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确立收入分配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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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确立收入分配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朱富强 

    过去几个月,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和热议,其主要价值就在于,指出了过去三四十年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极力宣扬的经济政策存在的重大缺陷: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从而引发了对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缺陷的反思:由于缺乏合理的收入分配理论而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经济问题。

    一、纯粹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分配正义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分析了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它表明,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显然,这一结论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市场信条构成了巨大挑战。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市场信条表现为:(1)市场主体是同质的原子个体,它们根据有利于自身的功利原则采取行动而不受外来干预,因而市场交换是平等自由的;(2)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市场主体在供求平衡处交换以获得各自的最大化剩余,因而市场交换结果是公正的;(3)市场主体因劳动能力的差异而产生收入差距,但收入差距拉大到一定限度在滴流效应的影响下就会出现缩小的趋势,因而就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也就是说,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自由市场赋予了每个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公平机会并可以获取与其贡献相称的报酬。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往往极力推崇自由市场机制,为现实收入差距辩护,反对缩小这种收入差距的政府干预。
    然而,大量的历史资料却表明,现实市场呈现出的往往不是最终走上共同富裕的滴流效应,而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皮凯蒂的数据就表明,2012年1%的美国家庭聚敛了22.5%的国民收入,这是自1928年以来最高的比例;同“镀金时代”末期的1913年相比,目前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拥有的财富超过国民财富的70%,而这其中又有一半被顶层的1%所拥有。之所以如此,如皮凯蒂指出,自由市场经济使得高层管理者的收入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的”。而其中的原因又在于,在过去半个世纪间,崇尚市场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学说更全面地支配了经济学说和西方社会的经济政策。
    那么,纯粹市场机制为什么会衍生出如此强盛的马太效应呢?皮凯蒂主要从资本或财富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变化角度加以说明:只要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成长率或总收入增加率,资本份额必然增加,收入分配也就会越来越不平均。皮凯蒂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可以观察到的300来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回报率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年增长率则为1%—2%。结果,在100年的时间里,资本所有者的财富增长了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却只增长8倍。
    这些分析启示我们重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认定的“不平等会自动缩小”的倒U型收入分配规律。实际上,库兹涅茨基于早期数据认为收入差距变化曲线中前后不同变化趋势受不同因素影响:(1)收入差距变化曲线中前一段的扩大主要源于自发市场的马太效应,这种马太效应最终会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化;(2)收入差距变化曲线中后一段的缩小主要源于社会干预的转移效应,这种社会干预主要促使弱势者的力量联合和直接的立法来保障弱势者的基本诉求。在很大程度上,马太效应随着自由市场政策的推行而越发明显,美国社会情形就典型地呈现了这一变化: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各国都比较关注民生问题,此时穷人与富人一样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收益,低收入、中等收入以及中高收入的美国家庭的实际收入都增加了一倍;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盛行,结果此时几乎所有提高的家庭收入都跑到最富裕的1/5人口手上去了,而大多数美国人的情况却变糟了,最富裕1%的美国人所拥有的全部私人财富从1982年的34%迅速提高到1992年的42%。(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曾纪茂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页)正因如此,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长篇书评称“我们正身处一个新的‘镀金时代’”。

