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是如何将狱中文稿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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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是如何将狱中文稿送出的


刘明钢 

    方志敏的狱中文稿是用生命谱写的爱国主义千古绝唱和革命英雄主义如虹浩歌。关于这些文稿,如今人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它是怎样从监狱中传送出来的,对于送信人是谁,收信人是谁,什么时间送到的,怎么交接的等等问题讨论甚多,而对整个行动的策划者--方志敏的作用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为了将文稿送到党组织手中,方志敏殚思竭虑,煞费苦心,从而创造了中共党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一

    1935年2月2日,方志敏等被国民党军警从上饶押往南昌,囚禁于“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不久,方志敏便开始了写作,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该文的写作曾一度中断,方志敏写道:在狱中的普通号,无心看同囚一室的刘畴西、王如痴下棋,“只是看书与写文字。我曾嘱咐王写一写红军的建设,他认为写出寄不出,没有意义,不肯写,仍旧与刘整日下棋。我因他的话,也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方志敏所说“有法子寄出”是指胡逸民表示愿意将文稿送出去。
    胡逸民,浙江永康人,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后官至中央政府监狱典狱长。因官场倾轧,被囚禁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的优待号。鉴于胡的特殊背景,狱方对胡监管宽松,给予一定的行动自由。胡逸民与方志敏接触渐多,以至成为挚友。
    入狱不久就获得胡逸民的承诺,不仅坚定了方志敏写下去的决心,而且使文章的用语与写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设想,如果文稿最终可能落到国民党的手中,方志敏肯定会有许多顾虑:为了不给敌人口实,有些事情就不能写,有些事情只能含糊其辞,写得隐晦一些。然而,明确文稿可以交给党组织,交给自己人,方志敏就可以写得很直白,很坦率,不但可以写苏区取得的成就,也可以总结苏维埃运动的教训。
    不过,方志敏最初并没有奢望能将文稿在生前送出,而是指望胡出狱时将它带出去交给党组织。后来得知案子“缓办”,方志敏才改变了等死的消极想法,开始谋划越狱。他写道:“我不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与时机,去图谋越狱吗?我不应该对敌人施行一些不损害革命利益的欺骗和敷衍,以延缓死刑之执行吗?应该的,应该如此做去。”“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因为有越狱的打算,就必须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于是方志敏开始考虑送信的问题。方志敏稳死!一个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中写道:“最苦的就是不知党的通信处,不能将狱中情形报告党。请党来援救,这确是一个极大的困难了。”

    二

    方志敏终于找到了能够在其生前将信送出的人。
    据胡逸民回忆:“我夫人经常带些吃的东西来探望我,我也拿些给方志敏。我介绍夫人与方志敏认识。有一天,方志敏试探性地问我,能否为他捎一封信,我满口答应,保证由我夫人送到。”
    方志敏早就想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如今有了机会,自然不会放过。然而,这件事充满了风险,万一被国民党查获,不但送信人要坐牢甚至被处死,还可能泄露党的机密。因此方志敏非常慎重,考虑到每个细节:怎么让地下党相信送信人?万一信件落到敌人手里怎么办?不知道上海地下党的通讯地址,送给谁?
    方志敏思来想去,决定为送信人写一介绍信,而且用米汤书写,这是当时中共地下工作者经常使用的密写方式。1 935年6月11日,他写下《给党中央的信》。该信首先分析敌人没有急于杀害他的原因,报告自己越狱的准备,并请求得到援助。其次,方志敏罗列了8篇狱中文章的题目,并作简要说明;再次,方志敏对胡罟人(即胡逸民--笔者注)的情况作了介绍,并写道:“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
    至于把信送给谁?方志敏想到了鲁迅与宋庆龄。方没有见过鲁迅与宋庆龄,但信任二人,并确信他们一定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
    为了让地下党相信并接待送信人,方志敏还给胡逸民写了一封短信。由于没有收信人的姓名,故收入《方志敏文集》时,编者加了个标题:《遗信》。该信只有400余字。《遗信》开头写道:“为防备敌人突然提我出去枪毙,故我将你的介绍信写好了。是写给我党的中央,内容是说明我在狱中所做的事,所写的文稿,与你的关系,你的过去和现在同情革命帮助革命的事实。由你答应交稿与中央,请中央派人来与你接洽等情。”
    《遗信》还写道:“写了三张信纸,在右角上点一点作记号。另一信给孙夫人,在右角上下都点了一点,一信给鲁迅先生,在右角点了两点。请记着记号。”这说明,方志敏同时密写了三封信,并都做了记号,除了给鲁迅、宋庆龄的信函外,还有其中一封是“三张信纸”。经考证,这封“三张信纸”就是《给党中央的信》。
    方志敏决心投石问路,遂将三封密写信件及短信一并交给胡逸民,后者交给其妻向影心,送出了监狱。
    上海中共地下党收到了这批信件。当事人胡风回忆说:“一九三五年四、五月间鲁迅从内山书店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几张白纸,鲁迅弄不清是哪里寄来的,把白纸拿给我看,我也不认识。我去找吴奚如同志,他说可以拿碘酒擦一下试试看。回来后,我买了碘酒,擦后果然显出了字,即拿去给鲁迅看。其中有一封方志敏同志给党中央的信,还有一封给鲁迅的信。”另一个当事人吴奚如也详细地记载了此事,并写道:“党中央特科收到了方志敏同志在狱中的第一个报告书,并和他建立了直接联系的交通线路”。
    《给党中央的信》签署的日期是1935年6月11日上午,方志敏极有可能将信写完后就立刻送了出去。因为该信关平越狱计划能否得以实施,刻不容缓。按照当时的交通状况,中共地下党收到这封信当在6月中旬。
    关于收信的时间,胡风与吴奚如的回忆并不一致,吴奚如回忆说是“一九三五年春(或一九三四年冬)”,胡风的回忆是“一九三五年四、五月间”。上世纪80年代初,两个当事人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40多年前的事情,有的问题难免记得不准确,特别是一些细节。
    冯雪峰在《可爱的中国》手稿影印本的《出版说明》也提到收到《给党中央的信》一事:“这两篇文稿和这短信中所说的三封信,送到鲁迅先生手里的时候,大概已经在方志敏同志就义后很久,即是一九三五年临末或一九三六年初,因为我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从陕北到了上海,鲁迅先生立即把它们交给我的时候,他说收到已有几个月了。方志敏同志给党中央的信是密写的,我当时就转送到在陕北的中央了。在鲁迅先生转交来的信件中,我记得没有给孙夫人的信。”
    冯雪峰所说的“短信”就是《遗信》,所说的“三封信”就是分别给鲁迅、宋庆龄以及《给党中央的信》。这说明,在1936年4月冯雪峰就收到了《给党中央的信》与《遗信》。

