一的作用者和被作用者。说思想决定科学技术,我们可以轻松反问,思想又由什么决定的?最后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所以,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然而进一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思想其实并不能决定生产力。不仅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而且创造新生产力的思想也是在相应生产力的基础上才会出现。为什么蒸汽机的想法在公元一世纪就出现了,而在18世纪才能形成生产力?为什么人类只有在19世纪末才能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而20世纪中叶才向信息时代迈进?人在和自然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客观实际能力就是生产力,它不仅包括客观的生产能力和科技能力,也包括相应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其共同特点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和随意创造。
    我们不难设想:如果离开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把握和分析,还能有正确的社会历史观吗?科学社会主义还有理论的立足之地吗?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所谓社会“价值追求”云云,只能是唯心史观借尸还魂的“复活”。
    3.用“普世价值”否定和取代客观真理,是值得注意的动向
    “普世价值”以现在大多数人的主观认同为前提,不是以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认知为前提,因此它不能等同于“普遍真理”。作为体现历史必然性的普遍真理,具有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普遍性,它不以人们的主观认同状态为依据,而是以科学、正确为标准,换言之,历史发展的客观真理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往往是结果,而不是前提。因此,邓小平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坚定地表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充满信心地预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普世价值”则不然,它的力量主要来自某一时段大多数人的主观认同。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主张照搬西方制度的一个似乎很充分的论据,就是认为虽说西方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但它毕竟为现在绝大多数国家认可并实行,中国为什么要例外呢?然而历史反复证明,如果大多数人的认同就等同于历史规律,人类社会可能就止步于原始社会了;新制度、新道路的开辟,总是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历史潮流不取决于一时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是否遵循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甚至可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对于某种所谓“普世价值”的颠覆。
    4.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特征
    可以用各种概括去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但科学性是其核心,因而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基础。科学性的根基是现代唯物主义,只有确认世界的客观物质性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科学的认识才是可能的,客观真理才得以确立。阐明世界客观物质性的困难在社会历史领域,因为这是一个由人们的利益、意志、情感等主观性支配、被唯心主义长期垄断的世界,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大发现,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性认识,因此而第一次推进到社会历史领域。
    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彻底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解决各种哲学问题,包括阶级性和科学性、党性和人民性、主客体的实践关系等;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特征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他的表述(包括实践唯物主义)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这也就决定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推进和发展,必然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石,而离开了唯物主义的任何美妙话语,都是掩盖其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谎言。因此,是否坚持哲学唯物主义立场,就成为争夺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权的根本问题。正如列宁指出的:“如果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一些哲学言论考察一下,那么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始终不变的主旨: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都是以说明这二者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但从教授哲学的观点看来,这种‘狭隘性’和‘片面性’也就是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的缺点之所在。事实上,鄙弃这些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无聊的伎俩,正是沿着十分明确的哲学道路前进的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功绩。”
    平心而论,当代西方哲学所走的路线,和德国古典哲学正好相反。德国古典哲学高扬理性和知识的旗帜,并最终在黑格尔那里,通过概念辩证法把世界的可知性奠立在了人类理性上。此后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批评,明显存在着左右两个方向。马克思主义批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因为在他那里,辩证法被神秘化了,要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拯救辩证法。而西方现代哲学走的路正好相反。他们打着反对科学主义、抽象理性主义的旗号,通过贬低和限制知识,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认识论哲学,尤其是辩证法,不可遏制地滑向怀疑论、不可知论和非理性主义。正如列宁指出的:“康德贬低知识,是为了给信仰开辟地盘;黑格尔推崇知识,硬说知识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唯物主义者推崇关于物质、自然界的知识,把上帝和拥护上帝的哲学混蛋打发到阴沟里去。”
    恩格斯早就指出,资产阶级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抛弃,是与其利益的转向紧密联系的。随着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形成了牢不可破且不断扩大的既得利益,它必然害怕新陈代谢的历史规律,害怕面向未来的科学知识。“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因此,“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一般地说,没有认识论支撑的哲学并不是真正面向未来的哲学,因为任何面向未来的哲学,其论题并不都是直接现实的,其论证更不都是能够直接依托实践检验或生存体验的,就是说不能得到充分的经验证明的,因而通过科学认识而揭示的理论逻辑就必不可少。特殊地说,对于开创性的实践而言,正确的认识是实践成功的前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相统一的产物。尽管社会历史领域的科学性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但共同的是它们都是以客观真理为依据的,都有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和利益诉求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尽管我们已知的仅仅是世界的很小部分(当然在不断扩大),但是已知和未知仍然只是量的差别,不存在我们无法认识的另一个世界;尽管意义世界、符号世界、信仰和幻想世界等等极其复杂,致使多种精神方式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但真正推动人类精神发展的还是科学文化,其他大都是“不结果实的花朵”。

    三、必须认真清算试图颠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小伎俩”

    话语权问题之所以复杂、之所以容易成为颠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突破口,就在于它所涉及的并不都是聚光灯下的关注点,而是有很多不易察觉、但却是可以毁千里之堤的“蚁穴”。清除这些“蚁穴”,已成为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又一关键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蚁穴”都是通过一些“小伎俩”构筑起来的,因而清除蚁穴的关键是清算这些“小伎俩”。
