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封锁苏区的两大利器:货币与食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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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封锁苏区的两大利器:货币与食盐


王卫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吸取血的教训,在国民党统治的薄弱环节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壮大。国民党惊恐万状,不断对我红色根据地采取军事行动,但屡战屡败,捞不到一点儿便宜。
    蒋介石见硬的不行,开始强化金融、经济封锁手段,蓄意破坏根据地金融系统,颠覆红色政权基础,并把食盐置于战略物资的地位,实行垄断经营,企图竭泽而渔、焚林而猎,把共产党赶尽杀绝。
    苏区军民针锋相对,围绕货币与食盐跟国民党斗智斗勇……

    发生在瑞金的伪钞案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两支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为了解决日益困难的部队给养和行政开支,他们在上井村创办了首家红军造币厂,模仿墨西哥鹰洋1895年和1908年版式,出炉了红色政权首批金属货币,并取“工农苏维埃”之意,在币面隐蔽位置加凿了一个“工”字标记,因而被统称为“工字银元”。紧接着,吉安县东固平民银行采用自产松烟油墨、蜡纸刻版,也成功地开印了苏区第一张纸质货币铜元票。
    后来,毛泽东、朱德率部离开井冈山,一路转战,攻克吉安城,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蒋介石恼羞成怒,调集10万大军入赣“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当机立断,下令“立即动手出票子”,加紧筹集战备物资,并把缴获的两台石印机转运到东固印刷厂,东固纸币由此实现了从油印、木印到石印的“三级跳”。
    1931年5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把兴国县造币厂升格为省级造币厂,批量铸造“大洋头”“小洋头”和“老鹰头”银元。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宣告成立。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和国家银行分别组建成立,开始着手印制发行自己的苏维埃国家货币。
    然而万事开头难,由于国民党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印刷纸币所需的纸张、油墨等材料无法进入中央苏区,票样影制铜版也在从上海运回瑞金的途中被敌人截获,以致迟迟未能投入生产。
    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通权达变,带领造纸工人采集当地特有的植物纤维做纸浆原料,再掺入适量细羊毛,经过无数次破坏性试验,终于成功地造出了质地细密柔韧、具有防伪性能的钞票纸。随后,红1、红5军团组成东路军,发动龙岩、漳州战役,通过厦门地下党组织采购到了一批油墨。中央印刷厂的技术人员也因难见巧,利用江西工农银行原有的印刷铜版,剪贴改造成了国币印刷铜版。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批国家纸质货币正式开机付印。
    相对而言,铸造金属货币的过程更为简单,中央造币厂利用现成的原料、设备和技术,很快就铸造出了面额为2角、1元的银币和5分、1分的铜币。1933年8月,红3军团与红7军团协同作战,在福建沙县缴获了一台冲床,中央造币厂实现了铸币机械化,产量和质量大幅提升,日产金属货币超万枚。
    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先后派遣铸币专家,潜入中央苏区的南大门会昌县筠门岭,指使当地土匪采用红铜镀银的办法铸造劣质假银币;又派遣特别行动小组,潜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驻地瑞金县叶坪村,刺探苏区货币的生产工艺流程情报,设立假钞印刷秘密基地。一时之间,市场上假币伪钞泛滥成灾。敌特分子趁机暗中煽风点火,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抛出纸币兑换现洋,逐渐酿成了一股挤兑狂潮。经此一劫,白区商人心有余悸,拒绝接受苏区铸造的银币,贸易遭受重创。
    眼看着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就要得逞,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迅速作出反应,组建假币侦破组,重拳出击,彻底端掉了国民党安插在苏区心脏的假币制造窝点。此外,又通过白区开明商人,从上海购进了一台“老鹰头”铸币机和一批钢模用材,中央造币厂放弃铸造只能在苏区境内流通的1元银币,重点改铸白区通行的“老鹰头”银洋,对外贸易又开始节节攀升,苏区经济日益好转,金融秩序渐趋稳定。

    关于食盐的明争暗斗

    俗话说:“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样东西关乎国计、维系民生,天天不能缺,人人不能少。其中食盐更是以其不可替代的特性,被蒋介石利用来作为对付共产党的“撒手锏”。蒋介石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食盐火油管理局,苏区周边各县下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推行所谓的“计口售盐”“封锁匪区办法”,对超量购买食盐、举报不力者以“资匪通敌”“甘心赤化”治罪。
    蒋介石这一招毒辣无比,因为中央苏区境内不产盐,而435万军民每月耗盐量至少也要15万斤以上,一时之间造成食盐供应空前紧张,盐价暴涨。
    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苏维埃政府因事制宜,积极开展全民自救生产运动,大力推广土法熬盐技术。广大苏区军民群策群力,硬是拆老屋、扒旧灶、挖厕所,取硝土、卤水做原料,熬制提炼食用硝盐。
    苏维埃政府在狠抓硝盐生产的同时,也有组织、有计划、多渠道地从白区购进食盐。
    苏区群众和白区开明商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农民式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他们有的把粪桶做成双层,有的打通竹杆的关节,有的用食盐水浸渍衣服,甚至有的还假扮乞丐、假装出殡,千方百计藏匿食盐,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纵深260里的封锁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苏区。
    同时,红军还经常主动出击,连打胜仗,夺得大量食盐。
    苏区军民有盐同咸,干群无盐同淡,食盐面前人人平等。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食盐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月一律供应旧秤4两食盐,折合市秤才0.125公斤,谁也不准多吃多占搞特殊。1932年5月9日,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贪污食盐100多斤,生活腐化,谋财害命,数罪并罚被枪决,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斗争。
    毛泽东以身作则,坚持执行最低生活标准。有一次,罗荣桓从前线带回两担优质海盐,分配给每位中央领导3小包,毛泽东三送三拒。在他的带动下,两担海盐全部送去了中央红色医院。还有一次,周恩来的警卫员偷偷地瞒着他,在他的菜里多加了一点儿盐,周恩来发现后大发雷霆,狠狠地训了他一顿。“人是铁,盐是钢。”不久,周恩来终因长期食物缺盐而晕倒,警卫员忍不住又设法为他要来了一点儿食盐冲开水,但周恩来依然不肯接受,命令警卫员转送给了红军医院的重伤员。

    货币和食盐的斗争仍在陕北继续

    红军长征期间,各地金融分支机构相继关闭、停业,逐渐中止了货币印铸和发行。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贵州重镇遵义,得到了一次短暂的休整机会,趁机印刷、发行纸币,借以补充军需。但为了避免当地群众受损,他们在离开遵义之前,全部用银元或实物予以回收、销毁。
    1935年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家银行与陕甘晋银行合并为西北分行,印刷、发行新货币。随后又经过西征、东征,解放了宁夏盐池、陕西定边等产盐区,饱尝缺盐之苦的共产党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食盐供应基地。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签订和谈协定,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每月提供63万元法币做经费,苏维埃货币至此完全停止发行流通。但两党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金融斗争,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终止财政拨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边区政府以牙还牙,发行边币,驱逐法币,赢得了独立的货币发行与金融贸易政策制定权,并利用国统区受战事影响、盐路受阻之机,实行食盐专卖统销,牢牢掌握了市场主导权。
    都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货币有一半的功劳,果不其然。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7期,摘自《档案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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