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毛泽东主持四次中央会议设计新中国的立国治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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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时期毛泽东主持四次中央会议设计新中国的立国治国方略


陆仁权 

    [摘要】城南庄会议通过了内含毛泽东设计的建国路线图的“五一”口号:建国路线图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团结合作协商一致,全力推进中国历史飞跃变革的全新的路线图。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设计新中国国体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政体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一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1949年必须建国的时间表,并表示要写文章讲清人民民主专政基本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设计了治国新政,即管理城市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基本政策;执政后党的思想和理论建设方针。这些符合中国国情的“规矩”在建国时得到实施,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得到自我更新和发展了。

    “中国革命形势”是“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历史性判断是毛泽东在1948年4月12日,由山西莅临河北阜平县域的前两天,即4月10日作出的。这表明,毛泽东从陕北抵达燕赵大地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由局部执政向全国执政转变,由领导人民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向领导人民进行国家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转变。由此,设计新中国立国治国之策就成了西柏坡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神圣的历史使命。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在西柏坡主持的座谈会上,形象简洁地概括道:“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立的“规矩”是多方面的,有立国治国的制度方针政策,有人民军队正规化的“条例或章程”,有各解放区建立新政权的制度政策,有党全国执政之后怎样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制度方针作风等。这些立国治国的“规矩”,不是一次中央会议所能完成的,是新中国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主持四次中央会议才科学完整设计和制定的。回顾这一历程及其各项立国治国方略,对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国梦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了内含建国路线图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史称城南庄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五位书记及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地区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内含建国路线图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早在“五一”口号发布的半年前,毛泽东就为建立新中国运筹帷幄了。1947年10月10日,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训令》的两个军事文告中,就确立了打倒蒋介石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建立新中国的建国目标。1947年12月的会议“是在时局开展中召开的”“一次很令人高兴的会议”。会议就建立新中国政权问题作了四项规定:人民大众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国家的政府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革命胜利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1948年3月20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中,毛泽东提出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有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机大约在1949年。
    在城南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设计了新中国的建国路线图。这就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他把三句话45个字作为第五条,放在“五一”口号中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公开发布。根据这个建国路线图,第一步,中国共产党要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第二步,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决定建国大政方针。第三步,组成民主联合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团结合作、协商一致,全力推进中国历史飞跃变革的全新的建国路线图,在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毛泽东设计的这个建国路线图,体现在他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的三封信中。就在中央书记处会前的1948年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各位中央书记,通告中央书记处会议将讨论的七项议题,主要研究如何促进和迎接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首要议题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4月27日,他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长刘仁,请他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二位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5月1日,“五一”口号发布后,他给李济深、沈钧儒写信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毛泽东的三封信函充分体现了建国路线图的战略布局,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此时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踏上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舞台,多党合作在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始起步。
    毛泽东的建国路线图及三封信函,实际上为新中国成立和后来新中国长治久安立了三项“规矩”:一是设计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谋建国大业,昭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将是新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二是设计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体制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昭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是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三是设计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各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昭示新中国政党制度将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新型政党制度。上述三项“规矩”高扬人民民主的旗帜,寓于立国的两种民主形式:一种是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即协商建国。这种民主形式,党的十八大称之为协商民主制度。一种是选举民主,即业已在解放区存在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民主的制度,体现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新局面。
    1948年11月,随着解放战争的凯歌行进和政治形势的迅猛发展,中共中央提出:“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要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这一调整赋予了政治协商会议在建国伟业中承担神圣的历史重任。胡锦涛在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高度评价道:“‘五一’口号的发布成为创立人民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动员令。”

    二、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设计新中国国体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政体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48年9月8日至1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参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彭真等7人,其他人员24人。这次会议对打倒国民党政权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作出明确规定:新中国要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回答了建立一个什么阶级性质国家的历史课题,初创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和制度。
    国体概念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的。国体问题,构成了历史上一切国家学说的本质和核心。毛泽东认为,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他说:“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另外,“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这告诉人们,国体与政体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统一体。国体是国家的性质,即国家的阶级属性,它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政体是具体的政权组织形式,必须与国体相适应,从属于国体并为国体服务。对国体和政体的明确区分,既揭示了国体问题的本质,又厘新了两者的主从关系,从而为科学解决新中国的国体与政体问题指出了方向。
    新中国的国体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毛泽东在九月会议上设计的新概念、新理论、新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他回顾了党对国体问题的认识过程,说: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大革命时期我们提的是“联合战线”,当时右的理论是政权归国民党,我们以后再来革命。后来我们搞土地革命了,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合作是后来发生的,因为有了日本的侵略,现在又有美国的侵略,我们又回到大革命中的正确时期。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为了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毛泽东提议各级政府和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这里,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做了明确而完整的阐述,初步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新概念、理论和制度。这是毛泽东在西柏坡立的最核心的“规矩”。
    关于新中国的政体,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些指导原则,在以后不曾有过动摇和改变。
    如何在中国建立起这种政权构成形式,这在实践中仍有一个摸索的过程。1947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1948年4月,毛泽东确认晋绥召开的区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指出: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县及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就容易建立起来了。这里他从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实际出发,主张自下而上逐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表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成为部分解放区的定制。
    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中国政体主张:“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然后,他对为什么要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了详尽的阐发。他说: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答复是: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这是因为,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那时的议会,不过是封建军阀的工具而已。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斩钉截铁地表示:“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是不选择蒋介石那个制度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在1949年元旦社论中,他要求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动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论中,他又重申:在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在人民中已经臭了,我们不采用它”。这是中国人民从自己亲身实践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为新中国设定的不搞宪政制度的一项铁的“规矩”。