    1.通过量的混淆,达到混淆不同事物的本质界限,从而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乃至历史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在充分吸收一切文明成果并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发展起来的,但它首先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因此,以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为标志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依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如果割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联系,那么中国要不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就只能向西方文明回归了。这样,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的探索对立起来就是关键,根本否定列宁、斯大林开创的“苏联模式”就是要害。当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认为,苏联模式有弊端,我们不能照搬,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否定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面,更不等于我们对于苏联模式的批评与西方的批判持同一立场,恰恰相反,我们对于苏联模式的批评不是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这种坚持不够自觉、辩证、一贯和坚定。不照搬苏联模式和不照搬西方模式不是一回事。
    全盘否定苏联模式的人为了增强话语的分量,抬出了邓小平,据他们说邓小平认为苏联模式“是不成功”的。但是查对邓小平的原话就可以看出,这是捏造。邓小平在接见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邓小平的意思十分清楚,苏联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即便完全成功,各国也不能照搬。怎么能将此解读为邓小平完全否定苏联模式呢!不是很成功,对其基本面还是肯定的,而很不成功则是一个否定的判断,两者显然不能够等同。这里是不是有通过语言游戏在偷换概念之嫌呢?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解释上。邓小平在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时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个“不是完全清醒”被曲解为“完全不清醒”,以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能说得清”居然成为一个时期的流行语。事物的性质是由量支撑的,通过量的篡改必然导致对于质的否定。将“不是完全清醒”曲解为“完全不清醒”,改革开放前后的新中国两个30年就对立起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似乎就与新中国前30年无关,而是改革开放以后另起炉灶的结果。这个问题之所以需要警惕,就是因为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据,事关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我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
    2.通过质的混淆,达到混淆不同事物的本质界限,从而颠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价值观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敌对意识形态极力加以否定的目标。除了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公开诋毁外,他们还试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比如,一些自由派人士公开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之所以不成立,就在于它与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信仰自由”相抵触,因为四项基本原则中的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这是典型的质的混淆。大家知道,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的总纲,是从政治上阐明国家的性质,也是全体公民(包括宗教徒)都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此乃“大公”。而“信仰自由”是宪法中“公民权利”所列,信不信教、信什么教,是公民个人的自由,此乃“小私”。“大公”与“小私”怎能混为一谈?企图以此而否定立国之本则更是掩耳盗铃之举。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特征,而党之所以能够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核心,就在于“从严治党”。其中,要求全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是根本的一条。这种理想信念的价值追求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大公无私”。为了摧毁这种政治信念,抓住“市场经济”作文章,以“市场经济条件下承认个人(包括党员)利益,因此不是大公无私,而是大公有私”为借口,是值得注意的动向。显然,这种借口混淆了作为个人生存条件和作为个人信仰追求这两个不同质的事物界限。作为人,其生存总要有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这不等于说人们必然把物质享受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相反,除了享乐主义等,作为信仰一般都是超越物质需要的精神追求。真正的共产党人更是以共产主义为信仰,为此而奋斗终身、奉献一切。宣扬所谓的“大公有私”,就是力图从话语权入手,颠覆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
    3.通过体系的遮蔽,割裂显性话语和隐性话语的内在联系,以图达到取消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功效
    马克思主义既是极其严谨而彻底的理论体系,又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不断根据实践的需要突出某些基本原理的过程。因此,我们既不能因实践需要突出某些基本原理而忘记了其整体性,又不能因强调其整体性而忽略了实践需要突出的一些方面。如果我们称时下需突出的基本原理为显性话语的话,那么,其他作为整体性支撑的基本原理则可称为隐性话语。用显性话语遮蔽体系,进而否定其他基本原理,是今天颠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又一手法。毫无疑义,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但是这一判断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分析框架(包括阶级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不能把这一结论和整个思想体系割裂,甚至对立起来。
    毫无疑问,阶级性话语不是我们今天的显性话语,当下流行的是人民性、人类性话语。然而不可忘记的是,如果没有阶级分析等隐性话语的支撑,人民性、人类性话语则将是彻头彻尾的欺骗,是深陷资产阶级话语陷阱而不可自拔。马克思主义重视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并不是迷恋暴力和反对人类的和解,而是遵循阶级斗争的规律,真正开辟出入类走向大同的现实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要存在着阶级、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就必定是虚假的。而消灭阶级,在现存社会各个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这样的阶级要求。因此,只有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按照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去改造世界,人类才能最终走向大同。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承认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不是要不断强化阶级斗争,而是寻求最终摆脱阶级斗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精髓,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自己就明确指出:“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正因为如此,无论阶级斗争是否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维护。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保障。在这一根本问题上,邓小平和马克思完全一致,他指出:“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必要的。”邓小平确实具有深邃的政治眼光和高度的政治定力,指明光讲民主不讲专政,尚处在弱小地位的社会主义就失去了自我保护的能力,就必然被“西化”和“分化”。因此,时下流行的那种崇拜民主、贬斥专政的心态,是一种有害的政治心态,要在讲清楚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改变。如果真想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否则,出现新的阶级分化,阶级斗争将会不以人们的主观好恶为转移而上升为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将是无法避免的选择。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十分复杂。从宏大叙事到词斟句酌,从叙事方式到内容取舍,从醍醐灌顶到润物无声,从花样翻新到一以贯之,处处充满挑战,时时可以出新。但根本还在理论的彻底,思想的正确和认识的科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力量所在,也是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立足点。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7期,摘自2014年第12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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