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民主的“软肋”与“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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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民主的“软肋”与“硬伤”


陈曙光 余伟如 

    放眼世界,希腊的危机,乌克兰的动荡,泰国的乱局,伊拉克的内战,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躁动不安,似乎都昭示着这样一种现象:成也民主,败也民主。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的统治形式,这个由福山编织的世纪谎言终于被福山自己揭穿了。历史没有终结,终结的不过是“历史终结论”。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软肋”和“硬伤”,它不过是民主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低级民主阶段。人类社会从专制走向低级民主历经几千年,从低级民主走向高级民主依然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囿于“钱主”的民主
    民主的资本化是资本主义民主的致命伤。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逻辑是资本逻辑,不仅经济领域服从这一逻辑的统治,民主政治领域同样服从这一逻辑的主宰。
    西式民主的实质是“钱主”。金钱是西式民主的“母乳”,无论是政党还是政客都在母乳的滋养下成长,政客与财团之间结成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号称民主典范的美国,其总统和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沦为烧钱的游戏,一人一票异化为“一元一票”。筹集竞选经费的能力早已成为问鼎白宫的风向标,金钱是“打开权力之门的金钥匙”。历史学家作过统计,从1860年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竞选经费占优的一方几乎都获得了胜利。
    “钱主”的后果就是“钱权联姻”。在西方,钱与权具有天然的近亲关系,“钱能生权,权又能生更多的钱”(斯蒂格利茨语),“政治献金”与“政治分赃”总是如影随形。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在《未来:全球变革的六项驱动因素》一文中指出:“美国国会,现代世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立法机构的化身,现在不经过控制着国会议员们的竞选财源的公司等特殊利益集团的许可,就不能通过法律。”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对此深有同感,他指出,美国的“问题是现行政策有利于热心维持现状的利益集团。改革要求政府必须将国家利益置于这种狭隘利益之上,而这在民主国家里越来越难做到”。事实胜于雄辩。2001年,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的背后就是“钱权联姻”,能源巨头绑架政策。美国私人枪支泛滥,却始终无法出台全面禁枪法案,背后也是“钱权联姻”,步枪协会左右政策。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雄心勃勃的高铁计划,但时至今日依然是纸上谈兵,背后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钱权联姻”,铁路企业和航空企业携手反对。美国的“旋转门”为世人津津乐道,纷纷效而仿之,其实背后还是“钱权联姻”,政治人物和大财团之间利益双向输送被包装得天衣无缝,难怪斯蒂格利茨说,“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顶尖1%者的跟班,靠顶尖1%者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者服侍好,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美国民主的实质就是“1%所有,1%统治,1%享用”。
    二、迷于“游戏”的民主
    民主的游戏化、娱乐化,这是西方的又一杰作。西方将民主变成了游戏,选民以娱乐的心态对待民主。西式民主在游戏中沉沦,选民在娱乐中迷茫。在这场游戏中,赢的永远是政客,输的始终是选民。
    “游戏民主”的基本玩法:民主被简化为竞选程序,竞选程序又被简化为政治营销,政治营销又被等同于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张维为语)。口才好胜于能力好,好脸蛋胜于好才干!一句话,选民和政客都在“闹着玩儿”。比如,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公开说:“在现有政治家中,我是街头演说做得最好的。”
    “民主游戏”的基本特征:“刺激”。在这场游戏中,选民玩的是刺激,政客玩的是心跳。为了吸引更多人来玩,政治家费尽心机,一味邀宠于选民。在选举中,激进的声音、批判的声音、猎奇的声音、破坏性的声音容易吸引选民,而温和的声音、理性的声音、折中的声音、建设性的声音却得不到肯定;中规中矩、一板一眼的选举无人关注,互相缠斗、相互揭老底的厮杀却引人入胜。比如,“作秀”和“煽情”成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奇闻轶事”和“花边新闻”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擅长甜言蜜语的政客往往能够渔翁得利。
    “游戏民主”的重大缺陷:好玩但不经玩。“民主游戏”往往缺乏“保鲜期”,“投与不投一个样,投你投他一个样”,在激情过后,饱含着选民对民主的审美疲劳和占有的乏味,其中还夹杂着对不断重复的现实的失望,这些足以解释为什么西方国家选民投票率普遍偏低,为什么大量选民“偏偏有权不用,等着过期作废”。一项针对49个“民主国家”的研究显示,选民数量从1980—1984年至2007—2013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他们渴望民主却又厌倦民主,他们依赖民主却又反抗民主,他们被民主绑架,为民主所奴役,玩“民主”而丧志。
    我们或许可以说,西方想要的并不是民主,而是“民主”这一标签本身。民主被赋予了“文明、进步、自由、人道”等丰富内涵,政客们“言必称民主”,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占领道义的制高点。任何国家、任何政治人物,只要贴上了“民主”的标签,他们就掌握了至高无上的道义力量和话语霸权,就握有了国际社会的通行证,就可以趾高气昂地行走在列国之间,就拥有了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的资格,就可以以“民主”为界党同伐异,而至于“民主”的真谛——人民主权——早已抛于九霄云外了。