    三、主持中央政治局一月会议,确定1949年必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间表,提出要写文章讲清人民民主专政基本问题

    1949年1月6日至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一月会议”。参会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林伯渠、高岗等8人。列席会议有19人。会上,毛泽东总结了九月会议后的全国形势,提出了1949年的17项任务,确定北平解放后必须建立新中国的时间表,并提出要写文章讲清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问题。
    对军事形势,毛泽东指出,曾说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现在“一年计划,半年超过”。“就其军事主力已经被歼灭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基本地打倒了,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中国尚有许多敌军待我们去歼灭,尚有许多地区待我们去占领和去工作。他告诫全党: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
    对于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毛泽东指出:广大人民群众是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跟国民党走的已经很少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已经或正在成批地来到解放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
    对干部的政策水平,毛泽东指出: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1948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
关于党在1949年的任务,毛泽东围绕建立新中国确定了17项。概括起来是三件大事:一是全党全军各项工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成条例或章程”,“成为定制”,这是要求军队正规化要立的“规矩”;二是北平解放后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讨论建国的相关议题;三是必须召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新理论、新制度,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九月会议情况的通知中,未向全党作通报。在1949年元旦献辞中,他便向全国公开发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号召。在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人民民主专政职能作了进一步阐发:人民民主专政也是独裁,人民民主独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人民内部是民主.对敌人是独裁。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对这个问题宣传得不够,甚至党内也有人弄不清,一听独裁就脸红,其实独裁是对敌人,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阶层、集团、党派。这是基本问题,必须讲清。讲清就有主动权,否则就没有主动权,没有道理好讲。之后,他亲自动笔,从理论上对人民民主专政作了全面论述,把有关的道理讲给全国人民听。几个月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他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国家的前途等问题作了系统地论证和深入阐发。文中说道:“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又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这表明,新中国不搞西方的宪政制度,人民民主专政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本。《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标志着初步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从一个国体的新概念、新理论、新制度,发展成了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的人民民主专政学说,表明新中国的国体理论和制度完满创立。

    四、主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设计治国新政

    1949年3月5月到13日,毛泽东主持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有25人在会议上作了发言。这次会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共中央全会。带领党和人民即将走完漫长、艰辛、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老一辈革命家,将集中智慧,绘制中华民族复兴的建国蓝图,开创新中国前进和发展的新道路。对于这次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重要会议,毛泽东将它定性为“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他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全会作的主题报告和总结,在确认城南庄会议、九月会议、一月会议创立的建国立国的理论和制度成果的基础上,设计了建设新中国的治国新政,即各项治国“规矩”,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充分的思想和政策准备。
    (一)设计新中国管理城市的一系列基本政策
    毛泽东在主题报告中指出:党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时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作外交斗争。同时,必须立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不能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他在全会上还讲道:“进入城市,管不好,学不会,不能立住脚,就要亡国……二中全会就是‘城市工作会议’,由城市到农村,再回到城市,这是中国的辩证法。”这表明管理城市政策问题实质上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实行什么样治国政策,它关系到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能不能站得住,能不能生存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
    (二)设计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基本政策
    全会主题报告指出: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大约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这是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全国现代工业虽然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但是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可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改变过来,但我们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同时要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在革命胜利后的发展目标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设计了执政后党的思想建设方针
    概括地说:思想建设的方针是:一要全党继续地保持“两个务必”的传统;二要加强党委会的建设。这是要使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方针。
    关于全党继续地保持“两个务必”传统的方针,全会主题报告指出党在执政后面临的思想考验是: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提醒一些共产党人,要警惕资产阶级的捧场,警惕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打败仗。全党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关于加强党委会的建设,毛泽东在1948年9月20日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的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在七届二中全会结论中,毛泽东就党委会的集体领导和领导方法作了系统的论述。主要内容有:如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如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如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围绕中心工作的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如党委对主要工作一定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如胸中有“数”,对情况和问题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注意数量分析;如讲活、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如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如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如划清革命和反革命、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两种界限。等等。
    (四)设计了执政后党的理论建设方针
    党的七大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七大党章。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的干部的方针。这为新中国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理论建设方针。
    在关于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的干部的方针问题上,早在九月会议时,毛泽东就指出:“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他要求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理论学习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的结论中,他再次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了“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的现象。提出“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还指出:“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指定12本马列经典,起名“干部必读”,发给与会者,号召全党学习。在全会结论中,毛泽东说:“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那就很好。”毛泽东选定的12本“干部必读”不是随便选的,而是立足于党执政后,应当从哪些方面提高干部理论素养的思考。在科学社会主义内容中,分为革命和建设两大部分。党的七大推荐的5本书,主要体现如何革命的内容。此时推荐的12本书,除七大推荐的5本中保留4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增加的书目有8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这些新增书目,涉及思想方法、国家学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学习这些内容,意在党要善于执政,善于建设新中国。
    关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党的干部的方针,毛泽东强调要学习中国自己的经验。他在全会的结论中说道: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的提法较好。“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也就是说要学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
    对四次中央会议内容的回顾可见,毛泽东立国治国方略的形成轨迹是:前三次会议主要从国体、政体方面定制立规,七届二中全会主要从治国新政方面定制立规。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为立国治国立的各项“规矩”,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相当地快的”发展、实现“中国经济复兴”和“中国的兴盛”的根本保障,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根本保障,是永葆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根本保障。这些符合国情的科学的立国治国构想,在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后的建国进程中得到全面实施和落实。新中国初期创建的各项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自我更新、完善和发展,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拥有无限的生命力,是几代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7期,摘自2014年第9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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