    三

    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方志敏文集》有一附录:《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几个问题》。该文写道:向影心在方志敏就义之后胡逸民出狱之前,就同桂永清混在一起,后又与戴笠到了冀东。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到了重庆,与毛人凤结了婚。她带的那批文稿也随之散失社会。1940年,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用重金收买的那本《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手稿,很可能就是这批散失的文稿之一。
    按照这种说法,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带出监狱的是向影心。如今,党史界采信了这一观点。那么,向影心什么时候将这篇文稿带出监狱的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在第一次成功传送之后。第一次传送很顺利,向影心返回南昌复命。
    终于与上海党组织建立起便捷、可靠的联系,方志敏异常高兴。胡逸民写道:“第一封信的任务完成,他对我更加信任了”。于是,方志敏决定趁热打铁,再送第二批文稿,即《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是狱中文稿中最长的一篇,有六万余字,也是方志敏最看重的文章。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方志敏对再次传送抱有信心。
    然而,向影心没有将文稿交给党组织。很可能是到了上海之后,她就跟了别人,以后再没有返回南昌。

    四

    当时,从南昌到上海的交通还算便利。南昌与九江通火车,九江到上海有轮船。如果不耽搁,半个月左右可以往返一次。向影心再次离开南昌之后,又过了一些时日,仍毫无音信无音信。可能是估计向影心出了问题,也可能是等不及了,方志敏决定另辟蹊径,寻找其他的送信途径。他的努力很快取得成效。监狱文书高家骏被方志敏的坚贞品格所感动,对革命产生了同情心,表示愿意为方志敏做些事情,并答应帮助方将文稿送出去。于是就有了高家骏的女友程全昭的第三次送文稿。
    关于这次送信,当事人程全昭、胡子婴写有文章,来龙去脉都很清楚。
    上文提到,方志敏用米汤写了《给党中央的信》,这是他在狱中第一次使用密写技术。以后,方志敏又花大量的时间密写文稿,备有副本。比如,在《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的文末,作者注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写完,六月二十九日密写于南昌军法处囚室;在《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的文末,作者注明: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写成,六月十九日密写。
    程全昭送出的文稿,就是这两篇密写稿,由此可以判断方志敏当时的考虑:其一,方志敏特别看重这两篇文章,希望尽快地交给党组织;其二,方志敏对这次传送没有把握,所以送密写稿,以防不测:万一文稿落到敌人手中,几张白纸也好蒙混过关:即使丢失了或毁掉了,也不要紧,原件尚在。
    上海地下党收到这批文稿,并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后者又将文稿传到巴黎《救国时报》社。1936年1月29日,在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之际,《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这两篇文章。