    三、浮于“当下”的民主
    囿于当下和眼前的利益,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这是西式民主的又一软肋和硬伤。
    “浮于当下”即目标短视、利益短视。在西方,政党恶斗,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注重任期目标忽视战略目标,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政党、政客为了选票竞相讨好选民,选票成为政党的指挥棒,政党围着选票转。美国的“高铁梦”就是政党纷争的牺牲品。1965年,美国出台《高速地面运输法》,这成为美国高铁梦正式出炉的标志。奥巴马政府2009年上台后即制定了雄心勃勃的高铁规划,可迄今毫无进展,沦为世界笑话,这一切皆是因为政治。2011年2月,副总统拜登宣布了一项耗资530亿美元的高铁计划,但是,2011年共和党控制众议院后,却拒绝为这项计划买单。美国联邦政府早在2009年就给相关州拨付了110亿美元的高铁建设启动经费,但2010年来自共和党的佛罗里达州新州长上任后立即否决了该州的高铁建设计划,并把24亿美元拨款退回联邦政府。随后,同为共和党的俄亥俄州州长和威斯康星州州长也相继取消了高铁项目,退回了联邦政府划拨的资金。如今,奥巴马的高铁梦已陷入破碎,毕竟在一个政党纷争时代,即使奥巴马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西式民主在“选票”的催发作用下一个劲地奔驰向前,无暇高瞻远瞩,谁能赢得当下就能赢得未来,谁能赢得选票就能赢得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是“铁打的民主,流水的官”,党派轮流执政,权力轮流执掌,各路豪杰轮番登场又轮流谢幕,大政方针和战略思路难免改弦更张、前后不续。为了下一轮选票,唯有在任期之内建功立业,“赢得生前身后名”;唯有从当下入手,着眼于触手可及的目标和利益;唯有寅吃卯粮,不惜举债填充当下人的胃口。冰岛破产!希腊破产!爱尔兰破产!欧债危机!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债台高筑,债务高达GDP的50%甚至200%!政客们想要说服选民接受财政紧缩,却又害怕被选民抛弃。民主被迫至此,难道这就是西式民主普世的地方吗?
    相比于西方,战略规划的能力和执行规划的定力恰恰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显著优势。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西方,多党竞选、轮流执政的制度设计以及只顾当前、急功近利的选票导向,决定了西方难以出台中、长期战略规划。邓小平曾说:“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页)中国是一届接着一届干;而西方是一届隔着一届干,一届对着一届干。2012年,英国《金融时报》曾进行过一次“全球著名企业CEO眼中最称职、最可靠的组织是什么”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些CEO看来,自己的能力是第一位的,中央银行处在第二位,中国共产党居第三位,得票率为64%,远高于美国总统(33%)和美国国会(5%)。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着眼长远,而“美国的问题在于政策都是短期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今天,很多人都在探寻中国崛起的奥秘,或许这就是中国奇迹的制度根源。
    四、止于“选举”的民主
    民主不等于选举,民主和选举不能等量齐观、等同视之。真正的民主体制应该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覆盖起点、过程、结果等各个阶段。然而,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却大都沉迷于“选举”这一初始环节,“人民主权”被置换成“人民的选举权”,民主被简化为选举,选举又进一步简化为投票,而对于决策是否民主、管理是否民主、监督是否民主等方面却并不感兴趣。比如,极力鼓吹“民主化第三波”的亨廷顿就认为:“全民选举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实质。”如果过分强调选举,就必然导致民主机制的失调,民主链条的断裂,民主就只能止步、定格于“选举”这一外在的形式。
    止于“选举”的民主只顾开头,不顾过程和结尾。这种民主即便有始却不一定有终,即便能善始却未必能善终。正如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卢梭在批判英国代议制民主时所说:“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台湾当局前行政院院长刘兆玄在清华大学(台湾)的演讲中深有感触地说:“在台湾民主就等于投票”,台湾民主“从制度上来看的话,完美。但我们最终的目的选举要干嘛?是选贤与能。我们选了多少贤选了多少能,这样想的时候心就凉了”。西式民主就是选民一人一票选举政治家,选举之后的事选民就管不了了,顶多等下次再来投一次票,久而久之,民主就在这种残缺的惯性中周而复始,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无可救药。
    其实,民主是基于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长期实践,采取何种民主形式必须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状况、人口结构、宗教信仰、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水平、法制意识、国民素质等因素相结合,否则很难有效运转。民主的形式并非只有一种,泾渭分明的“选举”是民主,谋求共识的“协商”也是民主;参与式民主要发展,代议制民主也要发展;直接民主的价值不容否定,间接民主的作用同样不可贬低。殊不知,美国的立国原则、《独立宣言》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都是协商民主的产物。选举是必要的,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和实现形式,但并非民主的全部和实质。资本主义将“选举”抬升为民主的唯一形式,抬升为衡量其他国家能否通过民主门槛的唯一指标,而一旦“选举”这块西式民主最后的遮羞布被揭开的时候,西式民主真不知还能剩下什么。