    二、纯粹市场机制难以促进社会流动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还指出,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主要不是由财富而是由继承的财富决定,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为此,克鲁格曼说:“它告诉大家,我们不仅已经踏上了收入水平回归十九世纪的道路,而且还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在‘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制高点不是掌握在有才华的个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显然,这一结论也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资本主义信条构成了巨大挑战。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资本主义信条是:(1)市场机制体现了人权的平等和自由,人人从市场竞争中获利又体现了市场的博爱精神,市场经济也就体现了资本主义革命的伟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因而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2)代际利他主义促使了资本的代际积累,这不仅为金融资本的投资提供了资源,而且也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使得工人获得更高,因而滴流效应会引起收入从资本所有者手中转移到工人群体的再分配;(3)自由市场使得每个人能够充分发挥其才能,凭借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自我实现,因而会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和迁移。也就是说,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不仅资本主义市场就是自由市场,而且市场经济也就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往往极力推崇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把美国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而且将依靠自身才能和努力以实现自我价值视为“美国梦”的实质。
    然而,大量的历史资料却表明,至今为止人类社会的收入和财富结构基本是稳定的,最富者的生活水平是仅靠劳动生活的人无法企及的。皮凯蒂的分析表明,由于总收入层级由非常高的资本收入主导,尤其是继承资本导致了一个“超级世袭社会”。事实上,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中,社会权力和金钱权力往往是相互支持和相互渗透的,从而导致财富不断向社会强权者和金钱强权者流动和集中,从而强化了等级森严的社会阶层的存在。例如,2013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人员研究了自公元1170年诺曼人征服英国以来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学生名册,结果就显示,尽管八百多年来,英国经历了宗教战争、革命、工业革命、实施民主和福利国家等重大变革,但当年跟着威廉二世来到英国的诺曼人大姓“达希”、“蒙哥马利”、“裴希”、“曼德威”经过了二十七代后依旧是牛津、剑桥或是法界、医界以及政界的常客。也就是说,英国的社会阶层构成800多年来几乎未改变,2012年的英国与前工业时代相比只是人口的流动性加大,而上层和中下层社会之间并未改变。
    即使在崇尚自由竞争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迁移率也非常低。例如,20世纪80、90年代的数据就显示,约36%的父母处于财富分配最后5名的儿童成年后仍处于财富分配的最后5名,36%的父母处于财富分配前5名的儿童成年后仍处于财富分配的前5名。(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153页)在很大程度上,社会迁移性往往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收入差距越大,社会迁移率越低;同时,自由放任政策往往又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因而自由市场的推行往往伴随着社会迁移率的下降。美国的二战后发展史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经济干预政策使得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此时社会迁移性也处于上升状态;但是,从80年代开始,自由放任政策使得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社会迁移性也急速下降。相关的研究结论也出现在英国等发达国家,正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由放任政策的普遍实行,导致西方社会的社会迁移性不断下降,儿女未来的收益和地位越来越依赖于父辈和家庭。为此,杜格和谢尔曼曾写道:“有一种神话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勤劳而致富,可以在竞争市场上取得成功。但资料显示,在美国致富的最佳途径是有一个富有的爸爸。”(威廉•M•杜格、霍华德•丁•谢尔曼:《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更为严重的现象是,越是崇尚自由竞争的社会,社会迁移率往往还越低。例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布兰登和其同事在美、英、德、丹麦、挪威、瑞典、芬兰以及加拿大等8个国家中计算儿子出生时父亲收入与儿子30岁时收入之间关联的社会迁移,结果就表明,美国的社会迁移性远远低于其他国家,英国也比其他国家低很多,而欧洲的社会迁移性则相对较高。(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152页)同样,《纽约时报》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也指出,最近5项独立研究发现美国社会流动性低于加拿大和西欧。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美国社会更崇尚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崇尚市场自由竞争的自由至上主义更全面地支配了美国社会;结果,自由经济政策使得美国的收入差距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大,而美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也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更为坚固。显然,这些数据揭示了与流行的“美国梦”截然相反的现象。所以,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说,“视这个国家为充满机遇的‘美国梦’越来越蜕变为由轶事和故事所强化而不是由数据所支持的一个梦想、一个神话。现在美国人从底层奋斗到上层的机会少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人们。”(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第Ⅹ页)