    五

    程全昭于7月上旬将文稿成功送至上海,但她没有返回南昌。方志敏不清楚文稿是否送到,只好请高家骏再送。7月底,高家骏来到上海,这就是第四次送信。
    关于高家骏的这次传送,《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几个问题》写道:高说,送了给李公朴的信之后,便“发现后面有人跟踪”,“便急返杭州”,“其他三人的信未送成”。这是可信的。但高只提送信却未提到文稿,这就不足信了。因为烈士托高送信的目的是为了送文稿;否则,便失去了送信的实际意义。高又说:“其他三封信因家里失火全烧了。”这也未必是真的。我们认为,高不仅带有信而且有文稿,后来,文稿可能散失社会。
    笔者赞同高家骏可能带有文稿的说法。那么,高带出的文稿是哪些呢?
    新版《方志敏全集》在《给党中央的信》文后有一注释:信中所列8篇文稿,……其中,《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和《新生活运动的训话》至今未发现。
    笔者认为,如果高家骏带出了文稿,那么,带出的文稿只能是《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和《新生活运动的训话》。这两篇文稿及信件可能被高家骏毁掉了。

    六

    方志敏送出了若干文稿,但仍有部分文稿留在狱中,他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胡逸民身上。方志敏给胡的信中写道:“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大丈夫做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为,见危不惧。”
    6月1 9日,方志敏写《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的序言,文中写道:“何时枪毙--明天或后天,上午或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没有枪毙以前,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写一整篇出来。我在这炎暑天气下,汗流如雨,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我下了决心,要在一个月内,写好这篇文字。”还写道:“我希望这篇稿子,能借友人之力,送到党的中央。”
    6月23日,方志敏写《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之死》一文。
    6月29日,方志敏写《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的第二章,这是现有狱中文稿的最后一篇。该文未写完。
    7月底,方志敏委派高家骏第四次送信之后,遂将剩下的文稿全部交给了胡逸民。1 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不久,胡逸民获释,出狱时把方志敏的文稿都带出来了。一年后,他恪守承诺,亲自将文稿送往上海,辗转交给了中共地下党。
    胡逸民这次送出的文稿有:《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致全体同志书》、《可爱的中国》、《死!一一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给某夫妇的信》、《狱中纪实》、《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之死》,共9篇。其中,《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与《在狱致全体同志书》的密写稿,党组织已经收到,并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

    七

    关于方志敏的文稿是如何从南昌狱中送到上海党组织的,文章很多。如今正统的观点认为,文稿分四次送出,被党组织收存而且有据可查的有两次:一次是高家骏通过女友程全昭于1935年7月上旬送至上海的:另一次是胡逸民于1936年11月亲自传送的。笔者则认为,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传送不是4次,而是5次;《给党中央的信》就是由胡逸民夫人向影心成功传出的第一份文稿。
    需要指出的是,《给党中央的信》是方志敏为胡逸民写的“介绍信”,不可能交给外人;而且胡风、吴奚如以及冯雪峰的文章可以证明,在1936年11月胡逸民将文稿送到上海之前,党组织已经收到了这封信。这说明,胡逸民夫人向影心的第一次传送是存在的。
    方志敏认为第二次传送最有把握,因此把最重要的文稿交给了送信人,不过却出现了意外,向影心没有将文稿交给地下党。人算不如天算。1940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得到消息,有人手中有方志敏烈士的遗文,经验证系真品,于是花重金买下。这篇失而复得的文稿就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有据可查的方志敏狱中文稿中,除了《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新生活运动的训话》以及若干信件至今尚未发现外,其余的党组织都收到了。不存在“1938年前后,方志敏的一些文稿散落在上海、南京等地”以及“解放后浙赣沿线有地方发现狱中文稿的手抄本”的情况。
    对于文稿的传送,方志敏殚思竭虑,煞费苦心,以创新的思维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奇迹。
    一、通过说服教育争取到送信人。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通过说服教育,将敌人营垒的人争取过来为革命工作,这在常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方志敏却争取到了“狱友”胡逸民与狱卒高家骏,为文稿的传送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方志敏能做到这点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人格魅力。
    二、有通盘考虑及保底措施。胡逸民承诺出狱时将文稿带出去,这使方志敏心中有谱,心中有数。因此,方志敏在牺牲前抓紧一切机会,一次接着一次,尽量多地将文稿送出。来不及送出的统统交给胡逸民,由他交给党组织。
    三、将文稿交给鲁迅或宋庆龄。方志敏不知道上海地下党的通讯地址,但确信鲁迅、宋庆龄与地下党有联系,因此决定将文稿交给二人。实践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四、每次只送一二篇。开始送信时,方志敏已经写成了十来篇文稿,但他非常谨慎,每次只让带出一至二篇,绝不多带。这样,即使出事,损失也不会很大。
    五、考虑非常缜密。将文稿安全地送到党组织手里,是方志敏临终前的最大心愿,因此,方志敏异常慎重,每次派谁送,送哪篇文章,是送密写稿还是原件,方志敏都有极周密的计算。
    将大批文稿一次又一次地从监控严密的国民党监狱中带出去,送到白色恐怖的上海,并大部分交到地下党手中,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奇迹。方志敏是整个行动的策划者,是创造奇迹的人。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8期,摘自2014年第12期《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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