    五、困于“暴政”的民主
    资本主义民主是被暴政困扰的民主。一是多数人的暴政,一是少数人的暴政。
    “多数人暴政”是由于西式民主体制的基因缺陷所致。所谓“多数人暴政”,根据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定义,乃是指以多数人名义行使的无限权力。西方将民主简化为选举,而“少数服从多数”的选举原则衍生出来的副产品就是“多数人暴政”。尚不论“真理有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即使少数人不掌握真理,难道就应该沦为被忽略的、被牺牲的那一部分吗?“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联邦党人》第五十一篇中说:“虽然独立战争击败了来自英国的暴政,但独立而民主的美国社会却存在着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德国的纳粹大屠杀,美国的黑人歧视,以及弥漫整个世界的种族和性别歧视,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民主暴政抹不去的记忆。今天,西方民主在发展,“多数人的暴政”却依然根深蒂固,只不过形式变得越发隐蔽了。
    “少数人暴政”是多数人暴政泛滥所带来的附属产物。西式民主将“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简单化、绝对化,导致多数人可以天经地义地凌驾于少数人之上,少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是非正当利益,以民主的名义践踏民主,这就是少数人暴政。比如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瘫痪政府、瘫痪社会,乃至颠覆整个社会体制,而“多数人”则往往选择沉默,甚至还在一旁“偷着乐”。泰国的乱局可能是最好的例证。首先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接下来是没完没了的“红黄大战”,最后是军方通过又一次“没有选择的”政变来收场,无一不是由少数人引起的暴政。
    民主暴政缘于制度缺陷,暴政损害的不仅仅是民主,还有民生乃至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或许,强调兼顾各方利益的协商民主是避免民主暴政的有效途径。
    六、苦于“低效”的民主
    效率低下是西式民主无法摆脱的梦魇。由于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缺陷,西方民主制度已经“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托马斯•弗里德曼语)。本来,人们“成立政府是为了发挥作用和作出决断”(福山语),而现在,由于国会制衡权力的扩大,政治分歧的加剧,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力的上升,导致国家的权力碎片化,朝野政党尖锐对立,体制改革举步维艰,议会立法议而不决,政府施政效率低下,甚至出现议会会期停摆、政府关门歇业的尴尬局面。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对此深有体会,长期以来,美国都以民主典范自居,可“如今在美国,人们对民主制度的基本功能普遍感到担忧”,“任何人,只要在华盛顿政界工作过,都有充足的机会体会巨大的挫折感。在美国政界,几乎每个人都感到,有很多事非做不可,但在当前的环境下却又做不成”。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则断言:“只要我们是一个否决政体而非民主政体,我们就不可能是伟大国家。”即使是对西式民主近乎迷恋的福山也承认,今天的美国“极化”政治成了主流,“否决政治”盛行,必要的改革措施无法实施,美国整体实力走向衰弱是无法避免的历史趋势。
    分散多核的权力中心,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模糊的公共利益界限,这是低效民主的重要根源。在政治活动中,利益集团之间要角力争雄,议员之间要编排“舌尖上的民主”,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要互相诋毁掣肘,总统和议会之间要斗智斗勇,选民有事没事出来折腾。似乎不反对不扯皮就显示不出“民主”的存在,似乎“低效”是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相反,政党和议会紧密配合,政府和百姓同心同德,中央和地方上下一心,这与现代“民主”似乎格格不入,“高效”已经沦为威权统治的潜台词。然而,以权力制衡和保障个人自由,作为“低效民主”的挡箭牌,未免太过牵强附会。比如,西方学者总是将印度糟糕的基础设施归因于民主体制,而将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漂亮的机场归因于威权体制。其实,中印之间的反差根源在于制度——制度的优越性和体制的正当性。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研究员、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李侃如在谈及印度的“制度成本”时说:“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纸上的计划(Paper Plan),从来没有变成真实的计划(Real Plan)。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印度计划委员会一位高级顾问曾说,印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搞“经济特区”,而成功的却是中国。当然,我们大可以认为这些屡见不鲜的现象并非资本主义民主的初衷,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为何这些现象屡禁不止?
    我们无意为强调效率而否定民主,但问题在于,民主与效率,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就那么难以两全呢?难道二者就真的不可兼得吗?
    总之,西式民主由于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软肋和硬伤,决定了它还只是一种低级的民主,还处在民主发展的低级阶段。未来社会一定会扬弃和超越低级民主,走向高级民主,这是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7期,摘自2014年第23期《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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