    三、现代主流经济学缺乏收入分配理论和政策

    基于社会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这一资本主义现实,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提出一系列的解决建议:征收15%的资本税、把最高所得税提到80%左右、强迫银行提高透明度、提高通货膨胀,等等。尤其是,皮凯蒂着重强调在全球范围内对收入和资产实行累进税制,其主要作用有三:(1)以最为公平的方式为公共服务、社会保险和教育机构筹资;(2)缩小市场和私有财产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特别是限制社会阶层顶端的收入及资产的过度集中;(3)使收入和资产变化透明化、公开化。显然,这些主张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完全背道而驰。
    事实上,每当社会收入分配处于严重失衡状态之时,收入分配和分配正义往往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系列相关政策也会得以提出。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和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充分显示了这一点:这两个历史阶段都是经济发展极为迅速而收入分配迅速拉大的时期;面对上述具体的现实社会困境,如何将社会正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往往就成为当时经济学大师们所思考的核心问题。
    然而,尽管经济学说史中存在大量有关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理论思考,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就通过边际生产力理论而将分配理论嵌入到生产理论之中,从而实际上否定和取消了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事实上,根据边际生产力分配原则的生产具有这样两大特征:(1)市场竞争使得各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正好等于其贡献,因而市场经济中的初次收入分配是符合正义的;(2)市场精神使得稀缺性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从而是具有效率的。既然完全竞争市场经济中的初次收入分配是正义的和有效的,那么,学者关注的重点应该在于如何完善市场机制以更好地实现机会正义和配置效率,而非关注市场以外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及所谓的社会正义问题。
    同时,正是由于市场收入被视为是正义的,私有财产也就成了神圣不可侵犯之物,政府不能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行征税。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人们之所以愿意交税,仅仅是为了换取政府的服务(提供公共品或安全保护),而超过服务之外的税负都是不正义的。正是基于效率、正义和自由三方面为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进行辩护,现代主流经济学就看不到生产与分配之间的性质差异,看不到收入与贡献之间的脱节,看不到分配对生产的影响,从而也就看不到现实市场中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无法为公共财政尤其基于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反而对累进制税收、转移支付等强制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事实上,传统财政理论的基础在古典经济学,它对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是基于社会成本-收益原则进行评估的,而为之提供的资金则是按照“与支付能力相一致”的公平原则进行征税。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把私有财产视为正义的,而把每个人所获得的政府公共服务量可以看成是相同的。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就倾向于简化税制乃至鼓吹单一的比例税制,最极端的实践情形则是撒切尔试图恢复封建时期的人头税。从历史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各国的转移支付得到最迅速的提高,此时收入的不平等也获得普遍下降;但是,在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各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上升,而再分配转移的增长却没有那么迅速。之所以如此,就在于20世纪80年代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开始占据了支配地位。

    四、收入分配应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所探讨的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它主要基于范围广泛的数据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而这些分析一直为根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充斥着各类假设和模型的主流经济学所遗忘和排斥,但它并没有提供严格的理论解释。在很大程度上,《21世纪资本论》一书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主要在于经济危机为经济学反思提供了有利契机,而该书延续着以斯密和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讨论,试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上恢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取向。尽管如此,从《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我们依旧可以得到这样两点重要启示:
    第一,政府应该为解决社会不平等和收入差距问题承担重要责任,尤其是要通过民主化制度建设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按照莱斯特•瑟罗的观点,真正的民主制通过致力于整个社会的善寻求它自己的善,从而向它自己征税最多;而寡头制则通过剥削社会的其他人来追求它自己的利益,从而向它自己征税最少。因此,寡头政治取代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收入增长的不平等。显然,西方社会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发展表明,现代自由资本主义正在以寡头政治取代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反民主的。所以,皮凯蒂说:“民主不仅仅是一位公民一张选票,她更是对平等机会的一个承诺。”相应地,这就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市场机制和民主体制的关系: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自由放任,而应该与民主体制的发展镶嵌在一起,要基于民主体制对市场经济所基于的规则进行调整和完善,从而保证市场机制的公正合理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收入相对平等。
    第二,学术界应该从更广泛的视角去理解真实市场的运行逻辑,尤其应该将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事实上,收入分配本身是社会性的,它往往决定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和分配规则;相应地,人类社会有关公平、正义等的认知也都是社会性的,它们往往随着社会演化而拓展。尤其是,在面对愈益恶化的收入分配和社会生活的两极化情形时,我们就直面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的提问:“正义允许收入和所有制的严重不平等吗?正义要求对那些作为过去不正义之结果的不平等性作出补偿——即使那些为这种补偿付出代价的人并没有在造成这种不平等(状况)中起任何作用——吗?”(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显然,由于现实世界中的市场主体是异质的,纯粹市场机制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往往是基于社会原则而非贡献原则;相应地,纯粹依靠力量决定的市场必然是一个掠夺性市场,必然是一个缺乏社会正义关怀的制度,必然会产生收入差距的严重两极化。因此,就有必要将收入分配问题与社会制度、分配正义等结合起来,将不断演进的公平正义观嵌入到经济理论和政策之中。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7期,摘自2014年第23期《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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